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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袖横渡万里长江

2018-02-19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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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一弓


1956年春天,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秘书给姨父打招呼说:“在广州、南宁会议上,毛主席曾两次向王任重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任重同志要我通知你,你要有所准备”。姨父感到毛主席游长江事关重大,立即向市公安局、省公安厅作了汇报。大家的第一反应是,不行,怎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扑通”一声跳进长江,风里浪里游水呢!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出了意外怎么办?第二反应是,毛主席讲了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如果他老人家坚持要游,怎么办?当即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要赶快写报告,说明长江不能游;第二,还必须抓紧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准备工作。以上两项任务都落在姨父的肩上。


姨父立即带人考察长江,接着就写了报告,说明长江水深流急,沿岸浅水处不仅布满瓦砾、石块、破碗碴子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铁桩、铁支架、铁丝网等等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江防工事的残迹,布满了不安全因素,因此,长江是游不得的。这个报告经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领导审阅后,报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看了报告,也认为这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情,立即向党中央的二把手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主席下长江游水,要经过中央常委讨论。接着就听说,毛主席为此发了脾气,坚持要游。中央常委会没能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人闻讯,也就不敢再坚持不同意见了。姨父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全力作好毛主席游长江的一切准备,比如,毛主席住在哪里、走哪条路线、乘哪条船、在哪里下水,还有毛主席在陆地、水上的安全保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等等,都要作好安排,确保万无一失。

  

姨父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公安系统内部挑选若干名精通水性的“浪里白条”,建立一支绝对信得过的水上保卫队伍,但又不可以泄露毛主席就要游长江的机密。他便以武汉市公安局举办游泳比赛的名义,动员全局范围的游泳能手报名参赛,在上万名公安干警中进行选拔。初赛时报名三千人,经过多次淘汰赛,只剩下数十人,又在其中挑选出生在水乡的、会划小划子的,在江河、湖区打过鱼的,最后只剩下二十几个人,加上从体委挑选的一名游泳教练员、一名游泳运动员、一名救生员,全部调到警卫处进行集中训练。

  

“水上卫队”的训练方案经过省、市公安系统和省委、市委主要领导的批准后,警卫处就从武汉市水上公安分局调来了一艘小汽艇,又找到四个小划子。每天早上,小汽艇都要拖着四个小划子逆江水而上,到达汉阳的鹦鹉洲,洲上边有个地方叫沌口,在这里下水练兵。之所以要有小划子参加,是因为小划子行动灵活,可以近身,机器船是不能贴近身体的。

  

姨父已经在纸上画好了一个外方内圆的图形,把四个小划子安排在一个长方形的四个角上。长方形的中心是空的,假定为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游泳位置。水上卫士们在小划子圈起的方阵里摆成环状队形,围绕着中心位置不停地划水游动,要在游动中保持队形的稳定。一开始演练,大家都感到奇怪,七嘴八舌地问,练这个“八卦阵”有什么用,要参加什么比赛、打破什么纪录、争夺什么冠军呀?姨父绷着脸说,不要问,我叫你怎么练,你就怎么练。

  

春寒料峭。一大早天气很冷、江水很凉。大家都要穿着大衣上船,还要提着篮子,带上馒头、包子、咸鸭蛋和御寒的烧酒。开始演练时,一跳进江水,人就被江水冲散了,保持不住队形。姨父只有一只手,不能下水指挥,那时没有电喇叭,他只能守在小汽艇上扯着嗓子喊叫,要形成圈子,要稳定位置!一遍遍地喊下去,竟然渐渐游出了队形。每游完一次,还要用小汽艇把小划子从下游拖上去,再练第二遍。

  

经过一个多月的磨合,终于在江水中形成了稳定的队形。省、市公安领导看了都很满意,又特意请来深谙水性的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观看演习。他看到四个小划子如同钉子一般钉在江面的四个角上,标志出一个无形的方阵,无论方阵在江水中怎样移动,四个小划子在四个角上的位置纹丝不动;方阵内是一个旋转不已却又不散不乱的的人圈,不由得连连称奇。

  

姨父不敢松劲。他说这是天大的事情、天大的责任啊!如果毛主席游了长江,还要游汉水怎么 45 36611 45 16524 0 0 2006 0 0:00:18 0:00:08 0:00:10 3286?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叫龙王庙,那里的水流更加湍急。他又带着“八卦阵”进了汉水。游出龙王庙以后,河道上大小船只很多、情况复杂,又增加了出现复杂情况的应急措施。


这时候,毛主席派一个姓韩的警卫队长来察看江水。韩队长沿着江岸看了水情,姨父又向他演示了“八卦阵”。韩队长却始终表现出心情沉重的样子一言不发。他回去向毛主席汇报说:“浪太大,不好游”。毛主席问:“你下水试过没有”?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把他从身边调走了,又派卫士长孙勇来武汉察看江水。孙勇不敢怠慢,一来到武汉就下水,还讲了韩队长没有下水试游被毛主席从身边调走的事情。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不敢怠慢,都急忙跟着孙勇下水试游。


然后还要解决主席到武汉住在哪里、乘哪条船、在哪个码头下水以及用什么样的舷梯的问题,这都是在形成“八卦阵”的同时必须解决的。

  

他们为毛主席准备了两个住的地方。

  

一个地方在汉口,住惠济路十六号。这是外国人和官僚资本家留下的老房子。武汉刚解放时,是林彪、邓子恢、李雪峰等中南局老首长住过的地方,过去没有院子,现在抓紧修了院墙,把三栋房子围成一个小院,简称“十六号”。后来又拆了几栋房子重建,保留了原有的一部分房子,改名为惠济饭店,现在叫迎宾馆,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接待高级宾客的地方。

  

另一个地方是武昌东湖客舍,即现在的南山宾馆。这里修建了两栋房子,是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冯绩宗先生精心设计的,融合了欧洲古典建筑和中国民族建筑的特色。东湖客舍又分甲、乙两所,还有车库、厨房和服务人员居住的附属建筑。

  

可供毛主席选择的两个住地确定下来以后,还要准备好与住地相配套的下水码头。汉口有一个军用码头,在江汉关的外边,叫江汉关码头。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汉口“十六号”,就把江汉关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如果毛主席下榻于武昌东湖客舍,则把武昌造船厂码头作为游水的靠船点。

  

毛主席乘坐什么样的轮船到江中下水呢?那时候没有豪华轮船,挑来拣去,只有武汉轮渡公司的“轮渡二号”客轮比较好一些,但它是每天在汉口、武昌之间摆渡乘客的“班船”。毛主席游长江时,必须把它从航班上撤下来,执行“专船”任务。

  

还要设计加工下水的梯子,那是毛主席从“轮渡二号”下到小木船上、再从小木船上下水的梯子。不能叫老人家从大船上直接跳下水呀,要从大船下到小船上,再从小船上下水。游了水,还要从小船回到大船上。主席怎样上、下呀?这就需要一个安全可靠的梯子。为了弄好这个梯子,真是挖空了心思。开始,我们把自来水管焊接成梯子,把它挂在“轮渡二号”上。船体上宽下窄,下边是收进去的,梯子挂在上面是空悬着的。怎么把梯子牢固地支撑到船体上去就成了我们技术攻关的专项课题。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梯子。我们做了一个又一个,把大船开到江里作试验,岸上的人、船上的人都在看“稀罕”,谁也不知道我们鼓捣这样一个梯子是干什么用的。一截一截的铁管,东焊一下,西焊一下,总算解决了梯子的支撑问题。但是,这个家伙很长、很笨重,两个人也抬不动它,挂上去、收起来很费力气。甲板上空间有限,收起来以后,也没有放它的地方,又失败了。最后,有人发现飞机上用的梯子很轻。于是找空军,在军用飞机修理厂找到了铝合金管,又请飞机修理厂的技师帮助加工,把梯子做成可以伸缩、折叠的。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工业产品,没有标准设计,但梯子终于做成功了,一个人扛起来,放在吉普车上就拉走了。


姨父说,总觉得心里不踏实,直觉告诉他,可能还有什么问题被遗漏了。想啊、想啊,想了很久,也想不起遗漏了什么。不停地吞云吐雾,用烟头在烟灰缸里堆积出一个个小山,真的是苦思冥想啊!我想来想去想到了毛主席的性格特点,他老人家是不大听别人招呼的,也是不大按照常规办事的,一般说来,他不情愿被动地进入别人为他安排的程序,而要主动地支配程序。你不能指挥他,他要指挥你。那么,除我们已经想到的两个方案以外,他老人家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我又从主席住的地方想起,汉口、武昌都准备了住的地方,他老人家任选一个就是了,武汉也没有别的更合适的地方了。主席无论坐飞机还是坐火车来,从机场或是从火车站到汉口或是到武昌,任走哪一条路线以及路线上的安全保卫等等,都作了两套准备。比如说,从机场到汉口可以坐汽车直达住地,从机场到武昌还要先到码头上坐船过江,然后才能到达住地。总之,两条路线都已经作出了周密安排。但是,他心里“咯噔”了一下,忽地想起,如果主席一下飞机,不到住地,就说要马上游长江,这两套方案中的码头、路线和安全保卫,不就一下子全乱套了吗!


于是,姨父又开始设想第三方案,要作好毛主席一下飞机或是一下火车就要游长江的准备。无论从机场或是从车站出来,都要更换路线,直接到江汉关的军用码头。不仅路线要增加一条,随之而来的码头、乘船以及船上的服务工作都要提前做好第三套准备,还要增加船上的工作量,解决在船上吃饭、饮水的问题,还有躺椅。是的,老人家游水以后、去住地下榻以前,是要在船上休息一下的。


第三方案得到了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谢滋群的批准。姨父又按照第三方案的要求,立即通知公安局、治安处、交通大队,落实新增加的路线保卫和环境保卫任务;通知接待处,要组织好厨师、服务员,准备好炊具、餐具、食品,待命登船服务;通知后来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武官、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潘振武,立即做好使用江汉关军用码头的准备;通知武汉市轮渡公司,“轮渡二号”立即从客轮班次上撤下来待命,准备执行“专船”任务。


刚刚按照新增加的第三方案作好了应急准备,姨父喘息未定,毛主席就到武汉来了。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处柳处长先后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即日由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姨父随王任重、谢滋群准时赶往机场迎接。毛主席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问:“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还是先游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一挥手说:“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哎呀,好险,多亏临时补加了第三方案!

  

从王家墩机场直接到江汉关码头的路线已经排查过了,沿路有哪些制高点、有什么不安全因素,都已严加控制。相关社区的警卫任务也由分局、派出所作好了准备。姨父在机场下达了只有一句话的命令:“到军用码头”。警卫和接待系统都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


这是姨父在全国解放后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三年前,毛主席来武汉、去九江、转赴南京的时候,姨父曾参与迎送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时正值1953年春节,毛主席刚到武汉,就从湖北省委后门走出来,想到黄鹤楼上看一看,刚刚上了蛇山,就被一个小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子又惊又喜地大声喊叫:“毛主席,他是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毛主席涌来,马路上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所有的摊摊担担都不要了,一窝蜂地往蛇山顶上跑。人越围越多,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被人山人海包围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中南局第三书记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被挤得七零八落,各自陷在人群里动弹不得。毛主席也陷在失去控制的人群里,无奈地微笑着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李先念却被人潮挤到一边去了。毛主席的贴身卫士奋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毛主席,挤挤扛扛、磕磕绊绊地到了黄鹤楼,下了山坡,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围。事后,蛇山上捡了几箩筐的鞋子。毛主席的秘书罗光禄头天买的新皮鞋也被挤丢了一只。

  

毛主席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困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

  

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毛主席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毛主席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待命。毛主席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毛主席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毛主席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毛主席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毛主席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毛主席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毛主席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毛主席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我不能不对姨父的记忆力表示敬佩。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首次下长江游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姨父看见,毛主席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毛主席。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堪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丹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毛主席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毛主席上船,毛主席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这时发生了一个疏忽:“水上卫队”只顾得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杨尚昆、汪东兴和保健医生李志绥游着游着,却从“旋转人圈”里溜出去,不见了踪影。糟糕,他们游到哪里去了?原来被江水冲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撵上他们,接回到“轮渡二号”。


毛主席上船以后,冲了冲身子,披上了浴衣。接下来,特意带到船上来的一把躺椅就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坐上躺椅,卫士给他点了烟卷儿,他就在躺椅上躺下来,微笑着,露出好高兴的样子,徐徐地吐着烟缕。姨父说,他老人家还有一个习惯,从水里上来后要喝一点点茅台酒。卫士向我们要茅台酒,我们就马上把茅台酒递过去;要毛巾,我们就赶紧递毛巾。我对我们的服务人员说,我们是打下手的,不能往卫士前边挤,这是规矩。卫士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就是了,不能乱插手。

  

毛主席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而“轮渡二号”是汉口、武昌之间的轮渡船,平时从江北岸摆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钟,船上用不着烧水做饭,因而没有烧水的锅炉和做饭的厨房。姨父却出人意料地向毛主席的随员报告,请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姨父着重指出,正因为带上了可爱的樊口鳊鱼,接着才有了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千古佳句。毛主席这餐饭的主菜就是清蒸鳊鱼。

  

毛主席吃了这餐饭,“轮渡二号”就到了武昌造船厂码头。主席在那里下船,即乘汽车到武昌东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后好多年,在梅岭的新房子于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是住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正是在这里笔舞龙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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