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样讲好“延安故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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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紧逼，国民党又长期封锁、不断制造摩擦的艰难情况下，毛泽东通过讲述“延安故事”，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展示在世界面前，吸引了万千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赢得了国内国际广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推动力。重温毛泽东讲“延安故事”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指示，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刻意封锁，我们党直接对外“发声”非常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延安在外界的形象是模糊的、歪曲的。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一开篇所说：“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
国民党对共产党与延安的“描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诬称中共是“共匪、赤匪、强盗、暴徒”，这是自土地革命以来一直送给共产党的“帽子”；二是刻意贬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抗日努力与功绩，对外宣称“共产党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一次仗”，“目前希望他们打日本人也只能是奢望”；三是抹黑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生活，说是“罂花满地”，“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这些污蔑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也产生很多误解。面对国民党的肆意造谣、抹黑和攻击，我们党必须主动予以回击，进行解释和宣传。
而在当时，面对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国内外关心抗战大局的各界人士对“中国前途在哪里”的担忧越来越重，纷纷把目光转向了中共和延安，愿意听听来自延安的“故事”。如斯诺启程打开“红色中国”的大门之前，就准备了78个美国民众关心的问题，想要寻找答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毛泽东的精心谋划和组织，我们党打响了讲好“延安故事”这场舆论攻坚战。
延安时期，毛泽东所讲述的“延安故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号召促成并维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故事；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人民践行民主政治，探索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方法，建设“模范区”“样本区”的故事；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边区人民的故事。
作为党的理论家、宣传家，毛泽东在讲述“延安故事”时审时度势，方法灵活，多管齐下，大大增添了“故事”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一）用交谈方式讲述“延安故事”。
毛泽东的“听众”类别很多，有国内的记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国民党人等，也有国外的记者、政要、团体等。在繁忙的事务中，毛泽东抽出大量时间与他们会谈、交流，向他们讲述“延安故事”，增进他们对延安的了解和认同。同时，也让各界人士成了他的“宣传员”，让“延安故事”传播得更远更广。
毛泽东极为重视与新闻记者的交流。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加上长年身处延安，毛泽东很难直接对外“发声”。记者这一特殊职业，使他们可以通过手中的笔，迅速地向外传播客观情况。斯诺曾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从斯诺开始，毛泽东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红色中国”的故事，跟随着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贝特兰、王公达、黄薇以及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等外国记者的畅销著作，传遍了世界；也随着舒湮、邓静溪、赵超构等中国记者的真切报道，打动了无数国内民众。
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向民主人士、华侨领袖讲述“延安故事”，如梁漱溟、黄炎培、陈嘉庚等。1938年1月，梁漱溟带着对中国前途的担忧到达延安。在21天时间里，毛泽东与他多次交谈，其中有两次是通宵达旦。关于梁漱溟最为关注的抗战前途问题，毛泽东坚定地回答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不存在。”毛泽东一再强调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成为不久后写成的《论持久战》中的重要观点。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到访延安。毛泽东针对国共摩擦问题，向陈嘉庚解释了中共“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表达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陈嘉庚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嘱托，他后来在重庆、在南洋的讲演中，力陈中共的真实情况，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了为恢复国共商谈而来的黄炎培一行。黄炎培在边区看到了距离他的理想相当近的“新世界”，并且与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窑洞对”——用“民主新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难题。黄炎培把他在延安五天之行的经历和感想以及“民主新路”的谈话，很快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热情赞颂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这本书避开了国民党的检查自行出版，初版两万册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毛泽东讲述的“延安故事”，也因为这本在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传播甚广。
（二）用文字陈说“延安故事”。
毛泽东认为，舆论宣传工作要为大局服务。他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枝笔堪比“三千毛瑟精兵”。在讲述“延安故事”时，毛泽东适时地运用纸媒的力量，把党的政策主张及时宣传出去，表明立场，扩大影响。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针对美军观察组的宣传。
毛泽东在1944年6月28日确切得知美军观察组可来延安后，当即表示欢迎。在7月22日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之前，《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集中刊登了大量关于美国民主自由以及中国追求民主的社论和新闻稿。这样做，有三层用意：第一，强烈表达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坚定信心与对民主政治的追求；第二，批判国民党的政治独裁；第三，高度肯定美国对延安的“善意”，为争取美军观察组的支持作铺垫。
毛泽东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宣传造势，确实引起了美军观察组的关注。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关于“民主”和“合作”的谈话内容。经过我方的宣传和解释，观察组逐步改变了对中国抗战的整体印象特别是对中共的态度。谢伟思在其报告中多次提出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的意见，建议“有理由把美国的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国共产党军队”。1945年2月8日由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全体政务官员联名发出的《中国的局势》报告中说：如果美国继续坚持片面支持援助蒋介石的政策，“在中国发生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灾难性的内部冲突可能加速爆发。
（三）用事实展现“延安故事”。
毛泽东曾这样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面对敌人的抹黑，我们说“请看事实”。这是毛泽东始终坚持的宣传工作方针。
“请看事实”的宣传策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黄炎培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华侨记者黄薇在华北敌后待了三个多月，走了四十多个县，行程数千里。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百余篇敌后通讯，向海外侨胞报道了祖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斗争事迹。在华北某抗日根据地被营救，并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的美军飞机轰炸手布希回国后，向纽约《下午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领导的区域有效地组织起中国人民从事全面抗日战争，我能证明他们是打日军的。
自由的边区，吸引了更多的来访者；自信的中共，获得了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此举，可谓“一箭三雕”：一能表明中共的诚恳态度和强烈自信；二能让边区的情况更加全面和具体地展现在来访者面前，让“延安故事”更详实；三也能让“延安故事”更加真实可信。
毛泽东讲述“延安故事”取得巨大成效，是我们党历史上开展对外宣传的一次成功实践。
（一）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延安、真实的中国共产党，赢得广泛理解、同情和支持。
听毛泽东讲完“延安故事”后，各界人士纷纷向外界介绍他们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针对之前听说的种种不实信息，为中共和边区进行了强有力的辟谣。
陈嘉庚就是其中一例。对于边区的真实情况，陈嘉庚在重庆作题为《西北之观感》的演讲时说：“及到两三天，已明白传闻均失实。”他亲身的所见所闻则是：“田园、屋宅、财产，仍民众私业，未有变更。商贩店行亦民众自由经营，一条街道百多家，大小资本概属私人所有。政府绝无干预。”又说：“至于公妻灭人伦，则绝无其事。若男女混杂，以余所见所闻，凡男女往来起居，甚有秩序。”他呼吁：“现下为抗战救亡危险时际，希望全国民族一致对外！”陈嘉庚这个演讲的听众有数百人，包括重庆大部分报馆的记者。他的演讲内容对国民党当局而言，无异于引爆了一颗重型炸弹。
英国记者斯坦因用日本人的评论，侧面肯定了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他写道：“共产党的军队，是和人民紧密联系着的，对于这种联合力量的恐惧，使得日本人宣言说：‘他们’（共产党）现在是日本皇军在中国必须认真攻打的唯一敌人。”他还说：“在新民主主义之下，延安已经动员并实现了他们的作战力量。我觉得新民主主义毋宁说更近于英国的战时民主制。它有获得和平，也有赢得胜利的可能性。”
（二）使“延安”成为一个精神符号，吸引了大批人士奔赴边区，凝聚了抗战力量。
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诗歌，生动表达了爱国青年对延安的向往：“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许多青年怀揣着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或是“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奔赴延安，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1937年8月，抗大第三期学员中有知识青年477人，而1938年4月，抗大第四期学员中，知识青年数量则达到4655人。成千上万的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不怕艰难困苦，长途跋涉奔赴延安，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延安故事”辗转流传，在国统区乃至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抗战救亡、民主建国的一系列理论主张，通过“延安故事”这一载体得以传播开来。“团结”“抗战”“进步”的旗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二是在实践上，“延安故事”使边区作为抗战大后方民主政治建设“样板”的形象广为传播。不少人通过“延安故事”，知道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普通百姓谋福利”的社会在延安，“百炼成钢的指挥者和战士”也在延安。
作者：李雨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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