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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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策

陕北发生错误肃反问题的历史社会根源，我过去写过一个材料。这件事一被中央发现就肯定是错了，当机立断，派王首道等人迅速赶往瓦窑堡，释放被押的干部，并分配了工作，已经杀了的人，因种种原因，至今未能清理平反。

据王首道同志回忆，他在进行这个工作中，问戴季英（保卫局长）：“怎么能把这些干部逮押起来呢？”他就拿出许多案卷来，证明刘志丹等在押的同志是“右派”，是“反革命”。王首道继续问：“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那么，这块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怎么能建立和巩固下来的？”

对这些问题，戴季英都答不上来，但他仍顽固地坚持有案卷、口供为据。王首道同志的上述回忆，证明中央那时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肯定那次肃反是错误的，从而坚决地放人。完全不同于红二十五军一来，就积极地支持并参与这种错误的肃反。由此说，这次罪恶的肃反总是被中央制止了，根据地转危为安了。

中央第一次解决历史问题

自此以后，郭洪涛长期不承认他的肃反罪责，不承认他主持肃反，他和红二十五军刚来时的作法一样，也在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大搞是非颠倒、无中生有地煽动，诬陷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以致使负有肃反严重责任的朱理治和郭洪涛都得到信任和重用。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到了1937年5月苏区党代会，郭洪涛还当了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

迫害了这么多的人，屠杀了这么多的人，现在还是高高在上，大权在握。郭洪涛此时如何地满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严重违犯了党的纪律，竟然得不到任何处理，党的正义和公理安在？所以此时被关押的人虽然释放了，肃反被制止了，但肃反的是非却未解决。加之当时中央组织东征，接着又西征，1936年底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党中央不能不集中注意力处理上述这些关系全局的大事。被释放的同志也都服从中央的分配，死里逃生，高高兴兴地奔向自己工作岗位。

在这一时期，最感悲痛的是一些红二十六军的重要干部刚从肃反的监狱出来，就英勇地牺牲在东征作战前线，如刘志丹、杨森、杨琪等同志。

因此，肃反这一个大冤案就拖下来了。可另一方面，肃反的祸首和负责人仍然大权在握，在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派遣亲信把持边区党的各地要害，继续排挤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党政干部。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一）郭洪涛在蒙蔽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上作了大量工作，使他们上当受骗。

在1983年中央五人小组最后一次处理陕北问题的李维汉同志就指着郭洪涛的鼻子说：“我就受过你的欺骗，我就上了你的当。”

毛主席在陕北历史争论不休的时候，也发现陕北肃反问题并未正确解决。他说过：“在洛甫同志还当总书记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正确解决肃反问题”。并批评洛甫同志用人不当，即指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洛甫同志为此还作过检讨。

（二）肃反的是非尚未解决，主要是在执行党的路线上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是非还是颠倒的，证明郭洪涛在路线是非上欺骗了中央领导同志。

不仅如此，还利用外国人斯诺的笔把罪恶肃反的责任转嫁到张庆孚的头上。

张庆孚同志与我们关在一个院子，戴季英多次拿着鞭子打得他哇哇大叫，这是我们听到的。据张庆孚同志的回忆文章说：“戴季英说：‘你是一个假中央代表’，我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戴恼羞成怒，对我动刑。五月下旬，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五、六十人与我关在一起。大家都被带上脚镣，我的脚镣特别重，还带上一副手铐。虽多次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口供’。”他怎么能成为肃反的负责人呢？这件嫁祸于人的事是谁干的？什么人才能干得出这样的事？

这是肃反大案中的又一个冤案，至今未明，经过斯诺的《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不仅欺骗了中国人民，而且欺骗了世界人民。因为是非不明，使被杀、被肃的同志冤案在身。

正如李维汉同志在自己的回忆中说：“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清，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分配我们工作的大权，还掌握在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的手里，我能安心工作吗？因而，我在1937年底中央党校拿结业证后就离开了陕甘宁边区，回到陕西做地下工作去了。”

李维汉同志又说：“由于三五年九、十月间，陕北错误的肃反事件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由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才及时地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的错误。”但关于错误肃反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

正因为一直存在着争论，中央才不能不腾出手来，经过调查研究，于1942年底至1943年初，直接领导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解决问题。毛主席、任弼时、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清算“左”倾机会主义在西北造成的恶果。

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纠正了1935年处理肃反决定中的错误之处，明确地认为朱、郭应负肃反的主要责任，指出肃反是王明路线登峰造极的产物。在这次会议上，郭洪涛却避重就轻，只承认他搞了宗派主义，不承认他主持了罪恶的肃反。因而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这就是说，他只承认了一半，他只是抽象地承认了他犯有宗派主义的“因”，而不承认他宗派主义所造成的“果”——肃反。实际郭洪涛坚持的宗派主义，正是肃反的根源。没有宗派主义就不会发生肃反，二者是因果相承的关系，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肃反之前，郭洪涛就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大放了一通主观主义的、毫无根据的言论，诬蔑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浓厚的土匪色彩、梢山路线”等等。回去之后，又在陕北特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老调。不仅如此，又向北方局写去同样的报告。短短的半年时间，郭洪涛为肃反作了许多实际准备工作，好像他面前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红二十六军、陕甘边特委。

这种活动，终于把北方局的朱理治煽动起来，亲自出马来陕北上阵了。接着聂洪钧也来了。这两位都是带着严重的“敌情”而来。来了之后，都对郭洪涛抱绝对信任的态度，对郭言听计从，而对于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却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既不接触，也不调查，很快就钻进郭洪涛的迷魂阵里。

但是，这时要肃反还很困难，因为枪杆子还在刘志丹手里，而且正值刘志丹连续指挥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郭洪涛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就是刚来的自称为“北代”的朱、聂二人，虽然接受了郭洪涛的挑唆，心怀鬼胎，但也下不了决心，不敢动手。

1935年8月间，程子华、徐海东带领红二十五军来到了陕甘边苏区，很快郭、朱、聂这一套，竟使二十五军领导人上了圈套。正如程子华同志在1945年检讨时说：“我们对肃反犯了盲从的错误”。当时就有批评者说：“你虽然盲了，但总是从了”。这个“从”字，在当时可非同小可，它使肃反的主要条件具备了，使肃反成为不可避免的大祸。

一套人事调动，军事安排，都为肃反创造了条件，二十六军的机关枪被收去给了二十五军，逮捕人的名单一个接一个从所谓后方即陕甘晋省委（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保卫局长崔天民、戴季英）送到前方的十五军团和陕甘边特委（特委书记李景林是郭的宗派亲信，我就是被他带领二十五军的朱仰修逮捕的），鲁奔（贲）调往关中特委，主要任务就是捕人杀人。

红二十六军的部队由郭述申指挥，在鄜县地区对敌攻坚作战，使红二十六军遭受很大的伤亡和削弱。一切都证明肃反的主要矛头是对着红二十六军、陕甘边特委和关中特委的。在这几个地区和红二十六军中，不多天就杀了营、连骨干和共产党员近三百人。地方干部除一些党员就地杀害外，近百名较负责的干部，以白军俘虏军官的名义押往瓦窑堡，绳捆、上镣、关押待死，这就是肃反的真实历史。

在整个大逮捕、大屠杀中，据我了解无一人逃跑，这是对于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一次生死考验。这次西北高干会议，主要揭发了郭洪涛在肃反中的错误和责任，但未做处理结论。

中央第二次解决历史问题

1945年，中央在1943年西北高干会议的基础上召开了西北党史座谈会。与会同志发扬延安整风的精神，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以大量事实，揭露郭洪涛等疯狂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殃及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罪行。

会议贯彻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人人畅所欲言，一些在肃反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同志纷纷作了检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到会发表了讲话。他们除了对路线问题分清是非外，还对郭洪涛等在肃反问题上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提出了尖锐批评。

任弼时同志在讲话中指出，“郭洪涛的政治路线是‘左’倾机会主义的，组织路线是宗派主义的，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的，个人品质是极端恶劣的”，并宣布给他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警告他如搞翻案，“就开除党籍”。

中央第三次解决历史问题

对中央领导的批评和组织上的严肃处理，郭洪涛始终怀恨在心，千方百计地伺机翻案。1959年庐山会议后，郭洪涛利用当时党内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引起的思想混乱，在中监委个别与其观点一致的负责人的默契配合下，终于翻案得手。此后他更加有恃无恐，屡次在全国政协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歪曲历史，自我吹嘘。更有甚者，他通过其宗派亲信，利用“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动乱，把中央主持召开的1945年西北党史座谈会打成“反党黑会”，妄图以此逃脱历史对他的定案。

郭洪涛愈演愈烈的翻案活动，终于引起广大有正义感的党员，特别是了解历史真相的老同志的密切注意。1983年。我们四人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我们四人的意见。

中央决定由李维汉同志为首组成五人小组，由争论双方各四人参加座谈。一方为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一方为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张策。

经过多日座谈，李维汉同志作了结论性的讲话，并根据这个讲话写成中央“二十八号文件”，再一次澄清了西北党史的是非？否定了郭洪涛的翻案。为了郑重起见，五人小组要求我们八人都要在二十八号文件上签字，但是除郭洪涛外，其他七人均顺利签了字，表示同意五人小组的结论，同意中央的二十八号文件。而郭洪涛拒绝签字。他跑到北京医院李维汉同志的病房，一再声称他没有向北方局送过诬陷红二十六军的黑报告。

此时李维汉同志病情已经沉重，但他仍不断地纠缠达几个钟头。荣高棠同志气得在五人小组会上批评他连人道都不讲。事后，五人小组派人与他谈话说：“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局打过黑报告，可以，那我们只有公布档案，如果档案这个铁证证明你打过黑报告，到了那一步，党中央就要开除你的党籍。”他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已签了字。郭洪涛的长期翻案活动至此才告结束。

中央第四次解决历史问题

但是，宗派主义这种东西，绝不是一个人的作为，既然形成主义，就是一股力量，有派首、有派干、有派众，结成一体，观点一致，一有新的机会和条件，就有新的派首利用大权在手发作起来。如在“社教”中所发生的三条黑线的恶浪和陕北的肃反如出一辙，即关中地下党的黑线；三十八军的黑线即杨虎城所留下的部队，这个部队长期与我党保持关系，许多党员在这个部队工作；再就是彭、高、习的黑线。而这三条黑线攻击的目标均在关中地区。

既是黑线，就会株连众多的人。这三条黑线的提出，实际还是针对关中党的宗派主义纲领。在关中地区，大批土改不彻底、镇反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在各县大体都增加了很大一批地主、富农，大抓了一批所谓反革命。孔从洲同志生前为三十八军所迫害的同志作证平反的就有数百人之多。仅以西北局负责蹲点的长安县社教为例，把长安县的党政干部打的只剩下二个半好人（长安县报告为证），这是典型的打倒一切。一次西北局的兰州会议就打击了四万多于部，这还不是第二次肃反吗？

中央虽然四次处理了西北党的历史问题，但是却没有把这多次处理深入地在西北党内传达，人们对于宗派主义因缘、发展恶果，没有个系统的理解。现在时过境迁了。在新形势下，中央向全党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全党安定团结，一心一意发展经济建设。宗派主义者再搞什么批、斗、捕、杀显然是不合时宜了。但并非无所作为，如陕西在党史问题上，就连续出了许多名堂，引起连续的争论。

因为策划人、定调子的人多为幕后的宗派主义者，执笔写历史的人多为不了解历史的人，而写出的“历史”很难符合历史的真面目。有的宗派人物公然定调子，不准写三嘉塬事件、不准写闫家洼子会议，不准写陕北肃反。最近有一位叫张宏志的干部给我写信，说他受命写自己并不懂的西北历史，与幕后定调子的人发生了矛盾。他不同意隐善扬恶、歪曲历史，告诉陕西省委纪委。

我们这些历史的见证人也都发现宗派主义者在捏造历史，颠倒是非，多次建议开个会议，谈一谈这些分歧意见，然而在宗派势力阻挠下，连一个党史座谈会都开不成。但有关西北党史的书刊一本又一本接着出版，因为他们一有权、二有钱。但是，懂得历史的老干部的文章，却在陕西不能发表。

《刘志丹》题材的秦腔戏不能演出，好像刘志丹仍然是一个黑人。在刘志丹牺牲时，中央是怎样评价刘志丹的，中央五人小组在1983年二十八号文件中又是怎样评价刘志丹的。陕西也有过轰轰烈烈的革命历史，可是今天在宣传教育报刊杂志、文艺戏剧中，很少有关地方领导人的宣传，能说是正常的吗？

陕西有一个谬论：认为宣传刘志丹就是贬低谢子长，所以不能宣传刘志丹。还有一种说法，要宣传的话，两个领袖人物都要连在一起宣传。可是在历史上两个人很长时间不在一起活动，在一起的时候不多，而在一起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如三嘉塬事件，如闫家洼子会议，再就是谢子长去世早于刘志丹差不多两年。这都是真实的历史，两个人的事迹、战功、政绩又怎么能总是拉到一起呢？

总之，宗派主义这种东西，实在顽固，在1945年的西北党史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归纳大家的意见说郭洪涛欺骗中央达七年之久，十次之多，郭当时也承认这一事实。可见，宗派主义这个东西非摆在桌面上，大白于世才可能有希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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