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磊：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的北斗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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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专辑

《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王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为2015年5月于四川大学召开的“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学术会议的成果之一，收录了历史时期考古领域中21名青年学者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本公众号特用专辑的形式将其中的文章逐一推送，以飨学界。如需进一步了解和引用，请核对原书。

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的北斗信仰*

朱磊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北斗信仰是中国古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宗教信仰，其萌芽于殷周时期。据笔者统计，商代的卜辞中保留有殷人拜祭北斗的记录，是为时人存在北斗信仰的有力证据。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中共出土了5个彩绘漆箱，分别绘有天象、神树、瑞兽、仙人及几何图案。其中的天象图中“斗”字居中统御二十八宿，青龙、白虎分居左右。表明曾侯希望魂归斗极的终极愿望。此外，在周代，北斗已经作为王权的象征为周天子所垄断使用权。[1]

秦汉时期是北斗信仰全面发展并且走向成熟的时期。北斗被视为帝车，作为天帝的御辇，北斗因其标识性强的特点经常充当天帝的标志。在此时期大量文献如《淮南子》、《史记》及东汉的纬书中对秦汉时期的北斗信仰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出土文物中也经常能够见到有关北斗信仰的遗存，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北斗信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史记·封禅书》载：“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百有余庙。”[2]说明秦时已建有专门的南北斗庙，以供祭祀。

秦始皇陵可说是中国古代墓葬中的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墓顶“上具天文”，其中应该包括北斗。虽然秦始皇统一了中国，自认功盖三皇五帝，不可一世。但是在时人的宗教观念中，其王权是武力夺取而不是上天所赋予，因此不具有神性。再者，其出身没有“天子”血统，死后不能魂归天庭。于是，秦始皇在生前努力寻求长生之法，甚至遣徐福赴东海蓬莱求仙药，企图通过服食仙药达到升天成仙之目的。同时，为使大秦政权得到宗教神学的支持，确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改变时人的传统观念。于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改革宗教制度，以重新确立自己的神性以稳固政权。

然而，秦始皇纵然能够压制世间的舆论，却不得不面对死后无法升天成仙的命运。在秦汉思想观念中，无法成仙的亡魂只能永久地住在地下阴暗潮湿的墓葬中，终年不见天日，阴森恐怖，让人难以接受。因此秦始皇试图把墓葬营造成人世的样子。所谓的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水银模拟江河，用人鱼膏做长明灯，并随葬器具、车马、珍禽、异兽、仆人、兵士……这所有的努力，都是企图将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带入地下。而在墓室顶部营造一个模拟的地下星空，可以给阴暗的墓室带来光明和生机。作为秦代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始皇陵模式代表的是时人观念中最理想化的丧葬理念。

西汉以降，不管是国家祭祀还是宗教祭祀逐渐增多。庙祭大盛时，北斗与“黄灵”、“后土”受到同样的尊崇[3]。即使在各种杂祀大为缩减、禁止时，对星辰的祭祀仍然被保留下来，足见其重要程度[4]。可以说，北斗在汉代一直都是立庙祭祀的对象。王莽尤其迷信北斗，认为只要效法北斗便可得天命，合天道，平定内乱，稳固政权。也正是从王莽时期开始，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的纬书大量出现[5]。多篇纬书对北斗神奇能力的大加附会，并将之与人皇之祖的黄帝联系起来，称黄帝为北斗之精。同时，由于北斗“帝车”之下压着二十八宿之“天尸”鬼宿，民间的方士赋予北斗压鬼镇祟的职能，广泛地应用在死于非命者的厌胜解注葬仪中，以解除注祟，护佑生人。此外，北斗主杀的观念在东汉开始萌芽，纬书中有大量论及，是为魏晋以降北斗注死信仰之滥觞。

本文拟从相关出土文物，一窥秦汉时期北斗信仰的真实面貌。目前所见汉代考古资料中，带有北斗文化的遗物、遗迹较为丰富，主要有：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带钩、厌胜钱、解注瓶、斗城、式盘等，可归纳为天象图类、厌胜器类、星占类及其他类四大类型，分别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北斗信仰的不同内容。

一、厌胜器

“厌胜”是古时方士所行之通神降鬼、厌劾祈禳巫术，通常以诅咒、画符或使用法物等方式来祓禳邪物、制服恶人、除灾降福、以求吉利[6]。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曰：“厌，笮也，今人作压。”[7]所以通常又把“厌胜”称作“压胜”。《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8]

利用北斗“厌胜”在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汉书·王莽传》：“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9]可见，在王莽的观念中，北斗具备厌胜禳灾的神奇能力。除了传说中的威斗，用于厌胜的法器如厌胜钱[10]、七星剑、解注瓶等，其上大多亦可见“北斗”符号（表一）。

表一：汉代北斗厌胜器图案统计表

在汉代墓葬中，经常能够见到使用书有镇墓文字及神符的解注瓶（参见表一）作为随葬品。张勋燎统计说：“自清末20世纪初年以来，在北方地区的东汉明帝以至魏晋墓葬中，发现大量带有朱、墨书写镇墓文字的陶罐、砖券、铅券之类的器物，有的上面还带有神符，很早以来就有人指出它们和早期的道教、巫术有关。”[11]这种书有镇墓文字及神符的陶罐考古学界称为“解注瓶”，也叫“镇墓瓶”或“斗瓶”。其腹壁上的镇墓符文多绘有北斗图案，并书有“北斗”、“八魁九坎”、“黄神北斗”、“北斗君”等字样，用以驱逐鬼祟，护佑生人[12]。

至于汉人在厌胜器上绘制北斗的原因，据笔者考察，从星空中作为“帝车”的“北斗”与二十八宿中被称为“天尸”星的“鬼宿”二者的位置关系来看，恰如“鬼宿”被压在北斗“帝车”之下。或许由于这一独特的天文现象，加之中国古代“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使笃信“鬼神”的华夏先民认为北斗有压镇鬼祟的能力，并将北斗符号广泛使用在古代凶死者的墓葬中以厌胜亡魂，驱邪镇墓[13]。

二、天象图

许多汉墓墓顶都绘有天象图，照理北斗遗迹最可能出现在这些天象图中。但统计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大部分墓顶的天象图中并不出现北斗。仅有少数壁画墓及画像石（砖）墓的墓室顶部，以及棺的盖板之上发现有北斗图案。（见表二）

表二  汉代北斗天象图遗存统计表

（一）墓顶天象

通过表二的统计可知，配置有天象图的墓葬往往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制做成本也较高昂，可见其墓主身份颇为显贵。壁画墓多分布在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洛阳两京地区。然而，在壁画墓天象图中却较少直接绘出北斗，其星辰形状及位置都比较模糊，不易辨识。画像石（砖）墓多出现在南阳、山东、四川等周边郡县，虽然有的墓葬墓顶天象图中出现了北斗，其位置也并不突出，似乎有意回避。据《春秋佐助期》载：“天子法斗，诸侯应宿。”[14]或许，在西汉时期北斗文化已作为王权的象征而被皇族所垄断。

（二）棺顶天象

根据笔者分析，先秦时期或许已经出现魂归北斗的终极愿望[15]。而到汉代，则已经产生了成熟的北斗主杀伐的宗教观念。根据西汉刘安所编《淮南子·天文训》的记载，当时已经通过北斗的天象情况判断万物的阴阳消长：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16]

古代阴阳观念中认为宇宙万物之化生皆由阴阳二气相交合所致，二气此消彼长引发一切运动变化。冬至时北斗北指子辰部位，与子午经线相合，这时阴气达到极限，阳气开始萌动，所以说冬至是给万物带来阳德的节气。夏至时北斗南指午辰部位，与子午经线相合，这时阳气达到极限，阴气开始萌动，所以说夏至是给万物带来刑杀的节气。汉人相信北斗的斗杓在不同节候的指向能够指示出世间阴气与阳气变化的状态，从而决定世间万物的兴衰生死。

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淮南子》的本意是北斗可以表现阴阳变化，从而判断世间万物的兴衰生死。属于哲学性的探讨，非是北斗主杀宗教信仰的体现。

《淮南子·本经训》亦载：“取焉而不损，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谓瑶光。瑶光者，资粮万物者也，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东汉高诱注曰：“瑶光谓北斗第七星也。居中而运，历指十二辰，槌起阴阳以生杀万物也。”[17]根据这则材料，有学者认为西汉时已经出现了北斗主杀的观念。

结合上下文判断，《淮南子》此处的瑶光当与北斗无关。在西汉时期还没有使用“瑶光”来命名北斗第七星的记载。北斗七星之名最完整的记载，始见于东汉纬书《春秋运斗枢》所记：“第一天枢，第二旋，第三玑，第四权，第五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18]显然，生活在东汉的高诱是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来理解《淮南子》中的字句。这也充分说明，东汉时已经开始产生北斗“槌起阴阳以生杀万物”的思想。

东汉文献《西京杂记》中记载了这样的习俗：“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19]说明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北辰[20]司掌世人的福禄寿数，因此祈求北辰可以免疾延寿。据考出于东汉的道书《老子中经》[21]曰：“璇玑者，北斗君也，天之侯王也。主制万二千神，持人命籍。”[22]这一观念为后世所传承，人们祠北斗以求长生。在汉代的死后世界观中，如果灵魂能够归于北斗，便可被还于司命，从而获得重生的机会。据《后汉书·赵壹传》中记载：

昔原大夫赎桑下绝气，传称其仁；秦越人还虢太子结脉，世着其神。设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则结绝之气竭矣。然而糒脯出乎车軨，针石运乎手爪。今所赖者，非直车軨之糒脯，手爪之针石也。乃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允所谓遭仁遇神，真所宜传而着之。[23]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所谓“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的结果是“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从而脱胎换骨，起死回生，有“遭仁遇神”之妙也。汉纬《河图帝览嬉》载：“斗七星，富贵之官也。其傍二星主爵禄，其中一星主夭寿”[25]；东汉道书《周易参同契》在阐扬金丹大道，批判各家方术之时，曾笑话当时的学道之士，日夜朝斗，祈求长生而不得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之时拜斗之风盛行。

《续汉书·天文志》明确记载：“北斗主杀”、“北斗魁主杀。”[26]按《太平经》的解释：“故（北斗）后六为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故帝王气起少阳，太阳常守斗建。死亡气乃起于少阴，太阴常守斗魁。”[27]据笔者论证，斗魁的“魁”字意在表现斗在鬼（宿）上的位置关系。由于北斗压在鬼宿之上，因此北斗君掌管世间之厉鬼，进而演绎成北斗主杀的观念。

在棺盖板上布置北斗的现象主要见于江苏地区，是为这种魂归斗极思想之反映。1985年在江苏省仪征县龙河乡丁冲村南烟袋山顶部出土了一座规格较高的西汉中期夫妇合葬墓，其中女棺盖内侧用鎏金小铜泡布置出北斗七星[]。另一件北斗木刻出现在江苏省盱眙县东阳一座西汉中晚期的汉墓[28]（M01）中。M01出土了一批汉代木刻画。其中两块纵向闲置在棺盖上，当作“顶板”，迎面刻有星象图，内面刻简化的穿壁图。其中一块似有北斗。（参见表二）

经笔者观察后发现，其画面整体布局与甘肃酒泉孙家石滩魏晋墓棺盖板星象图非常相似。根据其位置和形状判断，位于日月中间的九个较小的圆圈呈北斗形分布，其所表现应是北斗九星。

江苏地区西汉中晚期似有在棺盖上布置北斗的葬俗。虽然出现的北斗各星之间仍然没有用线连接，但已经较为易于辨识。并且都位于棺盖的中央区域，地位显要，应是北斗主杀信仰观念的体现。在《穆天子传》中，记载天子以皇后之葬法安葬盛姬之葬仪：

河济之间共事，韦谷黄城三邦之事辇丧，七萃之士抗即车，曾祝先丧，大匠御棺，日月之旗，七星之文，鼓钟以葬，龙旗以□，鸟以建鼓，兽以建钟，龙以建旗。曰丧之先后及哭踊者之间毕有钟旗□百物丧器，并利典之，列于丧行，靡有不备。击鼓以行丧，举旗以劝之，击钟以止哭，弥旗以节之。[29]

此处“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与盱眙东阳汉墓棺盖顶板上的日月北斗非常吻合，可见当属同一葬俗的传承（至少是皇后之葬法制度），至于天子墓中是否也有类似的北斗制度，由于缺乏相关资料，尚不得而知。

烟袋山汉墓规模较大，拥有“正藏”和“外藏椁”的设施，且随葬器物丰富。简报作者认为墓主当与江都国和广陵国皇族有关。由于北斗仅出现在女棺盖内侧，或为“中土神州”之象征[30]。笔者推测女墓主很可能是大汉公主或贵族，希望死后能够魂归斗极与祖先团聚。男棺之内没有北斗，墓主或为江都国或广陵国的诸侯王，不存在此类北斗信仰。盱眙东阳汉墓中的天象图体现出了类似的北斗信仰，希望在棺盖顶上绘出北斗，从而指引自己灵魂升天的路径。

三、星占与分野

在汉代占星学中，北斗是最为重要的标准星。西汉学者褚少孙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补编了博士平通过观察天象为宋元王解梦的故事。提到博士平“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说明日、月、北斗是星占中最为重要的天象。接下来又根据“斗柄指日”判断出“使者当囚”[31]，足见斗柄的指向尤为关键。

在正史中保留有大量星象记录，由于北斗主杀，与北斗有关的天象往往与诛伐有关。又因北斗与帝王统治有莫大的关联，故而北斗七星的明暗程度也可反映帝王的功过得失。甚至在有关占书中，通过北斗七星的明暗程度还能判断朝廷用人是否恰当。《荆州占》载：“北斗第一星不明，御史大夫非其人也；第二星不明，大司农非其人也：第三星不明，少府非其人也；第四星不明，光禄非其人也：第五星不明，鸿胪非其人也；第六星不明，廷尉非其人也：第七星不明，执金吾非其人也。”[32]

目前出土文物中所见到的占星用的仪器主要为式盘（亦称栻盘），是中国古代一种模仿宇宙结构进行占卜的仪器，多由天盘和地盘两部分组成，天盘中心处往往绘制北斗，足见其地位举足轻重。

式盘的种类很多，如六壬式、太乙式、遁甲式、雷公式等等（表三），其占卜的原理和方法也多有不同。占星家往往根据实时天象，操作天盘与地盘模拟宇宙的运行，并通过天盘上北斗方位与地盘上干支对应关系，以阴阳五行结合天文历算，对人间诸事的吉凶祸福做出预测。据《汉书•王莽传》的记载，王莽极其迷信占星，以至于在汉兵攻入宫中之时，仍命天文郎在旁以式盘占星，坚信只要调整自己的坐席方向与斗柄一致，便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33]。

表三 汉代式盘统计表

据统计，目前出土的古代式盘共有8件。除一件铜式为六朝晚期之外（现藏上海博物馆），其余七件均为汉代遗物。由于式盘中附带的信息量比较丰富，因此在学界倍受关注。

王振铎[34]、严敦杰[35]、陈梦家[36]、李约瑟（Joseph Needham）[37]、殷涤非[38]、夏德安（Donald J. Harper）[39]、鲁惟一（Michael Loewe）[40]、山田庆儿[41]、库伦（Christopher Cullen）[42]、罗福颐[43]、连劭名[44]、李学勤[45]、李零[46]等许多中外学者都曾撰文探讨式盘的有关问题。其中，以美国学者夏德安（Donald J. Harper）最为重视北斗的作用。夏德安认为式(cosmic board)是一种机械的宇宙模型，其核心概念是北斗。北斗居于天盘中心，按顺时针方向旋转，指示天时所行的宿度。并指出一些未定名器（Dipper dial），其天盘所刻北斗，斗柄与斗口几乎成一直线，但柄端指角宿，仍与式盘大体相同，可推测为式盘的前身。[47]

式占之法是以“天人感应”作为其理论依据，通过天象判断世间阴阳五行的变化，从而对人间诸事的吉凶祸福做出预测。《淮南子·天文训》中称北斗神分雌雄，是为古代阴阳观念的直接体现：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从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谋刑，十一月合子谋德。太阴所居辰为厌日，厌日不可以举百事，堪舆徐行，雄以音知雌，故为奇辰。数从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处为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于岁前则死亡，合于岁后则无殃。[48]

雌雄二北斗神代表阴阳二气，以不同的方向绕极旋转。雌雄两神所对的天干地支互相配合，叫做“合”，一年有“八合”。合于太阴经过之前辰位时，是凶年，预兆死亡，合于太阴经过之后辰位时，是吉年，就没有灾殃。古代的式盘当是依据这种北斗运转与天干地支二十八宿相合的说法，预测吉凶祸福。

此外，占星家将天上星宿与地上的邦国州郡互相对应，称作分野。某处星象的变化就预示着其对应地方的吉凶。周时当已出现星宿分野之观念，据《国语·周语下》载“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韦昭注曰：“岁星在鹑火。鹑火，周分野也，岁星所在，利以伐之也”[49]。

汉代的官方星占分野观念主要以北斗七星为依据。《史记·天官书》载：“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闲。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50]斗杓，主华山西南方向的祸福吉凶。夜半时以斗衡所指方位建明四时月份；斗衡，主黄河、济水之间的中原地区的祸福吉凶。黎明时以斗魁所指方位建明四时月份；斗魁，主海、岱东北方向的祸福吉凶。

东汉时，分野观念出现了不同的说法，但仍以北斗为主。《春秋纬》说:“雍州属魁星，冀州属枢星，兖州、青州属机星，徐州、扬州属权星，荆州属衡星，梁州属开星，豫州属摇星”[51]。又如《月令辑要》卷一引《星经》：“玉衡者斗九星也。”然后述分野：“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荆州，第五星主兖州，第六星主扬州，第七星主豫州，第八星主幽州，第九星主并州。”[52]正好以北斗九星匹配华夏九州。

在古代的星占理论体系中，北斗几与世间万物均有对应（表四），占星家通过北斗各星的明暗变化及北斗的运行情况，结合其他星辰与北斗的位置关系来判断各地诸事的吉凶祸福。

表四 北斗七星星占对照表（主要参考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中所归纳的有关说法）

四、其他类北斗遗存

除上述讨论的三大类型北斗遗存，还有许多北斗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斗城、带钩等。由于出土数量较少，难以归类。笔者将其共同归为“其他类”，在此简要探讨之。

（一）法天而建的斗城

汉长安城在历史上被称为“斗城”。考《三辅黄图·汉长安故城》所记，汉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京城为斗城是也”[53]。这是汉长安“斗城”称呼的由来。虽说《三辅黄图》一书，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相传为六朝人撰写，但有学者考证，汉长安城的营建确有取法天象的筑城理念[54]，并基于南斗、北斗司掌命籍大权，及其对人们具有庇佑功能，其城墙设计采用了象征南斗、北斗的“斗城”形式（图一），以期获得上天的庇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55]。

当然，汉长安城城墙建得不够规整，很可能是由于修建之初规划不科学所致，而未必是设计者刻意为之。但作为一个新帝国的门面，作为王权正统性的标志，城墙的形状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营建者将这个不完美的设计解释成称法天以建“斗城”是完全有可能的。汉初推崇道家哲学，在汉人的观念中，帝王王权之正统地位及其统治是否顺应天道，与北斗的实时天象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法北斗而建城正是为了体现统治者要依天意而治天下的态度。

（二）北斗形墓群

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在1987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一处汉代墓葬群，由七个封土墓组成，七座土墩当地人总称“七星墩”，分别以傅、钟、胡、曾、邓、黄、汪七个姓氏称呼命名[56]。（图二）

此种北斗形分布的墓葬群所表现出来的文化面貌极其特别，很有研究价值。但是目前所见此类墓葬较少，文献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载，暂时无法开展深入的讨论。笔者姑妄猜测，由于其墓冢较大，这傅、钟、胡、曾、邓、黄、汪“七星墩”所葬之墓主很可能为当时此地区最为显赫的七大家族。因为是七家，正好与天上北斗七星一一对应，遂自称是北斗七星神下凡，以增加其威信，死后也以北斗七星之位排列墓葬，以示各归其位。

（三）北斗形带钩

1975年，安徽省淮南市博物馆文物保管人员从本市废品回收公司铜库车间拣选而获一件罕见的北斗七星形西汉时期铜带钩[57]（图三）

发现于1983年的位于广州市象岗山腹心深处的西汉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唯一汉代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万余件。其中出土于东侧室中的编号E25的北斗七星纹银带钩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唯一一件与天文有关的文物[58]。（图四）

另有一件北斗七星造型的汉代铜带钩收藏在酒泉市博物馆。带钩通长15.4厘米，形似七颗星子的乳钮依次排列在带钩上，斗魁四星，斗柄三星，构成天空北斗七星造型，极为精美。

目前所见汉代出土的三件北斗形带钩，均远离汉帝国直辖区域，而在中原地区则未见有斗形饰品。或许，北斗在中国神州范围之内是王室的专属，平民及普通贵族禁止使用。

南越国是秦朝灭亡后，由南海郡尉赵佗于前203年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建立。前196年和前179年，南越国曾先后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外藩”。因此南越文化遗迹保留了独特的地方性宗教面貌。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金、银、铜、玉等各种材质的带钩，题材多样，以神兽居多。此七星纹银带钩钩首呈龙头形，其所表现也应是一神兽。

五、结语

对比史料记载和文物遗存可以得知，秦汉时期为北斗信仰全面发展的时期，基本上奠定了后世北斗信仰主要框架。其文化面貌以王莽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西汉时的北斗信仰主要以立庙祭祀和星占分野为主，功能有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等。时人常常通过北斗附近的天象变化判断人君的功过夭寿及官员优劣等诸多信息。王莽特别注重对北斗的崇拜，在新朝至东汉出现的大量纬书中赋予了北斗信仰更多的哲学意义和宗教内容，如：主寿、司杀、王权、厌胜、辟兵、星占、分野等。帝王相信北斗是天帝意旨的“指示灯”，能够指导君王治理人世。人君只要效法北斗便是顺应天道，天下大治。

注解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3YJC730010），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IFYT1505）阶段性成果。

[1]朱磊、李楠：《殷周北斗信仰初探》，《中原文物》2014年第2期。

[2]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71、1375页。

[3] 《汉书·郊祀志下》：“中央帝黄灵后土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兆。”

[4] 《汉书·郊祀志下》：“本雍旧祀二百三所，唯山川诸星十五所为应礼也。”

[5] 相关研究参见贾立霞：《谶书和纬书的产生》，《管子学刊》2003年第1期。

[6] 蔡运章等：《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84页。

[7]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48页。

[8]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8页。

[9]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151页。

[10] “目前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厌胜钱为西汉中期至王莽时期，……其中，以钱文和仕途吉语较为常见;在纹饰方面，有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博局纹等厌禳纹饰，以及寿钩纹、鱼纹等吉祥纹饰，厌禳纹饰中以北斗七星为主，吉祥纹饰则以寿钩纹较为常见”。参见周克林：《厌胜钱初论》，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78页。

[11] 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1册，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页。

[12] 张勋燎，白彬：《中国道教考古》第1册，第6页。

[13] 朱磊：《北斗厌胜信仰的星象学起源考证》，《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2期。

[14]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9页。

[15] 朱磊、李楠：《殷周北斗信仰初探》，《中原文物》2014年第2期。

[16] （汉）刘安编、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卷三《天文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7页。

[17] （汉）刘安编、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卷八《本经训》，第204页。

[18]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第713页。

[19]（汉）刘歆：《西京杂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20] 此处北辰亦指北斗。

[21]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道藏通考).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92.

[22] [宋]张君房编，李永晟校点：《云笈七笺》卷十八《老子中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25页。

[23] 《后汉书》卷八十《赵壹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28～2629页。

[24]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1135页。

[25] 见《后汉书》，第3234、3259页。

[26]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4页。

[27] 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28] 南京博物院：《江苏盱眙东阳汉墓》，《考古》1979年第5期

[29] 张耘点校：《山海经·穆天子传》，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41页。

[30] 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31]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3229页。

[32] （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六十七《石氏中官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660页。

[33] 《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第4190页。

[34] 王振铎：《司南、指南针与罗经盘》，《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1948年。

[35] 严敦杰有三篇研究式盘的论文，分别为《跋六壬式盘》，《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7期；《关于西汉初期的式盘和占盘》，《考古》1978年第5期；《式盘综述》，《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36] 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37] [英]李约瑟编著，韩北忠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8] 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 年5期。

[39] Donald J. Harper, “The Han Cosmic Board”,  Early China, no. 4, 1978-1979.

[40]  Michael Loeve: Ways To Paradise: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SMC PUBLISHING INC.1994.

[41] [日]山田庆儿：《九宫八风说と少师派の立场》，《东方学报》第52册，1980年。

[42] Christopher Cullen: “Some Further Point on SHIH”,  Early China, no. 6, 1980-1981.

[43] 罗福颐：《汉栻盘小考》，《古文字研究》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4] 连劭名：《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文物》1987年第9期。

[45] 李学勤：《再论帛书十二神》，《湖南考古辑刊》第4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

[46] 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

[47] Donald J.Harper, “The Han Cosmic Board”, Early China, no. 4,1978-1979.

[48] （汉）刘安编、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卷三《天文训》，第124、125页。

[49]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5页。

[50] 《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第1291页。

[51] 其中魁星指天漩，枢星指天枢，机星指天机，权星指天权，衡星指玉衡，开星指开阳，摇星指摇光。

[52] （清）李光地等辑：《御制月令辑要》卷一《岁令上》，清康熙内府刻本，见《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史部》，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53] 何清谷校释：《三辅黄图校释》卷一《汉长安故城》，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4页。

[54] 韩国河：《汉长安城规划思想辨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55] 陈喜波、韩光辉：《汉长安“斗城”规划探析》，《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56] 张德全：《四川汉代天文坟——新都七星墩汉墓群》，见《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年，第9、10页。

[57] 徐孝忠：《北斗七星铜带钩与北斗星》，《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

[58]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上册，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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