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要历史关口看某些基层党组织的作为——从任志强的公然政治挑衅谈起
虽然习总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十八大至今3年多时间，公开报道中却未见1名“假共产党员”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开除党籍。共产党想挽救任志强，但任志强却公然进行政治挑衅，何其猖狂。在经济领域，一些“党内人士”还在逆势而为，积极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和措施。而教育部门、高等院校，也致力于西化我国教材，袒护贺卫方、张千帆、冯玮等人，它们自我纠错的意愿、能力、胆识还有多少？
许多关心中国命运的爱国人士都有一个共识，我们正面对着历史留给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最后良机。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能不能正本清源，改变目前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极为混乱的局面，中国社会能不能在破除沉疴、重焕生机，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央的“从严治党”决定能否贯彻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的情况能否改变。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这是许多人都熟知的道理。但是更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其实是今天的青年。因为中国未来的根本在青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中华民族到底是伟大复兴，还是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四分五裂，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今天的党和政府，而是今天的青年。但是今天青年一代却屡屡被批评“暮气沉沉、精神早衰”，甚而被批评“麻木不仁”。为什么？
很显然，这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教育、文化、社会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已经糟粕泛滥、全面沦陷。这种文化不是培养教育能够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年一代，而是在毒杀青年一代、毒杀今天的所有孩子们。十八大至今已经三年多，面对此种乱象，我们的有关部门到底都做了什么？
有人指出，最近十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生死竞赛、生死赛跑的阶段，如果党内国内不能出现一大批代表人民利益的力量，如果不能出现一大批新青年，那么等到习总这一辈领导人退休了，等到许多老同志都干不动了，中国的未来一定是不堪设想。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卢布疯狂贬值，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不够买几块面包。许多人潦倒自杀，死亡人口远高于出生人数，人均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性寿命则降到58岁以下。经济的下降幅度甚至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下降幅度还要惨重，与1990年相比20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而1941—1945年二战期间的经济下降幅度却仅为 22％。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和民众都成为牺牲品，只有几个寡头获得巨额利益。
这样的局面会不会发生在未来的中国？我们曾经付出2000多万烈士的鲜血，才换来今天的安稳日子。难道这些烈士的鲜血都要白流？
站在这历史关口，我们有责任认真的问一问，我们的许多党组织、有关部门到底都在干什么？十八大至今已经三年多，他们的成绩单上到底都写了什么？他们到底打算如何对待中央的精神和决策部署，打算如何对待人民的嘱托？
虽然有各种各样思想和理论的混乱，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党员和人民群众其实都不愿意看到中华民族再一次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他们绝不会认同极少数人、极少数机构谋杀人民共和国的想法。但是从客观的表现来讲，许多人、许多基层党组织却是在不自觉的扮演自杀和等死的角色。
2016年4月 6日，习总在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要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习总强调要“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要整顿不合格基层党组织”。
这是在公开报道中第一次看到中央“要整顿不合格基层党组织”的说法，与此相对的则是三年多前的一句话。2013年1月29日，习总在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
自2013年始，中央开展了大规模的教育和实践活动，一方面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严查腐败，一方面强调党性和人民性，将意识形态问题提高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强调要反击西方价值观，要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校、党媒姓党、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前一项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堂而皇之的腐败有所收敛，但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宣传教育等领域，许多地方却是“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不仅不屑于表面上的“姓党”，更不会从骨子里“信党、信人民、信马列、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只要是关注国家和社会问题的人都很清楚，当前中国的政治界、经济界、媒体界、教育界、法律界、知识界的西化、洋奴倾向有多么严重。他们在政治上吹捧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和民主，经济上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市场化、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文化上宣传极端的自由主义、腐朽糜烂的物质欲望文化，他们用各种谣言歪曲和污蔑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抹黑社会主义和毛泽东，宣称一切以西方为榜样，与西方全面无缝接轨。这样一批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家占据了极为显赫的地位。这批人中，许多都是“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内大员”。
自2013年以来，中央开始大力整顿意识形态工作，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西方法治思想。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虽然中央的态度极为鲜明，虽然习总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全党必须讲政治，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虽然网友对许多“假共产党员”、某些“优秀共产党员”的揭露遍布整个网络世界，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毫不为过。但是十八大至今3年多时间，公开报道中却未见1名“假共产党员”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开除党籍。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经济领域，一些“党内人士”还在逆势而为，积极推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改革和措施。这些坚信西方意识形态、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党员干部，并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党籍。相反，他们的事业都很稳固。他们占据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许多关键岗位，控制着实权，在体制内外都是令人艳羡的红人，名利双收。
公开报道中，十八大以来，只有三个党员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而被处理，一个是反毛辱毛的央视主持人毕福剑，一个是直接对抗并歪曲习总“党媒姓党”战略部署的西化派公知大V任志强，一个是经常鼓吹西方体制的浙江温岭市党校退休主任科员慕毅飞。前两个是全国性的事件，具有标志性和示范意义，但是其示范意义到底是好还是坏却存在很大争议。后一个事件较小，目前还未看到其带动和示范意义，没有看到其他党组织紧随其后。我们主要看任志强和毕福剑。
毕福剑和任志强事件，都是轰动全国的大事，民间讨伐之声轰轰烈烈，在如此强大的民间舆论压力下，在中央、中纪委的压力之下，毕福剑受到党内不公开的处分，任志强则是留党察看一年。两人并没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任志强已经退休，所以没有办法开除其公职，毕福剑虽然不能再上屏幕，但是公职依旧还是保留的。
相比毕福剑，任志强事件的性质更为恶劣，能量也更为巨大。网友批判任志强的舆论热潮是在今年两会前夕，在两会期间官方以避免冲淡两会主题为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对任志强的批判，恰在此时，包括美国zhi音、da纪元、bo讯、自由ya洲电台在内的国内外反华媒体和公知却掀起一阵为任志强翻案的浪潮。
这些媒体都一致的造谣说XXX是任志强的后台，把任志强这样一个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人民站在对立面的大地产商包装成为一个“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的“优秀共产党员”。世界上还能有比这更为荒唐可笑的事情吗。但是这样活生生的指鹿为马却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但是这样的谣言毕竟也是有杀伤力的，体制内一批想要严厉处置任志强的人很可能也因此产生了顾虑。我们看到任志强的最终处理结果并不是开除党籍，而是留党察看一年。也就是说，任志强这样一个明确宣称诅咒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骗了我几十年”、推崇西方体制、搞特权、与人民站在对立面的赤裸裸的反共地产豪强仍旧被视作共产党内的一员。
网络上不少人对任志强的处理结果表示接受和满意，认为这符合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任何人也不能例外。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有的网友评价，任志强事件是轰动全国的大事，对任志强的处理结果很可能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从严治党”的最高标尺和示范。既然如此轰动全国的大事件都能如此收场。按照这样的节奏，还有哪些“假共产党”的危害能够比他们二人更大，影响能够比他们二人更为恶劣，以至于应该被开除党籍？按照这样的节奏，其他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鼓吹西方体制的党员似乎都可以留在共产党内了。只要他们最近不是太出格，以前的出格都可以既往不咎，只要他们暂时隐藏起来不漏锋芒，那么他们的党籍就是安全的，依旧可以做他们的“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党内大员”。
共产党想救任志强这样的死不改悔的推墙派、沉船派，想把任志强这个铁杆沉船派留在共产党这艘大船上，可是任志强这个“优秀共产党员”一点也不给共产党面子。5月2日新闻刚刚报道了西城区党委对任志强的处理结果之后。5月3日，远大集团在长沙火车站的几十米长的电子展板上展示了任志强戴口罩的照片和语录广告：
“你可以不放炮，但你不能不呼吸”
“你可以不开车，但你不能不呼吸”
“你可以不说话，但你不能不呼吸”
这样的广告难道不是政治挑衅吗？
习总发布“党媒姓党”已经有两个月，提出“政治家办报”、“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也已经快3年（8.19讲话），但是客观的讲，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到底宣传落实了多少中央的精神呢？我们的许多党媒、院校、宣传部门到底宣传落实了多少呢？
意识形态问题，涉及的是党的根本宗旨、路线、指导方针，而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我们的许多基层党组织做了什么呢？3年的时间，足以谋划出许多战略性的举措，足以做出许多拳头产品，但是我们的相关部门做了哪些拿得出手的项目呢？成绩单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的考核制度，我们的许多党组织是否能够考核通过呢？
在习总指出“党媒姓党”、“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之后，一些党媒做出了简单的政治表态，一些党媒没有表态，甚而公然歪曲、抵制。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深入人心、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青年、深入学校的措施呢！
我们的官媒、主流媒体的确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请问这些文章中有多少可以解释说明今天的中国问题？足以让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心服口服，足以指明中国的方向，足以让人民群众坚定的跟着党走？
那些千字文的政治表态文章能说明问题的根源吗？既然共产党的公信力在许多群众和青年中已经大打折扣，既然“党媒姓党”已经让许多群众和青年本能的逆反、腻烦，认为是钳制舆论，那么该如何说明“党媒姓党”其实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最大多数青年的利益？如果许多政治表态文章连真共产党、假共产党都不敢区分开来，不敢谈论这个问题，那又如何说明中国问题的根源，如何说明“党媒姓党”的本质？
“党媒姓党”不是要钳制人民的舆论，而是要钳制腐败官僚的舆论，钳制假共产党的舆论，钳制资本的舆论，钳制买办资本的舆论；“党媒姓党”是要鼓励人民的舆论、社会主义的舆论，大胆揭露假共产党和腐败官僚现象，揭露国内外资本如何损害人民的利益，揭露资本媒体如何毒害人民群众和青年一代，揭露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党媒姓党应该旗帜鲜明的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娱乐八卦、金钱物质欲望文化的资本主义腐朽文化进行斗争；“党媒姓党”要发扬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党媒姓党”要大胆的宣传发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
而在我们的许多政治表态文章中，有多少文章有这样的含义呢？在2个多月的政治表态、2个多月的刮风之后，我们的许多党媒还有什么样的后续动作呢？他们打算如何让“党媒姓党”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他们打算在体制、机制、理论、实践领域如何真抓实干的突破？他们打算让哪些人走上各大媒体的领导岗位，推出哪些旗帜鲜明的文章和作者？他们打算如何走群众路线，关注哪些老百姓关注的现实问题？他们能否在房地产、金融、教育、医疗卫生、三农、工人、贫富分化、环保等等与人民利益切身相关的领域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呢，能否维护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呢？
的确，今天的很多党媒已经市场化了，他们也要吃饭，他们也不能得罪广告商、得罪国内外的资本。既然许许多多地方政府都在把外资、私人资本、跨国资本奉为上宾，那么如何期望党媒能够仅仅依靠个人的修为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如果不在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如何保证党媒能够姓党？如何让党媒信党、信人民、信社会主义、信共产主义？
如果我们连党媒都治理不好，如果党媒的“从严治党”都无法实现，那么我们又如何治理私人资本、跨国资本控制的网络媒体和其他媒体。
习总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
习总的讲话，不仅包含了党媒，也包含了许多私人媒体，包含网络等新媒体，包含广告、娱乐等节目。他在网信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
的确，这些领域不管理好，当前中国的糟粕文化泛滥现象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媒姓党”只是当前舆论和宣传工作的第一步，如果连这第一步都走不好，那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共产党连党媒这个自己的地盘都治理不好，又何谈治理私人资本、跨国资本控制的媒体？
而在我们的教育部门，在高校、各级院校领域，3年多的时间又做出了多少成绩呢？
在最近3年多的意识形态斗争、舆论斗争中，我们的教育部门有过什么大的动作呢？有哪些教育部门的党员干部旗帜鲜明的站出来与错误思想、错误行为进行斗争呢？有哪些高校校长还可以旗帜鲜明的宣称，我们的院校、学科仍旧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强阵地！我们要旗帜鲜明的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反对社会上哪些腐烂的糟粕文化，培养新一代可堪大任的中国青年！
走过场的教育机构
许多老师、同学都反应，十八大之后，针对中央新的精神，许多高校几乎是纹丝未动。许多高校只是走走过场、念念稿子，既不过党的组织生活，也不宣传党的思想、党的政策、中央的最新精神。更不必提什么意识形态斗争、舆论斗争，更不必提什么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年一代。
许多高校的领导完全没有危机感。他们自己不求上进，还要求青年学生不求上进。许多高校对于包括三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类、实践类社团的态度不是过度谨慎、便是遏制。即使同学们的调研报告已经获得国家部门肯定，学校却还是不鼓励！这些院校领导生怕学生给他们惹事，他们的态度是不求上进，但求无事。他们对意识形态斗争完全缺乏敏感，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什么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校，他们都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位子。与此相对，他们却对社会上的娱乐八卦、物质欲望文化、资本主义的垃圾文化在校园的泛滥不加任何限制。这样的态度，能成为合格的高校管理者吗，能肩负起培养伟大复兴的青年一代的责任吗？
高校已成西化重灾区
在教育和学术领域，问题就更是严重。众所周知，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绝大部分已经成为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坚强阵地。他们以马克思的名义颠覆马克思，不让学生联系实际，这导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普遍不信任、逆反、厌烦。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便反对过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方式。他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而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课程，情况就更为严峻。
今天的中国高校已经成为西方化、殖民化的重灾区，许多课程都是抄袭照搬西方教材。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艺术等课程的教材，大多都是从西方直接翻译或者改造而来。到底有多少老师，能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这些西方教材进行分析、批判、继承，从而创建出一整套的社会主义的课程？大多数学生老师都是以留学国外为荣。许多重点高校招聘教授标准之一，就是留学国外。如果没有在国外留学，很难在高校任高位。这样的体制培养出的学生，不可避免成为西方的传声筒、代言人。在这至关重要的方面，我们的教育部门做过什么努力呢？
教育部《A类期刊名录》事件
还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教育部《A类期刊名录》事件。仅列举其中有关经济学的部分。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于最近下发〔2016〕42号文件，启动全国第四轮学科标准工程评估工作。在其《A类期刊名录》选定的20本经济学期刊中，包括国外的12本，国内的8本，其中除了《中国社会科学》外，都是清一色宣传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学术规范的经济学杂志。
全国政协委员何新先生为此撰文指出：
“由于教育部官方认定的A类期刊在学科评估以及教师的职称晋升、成果奖励和评优评奖中具有权威性示范作用，教育部此举实际是以行政手段要求中国经济学教育全面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学术规范，在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推行西方标准和全盘西化，并且必然会进一步阻遏和扼杀国内大学体系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当前形势下，此举可谓倒行逆施。”
“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已日益沦为一套形式主义、脱离实际、自我封闭的数理游戏。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中，它表现拙劣，既无法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更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这套经济学正不断引起西方经济学界从专家教授到普通学生的普遍质疑和不满，其学术规范被斥为“自闭症”......在国内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一直饱受各方争议，根本不足以作为学术规范。那么，中国的教育部门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力以行政手段介入学术争议，强行树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至尊地位？”
教育部门的这些行为的确让人吃惊！此举不仅违背了世界潮流，更违背了中央的精神！习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央还下发了有关文件，要求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可是教育部门的许多人似乎充耳不闻！这是为什么呢？
小学、中学已经成为西化的灾区
不仅高校成为西化的重灾区，就连我们的小学和高中也未能幸免，网上有三篇广为流传的文章《和平演变要从你的孩子搞起?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已严重西化》、《小学语文调查报告来了》、《高中历史教师吐槽历史新教材:史观混乱》，我们来看一看。
小学语文教材中选择了大量关于中外小朋友的故事。但问题是涉及中国小朋友的文章，大多数讲的都是小朋友的缺点，而涉及外国小朋友的文章，却几乎都是在讲外国小朋友的优良品质，而且其中一些篇目显而易见是流行的谎言。这样一种安排是不是故意的呢？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贬低小朋友的民族自尊心，培养小朋友崇洋媚外的倾向？
而针对高中历史课本，参与课改的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新课改理念指导下的历史教材，最大特点就是从“革命史观”到“文明史观”的转变。但是所谓的文明史观指导下的教材，基本内容却只剩下中国史和西方史，旧版中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国家都不见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新教材对中国与西方历史的叙述方式和内容。以岳麓版“政治文明历程”为例：
第一单元为《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度》，主要内容为西周的分封制、秦代以后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强化。第二单元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制度》，主要内容为古希腊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古罗马的罗马法。教材对古希腊民主政治和罗马法大书特书，却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衰落没有做任何描述和解释。学生看过这两章之后，很可能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就是专制集权，而西方古代却是民主法治。更让人吃惊的是第三单元，西方直接从古希腊、古罗马跳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体的建立》，开始讲述英国君主立宪制及责任内阁制、美国1787年宪法及民主共和制、法国民主共和制、德意志的统一及德意志第二帝国宪法。一千多年黑暗的的西方中世纪在教材中完全不见了。这种选择性的叙述居心何在呢？这样浅薄的历史观，估计连西方人自己都无法接受吧！
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史的讲述中，既没有出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被以前的学生背得滚瓜乱熟的术语。这样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怎么定性五四运动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呢？另外，三本历史必修教材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解释什么叫“帝国主义”，导致很多学生误以为“反帝”是指“反对封建帝制”！
这样的教育到底会培养出怎样的青年和接班人呢？
《中小学生守则（征求意见稿）》事件
还有2014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修改《中小学生守则（征求意见稿）》事件。征求意见稿中竟然删除“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条款。这种文件明显违背中央和习总书记的多次讲话精神，但是却能通过教育部的层层审核，堂而皇之的发布在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征求意见。这是为什么！
更让人吃惊的是，这样荒谬的东西，居然被许多官方媒体、教育媒体、私人媒体大力推广，说是接地气。他们说小学生没有那么宏达深刻的思维，还体会不到人民、中国共产党这些概念的意义。
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儿童和少年的成长历程。当大人们告诉孩子们应该以什么事物为榜样、应该热爱什么事物时，孩子们一定会通过大人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一个孩子以伟大的事物为榜样，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孩子以卑琐的事物为榜样，他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拥有健全性格的人。
该征求意见稿理所当然的遭到网友和民众的怒斥，最后并没有通过。最新版的《中小学生守则》中也保留了上述条款。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么重大的政治事故，却并没有什么人承担责任、受到处罚！为什么呢？
教育部的表态有没有可能贯彻下去？
对于上面这些乱象，我们也看到了教育部的表态：
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课堂主阵地......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坚决抵制那些传播西方错误观点的教材进入我们的大学......”
要“重视网络建设，壮大主流舆论。”
要“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对于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重大问题的干部，要严肃追究责任。”
这些话说的都很漂亮，但是问题在于，这三年多的时间，教育部门都做了哪些切实可行的举措呢？
的确，要在短期内改变我们各大高校各个学科的教材，让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学科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众所周知，多年来教育部、高校、各个院校内部许多人已经西化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变起来也没有那么快。我们需要运用辩证法、结合国内外新的形势编写新的教材，许多新的教材很可能还需要回应社会上、国内外的各种疑问和主张，说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为什么和他们有不同之处。这也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究竟有哪些部门、哪些人正在做呢？靠着目前的力量、靠着目前的支持力度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重大工程做成功呢？
譬如，今天中国的法学界早已经是西化严重。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上早已经靠边站了。在这种背景下，由哪些人来领导教材编写工程，能不能选对人，选对了人之后能不能给予足够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编写出成果之后有没有足够的支持，有没有铁的决心越过各种各样的阻力把把成果推到各大院校的教师和学生面前？
这样的事情能不能做成功，并不是一个教育部长能够决定的。长期以来，教育部内部也是西化严重，所以教育部领导之间的意见能不能达成统一还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的铁的意志的支持，这样的重大工程很可能会无疾而终、不了了之，或者被夹带许多私货，让错误的主张变得更为名正言顺。这样一来反而危害会更大，让体制内外的健康力量彻底失掉自我纠错的信心。
而针对“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对于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出现重大问题的干部，要严肃追究责任。”我们的教育部门又做了什么呢？
在今天的教育界，公然反对社会主义、造谣抹黑毛泽东、抹黑共产党的例子可谓是比比皆是，可是至今为止，我们看到教育部门处理了哪些人，开除了哪些人的教职和党籍？譬如贺卫方、张千帆、冯玮、赵士林等等，这些人的言行在网络上早已经是众人皆知，可是我们的许多教育机构却还是视而不见，装作不知道，甚至把他们当做英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中国虽然有一大批洋奴学者，他们恨不得中国早日成为西方附庸，但是中国同样有一大批敢于与恶势力斗争的民族脊梁，他们不仅存在于体制内，也大量的存在于民间。他们拥有丰富的理论功底、实践经验和舆论斗争经验。教育部门如果真的想做事情，完全可以将这些体制内外正能量的力量整合起来，建立起教育部门的讲师团队，让他们进入各个院校、基层。他们的出现，将极大的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帮助青年和群众以一种全新的眼光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认识国家和社会。
在今天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将最好的课程、最好的老师以最快的速度推送到各个学校的课堂，将已有的许多宣传教材、纪录片、视频推送到各个教室。这些课程、这些老师的出现，将大大弥补目前许多教师的僵化、教条的缺陷，激发他们在教学领域开始全新的实践和变革。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编写一些计划、出台一个文件、搞一些拷贝光盘就可以搞定。可以说，这是一件相对还比较容易的事情！
但是，在这些领域我们看到的却是相关部门的无所作为。为什么呢？
6两个基层党组织的代表——从贺卫方、张千帆、冯玮现象看高校党委的立场
为了说明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危机，我们再来看两个院校。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复旦大学。
北大法学院有两位非常有名的教授，一位是“优秀共产党员”贺卫方教授，一位是张千帆教授。复旦大学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冯玮教授，他也是党员。网络上关于这三人的揭露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迄今为止，贺卫方和张千帆却仍旧是北大法学院的红人、台柱子，冯玮在复旦大学依旧很吃香。
党员贺卫方的言行
贺卫方是北大法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律史的学科召集人、“优秀共产党员”。法学院网站上赫然介绍，“贺卫方等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带领北大法学理论学科始终站在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最前列”。而张千帆教授也曾毫无保留的称赞贺卫方，“我们北大自己的、只属于北大的贺卫方”。
贺卫方在北大享有极高的地位，但是他的观点却全部都是西方那一套。他在法律上宣布“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这是严重的违法”；他明确希望共产党分裂，“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他主张多党制度、宪政民主、土地和国有资产的彻底私有化，凡此种种。习总指出，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贺卫方则宣称“所谓的‘邪路’也许恰恰是正路”。一句话，中央所明确批判的主张就是他所支持的主张。2012年11月28日，贺卫方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新书发表会暨中国司法研讨会上，甚至公开表示要与体制内的砸锅党“里应外合、各司其职”推翻共产党。
作为法学家，他在公众面前表现的极富正义感，但是他却认为“在法律领域中间，实事求是是不行的......我希望我们律师要去树立一个社会的理解，不是说要理解我们是公正的，我们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我们是大公无私的，不是的，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比如说如何保证我们律师所作出的产品能够卖出好价钱”。而对于律师的职业伦理，他则是这么表达的：“律师必须要最大限度地维护客户利益……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律师的职业伦理......客户跟你说，他们只知道我抢了银行的钱，不知道我去年杀了两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作为道德那么美好的律师，是不是要去揭发呢?不，绝对不能揭发”。
贺卫方和刘晓波、达赖喇嘛等人都曾获得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贺卫方公开表示能够和“那些得奖人得到同一个奖项，是我莫大的荣誉”。达赖喇嘛是什么人，大家都已经很清楚。刘晓波则是那个宣称中国至少应该被殖民300年的人，“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和刘晓波一样，贺卫方也曾为西方侵略殖民中国辩护，他说“我认为，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欺凌，是中国欺负西方人的结果。中国在近代和西方人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西方......”
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是“优秀共产党员”，在北大法学院享有极高的地位。为什么呢？
张千帆教授言行
张千帆是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与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他的观点和贺卫方如出一辙。他支持土地私有化、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支持和平演变中国，搞西方的那一套；与此同时，他还为为疆独、藏独、台独张目；他还鼓吹极端的宗教自由，“政府或任何权力都无权对宗教信仰说三道四，无权评价教义本身的善恶、利弊或对错”。
在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期间，张千帆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法西斯并未离我们远去》，张一方面说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的日本已经摆脱了法西斯病毒（现实恰恰相反，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苏），成为了爱好和平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攻击中国是专制国家，很可能成为法西斯。“如果国家制度出了根本问题，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法西斯。”这样的立场真让人唏嘘不已。
在中央已经批判宪政民主两年多之后，在网络上已经遍布网友对张千帆的批判之时，2015年12月31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发布了一条头条大图文章《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年科研成果概览》，概览中收录了张千帆教授4篇文章《张千帆：为什么反宪政没有未来 》、《张千帆：依宪治国需要公民主动行宪》《张千帆：延伸到网络言论的“寻衅滋事” 》、《张千帆：言论自由是弥合社会分裂的基础》。显示出北大法学院对张千帆的强烈支持！
限于篇幅，我们仅仅看其中的两篇《张千帆：为什么反宪政没有未来 》、《张千帆：依宪治国需要公民主动行宪》，看看他是以什么名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
《张千帆：为什么反宪政没有未来 》指出：“自从2013年5月起，国内反宪政的杂音即不绝于耳。以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宪政姓资论”为开篇的第一波浪潮在一片嬉笑怒骂中狼狈收场，我原以为反宪政已经日暮途穷，却低估了御用文人的寡廉鲜耻。在《红旗文稿》、《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官媒的策划站台下，反宪政行为依然断断续续、苟延残喘。直到本月中旬，《环球时报》还抛出“‘宪政’背后包含着政治盘算”、“宪政主义是一套意识形态”、“西方宪政派和民主派一直打架”等四篇不知所云的反宪政评论。这些胡言乱语收获的骂声似乎有所减弱，但那只是因为经过几番折腾之后，社会对这套陈词滥调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任由他们自娱自乐而已。”
在张千帆的眼里，中央批判西方宪政的文章全都成了寡廉鲜耻、胡言乱语、陈词滥调、自娱自乐而已，反宪政行为不过是断断续续、苟延残喘。
而在《张千帆：依宪治国需要公民主动行宪》中，张明确指出了宪政的内涵，“宪政就是实施宪法”，但是这宪法条文却是有很大的选择性的。张千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第34条的选举权、第35条的言论自由、第36条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三条是一个国家的宪法落到实处的关键”。他说，“在逻辑顺序上，这三条应该刚好倒过来。”首先应落实的是宗教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再次是选举权。
在张千帆的理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序言和总纲，描述中国人民共和国根本性质的这一部分其实是最不重要的。譬如下面的部分就是很不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还有宪法中多次提到的“共产党领导”、“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等等，其实都是不重要的。
很显然，张千帆是要用极端的“宗教自由”、“个人自由”的名义否定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实现他所期望的彻底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他在其他场合、文章中也多次暴露了这个主张。
没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度，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下，如何保证最大多数人民的工作、生活和幸福，如何保证他们的个人自由。这是不可能的。中美两国的现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美国国内1%和99%的对立，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代表性的例子。中国国内许多工人、打工仔的处境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血汗工厂里工作、生活，你的个人自由和幸福如何保证。
这个道理是如此明白，北大法学院不会不知道。
马克思主义在北大法学院还有没有存身之处
我们再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北大法学院是什么地位。
北大法学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法学院，在其官方网页上，可以看到许多令其引以为傲的成绩。譬如2015年，北大法学院在Q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中位居第18名，中国第1名（含港澳台）。该排行榜由英国教育及学术资讯信息企业发布。
北大法学院一直宣称，“长期以来，北大法学院以建设世界一流法学院为目标”，致力于“将中国的法律事业融入全球法律事业发展进程中”，为此北大法学院开展了大规模的“国际化”教学、科研、学术交流活动。这些活动也获得了显著的成果。
“2014年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三所世界名校录取的来自中国大陆的LL.M.学生中，拥有北京大学法学院学历背景者均接近或达到50%，被录取人数及比例居大陆各高校之最。”北大法学院骄傲的宣称：“这说明法学院的人才培养受到了全球一流法学教育同行的高度认可。”
很显然，北大法学院的人才标尺、学术追求是“全球一流法学教育同行”，是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等世界一流法学院的标准。翻遍整个法学院网站，你几乎找不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还是北大法学院一位已经被完全边缘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大家刘瑞复先生说的好，当前的中国法学教育已经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如今的法学，从基本理念和原则、思维模式、概念和范畴、话语体系、论文范式等等都已经西方化了。
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下，贺卫方、张千帆教授当然是他们心中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怎么可以开除其党籍呢？
党员冯玮的言行
冯玮是复旦大学教授，共产党员。他位列复旦大学名师讲坛，著作和课题获得过多次奖励。他也和贺卫方教授一样极端仇视共产党、毛泽东。冯玮曾评价入党申请书中的豪言壮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他说“长期‘爱国主义教育’，使‘谎言’被当作‘历史’”。
冯玮也有明确支持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的言论，不过他的主业却是歪曲历史和现实。他认为雷锋事迹是造假，董存瑞和刘胡兰不是民族英雄；左权将军不是战死，而是因党内迫害而自杀；他还造谣中共在陕北种植贩卖鸦片。冯玮的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说是深入骨髓，他明确指出，“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和政治教科书原本就是‘小说’”，“近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严格地说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宣传。”
冯玮将目前比较有名的爱国将领罗援、戴旭、张召忠、彭光谦等几乎嘲讽了个遍，他转发微博攻击“中国军人素质垫底”，“中国军人怕死、贪财，追求假大空、不务正业，只会喊口号”。可是一涉及到蒋介石、国军、汪精卫、日军，冯玮的态度就变得非常严肃、非常认真，甚至肃然起敬。他认为蒋介石统治的20世纪30年代才是黄金期。他与蒋介石的宝剑亲密合影，当别人把他与大汉奸汪精卫归为一类时，冯玮不仅没有与汪精卫划清界限，语调反而显示出十足的敬意——“我一介书生，居然能和调动百万军队的汪精卫相提并论。”
更令人无语的是，冯玮甚至挖空心思为日军的侵略和南京大屠杀辩护。他转发谣言文章，“史学家披露‘卢沟桥事变’根本就是中共华北局一手导演、制造的‘战争引信’”。卢沟桥事变的罪责不在日本，而在中共。
他甚而引用日军文件和国际法规，忽悠中国人站到日本人的立场——要求中国人用日本人提供的资料、按日本人的描述、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待南京大屠杀。
面对供奉着14个甲级战犯、246万日军亡灵的靖国神社，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大本营，冯玮极力为其开脱。他站在日本右翼的立场美化靖国神社，为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辩护，鼓吹什么“参拜靖国神社目的是诉诸民意，这是常识”，“民意不应违背”，中国也不应该违背。他完全无视日本内部其实有相当大量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民众。站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立场，我们应该明确支持日本国内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民众，想方设法增大这方面的声音，而不是去误导公众，为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洗白。
有了这样的立场，也难怪冯玮经常会站在日本的立场，将因果倒置，混淆事实。诸如什么安倍上台后对华强硬，是因为中国对日本没有丝毫善意刺激了日本；日本扩军修宪是因为中国民众“宣扬仇恨”，需要反思的是中国；日本“修宪不等于复活军国主义，这是两个概念。”“日本有‘复活军国主义’动向，但绝非主流。”
这样一个人究竟是什么立场，已经是昭然若揭。
复旦大学对冯玮事件的态度
关于冯玮的言行早已经是众所周知，在网络上已经炒的热翻天。网友西征木兰等人曾经多次向复旦大学举报投诉冯玮的言行。在网友与复旦大学多次电话交涉之后，他们得到了复旦大学的回复：
1、经调查了解，冯玮在课堂上并没有发表过卖国性质的言论，他在其他场所或网络平台上的言论属于个人行为，与复旦大学无关。
2、复旦大学已经同冯玮本人沟通过，谈过话，复旦大学认为冯玮并不“亲日”。
复旦大学的这个回复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冯玮的言行有如此多的问题，但是复旦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这是为什么？
复旦大学的这位领导竟然认为冯玮在课堂之外的言行与复旦没有关系。这样的领导是否还适合继续担任高校的领导职位？
习总曾指出，“要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并强调，“各级党委和宣传思想部门、组织部门、教育部门要加强对高校党建工作的领导和指导”。
中央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为此中央下发文件，《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各级党委对单位内部及员工的意识形态导向肩负直接领导责任。“要强化党委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
这些都是十八大以来的重大举措，相信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在内的许多党委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迟迟没有任何动作呢？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结语
中央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为此中央下发文件，《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各级党委对单位内部及员工的意识形态导向肩负直接领导责任。“要强化党委领导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主动权”；要讲政治规矩，“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
这些都是十八大以来的重大举措，相信各级党组织不会不知道。但是为什么他们迟迟没有任何动作呢？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
面对国内学术界的此种立场、观点，面对国内许多宣传机构、媒体的态度，面对许多党组织的作为，我们应该认真的问一问，我们的许多党组织到底准备做什么？是准备谋杀，还是自杀，或者等死？
如果任由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终结局会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