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审干”不能被虚无--康生的其人其时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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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的“审干”不能被虚无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其人其时其事

（上篇） 

怎么看待有关“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20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之一。之所以引起争论的一个焦点，就是康生作为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其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搞“抢救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1980年9月2日，中央有关部门的《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将其“搞抢救”列为第五项罪恶之一。可由此引发了各种控诉“延安整风”和“审干运动”的论调甚嚣尘上。那么，延安整风的“审干”到底有无必要？延安整风的“审干”能否因康生“过分夸大”而被虚无？“延安整风”是不是等同于“整人”？走向未来，需要“擦清历史的镜子”！

一、“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　　

要认清一个事物，就必须全面了解这个事物，就要了解这个事物的来龙去脉。要认清“审干运动”，也当如此，才能防止出现“盲人摸象”。

1、审干是延安整风第二个重要阶段。1942年冬季延安整风运动正式转入审查干部阶段，对于为什么要转入这个阶段，毛主席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很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毛主席在1942年11月13日的讲话还确定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所以，审干不仅要清理特务，也要发现干部队伍中的“贤才”。
    　2、搞“抢救失足者”偏离审干方针。1943年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会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按康生的部署，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度搞得延安“特务如麻到处皆有”，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严重偏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规定的“审干”方向。

“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主席及时发现出现了偏差和问题，就指示“抢救运动”要停下来，强调不能搞“逼供信”。8月15日，正式发布了毛主席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主席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

为加强领导，防止“审干”过火。成立了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少奇同志任主任。

 3、毛泽东妥善处理了审干扩大的问题。对“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积极做了三点工作：

一是主动承担责任。对“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没有推诿给康生和其他人，而是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二是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大会上公开检讨：“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三是坚决地平反摘帽。毛泽东明确表态：“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最初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怨气很大，但看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特别是由于毛主席对“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积极做了三点工作，又明确了“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在以后各中央局在部署进行的“审干反奸”中，就避免了发生这种过火的“抢救运动”。

4、中央充分肯定了审干运动的五大成绩。中央书记处于1943年12月底举行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审干运动”。

会议肯定了审干运动五大成绩：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反腐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

会议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下降。

二、康生其人其时其事

康生作为中央总会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延安整风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那么，康生何许人也，其负责的社会部又是干什么的？

1、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投身革命。康生是胶南一户地主家的二少爷，康生受书香世家的家族薰陶，幼年便接触文艺作品，擅长中国传统书法、中国画及收藏，其艺术造诣堪称中国大家。“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写得很好，刻的章也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康生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的指挥。”

康生自己曾说：用脚趾头夹根棍，写的字都比郭沫若强。这话可能狂妄点，但康生极为有才气，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康生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为地主家的少爷，不怕掉脑袋地投身革命，至少还看不出来他最初的动机有什么值得怀疑，从他后来的履历中，也没听到有什么投敌变节的“故事”。

2、康生做特工的理论与实践非常丰富。康生看似文质彬彬，建国后又长期管理论研究等工作，给人的印象似乎有点文弱。其实，康生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康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曾长期领导中共“秘密战线”工作。在周恩来负责上海特科时，康生就掌管暗杀行动的三科（处决顾顺章一家）。1932年后，康生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延安时期的什么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有关秘密特工训练的教材，全使用康生撰写的《特别工作建设》一书。

应该说，在情报工作方面，康生的理论与实践确实都非常丰富。有专家将康生和戴笠相比说：康生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都能甩戴笠两个档次！

3、中央社会部是干什么的？ 1937年12月，为加强和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 ”，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 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大大提高了中共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4、为什么叶剑英为康生念悼词。1975年康生死的时候，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称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在康生的追悼会上，为什么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念悼词，因叶剑英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他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或者说，叶剑英曾长期辅助康生领导秘密战线的工作，因工作特殊性使然，他们俩人一定有许多隐蔽战线上精彩绝伦的往事，被云遮雾绕的不能为人所知。

三、整风需不需要审干？

在很多公知精英的文章中，将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等同于“抢救运动”，将整个“审干运动”等同于“整人”，进而将“审干运动”虚无？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或者说，必须要从根本上回答的一个问题：“审干运动”为什么发生？“审干运动”到底有没有必要？

1、三股敌特都向延安渗透。党中央自打将大本营扎到陕北，陕北就是各方面特务渗透的重点。特别是抗战时期，日特、中统、军统等势力，都向延安派遣潜伏特务。其中，日本特务机关主要靠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毛主席明确指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很多特务。”“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这清楚说明审干对纯洁中共的肌体，这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

2、“汉中特训班”专门向延安派遣特务。叛徒张国焘向戴笠出招，应该训练知识青年打入延安。1939年9月，戴笠将“特训班”迁往陕西汉中，“汉中特训班”从陕甘宁边区招收知识青年，经过特训后，回到老家可顺理成章报考抗日军政大学等。“汉训班”学员除参加政治学习外，还要进行特务专业学习，怎么打入延安是主要课题。并成功潜入中共军委二局(军委情报部门)、陕西省委、边区保卫部门、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诸多要害部门。

1941年底，胡宗南部欲大举进攻延安，需潜伏延安的特务里应外合。如何整合这些相互都不认识，也无联系的特务，“汉中特训班”先后办了9期，陈兴林始终 43 44107 43 19081 0 0 5709 0 0:00:07 0:00:03 0:00:04 5709是教官，派遣延安的特务他都认识，就被选中去整合打入延安的特务。可陈兴一进陕北，就被我方巡查人员抓获，还被成功策反了。在延安举行盛大的“五四”青年节庆祝集会，在各单位打着旗帜列队进场时，陈兴林当场就指认出36名特务。这些潜伏特务被抓捕后，再经过指认，总共有60多名潜伏在延安各部门的特务被一网打尽。毛泽东听后赞叹：“当为奇功！奇功！”

3、暗杀中共领导是特务主要任务。派往延安的特务，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暗杀毛泽东及中央领导。

假冒新四军旅长去刺杀毛泽东。1942年3月份，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尧一行去延安开会，在连云港与日军遭遇全部牺牲。当地军统密电重庆军统总部，戴笠亲自策划由军统高级特工假冒田守尧身份，乘毛泽东接见之机进行刺杀。边区保卫处陈泊处长每天看中央主要领导日常活动的安排计划，他看到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接见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即让参谋人员拿出田守尧报到的材料：田守尧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所持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陈泊向晋西北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旅长是否从晋西北经过。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当天回电，今年5月下旬，并无新四军旅长田守尧路过。这个高级特务在中央军委招待所住了5天，眼看还有两天就要受到毛泽东接见执行暗杀时，却被逮捕了！

要向几口水井投毒暗杀中央领导。1938年，边区保安处发现，有一僧人可疑，常和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这个僧人是军统特工叫孟知荃，已在延安秘密潜伏了两年。边区保安处立即对将和孟知荃接头的杂货店老板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实施抓捕。中央军委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测出有敌特秘密电台活动，进行抓捕审讯得知，特务们准备组织暴动，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

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此成立了中央警卫科，并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搜索，一年多没丝毫线索。

当年谁敢说延安只有一个沈之岳？周景龙供认军统已派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这人就是沈之岳。据建国后担任过公安部部长的王芳回忆:沈之岳抗战初期在上海、杭州，诱杀过七八位共产党员。1938年4月，沈之岳化名沈辉，随一个教授访问团来延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接见。教授团30天访问结束，沈辉竟态度坚决的要留在延安参加革命。他是奉戴笠之命，一则潜伏到共党组织的心脏搜集情报;二则相机暗杀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边区保卫处对其实行严格政审，没发现破绽。沈之岳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关工作。王芳回忆录中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不久引起毛泽东的怀疑，于是把他外调到浙江白区工作”，如果不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怎么能“引起毛泽东的怀疑”？

周恩来遭土匪袭击令毛主席极为震惊。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敌我交界一带活动的一股政治土匪。25日早晨，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驶到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劳山，就遭到土匪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转移，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的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在延安确实存在大量敌特，在一些敌特已经打进中共要害部门，在内外敌特相互勾结屡屡制造事端，在面对的伟大斗争急需纯洁队伍的情况下，中共不需要采取一种形式清理组织队伍？中共在各地中央局也相继开展的“审干反奸”没有必要？

“延安整风”的“审干”不能被虚无—对康生当有评说

（下篇） 

尽管因康生的“抢救运动”，一度干扰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出现了偏差，但审干运动的必要性、重要性、成果性，都是应该肯定，也是绝不能被虚无的！

一、如何看待康生及搞的“审干运动”

对“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争议很大，要害就是涉及《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将康生“搞抢救”列为第五项罪恶之一。而且，康生又被定性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为此，要客观地评价“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就应实事求是地评价康生的其时其事。

1、看不出康生有何恶意报复。动机，往往决定事情的性质！康生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搞“逼供信”，让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那他的动机何在？

康生作为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审干运动中整谁不整谁，业看不出他与谁有任何个人私怨，或有什么个人所图，也没整死一个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没有任何刑事犯罪行为。

他负责的“审干运动”，同谁都没冤没仇，实事求是的分析，他搞“抢救运动”，也不过是要彻底肃清敌特，只是做法“左”了一些。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 康生让水太热了一点，至多只能算患上小知识份子左倾革命的狂热症。

再结合康生早期在上海特科的经历，他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长期做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这种警惕就变成了多疑。为此，康生搞“抢救运动”，只能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如作为康生的罪行，这是不是有点太牵强？

 2、“抢救失足者运动”只开展半月。从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抢救运动”才搞了十几天，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紧急指示让“抢救运动”停下来，特别强调“审干”不能搞“逼、供、信”。8月15日，还正式发布了毛主席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用“一把手负责”等政策规范和杜绝了审干中的过火行为。

任何事物都在时空中运动，审干的“抢救运动”只搞了不到半个月，掌握这个时间节点,对认识“抢救运动”的性质和危害极为重要。很多公知精英发表文章中污蔑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恰恰刻意淡化这个时间点，把搞了不到半个月的“抢救运动”,有意造成整个一年多的审干运动都是搞逼供信，恶意造成审干运动就等于搞逼供信，进而虚无延安整风就是整人！

3、中央为何未责处康生。尽管“抢救运动”搞了半个月左右，但无疑是出现了偏差，是“左”的过火行为，“抢救运动”无疑是错误的，康生应该难辞其咎。但中共历史上的历次“左倾”肃反和审查，不都大批杀人？将搞了不到半月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又一个人也没死，就把康生说成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这显然有点说不通。

以康生的才智和社会部部长的职务，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的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延安的五大书记岂是摆设？毛泽东岂是玩偶？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康生搞“过火了”。而且，就是康生搞了“抢救失足者运动”，毛泽东不也将责任自己都承担起来了？

头一次在全党全军和全部根据地政府里进行“审干锄奸”，作为探索性的偏差也是难免。对此，毛泽东明确将到：“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

中央书记处于12月底举行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会议肯定了审干运动五大成绩，其中首要一条就是“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务分子”。而康生至始至终都负责“审干运动”，并未见中央对康生有什么责难和处分。这说明“审干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审干运动”是不能抹杀的。

3、隐蔽战线的工作有其独特性。康生长期领导中共的情报工作，作为隐蔽战线的工作有极大的特殊性。19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介石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介石的失败是注定的，但蒋介石的话里似乎还透露一层含义，就是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重要关系的名单，这些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惯例是没档案可查，打进中共内部的卧底为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蒋也不一定知道，就算蒋知道名单，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

从蒋介石伤感地说出这番话，也可窥见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为此，对于康生在延安审干时的某些行为，也不能仅仅从常理上看，长期负责隐蔽战线的工作，他的警惕性极高，甚至过于敏感，也是情有可原。可只要毛泽东一纠正，“审干”就没再犯“过火”的行为，这知错就改，就不一定非耿耿于怀地揪住不放！

4、康生领导隐蔽战线工作很有建树。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李克农才是搞特工的专业人才。可仔细想想，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这都是何许人物？可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即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

康生能在1938年初就接周恩来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主任，1939年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社会部部长，看看他领导的那些副主任，哪一个不是赫赫有名的人中龙凤？康生若是个“绣花枕头”，若是个草包，毛泽东和党中央能让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还担任那么久？

虽然对于哀荣极盛的叶剑英，官方都只字未提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但在整个抗战期间，继而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这不也是秘密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又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的布局。康生能稳坐中央社会部部长10多年，中央社会部为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的安全，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延安整风后的审干，也都一直都坚持，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这对于中共纯洁组织建设，保持队伍忠诚，所起的积极作用，那是极为重要的。当然，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至少应“打盆论盆，打碗论碗”的另当别论。

二、“审干工作”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用“审干运动”来纯洁组织，全面清理中共的肌体，这应该是中共组织建设的一大创造，若丢了这个“法宝”，中共的金刚之身如何能报不坏？

1、审干工作非常必要。长期以来,用“审干运动”否定“延安整风”，一直是公知精英的一种鼓噪，如，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就将“延安整风定为毛泽东借机夺权：“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可自张浩从苏联回到陕北，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都一致支持毛泽东的领导，王明并不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严重威胁，毛泽东已是斗争中形成的不可替代核心，这个核心又绝对不是自封的。

很多文章借批判康生“抢救运动”为名，将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看作空穴来风，看成自我妄想，看成是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实际，脱离了敌我斗争的残酷现实，绝对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此，毛泽东讲的很明确：“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很多特务。”也就是说，打进我党我军和政府的敌特，红军时期就有，抗战以来更严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甚至连中共的反特机关社会部都打进了敌特，这还不需要“审干”？

就连毛泽东离开陕北，1948年5月18日在河北阜平城南庄遭敌机轰炸，不就是担任司令部小灶司务长的军统特务刘从文等，引导来的飞机轰炸吗？“审干”，不需要长久地坚持？

2、毛泽东即时和妥善进行了纠偏。对于“审干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即使进行了纠偏：

一是即时叫停。毛泽东及时发现了问题，紧急指示让“抢救运动”停下来。

二是主动承担责任。“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三是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一方面找人单独谈话做自我批评，许世友就带枪带弹的单独见毛泽东，被毛泽东的自我检讨所感动；一方面在大会公开作检讨赔礼道歉“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四是坚决地平反摘帽。毛泽东明确表态：“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五是唯才是举。有些受委屈的同志，在审干中发现是贤才，还得到了重用。审干结束后，许世友就由山东纵队参谋长升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看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积极平反，很多还得到重用，让许多受冤屈的同志，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这说明一度的“审干运动”扩大化，得到了及时妥善地处理，并未留下什么后遗症，绝非是冤案遍地！

3、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审干运动中，毛泽东特别批示要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这应该是政策性的保障审干不偏离方向，也显现了毛泽东海纳百川的胸怀。只要不杀，“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而且，就是查清楚的敌特，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中央社会部贯彻“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这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就是对所抓获由军统“汉中特训班”派遣延安的60多名特务，都不打不骂，一个也不判刑，并把认罪好的释放出去，让他们走自新之路。这些对共产党有着重新认识的特务人员，释放后没人重回国民党军统，大多数人成了拥护抗日救国的革命者。那个“汉中特训班”的教员陈兴林，两年后还成了共产党员。试问：蒋介石抓获中共的特工人员，能有这样的慈悲为怀？延安整风的审干中，连抓到证据确凿的特务，都能如此，对其他同志又能怎样，这不是可想而知？

4、正确看待受到的委屈。甭讲在中共的组织体制之内，试问：谁的人生不受一点委屈，不受委屈咋能长大？毛泽东的成长历程没有受过委屈？那是几次被撤职，甚至被开除出党，受不公正的处理有20多次。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

对待不公正待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是判断一个人心智境界的重要指标。当遭遇不公平的处理时，毛泽东能够坦然面对，冷静思考，他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和全党的大局，在保留个人意见的条件下，服从党的纪律和中央的处理，不意气用事，不因个人的遭遇而影响党的工作，做到“照顾全局，相忍为党”。曾与毛泽东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对于毛泽东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做出过概括性的总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

而且，能正确对待遇到的委屈，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特质。所以，即使“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有些人受了委屈，并能得到及时纠正，为何还被耿耿于怀？还被拿来秋后算账？

5、将“审干”混淆“肃AB团”是阴谋。一个进行了十几天的“抢救失足者”，又被及时纠正，还一个没死，又全都得到平反和妥善处理。这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可一些公知精英偏偏舍而不见，偏偏置若罔闻，偏偏言之凿凿。偏偏指天划日，偏偏捶足顿胸的，将“延安整风”运动，同先前的中央苏区“肃AB团”、洪湖和湘西苏区的“左倾肃反”、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左倾肃反”一样，都列为同类的严重扩大化，并将其定性为各方参与者打击对手、整肃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这不是一种主观恶意？这不是刻意在历史虚无？这不是一个自掘坟墓的阴谋？

6、毛泽东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极为可贵。毛主席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他的一个极为可贵的品质就是，遇到问题善于调查研究，勇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面对“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不是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诚恳地做自我批评，并积极纠正错误吗？今天，面对问题成山，有人承担过责任吗？一些从不做自我批评的“完美苍蝇”，却总恶意地污蔑毛泽东。其下场只能是在批判真理中，遭到真理的无情批判！

由军委政治工作部话剧团创作的话剧《从湘江到遵义》，那里有个著名的“红军之问”：“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我们还是以习总书记的“擦清历史的镜子 走好未来的路”为指导，客观地审视“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在不要虚无“延安整风”的“审干运动”中，更好地走向未来，更快地圆梦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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