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西迁（重庆境内）
编者按： 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李媛媛以深深的民族情怀，追寻尘封也不算太长的民国历史，用脚步丈量，用文字记录，让那段历史再次重现，故宫的宝贝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路程，每一件都滴满血汗，每一箱都扑满战火灰尘，每一步都力尽千钧。让我们铭记前人的丰功伟业！
本文部分精选内容发表于重庆市勘测院杂志《勘测之音》
2017年第1期（总第140期）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这座古老的内陆城市在国之危难关头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随着政府机关西迁，大量文化机构与学校也西迁重庆，故宫文物即在此列。
故宫文物迁移，并非万众一心，社会各界反应激烈，意见分歧很大，一派主张大转移，另一派则反对，甚至连胡适、鲁迅等文化名流，也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反对者认为“一散难复聚”（胡适语）运走文物是向老百姓宣告：政府即将放弃北平以致整个华北，对稳定民心、共同御敌极为不利。
故宫，又名紫禁城，建于1420年，内有宫殿1500余座，共有明清两朝24位皇帝曾在这里居住和对全国实行统治。文物多不胜数，难以全部转移，国民政府在反复权衡利弊后，开始着手北平古物大转移，最初商定迁移地点为上海，后来又为南京，自1932年秋起，故宫博物院便上下忙碌起来，精心选择文物登记造册装箱。“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纸，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铜器，看其形状似乎坚强，可是一碰就碎。”故宫工作人员经过不懈努力，反复试验，终于摸索出一整套稳妥的装箱方法。
1933年2月5日凌晨，国民政府下令，故宫13427箱计59万件文物,用木板车分批从天安门推出，拉开了国宝南迁的序幕。
1937年，因淞沪战局失利，南京危在旦夕，文物从上海迁至南京仅仅半年，转移国宝又迫在眉睫。于是，来自北京的国宝，除2900余箱仍留在南京外，其他文物分南、中、北三路，又踏上漫漫西迁之路。
1933年古物南迁时，目的地只指南京，此次文物西迁，由于战争主导权不为我掌控，所以最初并没有最终目的地，往往到一处停留数日、数月，乃至数年，一迁再迁，流离颠沛，一去竟达数十年。
11月19日至12月5日，9000余箱文物分两批运离南京，迁运至汉口，随着国民政府西迁，存汉口文物以宜昌为中转站筹划迁移重庆。
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中旬，租用太古、怡和两公司的轮船，以及重庆卢作孚民生公司的民熙轮（承运700箱）将存武汉的文物全部运离汉口。由于冬季水浅，直航重庆须在宜昌转运，待夏季涨水，才能行驶较大的船。1938年2月23日，第一批700多箱文物运抵重庆临江门码头。由于文物数量大，宜昌西上要改用小船转运，当第19批也即最后一批文物抵达重庆的时候，已经是1938年5月22日了。
（参阅《国立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临时常务理事会议记录》，1938年3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图为故宫文物西迁复原场景
战时内迁大后方机构人员众多，重庆几无空房。文物运抵重庆前，故宫博物院一方面分电重庆行营及重庆市政府，请予物色储藏地点，一方面派专人前往重庆布置适宜仓库而不可得。后经多方接洽，始在川康平民银行仓库腾出可容3000箱之地位，存放第一、第二批文物，后商租前四川禁烟总局所用之合记堆栈，暂行寄存。到渝文物，最终择地存放于打铜街的川康银行二楼仓库，南岸王家沱（时为日本租界）的吉时洋行仓库，以及南岸狮子山（时为国民政府海关附近）的安达森洋行仓库。
1938年1至5月间，由宜昌迁往重庆的文物，最初存放于重庆的川康银行仓库及合记堆栈。
图为合记堆栈
1938年2月23日，由宜昌运往重庆的文物临存于合记堆栈时，楼板塌陷，压损文物7箱，致内政部所字第4272号（ 即瓷字2679号）箱装白瓷爵2件震碎、1件震损一足。时至1938年9月时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先生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到重庆视察时，故宫文物已分存三处七库：“朝天门码头附近川康银行一库：计3830箱；一江之隔南岸玄坛庙附近安达森洋行四库，计3695箱；南岸王家沱吉时洋行两库，计1583箱。”
川康银行旧址位于今渝中区打铜街16号，目前为邮政局大楼。原仓库保存完好，仍在使用，现为邮包库房。
关于川康银行仓库建筑，1938年，李济先生曾评述：“完全钢骨水泥，铁窗铜门”、“此库在平时实为重庆市内最坚固之库房，但在战时亦为极显著之目标。”即使在今天，这栋民国石头楼房也非常显眼，笔者出生于打铜街，这条街不少民国高楼矗立，尤其川康银行的罗马立柱，西洋式雕花铁窗、铜门给人留下及其深刻的印象。
1938年，故宫租用川康银行二层库房的一部分，文物箱件平列摆放，堆积至八层或九层，共存放3830箱文物。
图为川康银行旧址
参阅 ：
欧阳道达 《故宫文物避寇记》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李济 《受管理中央庚款董事会委托调查抗战时期故宫古物搬运存放情形报告书》
经笔者实地考察，川康银行位于渝中半岛，离朝天门码头走路不过十多分钟，合记堆行、吉时洋行仓库、安达森洋行仓库，三处相隔仅仅几公里，均在与朝天门码头隔江相望的南岸陆地。
当时故宫押运人员到达重庆后，在南岸海棠溪柏子桥设立故宫博物院临时院部，又称驻渝总办事处。（经考，此地现已无存，当时为蒋介石从渝中半岛车渡过柏子桥上南山官邸的必经之地）
安达森洋行旧址，位于今重庆市南岸海狮路2号，与朝天门隔江相望。在山脚大门，几乎看不见依山而建的仓库，非常隐蔽。除部分建筑构件有损坏和修补外，其建筑格局基本保留完好。石条基座，青砖瓦房，墙角处开设多处小孔，每一开间分设窗户，通风较好。仓库旁边一条铁轨（现仅存遗迹）从山顶一直接通山脚，离码头近在咫尺，当年就是通过这条缆车迁运故宫文物的。
在当年负责迁运文物的工作人员那志良、欧阳道达、杭立武等先生的著作中仅能查到“南岸玄坛庙羊角滩”、“瑞典商安达森洋行堆栈”等字样，未见有更详细的描述。李济先生《受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委托调查抗战时期故宫文物搬运存放情形报告书》中记载“安达森在玄坛庙附近，顺山坡共建四库。均长方形，顺坡而上，阶行布置。最低一所（安达森第二库，故宫第四库）库房地基高于最高水位记录九尺五寸。故宫租用者为最下二所及最高所。安达森第二库（故宫第四库）共存626箱，安达森第三库（故宫第五库）共存670箱，安达森第五库（故宫第六库）共存813箱。房内箱件均平列成行，平行排置，依次累积。最高者堆七层，下垫壮实木架约高尺余，可以通风。库房原为货栈，于防火防水均有简单设备，四周烟禁甚严。但玄坛庙近在紧邻，香火甚盛，万一失火，此简单之设备恐未能应付。安达森第一库（故宫第三库）共存1586箱。安达森第一库离玄坛庙偏北里余，亦依山坡建筑，共两层，屋背靠山，潮湿黑暗，上层堆家具甚多。两旁多住户，一切其他情形类似玄坛庙库房。”
据悉，重庆市南岸区政府近日邀请故宫院长单霁翔，计划把这里作为故宫分馆，让大众了解故宫南迁的这段历史。
存渝文物为普通货栈，过于简陋，一旦遇到空袭，便无法防范，经内政、交通、教育、财政、军政五部审查同意，拨款在重庆建造能够防空的专门仓库。1938年3月12日，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蔡元培在重庆召集临时常务理事会议，认为最佳办法是挖山洞储藏。院长马衡提议选定渝中区菜园坝（时为机场）“勤德堂”旁的山脚开挖，罗家伦则建议在市区珊瑚坝石山开挖能容纳1.8万箱文物的岩洞，并委托基泰工程公司设计。理事会讨论认为，珊瑚坝地区石质坚硬，工程非8个月不能完成，且该选址离珊瑚坝机场太近，机场一旦遭受轰炸，文物又可能受损，因此决议：1，易受潮湿之物品运存昆明，2、不易受潮湿物品暂存重庆。理事会派员在歌乐山及老鹰岩山洞、化龙桥沿成渝公路一带幽僻之处勘定地址多处，准备从中择一处建造仓库。不过由于时局尚未恶化，另外选址的工作便暂时搁置了。
1938年5月，西南大后方遭到日军的“疲劳轰炸”，院长马衡等人呈报故宫博物院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建议疏散重庆、成都两地文物。1939年3月16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代理事长孔祥熙主持召开的第二场常务理事会决议，文物“应就嘉定（注：乐山）一带觅洞存放，限一个半月后办竣”（《北平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随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也命令故宫博物院，限3周之内，即5月23日以前，将存渝所有文物全部运离重庆40里以外，觅合适之地储存。最终，决定将存重庆所有文物移运乐山的安谷乡。从重庆到乐山，路途遥远，自然无法在限期前完成所有文物的转运，宜宾便作为水运的中转站。3月28日起，先将川康银行库存文物分批装轮起运。此次共雇专轮20余艘，于4月10日前将存重庆的文物悉数运至宜宾。
1939年5月底，文物从“陪都”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能雇到的木船只有11艘，水上运输的丰水期太短，故宫人星夜不停地忙碌。在抢运玄坛庙第三库文物时，故宫职员朱学侃晚间查看舱位大小时，一脚踏空，坠身舱底，不及营救，伤重身亡，长眠于重庆南岸狮子山。
1935年6月，上海招商码头，那志良等数位故宫人带着700多件南迁文物精品登上了英国“萨福克号”远洋舰，远赴英国举办故宫文物展，这是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最大规模的出展。
1939年美国将举办世界博览会，决定将在贵阳的80箱文物精品，连同在重庆再选的150箱，从昆明起运赴美，民国政府行政院以此为契机，计划借美国之力保护中华精品。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此计划流产。
1942年，选择书画等文物142件，运抵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参加12月25日举行的全国第三届美术展览会。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Roosevelt Library)旧址,位于今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长江一路11号，是一栋坐北朝南的老式洋房。
据文献记载，该图书馆原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西迁重庆时的馆厦，建成于1940年元月，原地址为重庆市两孚支路。因其地点适中，屋宇宽敞，抗战时期中央图书馆逐渐成为当时重庆重要团体集会及各种展览会场，享有“战时文化之宫”之称。
抗战时期，存放于贵州安顺华严洞的部分故宫文物精品在此展览过两次，即1942年12月25日至1943年1月10日的“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与1943年12月25日至1944年1月16日的“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书画展览会”。
展览在当年轰动一时，各界名流、中小学生、市民百姓纷纷前往参观，当年的展览手册中有一条特别的参观须知：“如遇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
另一方面，为“餍川省人士殷望”报答西南父老协助运输、保卫之劳”，故宫博物院呈请教育部核准在重庆举办展览会，12月25日，中央日报以“伟大的民族艺术遗产”、“活生生的中国艺术史”来赞誉这批从“帝王的书房里解放出来”，“又从日寇的觊觎下抢救出来的伟大民族艺术遗产”。
此次吸引了当时众多著名艺术家前去参观品评，并保留下多篇评论文章。伍蠹甫《故宫读画记》一文有画记近十则，或点评其技法特点，或考证其流传经过，或鉴别其真伪，或对比其作品，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故宫书画鉴赏资料。徐悲鸿《故宫书画巡礼》重点介绍了作者最为赞叹的李唐《雪江图》和黄公望《雨岩仙观》两幅书画作品。苏德用《参观故宫书画展后》写道“为陪都入冬以来的盛举”，“应趁此时机，扩大艺术的宣扬，分请艺林硕宿，举行专题演讲，想收效一定更大”。
对于文物南迁时期故宫博物院在重庆、贵州、成都、上海、南京所举办的一系列展览，故宫朱静华曾评价：“毫无疑问，这些展览的目的是教育。但是鉴于国家处于战争的事实，这些来自故宫收藏的展览确实鼓舞人心，象征着一个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民族。”
1944年，日军攻陷独山，贵阳告急，为了这批文物的安全，国民政府决定将它们迁往四川，地址最终选定距重庆市郊50公里处的资源委员会四川油矿勘探处所属废弃未用之飞仙岩矿场一所，该地幽静，房屋宽敞。
1944年12月5日，15辆军用卡车满载文物和管理人员，在大雪纷飞的夜晚，告别已经居住近六年的安顺，循着川黔公路往四川进发，踏上抗战后期躲避战祸的最后一段旅程。12月6日，车抵贵阳附近的新街，因车行速度不一，机件难免故障，参差错落，于是列队齐行，将全部车辆分为三组，以新街、遵义、松坎、綦江四处为中途集合点，约定车辆到齐后再前行。12月18日到达目的地，先在巴县一品场一个废弃的矿点旧屋中存放了一段时间，后转藏飞仙岩的资源委员会仓库。
飞仙岩位于今重庆市巴南区安澜镇永寿村。
图为飞仙岩
欧阳道达《故宫文物避寇记》记载：“又经本院在渝市郊外五十公里许，选定资源委员会四川油矿勘探处所属废置未用之飞仙岩矿场，为短期储藏文物之用。十八日，文物车辆先后抵巴县一品场岔道口，由是转飞仙岩临时仓库。
“ 赖事先以全程行经之新街、遵义、松坎、綦江四处为沿途集合站，得利取齐而资策应。十八日，文物车辆先后抵巴县一品场岔道口，由是转飞仙岩临时仓库。”文物所经的道路是当时连接四川与贵州的交通要道-川黔公路。遵义、綦江是川黔公路沿线的主要城市，松坎位于川黔两省交界处，一品场位于距离重庆海棠溪渡口39公里处。此外，1936年，为方便石油天然气的运输，四川石油勘探处修筑一品场至石油沟公路一段，长约8公里。
庄严先生有诗道：“山中老石如牛卧，竹里人家似藓封，最是虎溪桥下水，无言终古自鸣淙。”“石油沟的确是世外桃源，茂林修竹之外，山上遍是梅花。初至的那年除夕，父亲带我们登山，采梅回家，他还立时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门上：山中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参阅《马衡报告存黔文物内移办理经过各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据庄严回忆，“那时的一品场人迹罕至，终日闻猿啼豹啸，离我们的住处不远有一条河，每夜都有鸟兽的叫声，等到深夜，就能听见虎啸声，并且能听到老虎游水过河来，经常卧在我们的窗户外边，抓耳朵、打喷嚏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
图为故宫文物西迁途中
在故宫文物三路内迁中，南路起运最早，最终停留下来最晚，到飞仙岩的第二年，抗战便结束，接着便筹备东归。
这藏于巴南飞仙岩的83箱故宫文物,直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学者孟国祥在《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中说道：战时文化机构的万里迁徙，不仅体现着一种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也体现了文化的新创造。历时十几年的南迁,保存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物证。文物南迁不只是故宫人的倡行，更是政府、军队、老百姓共同参与的全民护宝的壮举，是中华民族文化反侵略的伟大胜利，是民族精神在中华文化保护中的延续与浓缩。
故宫文物南迁工作分南路、中路、北路先后进行。
南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巴县飞仙岩，运送文物80箱。
中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运送文物9369箱。
北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运送文物7281箱。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次年2月15日，故宫交接大会召开。
巍巍故宫，竦峙苍穹。
雕梁画栋，巧及人工。
文华武英，太和乾清。
体象天地，寔丽且宏。
谁其守之，惟吾队士；
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巍巍故宫，古物攸同。
瑰姿玮态，百代是崇。
殷盘周彝，唐画宋瓷。
亿万斯品，罗列靡遗。
谁其守之，惟吾队士；
谁其护之，惟吾队士！
参阅
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
徐婉玲《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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