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雅：毛主席的指示都贯彻不下去--建国后工会系统的两次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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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会同行政管理部门有区别。工会是群众组织，主要目的是发动组织工人、组织劳动竞赛等。建国时我国工会是按照列宁所说的“三座学校”职能建设的，一是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建设和改革，完成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二是代表和组织职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参与企业、事业和机关的民主管理;三是教育职工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建国之初，党的领导人在工会工作方针问题上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到底要依靠谁，毛主席说的很明确，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工农联盟，并批判了依靠贫雇农、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等错误观点。建国后学习苏联，也搞一长制，毛主席明确反对，毛主席要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1950年7月19日，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备成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工会与行政在基本立场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立场和任务，不能脱离工人群众的利益而成为“厂方的附属品”，所以“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 ”。8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语，转发邓子恢的这一报告。刘少奇在批语中说：“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邓子恢的“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会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是为至要。”李立三要求《工人日报》当天登载，并说：“群众为什么还要工会?工人认为工会能维护他们的利益。”但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邓的观点，高岗认为“党政工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1951年4月，针对邓子恢的文章，高岗组织有关人员写了一篇题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该文针锋相对地对邓文提出了批评，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的“基本立场”一致而“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第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文章上报中央后，刘少奇批示“暂不发表”。刘少奇还专门做了笔记，赞同民主管理，但这一笔记在改革开放后才发表，后来编入刘少奇文选。在企业管理上，总体讲，刘少奇的观点是矛盾的。刘本人是从白区工人运动干起来的，对于工会开展民主管理、保护工人利益还是赞同的;同时，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剥削有功等问题上，又是右倾的，与毛不一致。

　　工会有自己的观点，要求实行民主管理。从中央来说，毛主席是要求民主管理的，但毛主席的指示不具体，国务院不赞同工会的很多活动，毛主席的指示不能顺利贯彻下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思想，从邓力群编写的《毛批》中就可以看出来。

　　1951年12月13～22日，李富春代表国务院主持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集中批判李立三的错误，当时就有不同意见。李立三跟毛主席反映，工会有官僚主义，也脱离群众，毛主席说对，要讨论工会问题。原定于七届四中全会上专门讨论工会问题，毛主席还让全总做准备，让李立三着手做准备。50～51年时候，事情比较多，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工作繁忙，中间又出现高岗问题，于是四中全会一拖再拖，最后在54年召开四中全会时，主题也变为解决高饶反党集团问题。此后工会的问题又是一推好几年，国务院对工会指出的存在官僚主义、工会需要保护工人利益等问题，没有再讨论过。

　　建国后国企官僚主义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工会是做了很多工作的，集中体现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件事组织工会，实施工会法。当时上海来的地下党中，工人很多，所以一建国，上海工人马上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但全国不都是这样，其他地方工人数量很少，大多数地方都是强行推下去的。当时去管理工厂的，很多都是军队派军代表进工厂当厂长、党委书记。这些同志习惯在军队里面的作风，习惯下命令，因此在工厂里也想搞军事化管理，别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见去办，所以官僚主义问题很严重。第二件事是实施劳动保险。李立三推动这件事，工作效率很高。1950年，李立三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1951年2月由政务院颁布实施。李立三大力贯彻执行，对每一个工人都建立账户，落实劳动保险。这对地方党委、企业等工作有一定影响，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成身份登记工作，建立账户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地方党委、行政部门反映工会“干扰主要工作”。因此，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国务院派李富春、刘澜涛批判李立三，扣了三顶帽子：在工会的性质和任务问题上，不了解生产中心观点，犯了把生活与生产对立的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不了解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的意义，犯了使工会脱离党的领导和工团主义错误;在工作方法上，不了解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犯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随后，调山西省委赖若愚来做全总主席，李立三调到劳动部。赖若愚很讲究群众路线，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对工会的观点跟李立三是一致的。赖若愚很年轻，当时正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国营企业大发展，赖若愚搞了一系列调研报告、文章。赖若愚明确讲，国营企业比私营企业都不如。三反五反运动时，私营企业有劳资协商会议，资本家有财产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等三权，工会有监督权，所有加工订货等工作必须由工会进行监督，形成“三角两边”关系。“三角”即政府、企业、工会，政府和工会实际上是一边的，所以又成“两边”。以荣毅仁为例，纱厂不能到其他地方卖纱布，必须向国家的纱布公司出售，跟国家签订合同，并经过企业里工会监督商品质量、价格。所以资本家都说“我的三权还不如工会的一权”。但国营企业不同，好多国企中解放前没有党组织，都是军队派军代表进去后发展党员的，南方新区党员更少，所以更倾向于采取行政手段。建国后工会很快建立起来，按照全国-省-市-厂的组织体系，工厂必须发展会员，整体系统已经建立起来。工厂中除资本家、少数有罪行的人外，工人都必须参加工会。因此工会很容易听到工人反映问题，包括劳动生产、安全、卫生等诸方面问题很多。所以国企工会没有发言权的问题很快反映上来。

　　在八大上，赖若愚代表全总发言，谈到行政和工会差别。讲工会、行政根本立场一致，具体工作不一致。行政上要加强管理，把工人生产搞好，也要关心工人生活、教育;工会首先要了解工人需要，从工人身体健康、劳动安全、家庭、工资等方面出发，教育工人提高觉悟，在此基础上发动工人搞好生产。赖若愚的发言在今天看仍然是正确的，工会必须先要保护工人。哪像今天的工会，只知道跟工人收会费，然后讲讲和谐就完了。当时国务院的领导不听赖若愚的意见，赖若愚坚决顶下来。57年发生匈牙利事件，国内也有工人闹事，要求把抗美援朝期间的捐款重新分给工人。这件事如果经过说服教育是可以解决的，但工会要站在工人立场上去说服教育，解释这个要求是对的，但经过公私合营后应将其变为企业积累。但行政管理者不这样看，反对工会的观点。当时赖若愚带全总的人去上海，与柯庆施等人发生争论，工会支持工人的观点，认为工人闹事也许有错，但有事才闹，上海市不认同。所以工会和行政各方面的矛盾，都积累下来。赖若愚48岁因肝癌去世，追悼会刚开完，马上开批判会，声势很厉害，要批工会干部的作风，工会干部“连领导的话也不听”。开了几个月，讲工会犯了经济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工团主义的错误，并传达到全国，工会从此一蹶不振。反右以后，在全总抓右倾分子，打了不少右派。刘明义、李积柏(音，实际名字需要校对)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赖若愚老早就该批判了，谁的话也不听。刘少奇没有对这件事表明态度，但其后提出共产党员要当驯服工具，所以行政方面马上对工会干部批判，说工会干部要当驯服工具，当小毛驴，西北温顺的小毛驴。

　　总体上讲，建国后工会做了很多工作。建立了好几十个产业工会，部门也很多，跟国务院对口，出现什么事故，都要独立核查。建国之初，都要给工会最好的房屋和办公场所，北京给总工会安排在新华门前的三层楼里，原国民党参议会所在地，这是除中南海以外最好的建筑。进城以后，工会所到之处，都给最好的办公场所。在57年批判赖若愚以后，不仅干部受批判，各地工会的房子也都退给了行政部门。这场批判给工会留下的后遗症直到今天，走到今天工会比西方的工会还不如。文革中胡乔木讲，工会不如西方的黄色工会，西方黄色工会还要到工人中拉选票，还必须给工人做点实际工作，但中国工会没有，只是说要遵从党的绝对领导。胡乔木很明确的指出过，现在的问题是工会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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