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曼的彩虹: 一个物理青椒加州理工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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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曼的彩虹》 (Feynman's Rainbow – A Search for Beauty in Physics and in Life) 是费曼在加州理工的青椒同事Leonard Mlodinow撰写的，记录他们在费曼生命最后一段日子的接触，以及加州理工其他一些大物理学家的点滴，发人深省而富有启迪，堪称物理大师的最后24堂课。知社将陆续摘取其精彩片段，与诸位师友分享。中文版由陈雅云翻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知社略做删改，特别致谢。
Mlodinow后来离开加州理工，去了附近的好莱坞，成了知名编剧和畅销书作家，与霍金合写了一本《大设计》，拍过热门电视剧Star Trek。加州理工物理学家拍影视剧颇有传统，更有名的是费曼的师弟索恩，最近因引力波而家喻户晓，拍过好莱坞大片Interstellar。
一九八〇年，在柏克莱北边数百英里远，一位年轻人寄出两篇论文，说明自己如何运用新创的方法，解决原子物理学上的古老谜团。他的方法的确解开一些难题，但这当中有个陷阱。他运用想像力所探讨的世界，是一个拥有无限维的空间，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不仅有上下、左右和前后，还有无数其他方向的阵列。研究这样的宇宙，真的对我们的三维存在有任何用处吗？这个方法能用于其他的研究领域，例如更现代的原子核物理学领域吗？这个研究领域应该颇有可为，毕竟这个学生就是因此而得到加州理工的初级教职，并且办公室还跟费曼的在同一条走廊上。
这个学生就是我。
在接获聘任后的那一晚，我想起半辈子前，有一次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猜想隔天初中开学的情形。我想起那时候自己特别担心体育课，还有跟其他男孩一起淋浴的事。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被嘲笑。在加州理工，我的一切也同样容易被人看穿。在帕沙第纳，没有指导教授，没有精神导师，只能自行思索优秀的物理学家所能想到的最艰难的问题。对我而言，没有卓越见解的物理学家就像活死人一样。在加州理工这类地方，这样的人不会有人愿意亲近，而且很快会被解雇。
我有没有卓越的见解呢？或者我根本就不该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在柏克莱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我父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那是我们全家最后一次一起参加我生命中的重要大事，我的孩童时期也就此结束。
由于我的博士论文还有一些正式手续没有完成 (其实就是要把它写完)，所以等我抵达加州理工时，学期早已开始。加州理工是一所私立学校，所以里根在从州长升任总统前，对州立学校、尤其是柏克莱大学删减预算的做法，对它并没有影响。它所获得的人均捐款在全美的大学中数一数二，而它也不吝展现这个成果。它的校园很美，也很宁静。由于大学部只有数百名学生，相较之下，校园算是很大，而且大多坐落于同一区，每边各有几个街区，但都没有城里的街道贯穿。低矮的建筑物之间有宽敞的人行道，间或有修剪整齐的草坪、灌木和枝干虬结的灰色橄榄树，许多建筑都是地中海风格。这里令人感到宁静、安全，可以自由地忘掉外面的世界，把注意力放在实现构想上。
我觉得能在学术物理界找到一份工作，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一种殊荣。人们有时会瞧不起学术界，因为薪水相对较低。但是我看过许多“成年人”整天为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忙碌，只为累积自以为需要的事物，数十年后才幡然悔悟自己“浪费的”岁月。我也看到我父亲长年辛劳地工作，只为使家里的收支平衡。因此，我早就发誓要过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自己所能争取到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起初我对于能在大学任职感到欣喜若狂，何况这是一所精英大学——也是我的偶像费曼所在的学校。此外，这也是一份理想的工作，特别是我拿到颇有声望的多年研究奖学金，拥有完全的学术自由。但是随着就职日逐渐逼近，那份狂喜开始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怪的想法：加州理工的人可能真的对我期望很高。在我的博士论文被正式接受前，我只是一个有前途的学生。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学习，犯一些令教授莞尔的天真错误，让他们想起自己那段无忧无虑的年轻岁月。现在我突然成为教员，学生会来找我，向我学习。一些名教授会在茶水间含糊地低语，希望听到一些慧黠的回答。著名物理学期刊的编辑会特别腾出位置，刊载我最新的重大发现。
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我特别发展出一套策略：不要期望太高，保持低调，而且除了跟费曼同型的几位人物以外，最好其他人都跟我一样平凡。
我到校的第一天，就被唤进系主任的办公室。加州理工把物理系、数学系和天文学系合为一个学系，所以叫我的这个人等于是三个系的主任。我实在不知道一个地位这么崇高的人，为什么要见我这样的人。我猜，我之所以被唤进来，是因为他们发现研究奖学金给错人了吧。我想像他会说：“对不起，我的秘书把聘书寄错了。我们想请的人叫里昂纳德·曼·罗迪诺，而不是里昂纳德·曼罗迪诺。我想你一定听过他，就是哈佛那位罗迪诺博士。你也知道，你们的名字这么像，要犯这种错有多容易。”在我的白日梦里，我承认这的确是很容易犯的错，于是开始留意别的工作。
我走到系主任办公室，看到里面坐着一位头发开始变秃的中年人，手里夹着一根烟。后来我听说他有溃疡。他露出微笑，站起身来，招手叫我进去，烟头在空中留下一缕烟痕。他的声音带着德国腔，听起来很有权威。
“欢迎，欢迎，曼罗迪诺博士。柏克莱的事都搞定了吧？我们一直很期待你的到来。”我们握了握手后双双坐下。
我知道他讲这些话是为了鼓励我，但是管理物理、数学和天文学系的主任期待我的到来，实在跟我原本想保持低调的策略不符。不过话说回来，至少他没一开口就告诉我研究奖学金发错了人。我努力放轻松，结果反而更紧张。
“还喜欢南加州吗？”他靠向椅背。
“我还没机会到处看看。”我说。
“当然，你才刚到嘛，校园怎么样？去过学术俱乐部了吗？”
“我今天就是在那里吃的午餐。”其实那应该算是早餐，我最近都忙到很晚才睡。
学术俱乐部就是教职员俱乐部，它是一栋有着五十五年历史的建筑，别人告诉我，它属于“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俱乐部里用了许多上好木材装潢，挂着天鹅绒窗帘，抬眼可见精美的天花板。我听说楼上还有一些供宾客使用的客房。我觉得它很像高级休闲胜地，但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从没去过所谓的高级休闲胜地。
“你知道爱因斯坦在到普林斯顿前，曾在那里待过两年吗？”
我摇头。
“有些人说他之所以会到普林斯顿，是因为我们拒绝聘请他的助手。如果那时我在这里，我们绝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低声笑了起来。
我们闲聊了一会，他的秘书走进来说有电话找他，但他回答在我们谈完前不接电话。然后，他研究似的看了我一会。
“我猜你正在想自己怎么会来这儿？”
他会读心术吗？
“因为你们喜欢我的研究工作？”
“我不是指这所学校，而是指找你来我办公室的事。”
“噢……这个啊，我正在想是不是……”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我找你来是因为你在加州理工有一个特殊的职位，也因为这所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这代表你应该获得特殊的欢迎，也就是由我来亲自欢迎你。”
在其他人看来，这番欢迎词应该充满善意，但我忍不住觉得他话中有话，后面好像还有一句“还有，记住，我随时都在注意你，看我们是不是请错了人”。
“哦……谢谢。”我低声说。
他弹了一下烟灰，又靠回椅背。“你对这所学校知道多少？”他问道。
我耸耸肩。“我知道这里的物理系。”
“那当然，我想你已经发现，迪克·费曼和莫雷·盖尔曼这两位物理巨匠的办公室，跟你的办公室同一条走廊。”
其实这对我倒是新闻，因为我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办公室在哪儿。
“但是等你更了解我们学校以后，你会发现它有很多你不清楚的悠久历史。对了，你可能已经知道，莱纳斯·鲍林 (Linus Pauling) 就是在这里发现化学键的本质。但你知道芮氏和古腾堡也是在这里发明芮氏地震等级的吗？还有，电脑先驱戈登·摩尔 (Gordon Moore) 是在哪里拿到博士学位的？”
“我不知道。”
“都是在这里。你是物理学家，一定知道反物质是在这里发现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现代航空原理也是在这里想出来的，还有我们首度确定地球的年龄也是在这里。你可能也不知道罗杰·史培利 (Roger Sperry) 是在这里发现左右脑各管不同的功能，左脑管语言，右脑管视觉和空间功能。其实分子生物学也是在这里发明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麦克斯·戴波克 (Max Delbruck)，他跟你一样是物理学家。后来他在一九六九年，因为对分子生物学的贡献荣获诺贝尔奖。”
他再度轻笑。我觉得这些话没什么好笑，但还是挤出一丝笑意。
“你知道我们学校拿到多少个诺贝尔奖吗？”
我摇头，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
“十九个。相较之下，比我们大五倍的麻省理工只拿到二十个。”
我心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追踪过这里有多少凄惨的失败者。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因为即使在我们现在说话的同时，这里的人正在做着未来大有可为的研究。我建议你到处走走，看看别人在做什么，你八成会很惊讶，我也希望这样能激励你。从今天开始，你也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智能传统的一员。”
就算我先前有过一丝的自在感，现在这些天才史也听得我晕头转向。我很想告诉他，这些话让我觉得我好像得在六个月内证明自己，否则一切就玩完了。但当时我觉得坦白说出来可能不妥，所以只说了一句：“我会努力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他热忱地接受了我绝望的期望：“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这是我们给你研究奖学金的原因。大多数的博士后研究员来这里是要接受某位教授的指导。但你不是，曼罗迪诺博士，你是完全自由的研究员。你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只要对你自己负责。只要你愿意，你可以选择教书，大多数的博士后研究员都没法选择，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不教书。你可以做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或像戴波克一样研究生物学，或任何一个你想研究的领域。如果你乐意，甚至可以设计帆船！一切都由你决定！我们给你这份自由，因为我们认为你是精英中的精英，而且我们有信心，在拥有这些自由后，你一定会有伟大的成果。”
他这番鼓励的话是由衷的，也令人动容，但对象好像弄错了。我在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仿佛置身以前的某个梦境。在梦里，我正要搭电梯到我在柏克莱的办公室，但我突然发现自己没穿衣服——那天早上我忘了穿衣服。所以我只有两个选择：按暂停钮，这样可以延后我出电梯的时间，但警铃会响，引起注意。或者我可以等电梯的门打开，设法避开别人，赶快奔向自己的办公桌。如同在梦里，我在真实生活中所做的选择也是后者。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仔细思考我凄惨的处境时，有人刚好拿香槟来给我，让我有机会麻痹自己。那一天整个校园都在大肆庆祝，因为史培利因左右脑的研究而荣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消息刚刚发布。现在，在诺贝尔奖的数目上，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已经打成平手。我一边的大脑感到光荣又兴奋，另一边的大脑却惶惶不安，仿佛我现在的压力指数又升高了一级。
本文摘录自《费曼的彩虹》，略作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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