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德峰的谍报人生

所发文章不代表本号的意见，仅作陈列，便于大家批判阅读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来稿!

投稿邮箱 ：[e-mail]

东博书院网站网址：www.dongboshuyuan.com

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阅读原文”，访问东博书院网络书店，本店利润全部捐献本公益账号

免责声明：东博文化研究院所发部分文章转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版权问题请作者尽快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东博文化研究院——————

吴持生口述   吴琪整理

５３岁的吴德峰阔别家乡２３年后，没想到会以解放后首任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初期在武汉发现的国民党刊物上，曾这样描述他——“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

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使是对子女。谨言慎行也正是他能胜任秘密工作的性格特点。王震称吴德峰夫妇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直到“文革”中吴德峰被调查，女儿吴持生才知道父母曾长期领导中共秘密交通。母亲戚元德病逝前向子孙口述了１４天，希望子孙了解他们谍报人生中那些满怀坚定信仰、不该被淡忘的历史……

解放武汉——凯旋回家

１９４９年父亲进武汉的那天我印象特别深刻，１０岁的我和父亲坐在吉普车上，感觉特别神气。５月２４日，父亲在青年剧院（今武汉市政府礼堂）发表施政讲话，他提到武汉过去是消费城市，今后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城市，主要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商品交流，保障供给。他说：“共产党有本事接收旧城市，也有本事建设好新武汉。”

父亲在武汉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家世显赫，上世纪２０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那时候武汉的共产党领导人是董必武、陈潭秋，我父亲隐瞒着共产党员身份，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身份出现。大革命失败，父亲遭国民党右派秘密追捕而逃离武汉，离开前他就说过，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的。当时父亲是３０岁的年轻人，解放武汉时已经年过半百。

听母亲回忆，１９４８年解放战争进入全面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后的城市急需配备大批干部。南下出发前，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的曾三同志通知父亲，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要找他谈话，谈话中提到武汉解放后要成为特别市，“吴德峰２０年代就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公安局长，对武汉的情况最了解、最有发言权”，于是中央决定任命他为武汉特别市市长。

管理城市对父亲是新的挑战，他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父亲当时配备了４名秘书、４名警卫员，第一秘书肖望当时已经是河南省许昌市的副市长，父亲一眼看中了他的能力。肖望老人去年才去世，我与他后来一直有交往，也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父亲当市长时的情况。

解放伊始的武汉是全国失业现象最严重的五大城市之一，全市１２０万人口，父亲进城后面临三大最紧要的问题：怎么填饱上百万人的肚子，搞好经济建设，如何度过解放后的首个防汛难关？父亲非常清楚，武汉是个码头社会，三教九流的势力都很大，盘根错节的问题多着呢。

我们进城前一天，武汉下了一场大暴雨，父亲一进城就找到原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程师涂允成，查看了沿江大道防水墙、张公堤、岱家山排水闸和金潭、银潭等堤防险要地段。我印象中有几次半夜接到水患警报，父亲一骨碌爬起来，带上警卫员就往堤上跑。

经济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奸商囤积居奇，抢购粮食、布匹及棉花等工矿企业用原料，拒收解放区货币，致使粮食等物资短缺，工厂不能开工，物价和房地产价格都飞涨。父亲依靠军队支持，从周边解放区调运进大批的粮食、棉花、布匹、原料等物资，成立政府自己的贸易公司，组织干部亲自上街卖粮、卖布等，最终解决了生存问题。当年武汉就完成了７亿多斤粮食税收，名列全国第一，受到中央表扬。

武汉的大家庭

父母回到武汉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四处寻找烈士的遗属。他们总是念叨：我们是活着回来了，可是那些牺牲的人看不到今天，老人孩子由我们来管。父母通过熟人、秘书等各种关系，找到了很多烈士遗属，曾经帮助过共产党的民主人士，父亲也诚心地一一去拜访。

当时找到的烈属把家里挤得满满的，能够安排去工作和上学的，父母都让他们有了出路，小孩子和老人就养在了家里。随着家里人越来越多，母亲看到住不下，向在洞庭街的妇联机关要了两间半房当宿舍，带着我姐和我住了一阵机关。母亲在妇联工作，父母平时各忙各的，周日才有空见面。

父母的关系非常好，母亲是个好强的人，工作中不愿意落于人后，说“女人搞工作本来就容易受歧视，带个孩子更是麻烦”，父亲就乐呵呵地承担起带孩子的任务。我是一直跟着父亲长大的，在武汉时父亲上班带着我，开会也带着我。

父母这辈子生了９个儿女，因时局动荡，又有特殊的革命任务，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我和弟弟一直在父母身边。弟弟６岁时因盘尼西林过敏夭折，其余的７个孩子命运各有曲折。父母早年把３个哥哥和２个姐姐送回湖北老家，奶奶是个老派的人，对３个男孙非常宠爱，两个女孩却饱受磨难。一个姐姐因佣人喂错了药而死亡，岷生姐姐则被封建家庭里几个互相争斗的大小老婆虐待，心理变得不太正常。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几个在湖北保康县老家的哥哥姐姐和我们团聚了。岷生姐姐从１４岁才开始上一年级，父母花了很大心思教育她，后来姐姐成了医生。只是她小时候受虐待太多，５０多岁就早逝了。

孩子们的命运，是我父母一辈子的心病。在苏区时，妈妈把刚生下来的女儿送人当了童养媳；长征在贵州生的儿子，送给了一个要饭的叫花子，叫花子不肯要，母亲倒贴了几个银元才收下，后来她说自己跟着队伍走了很远，耳边还能响着孩子的哭声。从此这两个孩子生死未卜，永远失去了消息。

在武汉的大家庭里，父母老是跟我说，只有我得到的爱最多，不要“以小欺大”。照顾哥哥、姐姐后来就成了我一辈子的责任。

大革命时期的公安局长

父亲于１８９６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所以王震说我父亲，“人家闹革命是被逼上梁山，你却是家产万贯自己走上梁山”。

父亲１９１４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任校监，陈潭秋是他师兄。

１９２５年根据党的指示，父亲开办崇实中学，成为传递秘密情报的一个据点，承担 47 36872 47 17324 0 0 6873 0 0:00:05 0:00:02 0:00:03 6871北地区对中央、省内外城市、农村等秘密文件和宣传资料的传递与发送任务。学校是吴家的房产，这时候祖父吴元钧已死，吴家的钱财由二房的吴元泽管理，奶奶无法从吴家拿出钱。脾气倔强的她也不肯向娘家开口，就变卖了自己的陪嫁换来７００多串钱支持父亲办学。

因为父亲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是个社会关系极复杂的知识分子，党组织在接纳父亲前有过犹豫，后来在董必武和陈潭秋的坚持下，他们作为介绍人于１９２４年２月让父亲加入了共产党。其实父亲的身份为他在国民党内开展活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共产党也正需要他潜伏在国民党内，１９２５年父亲根据指示，以公开身份加入了国民党。

父亲受过非常好的教育，能说英文，精通乐器，擅长体育、医学，知识广博，再加上富裕的家庭背景，使得他与国民政府高层交往密切。由于武汉国民政府需要有一位交际广泛的人来当公安局长，父亲成为最适合的人选。又由于父亲和陈公博都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常委，父亲特意和他搞好私交，利用他是汪精卫的小舅子来刺探汪的情报。

我的母亲戚元德１９０５年生于武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相恋。母亲和父亲志同道合，两人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秘密交通

１９２８年底，中央派我父亲任河南军委书记，去开封消灭叛徒特务。任务完成后回到上海，周恩来找父亲谈话，要他筹备组建中央交通局，任第一任局长，直接受恩来同志的领导。

那时候秘密交通是连接白区、苏区、敌占区、根据地，党内各级组织进行情报联络、信息沟通、物资运输、人员调配输送的渠道。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严谨机密，单线联系的。

父亲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所以从做秘密工作开始，父母都知道自己是命悬一线。

父亲生性谨慎多思，他总是跟妈妈和部下说，“不该你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你问的不要问，不该你做的事情不要做。你如果知道得少，若被敌人抓去，想当叛徒都当不了”。

１９２８年底，党秘密构建的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三条：一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三是南方线，上海至广州。父亲任职后，１９３０年秋冬，为了完成转移任务，领导中央交通局专门开辟了一条由上海经过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陶坑到苏区的新路线。

为了解决苏区的物资供应问题，父亲想到了“开铺子”的办法。苏区缺什么物资，咱们就开什么铺子，这样既解决了交通站的问题，又可以避免被敌人发现。比如中央严重缺乏药品，交通局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设一家中法药房分号，进药规模相当大，铺子里的人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只用按一般买卖来做即可。有时候外部交通不容易开设的铺子，就由“特科”来做，交通员和“特科”的同志，是否需要互相通气，则视具体情况来定。

到１９３１年，中央交通局在去中央苏区的线路上形成了若干个大、中、小配套的交通站。派去苏区的交通员并不进入苏区中心，而是在赤白交界处国统区一边的秘密交通站内，将文件、物资、金条和进出的干部在交通站交接。

从１９３０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苏区，主要由父亲领导部署，送到苏区的干部有项英、任弼时、刘伯承、伍修权、邓小平、周恩来、聂荣臻等。

很多护送行动都是惊心动魄的，接头人不准互相通姓名，也不准讲话，每个人员的资料也会随着人的变动经由秘密交通转移。所以父亲对每人的底细都非常清楚，后来被称为“党内活字典”。组织派去做秘密工作的人需要严格审查，潜伏人员归来前也需要审查。

１９３２年５月，母亲也由秘密交通送入苏区。母亲装扮成女工按约定时间准时到达接头地点，那是从白区进入苏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过国民党封锁线，再通过游击区进苏区。当时斗争环境残酷，很多地区白天不能走，只能夜行赶路，经常是从一个交通站到下一个交通站，由交通员领着摸黑走路，根本不许交谈说话。

母亲记得到站后，送的交通员拉着她的手，把她交给接的交通员，夜里也不能点灯。新交通员接手后把她拉到床边拍拍枕头，塞给她一块干粮和一壶水，踢踢脚边的马桶就走了。第二天天黑后有人接着送她走。交通站多选择偏僻地段，有的是被遗弃的破旧碉堡，有的是深山小路，有时候就得踩着死人堆往前爬。

到苏区后，母亲被分配到军委机要科当科长，主要任务是负责军委的机要文件和译码保管、文件送阅签发等工作。她经常去给毛主席、朱老总和周恩来等军委领导送阅、签发文件。由于母亲读过私塾，字写得整齐漂亮，文件报告写得流利通畅，经常受到他们的表扬。

曹家巷１２号

父亲在长征中负责保卫工作，他回到延安后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考虑到父亲对敌斗争经验丰富，将他作为随从人员带到西安。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父亲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此时共产党在西安有三个机构，公开组织是伍云甫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陕西党委书记欧阳钦领导的地下党，处于半公开状态；父亲领导的秘密情报工作则完全隐秘，没有机构名称，没有头衔。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父亲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他还安排母亲在东北军办的子弟学校任教，让她往来于教育界、军政界和太太们之间，通过交往刺探情报。父亲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父亲在西安曹家巷１２号搞情报工作时，１３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父亲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１９３９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在曹家巷１２号时，秘密情报工作根据需要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大家住在一起，装作是一家人。我父亲的身份由《工商日报》记者，变为国民党３８军高参。３８军的赵寿山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好，父亲顶替了一个人的名字潜伏其中。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载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听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３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父母那一辈人

父亲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任弼时曾是父亲的顶头上司，他领着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陈云是老黄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１９５２年父亲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父亲的处分，但是父亲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１９５４年父亲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６０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１９７６年父亲病逝了。母亲也已于１９７４年病逝。两位老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是我们子女一生的榜样。

父亲为人十分细心，丰富的一生留下了很多日记、工作笔记、照片，从在武汉求学时期的纪念章到建国后的市长任命证书等等，他都一直保留着。但是与他作为情报人员的性格相关，父亲的工作日记里看不到任何情感色彩，无论是长征中的日记，还是作为武汉市长的工作日记，每天都只有寥寥几句，记录下重要事件。

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一是子女５０岁之后全部离开政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是去教书。所以我的两个哥哥都教书了，我５０岁离开了化工部。二是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２００４年为了给我父母合葬，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一个八宝山的公墓，需要几十万元。我拒绝了国家出钱的想法，动员家里老少几代人凑钱，用了４年时间才凑够，去年底将父母合葬在了一起。家里有的晚辈埋怨我，但是父母的一生给我影响太深了。

记得母亲提起，她曾经接受任务整理党内情报人员的资料，发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抗战中的无名英雄太多了，母亲说有一名我党潜伏人员，在国民党中任中将，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被敌人处死也没暴露，所以他死后，妻儿生活悲惨、受人歧视。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女儿想起父亲当年交往的朋友建国后职位比较高，因此怀疑父亲当年是不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后来他父亲的朋友帮忙找到党内资料，发现里边赫然写着他父亲的信息，还特意提到：“该同志妻儿失去下落，如果找到，当以烈士家属厚待！”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几欲落泪。父母那一辈人，为了革命的大事业，真是从来没有计较过什么。

（转自  青史篇 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赞赏！

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 “阅读原文” ，访问东博书院网店。

本网店为公益性质，谢绝商业合作，所得收入全部用于维护本公众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