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罗斌 | 在“肃反” 中的遭遇
所发文章不代表本号的意见，仅作陈列，便于大家批判阅读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欢迎社会各界朋友来稿!
投稿邮箱 ：dongbowhyjy@126.com
东博书院网站网址：www.dongboshuyuan.com
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阅读原文”，访问东博书院网络书店，本店利润全部捐献本公益账号
免责声明：东博文化研究院所发部分文章转自网络，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版权问题请作者尽快告知我们，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东博文化研究院——————
1935年6月靖边战斗后，我到郭宝珊部（抗日义勇军）任政委。慕家原战斗中王世泰同志负伤，组织又调我回红三团任政委兼团长、副团长王富贵（劳山战役中牺牲）。
1935年9月，延川县文安驿会议后，我率红三团到富甘一带大造革命声势，钳制南线敌人，配合我主力红军在北线作战。我们到达洛河川时，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这一带。我们顺便到某团驻地进行慰问。接着继续南下，在黄陵县隆坊原歼敌一部。不久，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平镇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由于我们红三团正在南线执行任务，所以永坪会师唯有我红三团未能参加。
1936年，红军第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部分领导干部合影。右起的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小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我主力部队迅速转移到安塞、洛河川一带集结待命。红三团也奉命回师，准备与主力部队一起参加劳山战役。此战我们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以我主力军之一部会同地方游击队围攻甘泉县城，诱驻延安之东北军王以哲部何立中师南下增援，我十五军团主力设伏于甘泉县劳山一带，聚歼敌何立中师3000余人。从而，在西北红军战争史上创造了整团整师歼敌的大兵团作战的光辉篇章。
此后，我部驻洛河川一带作短暂休整。记得“祝捷大会”召开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和七十八师政委杨森同志被军团找去谈话。找我们直接谈话的是“西北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在场的还有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聂对杨森说：你是陕北老同志了，现在北线吃紧，因而组织调你去北线任总指挥。聂对我讲：瓦窑堡办了个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因人手缺乏，组织调你去该校任政委。然后，征求我俩意见，我们都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从下寺湾回来的路上，我们头脑中产生了种种疑虑：为什么刚刚打完胜仗就这样大规模调整主力部队的领导人？为什么找我们谈话调动工作的现场没有刘志丹同志？永坪会师后频繁的人事变动以及种种迹象意味着什么？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当然，这样一些问题在当时来说只能是个谜，也没有料到一场“灾难”已经降临到我们头上。当时，我就把这样一些疑虑直率地告诉了杨森同志，杨森同志只是深深叹了一口气，未发表更多感慨。我们之后，张明先任七十八师政委，韩先楚为红三团团长。
我们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就启程赴任了。记得中秋节前后，我俩从下寺湾动身，一天赶到安塞县城。晚上，我们正准备休息，突然闯近来几个人，我们的警卫员立即起而反抗，突然发现他们都是军团部的警卫人员，过去我们彼此经常见面。他们不由分说，立即缴了我们的枪，并把我和杨森同志五花大绑，倒吊在房梁上。当晚到达蟠龙镇。第三天从蟠龙出发到达瓦窑堡，随即就关进了监狱。
在那“左”倾机会主义设置的“红军牢笼” 中，我们尝尽了人间非人的待遇。我们这些为革命忠心赤胆，在对敌斗争中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勇士们，顷刻间变成了“罪犯”。伴之而来的是大声的斥责、严酷的逼供信和劈头盖脸的棍棒和皮鞭。随着“肃反”运动在前线和后方的全面展开，瓦窑堡的恐怖气氛也越来越浓，一批批革命干部陆续被捕入狱。在监狱中，我陆续见到了习仲勋、秦武山、刘景范、孔令甫、朱奎、郭宝珊、任浪花以及高岗等人。但始终未见到刘志丹同志，后来听说他单独关在另一个地方。4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肃反”时期的悲惨境遇和非人的生活，都使我有一种悲愤交加和声泪俱下的情感。
我们被捕后，就与外界彻底隔绝了。与我关在一起的同志，虽然每天都可以见面（每天有两次“放风”时间），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接触和说话的权利。彼此见面只能微微的点点头，或者用无声的眼光互致问候，交流情感。在那冷风刺骨的日日夜夜里，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整日被捆绑着手脚，躺在彼此用石头砌成的隔墙的小巷中。我曾经抱着必死的念头，想了很多。回顾自己参加革命后走过的路径，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革命队伍中这样残酷的对待自己的同志？为什么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到头来竟变成了“反革命”而遭到这样的厄运？我们究竟错在何处？甚至产生了“若能幸免，回家种田”的念头。
瓦窑堡监狱
不久，听说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起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样。几天后，李维汉、王首道等同志先期到达瓦窑堡，接管了政治保卫局系统。我们亲眼看见守我们的队伍全部换成了中央红军。随之斥责和打骂的声音听不到了，伙食也渐渐改善了，行动也较自由了，看守人员脸上也带上了笑容，态度也和蔼了，并且有时也称我们为“同志”了。种种迹象使我们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就要改变了”。不几天，我们和刘志丹、习仲勋、杨森、高岗等首批获释。中央领导同志慰问并给我们平了反，还请我们吃了饭。出狱后，我们住在瓦窑堡城外东边的一排房子里，那里是中共西北中央局组织部的驻地，李维汉同志任组织部长。
许多同志确实有不少委屈和怨气，思想上一时还转不过来，有的人还不时地说些怪话。在这个问题上，刘志丹同志充分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他当时给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他说：不要这样了，我们都是经过党多年培养的同志，我们是吃了苦，受了委屈，但组织已经给我们平了反，我们现在应该到前线去，在革命实践中重新接受组织的考验。当时，我们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奔赴前线，去工作、去战斗的。实践证明我们是经住了考验的。刘志丹等很多同志牺牲在了革命战场上，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忠于革命、忠于党的颂歌。
此后，我同钟汉华同志被调到陕北省军事部工作。后调任定（边）榆（林）横（山）游击司令。1936年到秀延县任游击总指挥。1937年回到延安，在红大一期学习。后又到东线去打游击。
黄罗斌（1916-1998）：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区委书记，蒲城县上王乡西苇村人。1929年参加渭北苏区游击队，任渭北苏区游击队班长。1932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军连指导员、26军团政委、陕北省军事部巡视员、定边榆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秀延县游击部队总指挥兼独立营营长、陕北东分区司令部司令员、红1团团长。1937年1月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陕北神府分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警备3旅副旅长、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警备3旅长。
1943－1945年中央党校学习，出席“7大”。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陇东警备区司令、西北野战军4纵队警3旅长、西北军区军区独立2师政委、陕北军区代理司令员、独立1师师长兼政委。建国后，历任宁夏省军区第1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宁夏省委副书记、军区第1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省委副书记、军区政委。1958年10月任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1978年1月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1979年6月任区委副书记，1980年6月任区委书记。1983年5月任甘肃省5届政协主席，12月任甘肃省顾委主任。中共7大代表，13届中顾委委员，14大代表。1998年于兰州逝世，享年82岁。
（转自 黄土情联谊会 微信公众号）
感谢您的赞赏！
点击页面底部蓝色字 “阅读原文” ，访问东博书院网店。
本网店为公益性质，谢绝商业合作，所得收入全部用于维护本公众号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