“人皆难逃”的天花，是怎么一步步被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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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德国流行一句谚语：“人皆难逃爱情和天花。”当时的欧洲街头，不少路人脸上都有着坑坑洼洼的痘印，那是比青春痘更令人烦恼的印记，但也是幸运的体现，是天花光临过的证明，是一种性命无忧的保障，也是相伴终身的记忆。感染天花并康复后大概率会终身免疫，相比没得过天花的人，有痘印的人更受婚恋、劳务市场青睐。毕竟，在天花动辄来访的时代，没有人希望身边有潜在的传染源。

细数历史上的流行病，天花（smallpox）可能是名字最好听的传染病，也是一种威胁度极高的疾病。在疫苗发明之前，这其实是一朵死亡之花。

有人因天花遭殃，有人因天花得益。12位清朝皇帝中，据传有4位患过天花，只有两位活了下来，顺治和同治皇帝英年早逝，而康熙和咸丰，龙颜均有痘印。相传，康熙能登上皇位，小时候得过天花而大难不死是原因之一。

林肯遇刺前感染了天花，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感染天花但幸运地并未留下太多疤痕，美国总统华盛顿感染天花后活了下来。除此之外，因天花而殒命的统治者也不少。天花不仅影响着这些统治者的命运，也曾数次改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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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面杀手

瘟疫一直影响甚至塑造着历史，天花尤甚。

公元前430年，雅典帝国正当鼎盛时期。但伴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一场瘟疫让雅典折损了约1/3的人口。战争爆发时，雅典城里挤满了避难的人，这为瘟疫的流行提供了条件。辉煌的雅典帝国逐渐式微，几十年后，雅典被斯巴达打败。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了这场瘟疫的情景，后来的研究者据此无法给出确切的定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传染病。但有人推测，可能是天花、麻疹或其他类似传染病；也有人提出，导致两千多年前这场瘟疫的病原体可能早已消失或变异。

△雅典瘟疫（来源：维基百科）

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是欧亚大陆上的强国。它不仅建立了庞大而现代的城邦，贸易线路也非常发达，连通欧亚非，这条道路上不仅流通着各式各样的商品，随商队抵达的还有当地从未有过的微生物。

公元165年，“安东尼瘟疫”席卷了这一军事强国。此后的15年时间里，700万~800万罗马居民因这场疫情而死亡。罗马人口锐减，军队缩编，再不复往日辉煌景象。

克劳迪亚斯·盖伦（Claudius Galenus，129年~199年）是这场瘟疫的亲历者，据他记载，患者会先出现发热、咽喉发炎、腹泻的症状，第9天时体表会出疹子，有时疹子上还带有小脓包，症状很像后世的天花。

微生物犹如压倒罗马的最后一棵稻草，让已显颓势的帝国迅速走向衰亡，而始作俑者再次隐匿，踪迹不明。

天花这种病症代表了一种病原体的生存策略，不仅能通过飞沫传播，还能在患者痘痂、使用过的物品上存活数月甚至年余，感染人于无形之中。病原在人体中潜伏12天后，症状开始出现——高热、畏寒、全身酸痛、呕吐等，与流感症状相似。几天后，体表开始出现红斑，多出现在面部和四肢等位置，躯干红斑稍少一些。这些红色皮疹在接下来两三周时间里逐渐变成水疱，水疱化为脓包，脓包结痂，痂壳脱落，留下凹陷的疤痕。天花发作期间，患者身上会出现令人难以忍受的臭味。一些患者还会出现并发症，如炎症导致的失明，细菌感染导致的肺炎、中耳炎、脑脊髓炎等。

△天花患者身上布满了痘（来源：《病玫瑰》《痘疹精要》内绘图）

出红疹是天花病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有的患者在出红疹之前就因严重感染而死亡，更多的患者在出红疹时死去。那些在红疹或脓包期煎熬的患者一旦出现出血症状，意味着患上了黑色天花（black smallpox），这是死神降临的信号。天花的高烧和痛痒难当的疹子会让人神志不清，在一些病例中，有的病人会冲出隔离场所，如梦游般在街道上乱走，成为危险的传染源。

无情的天花病毒令数代人谈之色变，他们为它起了各种外号，如“斑点怪物”“最恐怖的死亡使者”。人们对天花的恐惧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部落不敢吃玉米，因为玉米颗粒看起来与天花脓包很像；有的地区不敢接触病人尸体，任由尸体横陈街上；有的人甚至不敢直呼天花的名字，而用别的称号来代替它。顺治皇帝在出痘时，禁止臣民炒油豆子；俄国女皇出行时，甚至要求沿途的天花病人迁居别处，有亲属感染天花者不得出门。

在某些时期和地区，一个家庭中如果有天花患者，相当于被宣判了社会性死亡。他们会被排挤出所在的社区，被迫迁至无人的地方生活。即使恢复，患者也将终身携带丑陋的印记生活下去，遭遇如同麻风病人所经历的那种歧视与疏离。一些患者或患者家人并非死于天花，而是饥饿。

由于信仰不同，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天花的态度也不同。中国有的地方会在庙宇中供奉痘神娘娘，人们向她祈求让家里人远离天花。当孩子患天花时，大人们会在家里设立神龛供奉痘神娘娘，日夜祈祷孩子早日康复。印度一些地区的人敬仰天花之神，不愿接种也不与天花病人隔离，在他们看来，种痘会触怒神灵。在天花高发时期，一旦发现天花病人，非洲一些地区会连人带房子一起点火烧毁，有的还会将确诊的病人活埋。

△《封神演义》中的余化龙夫妻，连同其五子，被封为“痘部”正神

在封闭的小环境中，天花的传播率和致死率格外高。据记载，格陵兰岛上一个村落的居民，死亡率达到75%。无人埋葬的人，还活着时就选择自己躺进事先挖好的墓穴，等待死亡降临。而无人照料的孩子，仅靠最后的食物维持生存，听天由命。

在消灭天花之前，全球因此倒下的有3亿~5亿人。正因为天花凶猛，一度成了某些人满足私欲的武器。数百年前发生在美洲大陆的灾难，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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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武器

欧洲殖民美洲的历史，是一部军事、贸易、疾病与医学杂糅的历史。其中，疾病所消灭的人比战争多得多。“欧洲人所到之处，便为当地从未接触过这些疾病而完全没有抵抗力的人口带来可怕的流行病——天花、伤寒和结核病。”英国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Porter）如是说。

1492年，哥伦布来到美洲。虽然早有人踏上过这片土地，这片土地自有其悠久历史，但哥伦布的这一征程仍被欧洲视作新发现，这片陆地被称作“新大陆”。兴奋不已的哥伦布带回玉米、马铃薯等作物，向西班牙人大肆宣传新大陆的美妙，并于次年带着装满动植物的船队再次回到美洲，将这片沃土彻底改造为欧洲的后花园。

西班牙人改变的不只是生态，还有当地人的生存状态，随船而来的不仅是物资，还有美洲不曾有过的病毒和细菌。当西班牙人带往美洲的家畜在广袤的新大陆上奔跑时，由欧洲传播至美洲大陆的病原体也在当地人中肆虐。这些包括鼠疫、麻疹等在内的在欧洲肆虐的传染病病原体，最厉害的非天花病毒莫属。

△天花感染印第安人（来源：《疾病改变历史》）

1519年，为了获得美洲的巨额财富，西班牙贵族科尔特斯带着船队来到美洲大陆，与阿兹特克帝国进行正面交锋。在当时，阿兹特克帝国是美洲大陆上的文明大国，人口众多，仅首都特诺西提特兰城就有30万人口。1521年，仅有数百人的西班牙军队开始攻打特诺西提特兰城，几番交手，竟然还打赢了。当然，非战之功，而是因为阿兹特克暴发了疫情，相传是科尔特斯身边的奴隶携带的天花病毒，让阿兹特克的军队丧失战斗力。国王倒下，继位者死亡，群龙无首的帝国四分五裂。在其后几百年的时间里，病毒以比欧洲军队还要快的入侵速度，消灭了绝大部分当地原住民。占领了特诺西提特兰城却又毁了它的西班牙人，在废墟上建起了墨西哥城。

△1521年，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攻占了有30万人口的特诺西提特兰城（来源：维基百科）

1532年，皮萨罗更显神通。他仅带着168名士兵和3门大炮，便征服了印加帝国（其中心在秘鲁库斯科省）。当然，这主要是传染病的功劳。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类似的屠杀频繁在美洲大陆上演。它们来自战争的屠戮和疾病的摧残。如果说开始的天花传播属于偶然，那在之后的侵略中，天花则成了欧洲殖民者征战的最佳武器。

1630年，一支由17艘船组成的船队从英格兰向美洲大陆挺进，也奏响了美洲印第安原住民死亡的哀乐。枪炮的效用抵不上病毒的威胁，天花成为更有杀伤力的武器，毫无成本地令成片的印第安人倒下。他们死亡时，身上裹着殖民者送来的毯子，刚刚咽气的原住民并不知道，让他们感觉温暖的毯子，正是天花病人的遗物，残留其上的看不见的病毒，从他们接触起，就紧紧包裹住他们，编织了一首绝望的悲歌。

“别的瘟疫会持续两三个月，这种瘟疫却迫害我们一年多时间。以前的瘟疫杀死家中一个或两个人也就罢了，而它让一家只剩下一两个人，很多时候一个人都不留。”这是20世纪初，印第安人对天花的回忆。

毫无抵抗力的美洲大陆原住民在强悍的病原体面前纷纷倒下。在身体虚弱的同时，他们的精神也深受震动——为什么西班牙人不生病？他们并不知道，那是因为西班牙人已经有了抵抗力，还以为西班牙人受神灵庇佑，于是臣服于命运。正如欧洲殖民非洲时，基督教牧师对非洲人民的洗脑教育“有人为主，有人为仆”，似乎天生就该如此。印第安人流离失所，成为西班牙殖民地的奴隶，有的生病死去，有的承受不了繁重的庄园工作而死去。据后来研究者估算，在哥伦布踏上美洲大陆之前，美洲大陆总人口大约有1亿，墨西哥人有2500万~3000万。100多年内，当地人口锐减90%，许多印第安人部落就此消失。

美洲原住民死于瘟疫，人力不够，在美洲大陆上建立种植园的欧洲人开始从非洲贩卖黑奴。据统计，数百年间，有1500万非洲人被贩卖到美洲作为奴隶。欧洲也有人移民美洲，极为频繁的人员流动，为疾病传播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这样压倒性的屠杀，不仅发生在美洲，南非、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也未能幸免。1713年，南非原住民桑族人从欧洲殖民者那里感染了天花；1788年，澳大利亚原住民被英国人传染了天花。实际上，不仅是天花，可能还有流感、斑疹伤寒、鼠疫等文明社会的传染病登上了这些新大陆，击溃了当地人的免疫系统——这些病原体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杀伤力巨大。当然，欧洲人的收获不仅于此，他们被新土地回以梅毒、疟疾、黄热病等传染病。一场人之间的争斗，实际操纵者却是看不见的病原体，历史就这么被微生物影响着。

得意的殖民者毫不愧疚，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认定他们天然就该拥有这片沃土。如果有上帝，那他同样也没有对欧洲人施以仁慈。无论人们如何虔诚地祈祷，天花的流行从未停止。死亡率在15%~25%之间徘徊，大暴发时甚至上升到40%。对天花有限的认知，让人们不禁心生恐惧，由此催生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疗法，当中似乎暗藏着这样的心理——不管有没有用，总得做些什么才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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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疗法

在对抗天花的过程中，东西方都有不少“奇葩”的疗法。

《本草纲目》中，李时珍给出的建议是“服用白牛虱四十九枚，可治天花”。中世纪欧洲一些内科医生的治疗方法受宗教思想的影响，可能是打算恶心走附体的病毒，比如将马粪或绵羊粪盖在疱疹上，饮用绵羊粪、马粪粉制作的液体等。

波斯医生累塞斯提倡热疗法，将房间用炭火弄温暖，将病人包裹起来，促进发汗，以此来帮助身体恢复。也有医生持不同意见，认为冷疗法对治疗天花有效，提倡通风，虽然病人能因此呼吸到新鲜空气，却也增加了周围人被感染的概率。

内科医生的治疗建议如今看来显得荒谬且无效，由理发师兼任的外科医生执行的放血疗法如同万金油般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其中也包括天花，据说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也曾尝试此法，结果当然是无效。

△曾被认为“包治百病”的放血疗法（来源：维基百科）

法国和意大利的医生曾大为提倡“红色疗法”，顾名思义，就是让病人穿红衣来对抗疫病。在他们看来，需要将病人体内病毒引至体表，而红色能起到加热血液的作用。这一做法在日本也一度盛行，医者会用红布裹住病人，用红色饰物装饰病房，建议身边的人穿红衣来驱病。英国医生也开始在患者门口挂上红布帘。临近20世纪时，红色疗法升级为红光疗法，在医院里，医生会用红光照患者的皮肤，看似赋予了这种疗法科学性，实际上并无效果。

和天花患者能恢复健康凭借运气一样，人类能消灭天花也有运气的加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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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毒攻毒

明确的天花记录出现在公元10世纪末，那时的欧亚非大陆上已出现天花的身影。

对于天花的起源，目前普遍认为来自东方。天花最先在印度出现，后经宗教传播、商队贸易等活动传至中国、非洲、欧洲等地。欧洲人口稀少且分散，是天花出现较晚的原因。

据推算，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公元317年左右。在中国医学古籍中，天花有过几个不同的名字，比如晋代医师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称之为“虏疮”，因其“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症状是“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

相较于欧洲，其他地方的天花疫情致死率较低，这与接种传统有关。据记载，埃及、印度等国在公元前就已有人痘接种记录，我国人痘接种法最早出现时间不详，相传唐代药王孙思邈发明了人痘接种术，他用天花病人痘疹里的脓液，涂抹在健康人的皮肤上，以此来预防天花。《痘疹定论》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宋真宗在位时，时任宰相王旦的几个子女都因天花去世，仅剩一个儿子王素，为防止儿子夭折，王旦遍寻名医，一位峨眉山上的女道姑将天花痘痂磨成粉，吹入王素的鼻子里，在短暂而轻微的天花感染后，王素便痊愈了，一生都未再感染天花。

1741年，清代医师张琰在其著作《种痘新书》中提到了人痘接种法，这说明我国在18世纪时便已有人痘接种的技术。也有人推测，早在16世纪我国便已出现人痘接种术，但在早期的医学典籍中并无确凿记载。有人分析，这与学徒制的医师关系有关，种痘是一门如此有效的技术，以至于掌握了这门技术的人都秘而不宣。

人痘接种法或许正起源于以毒攻毒的冒险，医生们会有意让患者接触少量病原以产生抵抗力。这样的做法切实让一些人受益，但也有一些人因接种而死亡。

清朝的时候，种痘法得到了大力推广。清军入关后，不少没有抵抗力的满人死于天花，其中不乏皇室成员。为了解除这一危机，朝廷设立专职“查痘章京”，检查回国的人是否患有天花，并从民间广纳能士，征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痘接种法便在此时由民间呈至皇室。

1742年，清朝官方发布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人痘接种法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将出痘天花病人的衣服给被接种者穿的做法称为痘衣法；将天花疱浆涂在棉花上塞入被接种者鼻孔是为痘浆法；旱苗法是将痘痂磨成的粉末吹入被接种者的鼻孔；水苗法是将痘痂磨成的粉与水调和，用棉花蘸取并塞入被接种者鼻孔。这四种方法里，水苗法较温和、效果最好，旱苗法较烈、效果也不错，其他两种则不太推荐。

种痘法在清朝的时候开始广泛传播。康熙在《庭训格言》中提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千百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清代大臣和珅的弟弟和琳在前往西藏就任时，将种痘法带到了那里。将天花病人痘痂磨成粉，吹入当地人鼻腔中，造成的轻型感染能让他们具备抵抗天花病毒的能力。当地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大昭寺广场上建起了一座种痘碑。如今，这座种痘碑上遍布许多大大小小的坑，相传是后来天花流行时，民众误认为石碑粉也有防疫效果而凿的。

△大昭寺前的种痘碑（拍摄者：李雯琪）

后来，人痘接种法由俄罗斯传入土耳其。1718年，丈夫为时任英国驻土耳其特派大使的玛丽·沃特雷·蒙塔古夫人惊叹于这一接种法的效果，让使馆的外科医生查尔斯·梅特兰为她年仅5岁的儿子爱德华接种了人痘疫苗。

蒙塔古夫人敢冒险也是有原因的，她本人就因患天花而留下满脸痘印，对这一恐怖疾病有切身感受。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兴奋地记录了自己在土耳其见到的人痘接种法——有掌握接种技术的老妇人批量为愿意接种的人们提供服务，天花溶液盛在果壳里，她会征求被接种者的意见，让他们挑选接种的血管，然后用针挑破这根血管，将天花溶液埋进去，用贝壳夹住伤口。接种仪式还被希腊人赋予了宗教感，有的人会选择额头中间、左右胳膊和胸口四处，以构成十字架的样式。

△玛丽·沃特雷·蒙塔古夫人（1689年~1762年），人痘疫苗接种的先驱

1721年，蒙塔古夫人将人痘接种法带回英国，第一个接种的人是她三岁的女儿。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教会宣扬“疾病是上帝降至人间的‘快乐约束’，是用来考验人的忠诚、惩罚人的罪孽的，不畏惧天花而保持健康的人不正直”。因此，在推广人痘接种法的时候，蒙塔古夫人遭遇了不少阻力。幸而，英国女王接受了她的推荐，在6位自愿接受接种实验的犯人身上，人痘接种法被证实确实能预防天花，这才得以普及。作为交换，这6位冒着感染风险参与实验的犯人也因此获得了自由。

和蒙塔古夫人一样，这一年，远在美国的牧师马瑟也在波士顿推广着人痘接种法。马瑟是个关注科学的牧师，他在学术杂志上读到关于土耳其人痘接种预防天花的文章，又通过和家里的黑奴聊天了解到，这位非洲黑奴就接受过人痘接种，于是在波士顿遭受天花攻击时，将这种方法推荐给了当地的医生。不知出于对信念的坚守还是对利益的保护，内科医生们强烈地驳斥了马瑟，甚至投掷炸弹来威胁他的人身安全。马瑟联合相信他的医生一起说服了287位居民接种人痘，这些人中只有6人因患天花死亡，相较而言，没有接种而感染天花的4917人中有842人死亡，接种的好处不言而喻。1769年，在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等人的游说下，人痘接种术才被法国接受。

虽然与不接种相比，接种人痘的患者死亡率较低，但仍是有风险的，再加上宗教、社会等因素的影响，种痘法在欧美推广艰难。直到牛痘法出现，情况才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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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痘接种

数十年后，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接过了对抗天花的接力棒。他所在的时代，皮肤上没有瑕疵的人很稀少，因此，皮肤光洁的挤奶女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了詹纳的注意。他小时候接种过人痘，行医时也见过因接种不良反应而死亡的病例。因此，当观察到挤奶女工并不受天花威胁，甚至近距离照顾天花病人也不被感染的事实之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实验。

△爱德华·詹纳（1749年~1823年），英国医学家，免疫学之父

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他收集了所知道的接种牛痘就不感染天花的案例，确认这是事实。接着，他开始寻找没有感染牛痘和天花的病例，打算验证种过牛痘就不感染天花的假设。

1796年5月，一名8岁小男孩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在詹纳的帮助下接种了牛痘脓液，恢复后便具备了抵抗天花病毒的免疫力。詹纳的这一接种法就是牛痘法，牛的拉丁语是vacca，疫苗（vaccination）一词便源于此。疫苗和牛的故事不止于此，新冠大流行之后的2021年恰好是牛年，也是在这一年各类疫苗百花齐放，达到了接种高峰，可谓有趣的巧合。

△“疫苗”一词的来历（来源：法国国立图书馆）

詹纳写了篇论文，仔细记录了这次实验的过程：“我挑选了一名健康的男童，约8岁，作为接种牛痘的实验者。这个东西采自一位从牛身上传染到挤牛乳妇女手上的脓疱。1796年5月14日，将这种病毒注入这名男童的手臂上……第7天时，他抱怨不舒服……第9天时，他有些发抖，食欲不振，微感头痛……次日他就完全复原了……为了确定这位男童在接种牛痘病毒后有这些轻微反应，是否能免于天花传染，同年7月1日，用直接采自脓疱的天花菌来接种……没有疾病发生……兹后数月，他再度接种天花菌，结果身体上仍没有疾病的迹象产生。”

詹纳把这篇论文寄给英国皇家协会，但遗憾被拒，因为样本太少，证明过程也不够严谨。这没有动摇詹纳的信念，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随后又多做了几次人体试验，多记录了几例案例，并于1798年自费出版了介绍牛痘接种的书《牛痘的病因及影响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Cause and Efects of the Variolae Vaccinae，Variolae Vaccinae指牛痘）。

△詹纳为孩子接种牛痘（来源：《病玫瑰》）

詹纳推广牛痘接种之路并不顺利，他在伦敦寻找接种牛痘的志愿者，并免费将疫苗送给医生们，在碰了几次壁之后，才在一些看到效果的医生推荐下，被行业所接受。牛痘接种法逐渐在英国推广开来，并走出了英国，为俄国、法国等国所接受。詹纳被英国皇家学会吸纳为会员，也获得了其他国家所授予的荣誉，俄国沙皇送了一颗大钻戒给他，美洲印第安人送给他象征尊贵的带子和贝壳项链。

在詹纳因发现牛痘法而声名大噪之时，有人开始质疑他并非牛痘接种的首创者。事实上确实如此，首先尝试牛痘接种的另有其人。

1774年，英国一位农场主本杰明·杰斯廷注意到，自家农场的挤奶女工出过牛痘，但不感染天花，他突发奇想地将牛痘疱浆用针挑出，抹在妻子和儿子胳膊划开的小伤口上，造成轻度感染。在那个年代，把动物体内的东西放进人的身体里，是宗教所禁止的。因此，虽然在天花流行时，他的妻儿幸免于难，但他的做法却没有人效仿，反而招来村民的排斥。

杰斯廷的做法虽然没被认可，但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除了农场主杰斯廷，在詹纳之前，还有几位医师也发现了牛痘接种的效用，但没有像詹纳这样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詹纳虽不是发现牛痘接种法的第一人，却是凭着他的影响力将牛痘法传播给学界和民众的第一人。而且，詹纳解决了宗教与接种间的矛盾——他并非用牛痘疱浆直接给人接种，而是用人感染牛痘病毒的疱浆作为接种之用。

詹纳的种痘法并非没有缺陷，在实际操作时，一些医生和种痘者没有经验，有时候会出现接种病例受感染或死亡的情况。这没有动摇詹纳对牛痘法的信心，他总能从对方的操作中找到问题所在，有时是疫苗保存不当受人痘病毒或细菌污染，有时是接种的牛痘病毒毒力不够，没有引发免疫效应。对于牛痘接种疱浆的选择，詹纳有自己的原则，在牛痘发展到第5~8天，即牛痘病毒发展到顶峰时，取得的疱浆最适合作为接种之用。

即使谨慎如詹纳，也有没考虑到的情况，那就是直接取自人的接种疱浆可能携带其他细菌或病毒，比如疱浆如果取自梅毒患者，那么被接种者有可能感染梅毒。这样的事情在欧洲真的发生过，但当时并无很好的方法来鉴别疱浆的安全性。

后来，有人想出了通过牛而非人作为牛痘疱浆来源的做法。他们会将牛犊肋骨附近区域洗干净，划出伤口接种牛痘，待感染达到高峰时，将牛牵到各家各户供需接种的人直接取用。后来这种能获取更多牛痘疱浆的做法成为牛痘接种的常规环节，不同的是20世纪时人们会对这些刮下来的浆液做些处理提纯作为接种所用，并加入甘油作为杀菌剂，避免疫苗被细菌污染。

进入20世纪，欧洲出现了致死率没那么高的天花类型，但它的传染性仍然很强。人口密集、战争及贸易往来让欧洲成为天花的温床，那些原本已无天花病例的国家仍会暴发天花疫情。天花如同玩跳格子游戏的孩童一般，降低了自己的威胁性，但提高了在各国之间传来传去的频率。

相较于人痘接种法，牛痘接种法的优势是很明显的。詹纳坚信“天花——人类最可怕的灾难的终结，一定要依靠这项实践”，并坚持免费推广牛痘接种，这无疑影响了人痘接种师的利益。当时，活跃着一批以人痘接种为生的接种师，收费高昂。当极具竞争优势的牛痘接种法出现时，他们成为最坚定的抵制者，甚至炮制接种后会“长出牛角”的阴谋论，但仍改变不了各国政府禁止人痘接种、提倡牛痘接种的趋势。

詹纳的发现惠及整个欧洲，乃至全球。因为牛痘接种基本没什么风险，普及度高于人痘接种法。除了英国，拿破仑也下令在法国推广牛痘接种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甚至在接到詹纳请求释放几名英国战俘的信件时，也表示因为他的贡献而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种痘的效果能持续多久？这一点并无定论。詹纳原以为，种牛痘能保护接种者一生不受天花威胁，但事实上，种痘的效果只能持续几年，如果不补种，人就会丧失对天花的免疫力。而人痘接种的有效期则持续接种者一生，但代价是一些接种人痘的人会死亡。从生命安全角度考虑，无威胁性的牛痘接种是更为稳妥的天花防疫手段，因此直至20世纪，牛痘接种仍是各国预防天花的主流方式。

在牛痘法推广开后，天花仍未绝迹，不时暴发的天花总能瞄准人群中未接种者，或是接种的牛痘失效了的人。几十年后，各国开始要求人民补种痘，以保证人们仍有能力预防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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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痘奇迹

19世纪初，牛痘疫苗已被欧美国家广泛接受，在牛痘法推广至全球的过程中，西班牙无意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给殖民地的居民接种，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派出船队，前往西班牙在全球的殖民地，让殖民地居民也能具有对天花的免疫力。1802年，这支载有医生和22名孤儿的船队出发了。因为当时保存疫苗的条件很有限，孤儿的作用是作为牛痘病毒活体储存容器，两个孩子为一组，当船停靠在一个港口时，就将这两名孤儿痘疱里的脓液取出给当地人接种，同时也接着感染下一组孤儿，以此传递牛痘接种液。

这支商队超额完成了任务，他们不仅给殖民地居民接种疫苗，同时将疫苗接种的技术传授给当地人，让接种行为能在新生人群中一直持续下去。他们还来到不是属地的澳门和广东，将这一技术教给中国人。西班牙船队的这一趟行程惠及了数十万人，将种痘的技术传播到美洲和东南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中国广东和澳门最先受惠于此，多地设立了牛痘局，专门从事种痘工作。

在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后，俄国强制全民接种，拿破仑在法国也强制军队接种，大大降低了死于天花的人数。1840年，英国国会立法免费为居民提供牛痘接种；1871年，这种免费接种服务变为强制性的法律规定。1874年，德国的种痘法规定了幼儿2岁前必须接种牛痘，12岁时还需补种一次。人痘接种这一有风险的技术逐渐被禁止。

德国强制接种的做法很快遏制了天花的传播，但英国始终未能做到全面接种，因为民众中存在反对声音。直到19世纪末，只要有父母反对，并提出担心的理由，他们的孩子就无须接种牛痘。因此，天花病毒在欧洲的肆虐一直未停息，反复来袭。

天花疫苗的接种也有禁忌，患有皮肤疾病的人不适宜接种，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也不适合接种，即使疫苗再有效，也总有一些人缺乏保护。

天花的消失，是全球协作的最佳案例。1959年，在苏联的倡议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消灭天花运动；1967年，这一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各个国家消灭天花的时间有先后，即使先消灭天花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天花存在的情况下，也可能因便捷的交通而出现输入病例。1961年~1973年，欧洲就出现20多次外来天花传播事件，造成568例感染。

中国在消灭天花病毒行动中，也为世界做出了表率。1950年10月，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同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发动秋季种痘运动的指示》，在全国掀起了种痘的高潮，所需费用全部由中央负担。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我国在一穷二白、几无外援的条件下，进行了三次强制性的全民种痘和两次新生儿接种，最终在1961年全域消除天花，比世卫组织宣布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整整提前了18年！

△中国消灭天花运动宣传海报

关于中国天花疫苗，我们必须记住三个名字——齐长庆、李严茂、赵铠，正是他们的坚持，才使得中国拥有了自主可控的天花疫苗。齐长庆是八旗子弟出身，从北洋陆军兽医学校毕业后，被保送到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回国后，他和李严茂把天花患者的疱痂接种到猴、兔、牛身上，经过十代减毒最终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毒株，该毒株被命名为“天坛株”，这一年是1926年，齐长庆仅30岁。中国消灭天花行动开始后，起初的毒浆都需要从牛身上得到，免疫的时候“牛累人也累”，杀牛的时候“牛哭人也哭”。这时，刚从复旦毕业的赵铠接力，成功建立起由鸡胚培养病毒的毒浆，不但解放了牛，还实现了无菌生产！正是有了“天坛株”、鸡胚生产工艺以及强大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新中国才最终消灭了流行千年的天花病毒，这和当下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情形何其相似！

△齐长庆、李严茂、赵铠（1953年，复旦大学学生宿舍），三位天花疫苗先驱

△天坛神乐署（拍摄者：赵志研）

△中央防疫处工作人员在天坛神乐署为儿童接种疫苗（来源：《光明日报》）

在实施天花疫苗接种的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发现，要在非洲等地实现全民接种是一件困难的事，于是决定改变策略，只对高危人群进行接种。事实证明，这让消灭天花成为可能。后来发明的自动接种枪、分叉针头让未经培训的人也能承担接种天花疫苗的工作，这也为消灭天花提供了帮助。

1975年10月16日，孟加拉国一位小女孩成为最后一位自然感染主天花病毒的患者；1977年，索马里出现最后一位自然天花患者；1978年，由于实验室病毒泄漏，一位摄影师和她的母亲成为最后两例天花病例。1979年10月25日，全球已经两年没有自然天花感染案例，这一天被定为“人类天花绝迹日”。1980年5月8日，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告“全世界和全世界人民永久摆脱了天花”。世界卫生组织预估，本次全球行动总投入约为4亿美元，大大低于每年在天花疫苗及病人救治中的花费，体现了“防大于治”的明显优势。

20世纪80年代后，除了从事与天花、牛痘、猴痘等病毒研究相关工作的人员，全世界人民已逐渐停止接种天花疫苗。虽然不再接种，但多数国家都有储备天花疫苗或购买天花疫苗的方案，以防备天花的卷土重来。

从人痘接种法到疫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人类才幸运地找到对抗天花病毒的方法。将说服人们接受人痘接种法的过程，与天花疫苗所带来的恐慌相比，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度并没有进步多少。

几年后，全球各个国家都不再进行天花疫苗的群体接种，这是人类与病原体对抗的一次胜利，也是公共卫生的胜利。不得不说，根除天花是一个奇迹，人类在对天花病毒的基因组成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就成功阻断了这种疾病。

以上内容摘选自《生命密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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