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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罗斯柴尔德”是如何灭亡一个帝国的?

2017-12-12 北山浮生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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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公号北山浮生谈古论今


前言:著名的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拿破仑战争期间。1806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令”,强迫整个欧洲大陆停止与英国通商,欲以禁运、禁商为手段,从经济上扼杀以贸易立国的英国。这导致欧洲大陆日用品极度缺乏,而英国则囤积了难以计数的、主要用于出口的日用品。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达的运输网络才能突破拿破仑政府的封锁。罗斯柴尔德兄弟依靠在英国和大陆之间进行走私,赚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也为拿破仑帝国的倒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19世纪的欧洲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欧洲有六大强国:大不列颠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匈帝国、普鲁士和罗斯柴尔德家族。“


你知道吗,在中国也存在一个商业家族,他们做出了与罗斯柴尔德类似的工作,导致了一个帝国的垮台。本文就来讲述这个传奇家族的故事。


正文:


西元1627年冬,锦州城外。


望着帐外飘飞的鹅毛大雪,皇太极的心情比这糟糕的天气还要糟糕。


他头脑里转得只有一个念头:莫不是老天要亡我后金?


后金与明朝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十二个年头。一年前,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大败后,连伤带气,抑郁而终,皇太极继位成为后金的大汗。



明朝上下因为此战胜利士气大振,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封锁关隘,严令禁止任何人与后金做生意,违令者立斩不赦。明朝统治者希望通过经济封锁的手段,困死塞外苦寒之地的女真人。后金有一名汉人生员岳起鸾上了一道奏章,力主与明朝议和。奏疏中说,如果不议和,缺吃少穿之下,人民就会逃亡殆尽;若和好,就应当表示诚意,立即放还汉人。他的奏疏上达以后,皇太极看得那叫一个丧气啊,为避免人心大乱,赶紧下令把这个倒霉蛋给宰了。


当时正处在小冰河期,明朝境内多地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各地吃不上饭的流民聚众造反,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幕。后金所在的东北地区同样闹起了严重天灾,由于纬度更高,气候变冷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用东北话来说,就是”贼嘎巴嘎巴冷“。春夏干旱无雨,到了冬天又是雪灾,牲畜纷纷冻死,后金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

袁崇焕和皇太极在锦州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正处在千年以来最冷的时段


明朝和后金就如同两个遍体鳞伤、饿得奄奄一息的巨人,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相互撕咬,就看谁先挺不住倒下。


皇太极被逼得没招,明军镇守的宁远、锦州又攻不下来,不等干等着饿死啊,于是带着后金部队绕到朝鲜半岛打劫了一番,从高丽棒子那里抢点粮食,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打劫来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皇太极一狠心,发动”宁锦之战“,希望能一举攻克锦州和宁远,这样就可以去关内打劫,不用再待在东北受冻饿之苦了。


然而,无论后金军如何引诱,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不为所动,禁止手下将领出战。后金军大举进攻之时,他亲自坐镇城墙上,指挥明军放炮御敌,后金士兵一排排倒下,伤亡惨重。


皇太极就如同困在笼子里的饿虎,急得直挠墙:眼看锦州城之后就是汉人的花花江山,但就是过不去。眼看粮食又快见底了,难道说,就要困在这里饿死不成?


皇太极最担心的是,由于明军得胜,又严令封锁边关,那群山西商人会不会贪生怕死,不再与后金做生意了?如果这样,还是尽早退兵,早作打算为妙。否则女真人从上到下,都得困死在锦州城外。


突然一名传令兵进账,报告大汗,范永斗求见!


皇太极听了这句话,就如同在黑夜中赶路的人看到了远方的光亮,喜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连呼:快,宣他进来!


范永斗


范永斗身材不高,脸上黑瘦,颧骨高耸,眼睛里透出一种精明干练的神彩。他身披一件毛皮大氅,急匆匆进帐,连身上的雪都顾不得掸,拜倒在地口中高呼:大汗恕赎罪!实在是边防盘查甚严,只得绕路前来,再加上下雪路滑,小人才耽搁至此!


皇太极哈哈一笑,上前扶他起来:范爱卿这是雪中送炭,何罪之有啊!


皇太极随后和范永斗出了大帐,查看范家的车队送来的货物。除了后金急需的粮食,御寒的衣物之外,还有码得整整齐齐的铁锭、枪械和火药。范永斗从怀中又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油纸,展开一看,赫然是最新的明军边关布防图。皇太极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心花怒放:范永斗一人抵得上十万兵,有此人相助,我大金克明指日可待!


皇太极大笔一挥,给范永斗极为优待的价格,并允许他以优惠的价格收购东北的人参毛皮等土特产。他心里明白,一定要把此人笼络好了,反正这些金银都是从明朝那里抢过来的,不花出去留着也不能下崽;如果打下明朝江山,以后还怕缺钱花么?


范永斗是山西介休人,他家从明初开始世代经商,到他这辈已经是第七辈了。朱元璋建立明朝把蒙古人赶回大漠后,在边关建立九边重镇,派驻大量军队,以防蒙古人入侵。整个明朝二百多年,一直在北部边境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养兵的财政负担非常沉重。



朱元璋提出口号“养军百万,不吃百姓一粒米”,采取的办法是军屯制,分一部分军力来种地养活自己。当时边地是“三分守城,七分耕种”,就是三分兵力守边疆,七成兵力种地养活自己。但是边疆之地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就是九成兵力种地,也未必能养活自己。


后来明朝实行民用法,征集老百姓的粮食,组织民兵把粮食送到边疆。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下,这个办法的成本极其高昂,人吃马喂消耗很大,从内地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然高达七石。平阳知府曾上奏说:“平阳属县秋粮当输大同、天城诸卫,道路一千余里,民苦挽运,负欠久年。”除了成本高,老百姓也怨声载道。一个名叫倪岳的大臣在奏疏中描述道:“徒步千里,夫运妻供,父挽子荷,道路愁怨。”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发明了”开中法“,就是说让商人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盐引就是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食盐贩卖的执照。从汉武帝开始,食盐一直被官府垄断,相当于把税折算在商品里,可以征税于无形。明代将食盐官营改为商人特许经营,政府解决了军队的吃喝拉撒问题,老百姓不用背着粮食千里迢迢服役受罪,商人又获了利,可谓一举三得,多方共赢。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了筹钱打西班牙人,不止把食盐交给商人经营,称之为“专利权”,还一口气颁发了五十多种专利权,连纸张、肥皂都“被专利”了。这个初始的专利制度也是引发英国内战的重要原因。虽然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两项制度对于中英两国筹集军需抵御外敌,都曾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贩卖军需有利可图,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踏上了“走西口”的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


杀虎口


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雄伟的外长城,蜿蜒曲折,横贯雁北东西地区。这一带长城沿线,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到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关隘之一。在明代这里被称为“杀胡口”。蒙古人(汉族人称为胡人)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为了发泄对胡人的愤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后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柔和政策,遂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在杀虎口的东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通商重地,那就是张家口,杀虎口被称作“西口”,张家口被称作“东口”。



 严嵩是明朝著名的大贪官,他搞了个严氏中国富豪排行榜,说资产五十万两以上,当时天下共十七家,山西有三家,可见晋商经营食盐生意获利之厚。谢肇制还有一个笔记《五杂俎》,“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就是指山西,是当时有钱人扎堆的地方。


介休范家虽然经商时间很长,但是真正兴起却是在明末。范永斗的父亲叫范明,范明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对范明日渐冷落。有一次他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被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独石口(今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北)跟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


独石口长城(独石口是明代外长城上的一处重要边城,它突出于外长城的最北端,三面孤悬,明代九边中的南北要冲,独石口外30余里为平坦旷野,再北面就是内蒙古草原。)


那时的东北除了熊瞎子、鹿茸、野山参多,其他重要物资毛都没有。女真人要想崛起,集合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对抗明朝,必须依靠大量来自中原的物资,因此努尔哈赤十分善待这些晋商。范明在当地认识了许多朋友,结识了不少女真的贝勒福晋,他贩卖的粮食铁器都是女真人十分渴求的军需物资,绫罗绸缎以及其他新奇的玩意儿则受到王爷家眷的喜欢,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到了范永斗这一代,范家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火枪、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晋商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收购这么多军火情报目的何在,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安危,都顾不得了。


也正是因为晋商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宁远大捷”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太极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袁崇焕有多牛逼,而是明朝边防严查商人越境,晋商前来贩货的频率大幅降低。他生怕晋商彻底中断交易,如果那样的话,别说汉人的锦绣江山,女真人能不能维持生存都是大问题。幸好,范永斗的行为表明,他已经铁了心跟后金混。


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大厦最终垮掉,除了晋商在坚持不懈地挖墙脚之外,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商人集团也是出力不小。明朝军队缺饷是出了名的,并不是明朝穷得没钱,而是东林党用各种方式阻止皇帝向商人集团收税,导致国民皆困,前线军队因为缺饷哗变,而权贵阶层富得流油。李自成进北京后,诧异地发现国库中存银只有十三万两,但是从权贵家里抄出七千万两,其他珍宝无数。


有这等“吃里扒外”的神助攻,大明不亡倒是奇怪了!


在晋商源源不断地物资输送之下,原本缺衣少食,兵器不足的女真人变成了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清兵终于杀进山海关,“嘉庆三屠”,“扬州十日”,无数明朝子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清朝定鼎北京后,顺治帝没有忘记为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晋商们,他在紫禁城大张旗鼓地设宴,款待包括范永斗在内的八家晋商。


其余七家闻讯后诚惶诚恐,生怕要被“卸磨杀驴”,于是派了自己的手下冒名顶替到京城复命,唯独范永斗自己前去见驾。顺治亲自接见范永斗,并且与其授予重任。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这八家晋商就是清初“八大皇商”。


范永斗作为八大皇商之首,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各种买卖。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乾隆二十一年(1756),范氏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可见其涉足之广。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永斗的孙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


清廷为何如此倚重晋商?这就跟历史上的欧洲宫廷倚重犹太人的情况非常类似。顺治十分高调地册封八大皇商,实际上就是向全中国宣布,我们女真人能夺得汉室江山,你们汉人要怪就怪这些吃里扒外的晋商们。范永斗等晋商被民间视作大汉奸,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谁都可以反清复明,但是晋商们不会,因此清廷十分放心将经济大权交给他们。


晋商严重依赖清廷的保护,心甘情愿地为清廷效力,甚至比女真人还要更加维护清朝政府。在康熙出征平定准格尔叛乱之时,范毓主动上书,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客观地说,倒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正面贡献。


与这些晋商一样,犹太人由于宗教等原因被欧洲民众排斥,只能依附于政府,受政府保护,替政府理财,形成了所谓的宫廷犹太人(德语 Hofjude)阶层。宫廷犹太人通过将钱或实物租借给欧洲各级皇室贵族并收取利息,以此换取政治特权和地位,从而成犹太人中的特权阶级。他们在欧洲封建政权体系中可以作为资助者、供应商和使者提供服务,成为封建统治者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助手。他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则是通过向封建政权放贷,从中收取利息,并以此进一步获得了铸造货币和收缴税款的权利。甚至一些宫廷犹太人还会被授予贵族爵位,担任政府公职。十九世纪在欧洲叱咤风云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出身于宫廷犹太人。


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把介休范氏看做东方的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搞垮法兰西帝国,介休范氏搞垮大明帝国,手段都是差不多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氏五虎”


犹太商人帮宫廷兢兢业业地理财,但是社会危机到来,或者当他们过于富有甚至可能会危及统治的时候,犹太人惨遭抄家灭门也是家常便饭。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就在欧洲反犹浪潮中送了命。对于范氏一族来说,他们也与这些倒霉的犹太人落了类似的下场。


当天下平定之后,范氏家族庞大的家产和资源调配能力就越来越让清廷感到不安。范家连自己的祖国都能出卖,万一别人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把清廷卖了也不是不可能。清廷给范氏设下了一个圈套,允许其承办对日铜贸易,但范氏的官铜与民办铜不同。民间贩铜十分之六按官价上交官府,余者可自销。但官办铜完全按官价上交。官价比民间价要低20%-24%( 约3.5-4两银子)。而且,范氏还要自己筹款办铜。随着铜价一路走低,范氏不仅无法从中赚钱,甚至还要向里面赔钱,但是又无法自主选择放弃,铜贸易就像一道绞索,在范氏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到乾隆四十六年时,范氏累计欠户部330 万两白银无力偿还。乾隆四十八年,范氏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史家评价:


“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转自   医汉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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