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启文将军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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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桐城姚家 

1982年某日，我因差路过北京，顺便看看了父亲一位老战友，在政治学院工作的马载尧老前辈。恰巧，父亲的另一位老战友程启文来找马老帮忙办事，因程老将军与我父母亲都熟悉，所以见到我兴致顿长，谈了许多，小记如下。

一、郑位三最早说“高敬亭不该杀”

凡是红二十八军的人，或者是新四军四支队的人，见面三句话离不开高敬亭之死。程老将军是最早从延安派到四支队的干部之一，与高很熟悉，所以他也就更无例外地谈起此事。但他的第一句话，就使我感到意外。

他说：“杀了高敬亭后没几天，郑位三就对我私下说过‘高不该杀’”。

我立刻联想到父亲《自传》的中说法，于是奇怪地问道：“郑位三不是被高敬亭排挤走了的吗”？

“啧啧，看看”。程老将军不以为然地对我说道：“这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了吧，这就是人家的‘革命的气度’啊。说到枪毙高敬亭的事，首先要怪的是戴季英，其次是叶挺和邓子恢。那时候真是‘左’得很，唉”。他转过身对马老说：“老马，我说那个时候我们也真他妈的幼稚。上次碰到赵启民（注：也是抗战初期从中央派到四支队的，赵是陕北红军，解放后在海军工作），他对我说：‘就是你们红二十五军来了以后，才把陕北红军的‘肃反’扩大化越搞越凶了。’我说：‘你他妈的乱说！我们来陕北之前，朱治理、郭洪涛他们就乱搞起来了。那时就是一股风，其实最先是从苏联回来那帮知识分子搞起来的，这能怪到哪个部队吗’”？

二、“老病号”去世后，没有人为他说话了

那次在北京，我还看望了父亲在红二十八军时期的老战友余启龙、李世安、陈祥等老前辈，由于都知道程将军在京，所以大家几乎都提到了这位与红二十八军干部感情甚笃的人。而且，许多人说到他时，都多少有点为之惋惜。

有的老前辈说：“程派到四支队时，与先后来的萧望东、张体学、赵启民、成钧这批干部，职务差别其实并算不大。但后来，他就没有这些人的‘路子顺’了。他也算是老资格了，1929年参加红军，抗战初中、期的团长，解放战争时期的师长，1957年就当了副军长，而且是原起义部队（陈明仁为军长的55军）的第一副军长，‘半个正军级’了，但授衔只是大校，61年晋级少将，而且直到现在还是军职。真有点可惜了啊”！

又有老前辈说：“程启文其实该算是有点‘背景’的：他是郑位三的‘老表’（似为表兄弟关系，实情不详，但肯定是亲戚关系）。可惜‘位老’很早就‘坐冷板凳’了，又是个正派人，一则是帮不上忙，一则是‘位老’也可能不会帮自己‘老表’的忙吧”。

还有的老前辈则说：“说起来，‘老病号’（徐海东）对程是最亲的，抗战期间一段时间里，程其实是给徐大将当了警卫。而且，徐对‘位老’又很亲近，所以是最能为程说话的。可惜徐也赋闲很久，去世也早。而‘老病号’去世以后，就再无人为程说话了”。

自然，也少不了有人对这位老将军的经历说三道四，但是，无论是谁，都能感受到程将军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始终是“嘻嘻哈哈”的形象，看不出个人进退荣辱在他身上有什么影响。套用一句老话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现今的话说，程那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心理健康的老人”。

三、我最满意的还是老大

马老的大女儿小贝与程家特别熟悉，所以在马家聊天时，她的话很多：“程伯伯，你们家程志现在出了大名了，现在，他和苏小明（注：苏的姐姐是程志的妻子）算是眼下部队歌唱演员中最吃得开的了”。

老将军摇摇头说：“这小子没个什么名堂”。

但他突然很动情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最满意的，还是我那个老大。这是个有出息的家伙”。

我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两个场景：

——当哈东军分区的程参谋长在台上讲话时，讲台下面突然钻出一个小孩子，伸出头来给大家做鬼脸，弄得全场哄堂大笑。小家伙迅速逃之夭夭。气得程参谋长要追上去揍这个捣蛋鬼儿子……

——小平时不时大摇大摆地走到那些正在闲聊的解放军叔叔、解放军阿姨中间，很老练地听大人们说本来是“大人”的事。听着听着，小家伙突然又很老练地冒出一句话：“我爸爸是参谋长，我怎么也可以当个营长吧”？

于是我十分好奇地听老将军说下去：“他是1961年考上的哈军工。本来，他喜欢的是文科，所以感到数理化有点难搞，结果患了偏头疼病，休学了一年。回到家没多久，有一天他突然就对我说：‘爸爸，我不想念书了，你们就让我回家种地去吧’。

“我当时感到很突然，但看得出这家伙是认真的。所以，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我就对他说：‘回老家去可以，但有一条，去了就要坚持，中间打退堂鼓可不行’。

“就这样，小平回到了大别山。开始还真是当农民种地，后来县里发现这里有点不对了：一个大学生，共产党员，要他去种地，不合适吧？县里就把他抽上来，到县公安局工作。开始这小子还硬是不干呢，好说歹说，最后才算到县里了”。（注：此段经历，后来报道中说法有所不同，见《附录》。但笔者准确地记得，当时老将军原话就是如此说的）

听到这里，我怎么也无法把这些，与那个从首长讲台下钻出来做鬼脸的孩子，与那个“老练”地说因为自己爸爸是参谋长所以自己应该当营长的孩子，联系在一起。60年代前后，确实有董必武、万里的儿子董良阁、万伯翱当农民，解方将军的儿子解延风当兵的事，影响不小，稍微近一点的，也知道甘祖昌举家务农的事，但我确实没有想到，在自己熟知的老前辈家中，也有这样的出色人！尤其是最近看了《志在青山——记扎根山区的将军之子程平东》一文后，知道了“小平”竟然是在红安县公安局长职务上退休的之后，我不由得心中充满了敬意！ 

而老将军说下面这段话时，声音里则透出了悲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哈军工要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红五类’子弟迫害的事，一查，就查到我们家老大头上来了。他们派了几个学生到湖北，为首的是谢富治的女儿（注：此人好象叫谢小沁，文革初期到四川造反，笔者偶然见到过此人），他们找到小平，要他揭发。这时候，我们老大的长处就显示出来了”。

程老将军说到这里，声音高了起来：“小平摇摇头对造反派们说，别人受没受迫害，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确实是主动要求到这里来的，这不能叫‘迫害’。

“嗬，那几个小子马上就翻了脸：‘他妈的，这小子是保皇狗！’就把小平绑了起来，打了一顿，丢进了牛棚。——你说混蛋不混蛋”？

老将军说到这里，低头喝了口闷茶，我暗自瞟了老人一眼：他眼里似乎有点湿润……

附录：

《志在青山——记扎根山区的将军之子程平东》

中关于程平东回乡的记载如下：

“1959年，程平东考上留苏预备生，被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留苏未成行。1960年8月他应征入伍，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年后，组织上安排他在学院政治处工作，他不肯。学院领导又介绍他到黑龙江省委工作，他谢绝了。1965年4月，程平东告别哈军工，怀着建设家乡的豪情回到红安县。

“乡土对于程平东，只是一个情感的符号，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父亲的村庄在哪里！找到县委办公室，大家用疑惑的目光审视面前这位“东北大汉”：将军的儿子要当农民？不会是个骗子吧！程平东只好让人打通父亲的电话，证实自己的身份。县委坚决不同意他的请求，几个领导轮番做工作，最后才说服他当了一名普通民警。

“1967年，哈军工来人来函，要求程平东回母校复学，他把函件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

（转自 青史篇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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