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入侵大清国，哪些人做了带路党？真相令人瞠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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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做了列强入侵大清国的带路党

文字整理丨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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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带路党”这个词语，有的人几乎视作等同于“汉奸、国贼”的同义词；而历史上对带路党也不乏溢美之词。用八个正气凛然的字来形容，那就是：

“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事实上，“箪食壶浆”的由来就是关于带路党的故事。时值战国时代，燕国内乱，民不聊生，齐宣王趁势出兵燕国，谁料燕国民众对齐国侵略军的态度跟对待“人民子弟兵”一样，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不就是带路党幺，不仅带路，还送饭送酒，好一场军民鱼水情。

据说在伐燕之前，齐宣王就曾问过孟子意见，孟子的意见很霸权，就跟现代美国攻打伊拉克一样，表示齐国伐燕就跟武王伐纣一样大快人心。出兵之后，齐军大胜，齐宣王又找到了孟子问计，接着怎么办。孟子的意思是，如果齐军不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而是本着吊民伐罪的高尚情操，对燕国民众秋毫无犯，与燕国民众商量着帮他们再立一位新国君，则就是一次非常完美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

重点是，燕国民众在面对齐国军队时，为何纷纷成为“带路党”？

对此，孟子给了一个十分夸张但却自成逻辑的解释。商汤在打天下时，先打东面，则“西夷怨”，先打南面，则“北狄怨”，反正面对商汤的“侵略”，周边夷狄的民众纷纷争先恐后的表示：“凭什么后‘解放’我们”？

对于这群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带路党”，孟子的形容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总之，在孟子的口中，带路党简直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因此必须用“箪食壶浆”，“若大旱之望云霓也”此等华丽的辞藻来献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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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带路党之此的来历，多数人还是取材于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候京城百姓的扶梯引路的故事。在带路党的指引下，八国联军势如破竹，先攻取天津，很快又攻占北京。

入城之后，对北京城展开了疯狂地抢掠，北京城内有不少人不愿做“亡国奴”而自杀，惨状被一些国内外的目击者记录下来。

日本人植松良三在《北京战后记》中记载说：“北京城内外惨状，颇有可记者。……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渗澹，财货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更可恨者，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据某华人云：北清妇女惧受凌辱，往往深窗之下自经者不少，其未受灾害者，仅于房外树一某国顺民之小旗，坚闭门户，苟延残喘，情殊可悯。不幸而遇掠夺军人来，将银钱献出，以求保性命而已”。

罗惇曧在《拳变余闻》中记载：“城内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联军皆大掠，鲜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伤更烈。珍玩器物皆掠尽，其不便匣藏者，皆贱值售焉。妇女虑受辱，多自刭。朝衣冠及凤冠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刭久，项断尸坠者。其生存者，多于门首插某国顺民旗，求保护”。一些官吏和家属，他们身穿朝衣凤冠自杀，尸体无人看管，吊的时间久了，首颈断裂，其惨状可知。至于洋兵闯入居民家中抢劫的时候，遇到井里填满死人乃是常有之事。

英国记着辛普森对这些抢掠行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在他的笔下，野蛮的印度兵“于昏夜中走入教民妇女所居之屋，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矜持的德国人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凶猛的俄国人在满载颐和园中的掳掠之物后，还要将那些不便带走的珍贵物品施以破坏，“于是有三个美丽无价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数件，雕刻奇巧，亦同时粉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就连当时也参与了这些劫掠活动的辛普森也对此颇为微词，称各国军队虽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其所为之事无异，皆杀人耳，抢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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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党”并不知道，战争对战败者的危害有多大，战争的残酷，让他们没有心思考虑那么多。对于“带路党”，当然也分了好几种。

第一种，是英国从大清国招募的雇佣军“华勇营”。华勇营作战凶猛，在八国联军中充当了马前卒的角色。“华勇营”在联军侵华过程中的表现，正如当年英国随军记者萨维奇·兰德尔所说的那般：“对于这一支新建的团队的表现，事先纷纷臆测，而且，由于叫他们跟自己的亲友作战不免有些不公平与苛刻，有些人真是相当担心。但是，不能怀疑的却是，不管是不是跟亲友作战，他们只要有打战的机会，就打得很好。”

还有一种带路党是被团民排斥的基督教徒。由于战争开始前，义和团从“反清复明”精分地变成了“扶清灭洋”，教民与团民冲突不断，驱使教民成为带路党。

以上两种出于职业驱动和信仰问题而叛国，理解起来就很容易了。但是，天津、北京普通百姓自发配合侵略军攻灭自己的“祖国”，这个史学界常常故意回避的地方，就很复杂了。因为，在爱国主义的思维框架之下，老百姓肯定是要誓死保卫家乡，军民同仇敌忾，与侵略者殊死搏斗，不共戴天，报君父之仇的。

但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个黑色的玩笑，竟然有很多百姓争先恐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甚至与联军“同仇敌忾”起来。著名报人、《时务报》创始人汪康年在其笔记中曾记载了两个普通民众给联军“带路”的案例。

（京城百姓为侵略军扶梯子）

一件发生在联军入北京城之后。溃散逃匿的义和拳残余杀了富人韩某，韩某的妻子进城把联军给引了过来：

“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余孽匿翠微（山），居焰光（寺）者居多，灵光（寺）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迳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

查义和团确曾在焰光寺、灵光寺设坛盘踞，两寺也确曾毁于联军之手。汪氏此说，大概不虚。

另一案例发生在联军攻击通州之际。当地居民恨极清廷驻军的掳掠，遂引了联军前来：

“联军将至，驻通州之将领惧，顾无计遁，皖人方长孺者，将领之至戚也，愿代任斯职，大喜，遂弃军去。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洋兵将至，咸赴诉，乃围而歼之，无一人得逸者。是时余在申，见南京人丁二仲，其兄为营中文案，亦死是役。”

汪氏这段记载，或许不确。联军进入通州时，中国守军早已尽数逃走，当不至于有“带路党”引领联军对守军“围而歼之”之事。

（八国联军军官合影）

不过，中国守军在撤退前，确曾对通州内外大肆掠略，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当地民众也确曾将这种反感诉诸敌军。参与此役的俄国《新边疆报》战地记者德米特里·扬切韦次基，在其《八国联军目击记》一书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从通州到北京的）沿路村庄里的一些农民告诉我们，东门(总共三个门)是关闭的，前一天从通州逃出来的中国官军驻扎在北京南边一个叫做南海闸的地方。京都只有旗兵和董福祥的军队。其他的村民告诉说，京都已完全没有中国官军。中国的农民从事着和平劳动，他们抱怨着遭到自己国家士兵的抢劫，他们倒水给我们喝，对我们十分恭顺。侦察队收集到这些情报后就往回走，……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中国农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们。村民们用茶水款待我们，并要我们送一些俄国旗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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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路党不仅把联军引入城内，还带着联军寻找财富，攻入紫禁城，抢劫颐和园，火烧圆明园，把大清的家底翻了个底朝天。要分析这么“厉害”的带路党，我们还真要去回顾一下那场令人惊讶到难堪的所谓大清国与八国联军的战争。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城。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却一溜烟跑了。慈禧太后一跑，文武官员也跟着逃了。文武官员一逃，下边的清朝军队也不见了。只留下满城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当年8月14日，八国联军从广渠门一带攻入北京。当八国联军顺着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时，他们意外地看到，一群老百姓居然无所事事地站在河沿，围观这群侵略者。

从这张珍藏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发现，围观老百姓既不害怕，也不恐惧，而是袖着手，抻着脖，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热闹神态，平静地围观着。不仅仅是围观，当八国联军中的法国军队要攻打皇城，翻墙走捷径时，老百姓“及时”相助，他们竞相扶住长梯，以便八国联军快速进入皇城内。

可是，就在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淫之际，又出现了惊人一幕：本应该保护民众安全的清朝官员，却给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送去两面锦旗。

这是两面什么样的锦旗呢？

一面锦旗写着“祝效华封”。“祝效华封”的意思是祝寿、祝富、祝多男子。一面锦旗写着“万国咸喜”。 “万国咸喜”则是世界共享大团结大和谐的意思。

我们知道，病患家属给医生送锦旗，学生家长给老师送锦旗，老百姓给消防官兵送锦旗，都是为了感谢后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清朝官员给以侵略者身份出现的八国联军送锦旗，难道是感谢和鼓励他们在烧杀抢淫？真得感谢拍摄了清朝官员给八国联军送锦旗场景的洋人。这使得110年后的我们，还能够通过照片，看到这雷人一幕。因为，清朝的史官，是绝无可能在史书上记载这件事，哪怕是片言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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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当时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总数仅为18811人，却将多达20万之余的清兵和义和团打了个屁滚尿流。按说清兵的装备并不比八国联军差，而重武器更是远胜联军。那为什么会狼狈这个逼样呢？

对此，我们不妨从大清国的本质去剖析。

我们都知道，满清入关之前，是被作为夷狄来看待的。通古斯族群从遥远苦寒的西伯利亚跑到东北谋生，被中国好心收留，经过几百年经营，逐渐窃据关外，建立伪金政权，最后趁中国内乱，进一步窃据华夏。满洲部族吸取历史上与其并没有瓜葛的女真金国的被汉化的教训，在征服中国和之后的治理过程中，进行了旨在奴化人民、意欲永久控制中国的一系列的暴政。圈地运动，驱赶平民房产于田地；建立满城进行种族隔离；沿海迁界、闭关锁国；剃发易服，篡改礼乐，强迫蛮化。

当然，遗毒最深的当属全国范围内的大屠杀和空前的文字狱，从肉体上到精神上，对华夏民族进行了剥皮抽筋地改造，让士大夫皆为控制百姓之鹰犬，让百姓成为围栏中的猪羊。

文字狱对士大夫精神之阉割尤为彻底。文字狱很多朝代都有，但是其他朝代的文字狱跟满清一朝相比，则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满清从康熙到乾隆，上演了无数次因为文字而血流成河的事件。“明史案”“南山集案”等，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

而文字狱的登顶之作，《四库全书》则系统而全面地禁锢了士大夫的思想。复旦大学历史学家樊树志教授总结说：“文字狱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雍正、乾隆是一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他干预学着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的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四库全书》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钳制思想。文字狱使得文人们噤若寒蝉，处于极度恐惧之中。”

牟宗三曰：“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才有知识分子的鄙陋。”儒者迫于夷狄政权，或隐或屈，清学凝固而成国学，儒者被迫抛弃夷夏之辨与王道情怀，只重小学解惑，不重大学传道授业。其后果就是把治学和治国分开，使学者与社会隔绝，相率埋头故纸堆，甘做文字奴隶，不问苍生只修己心。这实际上是抛弃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修齐治平、修己达人、成己成物的固有传统，而与儒家背道而驰。如此而来，国家从王士共治沦入霸权政治，一遇西学，则必然不攻自破。清学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由于满清政权的高压统治，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谓“清代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其为人高下深浅不一，而皆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而贼人才”。

（大清国百姓为侵略军运送物资）

被奴化的中国人活到两百年的近现代世界的时候，已经于“木头人”差不多了。麻木到除了死亡和饮食之外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地步。因为被屠杀怕了，对死亡的天然恐惧和长期的精神受虐，逼迫民众习惯性的屈从于统治者和强人的淫威，并对这个世界的变动毫无兴趣。当他们发现，坐在它们头上的大爷们竟然放弃了自己逃之夭夭，而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仍然被这些人肆意杀害和掠夺，他们如何兴起为“奴隶主”报仇雪耻之心？皇帝老儿破天荒地被更强大的力量吓跑了，习惯屈从于强力的民众当然改换频道，转而支持更强的力量，争先为即将到来的强大力量效劳，如此或可继续存命。对他们来说，不管是金銮殿上的那个满大人，还是扛着洋枪洋炮的洋大人，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爱国主义公式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支撑。

于是，在清廷官兵与洋人作战时，满清的老百姓仿佛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

这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的历史瞬间。在北京外城城墙东侧的广渠门一带，联军顺着外城的下水道攻入城内，仅2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很明显，能爬秘密的下水道进城，绝对是有人带路。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当他们爬上岸时，京城百姓居然齐齐站在河沿，并没有抵抗，而仅仅是围观看热闹。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时，天津的独轮车队帮助联军把粮草送进城，当地民船组成的运输船队通过白河往北京为八国联军运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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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止百姓成了看笑话的旁观者，那些对腐朽的清廷失去耐心与信心的封疆大吏汉臣也玩起了“东南互保”，藐视“中央”。

由于义和团扬言有能力“灭洋”，慈禧信以为真，电令各地督抚杀绝洋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悍然向世界上11个最强的国家宣战。当时，尚有个别比较清醒的大臣反对，认为义和团宣称的“刀枪不入”不可信、不足恃，慈禧气势汹汹地质问：“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在慈禧看来，凭着义和团这股极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虚火，就能够救中国。

有幸的是，两广总督李鸿章率先抗命，回电说：“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在李鸿章的影响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大部分思维正常的汉臣督抚都抵制了这个“乱命”，只有山西巡抚满洲正黄旗毓贤对在山西的外国人大开杀戒，据其“捷报”，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6060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烧拆房屋两万余间。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山西教案”真相。

山西的洋人被全部消灭，这使慈禧非常振奋。她令清军会同义和团攻打各国驻北京使馆，欲将北京的洋人也肃清，于是演出了一场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闹剧。

有意思的是，号称“刀枪不入”的数十万义和团和清军攻打只有400洋兵把守的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区和只有41条枪的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

清政府宣战的11国中，英、法、德、奥、美、意、日、俄八国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联军，陆续从天津大沽口登陆入侵中国，是年为农历庚子年，故史称“庚子之祸”、“庚子国难”。

就在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两个月后，1900年8月15日，不足两万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打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惶西逃。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捕杀义和团，并放火烧掉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以此作为对义和团焚烧教堂和教会医院、学校的报复。

列强见“教训”一下清政府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愿意与清政府坐下来谈判。不久，李鸿章与八国签订了给中国带来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

为什么要赔四亿五千万两呢？用侵略者的说法是：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一人一两，以示羞辱。

需要说明的是，这笔巨额赔款并没有如数赔付给列强。美国人深感中国之所以发生义和团运动，是因为下层百姓太愚昧。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中国赔款，作为中国人的教育费用，这项提案在国会顺利通过。1908年，罗斯福签署此法案，这次退还赔款一千多万美元。

而这比退还的赔款，成了后来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第一笔资金。

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走向健康，诺大的号称文明的中国还要靠别人来关照，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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