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巨泄：非毛是党内的一贯历史主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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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来中国社会非毛、反毛的努力每每失败，他们制造的一次次大规模进攻最终都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演变成一波波大规模的毛泽东热。作为革命领袖，以前捍卫毛泽东的主要力量来自共产党内；作为人民领袖，现在捍卫毛泽东的主要力量来自人民群众，反而是党内官僚主义集团贪天之功，控制舆论，成为非毛、反毛的潜后台。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无法接受并正视但又隐隐约约、心知肚明的历史是：非毛一直是共产党内的一贯历史主题，反毛一直是官僚集团的潜规则。

　　自从1927年毛泽东道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起。毛泽东的敌人就一刻也不停止地反对他、攻击他、诽谤他是、污蔑他。尚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根本没有意识到党内早就有了一位雄才大略、囊锥露颖的天纵英才。党内的同志一路怀疑、非议、指责、打击毛泽东。毛泽东服从组织纪律，百折不屈，愈挫愈奋，总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为中共指明了前进道路。毛泽东使中共克服了海归派将中共俄化的倾向，形成了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毛泽东思想。从湘南特委特派员周鲁到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从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再到中共中央博古，最后到共产国际特派员王明，当发现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正确，中央不得不一次次向毛泽东逐渐靠扰。百川入海，万折(泽)必东。毛泽东指引的方向逐渐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渐渐成了共产党的思想。从中共的历史看，中共本身并不具有先进性，只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先进性才有了中共的先进性。毛泽东思想是中共的灵魂，而其执政思想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似现在官僚主义的“被人民服务”。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共犹如美国军队没有了武装。而这正是他的敌人苦心孤诣想实现的。中国人一向有自毁长城的优良传统。

　　革命时期党内非毛总是记录党内领导在探索革命时所犯的错。建设时期党内非毛总是党内领导将自己所犯的错误修正为毛泽东的错误。凡是毛泽东的都是错误的，凡是错误都是毛泽东的。正如他们将某事件设为话题禁忌不许讨论研究一样，他们将大刮五风、文革作为话题禁忌封杀不合官方定调的异论不是因为要为毛泽东掩饰，而是要为自己当年所犯的罪行掩饰。

　　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理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说话往往好听，做事往往幼稚，事与愿违，不是目的错，而是策略错。这类人一旦掌握权力，必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亲痛仇快，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只有最无耻的人，明明是自己犯的错，弄到山穷水尽、天怒人怨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毛泽东如何不堪。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高度是世人根本无法企及的。因为毛泽东前瞻性的目光，雄视千古，他做的事往往不为人所理解。直到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其英明正确，仍然有人不愿服气，宁愿自欺欺人编造谎言圆谎，一条道走到黑也不愿向真理低头。

　　孟子和司马迁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虽然《非儒》里揭露了很多孔子跟乱臣贼子混在一起的事迹，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根据自己好恶夹藏了许多私货。但有孔子、司马迁这样基本上秉笔写春秋的史官作史，后世的乱臣贼子难免有所顾忌。如今败类为官，乱臣贼子作春秋而天下英雄惧。炎黄春秋，历史悠悠，功过却由一群乱臣贼子、蝇蝇苟苟者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信口雌黄，天下英雄豪杰谁还敢为国为民挺身而出、抛洒热血。党内一帮非毛者为既得利益集团文过饰非、为某些尊者讳，仍然继承党内非毛的传统，将所有的错误都描述成毛泽东的错误，欺世盗名。毛泽东说“人民创造历史。”官僚主义集团回应：“还好现在历史不是人民书写的。”历史是春秋，但春秋并不等于历史。

　　雄伟的井冈山 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

　　1927年秋收起义攻占大城市长沙的任务受挫后，主要来自安源煤矿工人和平浏农民自卫军的5000人的起义大军只剩下一千余人，还损失了总指挥卢德铭，毛泽东及时调整中央命令他攻占长沙的决策，率余部踏上了前往井冈山的道路，把井冈山构筑成起色的起点。在井冈山初期,师长余洒度问老泽东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同一个问题后来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归来的海归派刘安恭也问过。面对余洒度的非议，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因为当时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不久他就用事实和理论证明了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和为什么能出马列主义。

　　而余洒度只相信城市中心论的教条，无法忍受山沟里的艰苦生活，脱离队伍，向中央告状去了，后来信仰丧失，成了可耻的叛徒，因为走私贩毒分赃不均被揭发，被蒋介石下令处决。

　　如同孙中山为推翻满清从海外策动了几十次武装起义皆以失败告终一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将中国共产党满门抄斩、斩草除根。避在武汉、上海的中共中央先后策动了200余次大小起义，皆以失败告终。广州起义甚至仅存在三天，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在三河坝分兵，主力部队南下潮汕结果全军覆灭，总副指挥叶挺贺龙及周恩来刘伯承等夺船出海得以保全。南昌起义的高级指挥官皆星散隐蔽后，留守三河坝的第九军副军长朱德自然成了留守部队的最高军事长官，朱德、王尔琢、陈毅浴血奋战，率2000残部突出重围，转战到赣南五岭山中。反而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如无陈毅辅佐朱德加强政治教育，则三河坝分兵后朱德部必与主力一样覆没。后来这部分南昌起义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成了共产党革命的一面旗帜，中共中央终于看清了井冈山的道路的意义。

　　左倾盲动，三月失败、八月失败

　　1928年3月，毛泽东已经在方圆五百里的井冈山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大小五井和九陇山两个军事根据地日益壮大，建立了工农兵政权，控制了宁冈、遂川、永新、莲花、茶陵、酃县的大部或部分，正当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向前发展时，湘南特委周鲁来到井冈山。

　　因为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领导的，毛部属湖南省委领导，所以毛泽东一直向湖南省委报告并请斡旋。 党中央发出的指令，多有省委来周转。再加上湖南省委多次遭破坏，所以对井冈山的领导责任就落在湘南特委机关。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央把湘东赣西两个特委合并到赣南特委里边。周鲁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又是省军委特派员。他的到来，等于拿了一个“尚方宝剑”。年青血性的周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一到井冈山，青红皂白不管。贯彻中央盲动策，批评毛泽东在井冈山不搞烧杀，人民不贫不造反。只有把小资也逼成无产他们才会跟我们一起造反。湘南朱德的暴动已经贯彻中央和省委的精神搞得轰轰烈烈，而井冈山却冷冷清清。宣布中央因为毛泽东秋收起义不打长沙开除毛党籍。因为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在部队中的绝对权威，所以没有一撸到底，将毛泽东降为师长，前委改组成军委，不管地方只管军事。以何挺颖为书记，毛泽东因被开除党籍无权参加党的会议，毛泽东受此打击毫不动摇，戏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以自嘲处境和抒发愤懑，但他只要能革命，师长也照样干。周鲁命令开部队开赴湘南，配合湘南暴动去冒险。主力外出井冈山一片空虚，井冈山大部分被国军占领一个多月。无辜百姓遭祸灾，功败垂成难以挽回。挫折毕竟是暂时的，大雾散去天空必又是一片湛蓝。部队在驻酃县(今湖南炎陵)中村时，看到了中央文件的原件。原来“开除毛泽东党籍”是误传，实际是撤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朱德陈毅部队因执行湘南特委左倾盲动的烧杀政策而致郴州反水，夏明震等无谓牺牲。衡阳许克祥、韶关乐昌范石生南北强敌压境，湘南暴动最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失去大部、湘南全失，史称“三月失败”。 毛泽东闻湘南失败即率井冈山部队接应，阻击敌军，掩护朱德部向井冈山退却。1928年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农军8000余人，湘南农民组成，基本是梭镖长矛，拖家带口，后因思念家乡、井冈山生活艰苦和湘南特委强调“守土有责”，坚持固守湘南，认为“逃到井冈山是可耻行为”，重返湘南打游击，旋即覆没。)退到宁冈，两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四军，辖28(王尔琢)、29(胡少海)、31(张子清)、32(袁文才)四个主力团，重新恢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恢复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敌人虽然数倍于我，亦不能阴止井冈山根据地的日益扩大。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的时候,1928年8月，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来到井冈山后，挟省委指示信要四军向湘南发展,并说这是“绝对正确”,必须“毫不犹豫”执行;要毛泽东担任赴湘南作战的“前敌委员会”书记,随军出发;边界特委书记则由湖南省委另派杨开明担任。前次湘南烧杀已使红军无法在湘南立足，再执行上级指示明显是错误的，但不执行呢?又为党的纪律所不允许。毛泽东力陈不能去湘南的六大理由,指出杜修经主观盲动瞎指挥有断送井冈山的危险。杜不听劝谏，坚决要执行省委指示，在湘赣两省“会剿”之时，趁毛泽东率31团远在永新拒敌，利用29团的乡土情绪，鼓动朱德、陈毅率领的28、29团开往湘南执行省委向湘南发展的命令。以胡少海为团长的29团是以宜章农军为主，离开家乡半年多了,思乡情绪越来越重,井冈山的生活又十分艰苦，现在听说湖南省委要求向湘南发展,更是一拍即合,“打回老家去,回家割稻子”，在省委特派员的杜修经的鼓动下，29团士兵思乡心切归心似箭，难以遏止，29团团长胡少海及朱德、陈毅临时动摇，只好执行命令，率军开赴湘南。湘南之行，因毛泽东不去湘南，毛前委书记被取消，推选陈毅为前委书记。要回湘南了，29团跑在前头,行如飞奔，28团有时追都追不上。攻下郴州后,29团除萧克所指挥的一个连外其余全部解散自由行动，理发的理发，吃喝的吃喝，一个个枪杆上腰带间挂满了回家的礼物。28团也跟着发了一笔小财，团长林彪搞到了一百几十银元。下午敌人反扑,29团朝宜章家乡方向四散溃逃，29团就这样覆没了，28团也受损。29团千余人马只有胡少海团长带领的团部和萧克的一个连共100多人跟上了军部和28团,撤出郴州,退到了资兴。此次湘南之行还牺牲了红军优秀的指挥员28团团长王尔琢(林彪继任)。郴州兵败，毛泽东率31团在永新迎战赣敌11个团的“进剿”,望眼欲穿,却盼不到事先谋划的28、29团的回师增援。毛泽东只好巧布疑兵阵。虚张声势，以红军l个团兵力围困敌军11个团在永新县城附近30华里之内达25天之久，直到敌人得知红军大部队不在边界,于是大举进攻， 31团只好退守永新的西南角九陇山区。这样,永新、宁冈、莲花皆被占领敌人疯狂地烧、杀报复,湘赣边界弥漫着白色恐怖,史称 “八月失败”。

　　前次湘南特委周鲁来，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硬拉部队去湘南，招致三月失败;此次湖南省委杜修经来，不听毛泽东的正确分析，再拉部队去湘南，又致八月失败。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又来，给红四军带来了波及全军的争论，冒进东江和闽中失败;后来中共中央迁来中央苏区，毛泽东的党政军权被剥夺殆尽，招致苏区和红军的全面失败，于是又有了长征。长征后，当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共的实际领导人时，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又回来了。

　　朱毛之争 朱德刘安恭为代表的单纯军事观点、分散游击、流寇思想 陈毅主义 红四军七大 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与朱德谈论过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对革命的危害。双方当时各保留自己的观点，让实践和时间来检验。到赣南后，随着革命的扩大，问题越来越突出。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潮汕全军覆没后，刘安恭与刘伯承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中共六大后，受中央派遣，1929年5月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携中共六大文件和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2月2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二月来信”，潜入苏区指导红四军工作。刘安恭与朱德陈毅是同乡及旧识，由朱德提议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成为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安恭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上任几天，刘安恭对毛泽东抵制中央分散部队流动游击和让朱毛离开部队一事，简单地用“执行”与 “非执行”来判断是非，他称：“军队现在有两派人，一个是拥护中央派，一个是反对中央派!”。“二月来信”引发了波及全军的争论，朱德和毛泽东自然便成了两派的代表人物。围绕中央“二月来信”，红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毛泽东与军长朱德对执行中央“二月来信”产生了意见分歧，刘安恭和朱德与毛泽东就党对军队的领导、军队的任务、红军要不要分散等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时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主义之争，毛泽东从来认为争论是好事，真理从来都是不辩不明，在原则问题上，一时不清楚，一时不统一，只有实践摸索，只有互相争辨，才能水落石出。毛泽东毫不退让。性命攸关，毛泽东也决不能让。为解决争论，红四军召开了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代理前委书记陈毅怕两人争论伤了和气，影响团结，为调和朱毛之争，对朱毛各打五十大板，批朱有“旧军官”思想，不重思想工作，批毛有个人英雄主义、家长制，批评了“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错误”，“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 毛泽东又坚决反对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会议改组前委，陈毅担任前委，这是一次近乎夺权的会议，以前都是上级撤消毛的职务，现在是由下而上夺权。这也是唯一的一次。陈毅两次代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两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后来陈毅说：“我挂帅，失败了，挂帅是不容易的。”“七大”没有解决一些争论问题，七大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去闽西上杭县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同时养病，毛泽东在闽西山沟调查研究，思考、完善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工农红军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在闽西成就了他光辉人生的又一个里程碑。后敌人发动“三省会剿”，叫嚣一星期解决闽西根据地，朱陈去毛泽东住地问计，毛授之“牛篦政策”，陈毅又请毛回来任前委，毛称七大的做法不能同意，不能随便回去。由于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随后陈毅去上海找中央汇报，向中央递交了《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汇报材料，并请示中央解决七大争议。留下朱德与刘安恭指挥军队，红四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日益暴露。朱刘在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中连吃败仗，刘安恭牺牲，部队损失惨重。议论又起，军心涣散，几近散架。许多人甚至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朱德为解决问题统一思想，召开红四军八大，想以此整顿部队，加强建设，但八大只是在无组织状态下又吵了三天，毫无结果。问题日益严重，军队涣散，此时朱德与一些同志终于从实践中认识到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的可贵，认识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的领导，会议期间，与一些党代表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此时病重，情绪不佳，负气不回，复信称不打倒“陈毅主义”不回来，后又觉得用词不太恰当，于重病中让人抬来参加八大，没有赶到已经结束了。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讨论朱毛主义之争问题。不上高山，难见平地，在周恩来、李立三的分析下，陈毅从大城市、从全国的高度一看，感觉毛泽东总是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是政治上正确，而是在政治路线上战略策略上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意志如钢，能在各种强压下“岿然不动”。毛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仅正确，而且别开生面，是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为中国革命闯出了新路。陈毅决定回去与毛泽东一起打倒“陈毅主义”。中央“九月来信”(《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由陈毅亲自起草，撤掉了“二月来信”、“四月来信”关于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分散游击，要毛、朱离队、隐蔽大目标等不正确意见，要求红四军前委纠正错误，并指示毛与朱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任前委书记。1929年10月，陈毅挟“九月来信”回苏区主持前委会议，要请回毛泽东，朱德同意。陈毅连写三信用快马送达毛泽东，汇报“九月来信”精神及周恩来口头指示，并自我检讨“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毛连接三信，即刻回到红四军。在汀州，红四军将士看到阔别三个月的党代表回来了，纷纷拥上街头，夹道相迎，欢笑流泪，一直簇拥把毛送到军部。朱毛陈三兄弟再次团圆，自然一团欢喜。朱德坦诚军队极端民主化和单纯军事观点问题，表示过去说过的话收回，早就盼你回来。毛说八大时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现在撤销这封信。陈说“陈毅主义”必须打倒，陈毅同志绝对不能打倒，要跟毛泽东继续干革命。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令人肃然起敬!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在闽西上杭县古田召开，陈毅主持，传达了“九月来信”，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的核心部分。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解决了内部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决议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强调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阶级性质、宗旨、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规定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如日东升。毛泽东与错误思想作不调和斗争的决议已经全体通过，打倒“陈毅主义”的任务完成。“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标志着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建政思想已经形成了。毛泽东重新当选红四军前委书记。九大后，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重新焕发了战斗活力，风卷红旗过大关，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击退国民党的第二次“三省会剿”和第一、二、三次“围剿”，开辟中央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如朱德所说：“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

　　朱毛之争，以冲突开始，以团结告终，使红军在政治、组织、思想上大进一步，堪称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典范。党的绝对领导与无产阶级政治建军突出了，非如此不能前进。从此朱毛不再分开，即使后来在张国焘军中仍坚定支持毛泽东。正是朱毛之争，从这里开始，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逐步为党内同志所认识乃至后来达到一致认同，从而成为一位集中国革命之大成的伟大领袖。他在对敌斗争和党内论争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且脚踏实地，牢牢把握“党指挥枪”这个重中之重，把一支近乎乌合之众的队伍整合成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完善了建军思想、路线和制度。但红四军七大、八大后，毛泽东撂挑子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令人痛惜的，设若毛泽东当时如不负气撂挑子，而委曲求全与朱德一起负起指挥之责，可以减少闽中和东江两次出击的重大损失和负面影响。后来与博古、李德等在党内争论中，毛泽东学会了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相忍为国，学会了“前方需要，随叫随到”。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占主导地位，中央苏区就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遭受排斥，中央苏区就衰。

　　就像党中央机关逐步从上海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那样，党中央的战略思想也在整体上逐渐向毛泽东的战略靠近，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沿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毛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的作用。

　　海归派 与国际接轨 王明 博古 张闻天 周恩来 项英 任弼时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城市中心”的路线 肃反 谁在逼供信？

　　1929年夏天后，海归派、“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陆续回到国内。1931年1月7日，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补进了中央政治局。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27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令下成了中共实际掌舵人(挂名总书记还是向忠发)。王明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人派往各苏区当“钦差大臣”，赋予他们推行其极左路线、生杀予夺的极大权力：王稼祥、杨尚昆和王盛荣，被派到中央苏区，陈昌浩、沈泽民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夏曦等派到湘鄂根据地……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党中央险被一网打尽，从此共产党对叛徒深恶痛绝，绝不手软，为了肃清内部的反革命及其苗头甚至伤及自身。上海无法立足，王明重新赴苏联前 “任命”博古为接班人，总管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派特派员、中央代表、“二十八个半”控制了从中央到各根据地的大权。他们推行的对敌斗争的路线策略错得一塌糊涂;他们对自己的同志“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肃反让人闻之胆寒。

　　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李文林赴上海中央，全盘接受“立三路线”。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由于迷信中央错误路线赣西南特委和湘赣边特委领导人在肃反运动中贯彻李立三路线，萧克、李韶九的在军内使用肉刑、搞“逼供信”，乱捕滥杀，把肃反简单化、扩大化，李韶九甚至曾怀疑毛泽东是“AB团”。 他们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大搞“逼供信”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李韶九等根据供词，认为赣西南特委等实际也为“AB团”控制。当肃反肃到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发动了富田事变。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拉部队倒戈到河西后，在永阳非法成立“江西省行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下令通缉曾山、陈正人等同志，还以假行省、行委、省苏的名义，通过各地方党部及苏维埃机关，对红军实行封锁，并派遣专人到处滥造谣言，蛊惑民众，企图使红军同民众隔绝，使我第一次反“围剿”归于失败。尤其卑劣的是，使用各种无耻方法，捏造假信，妄图挑拨毛朱彭黄的关系。段良弼等不但致信朱、彭、黄、滕等挑拨他们和毛泽东的关系。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伪造假信给古柏，要古柏逼AB团分子招供出朱彭黄滕是“AB团主犯”，“以便早日捕杀”。以此挑拨一、三军团关系，被彭德怀当众揭穿。又以同样的方式用毛泽东同志名义写了封信，偷偷地放在朱总司令那里。信的内容是说朱总司令怎么不好，落款是用英文签名。这下就露了马脚。朱总司令一看，就说毛泽东同志写信从来不用英文签名，这是个阴谋。于是把这封信公开了。 在“富田事件”解决后，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重申九大时废止一切肉刑的条例，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毛泽东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 ‘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毛泽东在纠正肃反后，根据李文林的口供，认定不是AB团，很快释放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然而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仍然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这与毛泽东没有丝毫关系!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就在苏区中央局做出这个决议的同时，上海中央依然向各个根据地发出严厉的肃反指示，连小片的根据地也不放过。“肃反中心论”充斥于各个苏区。项英等中央代表来中央苏区后，又恢复肉刑，乱打乱杀没能制止。 红一方面军当时在苏区不过三、四万人，前后两次肃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杀掉了，就是说，十个红军中有一个被杀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干部。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肃反，杀了几十个;1931年中央代表“三人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来后，杀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张闻天到来后，这个时期，杀了七万多!

　　“黄陂会议”被故意湮没的原因，是为了“证实”“项英、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这个历史谎言。事实上，正是上海中央一干人促发了“富田叛乱”：支持颁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当肉刑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军事叛乱!临时中央一干人，不但促发了“富田叛乱”，还再次废除毛泽东多次明令“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而且，还严厉打击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

　　后来周恩来披露内幕：苏区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中心关键在反毛”这个主题进行的。而当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团”、“富田事件”，何尝不是“中心关键在反毛”?!

　　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到鄂豫皖苏区，由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陈昌浩、沈泽民从理论和行动上支持张国焘“肃反”密令，张国焘到来不久，就对鄂豫皖特委和红军进行了全面改造，打出“布尔什维克的改造”、“加紧肃反”等旗号。很快，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及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等人及一大批高级将领被杀害。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肃反的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鄂豫皖根据地地方政府领导人被害者更是触目惊心。后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的高级将领，如邝继勋、胡底、曾中生等。而曾中生是建国后中央军委确定的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英勇善战。

　　1932年4月，湘鄂西根据地，“钦差大臣”夏曦推行“王明路线”，开始以“肃反”为名实施第一次大清洗，捕杀红军、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贺龙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和骨干。在洪湖地区屠杀基层干部和群众达一万多人。当年8月，夏指挥第二次“肃反”又杀掉一大批人。1933年3月，夏曦结合根据地内“清党”又开始第三次“肃反”，这次杀掉红军数千名干部战士，连洪湖红军杰出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段德昌，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即柳直荀，也被杀了。当年6月，第三次“肃反”未结束，又开始第四次，杀了三千多人，其中有同属“二十八个半”但不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宋盘铭。经过四次“肃反”，曾经有两万多人的红三军，下降到三千余人。

　　1929年底，毛泽东在红四军九大上重新成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完全成熟，被各根据地红军贯彻执行，红军重新焕发了虎虎之威。从1930年至1931年底，毛泽东指挥各路红军漫卷红旗过大关，势如破竹，先后打破了敌人的“三省会剿”和一、二、三次全面围剿，开辟巩固了中央苏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中共各根据地代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开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推选为主席。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代表“三人团”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围绕是否打赣州和吉安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反对此时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要求先夺取敌人薄弱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仅朱德支持。有人扬言拿下赣州再与老毛算帐。中海中央仍坚持“城市中心论”。不点名指责毛泽东。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上海中央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周动摇，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五十多天攻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授计，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放弃攻打赣州，挥师东征，连下龙岩、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两架飞机，化腐朽为神奇。但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胜利而被受罚，咄咄怪事。毛被闲置，仅能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 “宁都会议”。宁都会议上，就前线作战方针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正面交锋。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王稼祥、邓发、顾作霖、朱德一致批评了毛泽东，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毫无根据地批判积极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声言积极进攻，坚决打出去。毛泽东孤立无援，被迫俯首认错。会议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周、朱、王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同时多数委员又担心“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服从组织安排，被完全剥夺军权，提出了“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离开了红军之后，毛泽东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稍后回后方领导政府工作。当时，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不断扩大化、频繁化。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他也不主动与他人交往。躲过了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脑袋没有被砍掉。即使这样，当时还说他搞宗派主义，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受牵连。后来毛回忆说：“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1933年1月，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部迁来苏区，一来即掀起“罗明路线”，其直接原因是博古刚进苏区时在上杭见到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罗明左一句“毛泽东主席”右一句“毛主席指示”、“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伤及自身的铁血肃反使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冤死在自己人手里。使毛泽东在日后的历次运动中坚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即使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也是如此。 毛泽东这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直到后来遵义会议，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用毛的军事天才，而不能用毛的政治天才，更不能用他的领导天才。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周任代总政委，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他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之后。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战略，依毛泽东旧计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首创大兵团伏击战的先例。并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迎来鼎盛时期。宁都会议前，早在1932年5月至9月，此时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已经全面布署，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手以后，再转移兵力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鄂豫皖、湘鄂西相继不支，中央苏区风雨欲来。在彭德怀执行中央命令攻赣州不克而由毛泽东挥师东征，向东横扫龙岩、漳州后，巨大的胜利反而使中央领导人对毛泽东更加不满。中央局前、后双方为了战略问题争执不休，1932年9月26日，毛泽东忍无可忍，说服同在前方与其共同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置后方中央局瞎指挥于不顾，未雨稠缪，为准备打破国民党将来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名义颁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时期的训令》。后方中央局大为震怒，任弼时即代表中央局坚决反对：“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部署，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训令因此未能实行。但后来的反第四次“围剿”进程和战场布置则分别表明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正确的战略计划，勾勒出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全过程。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正是抵制了“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左”倾冒险主义，执行这个计划而获取胜利。朱德的指挥之功名彪史册，毫无异议。可笑的只是非毛者绝口不提第四次反围剿前毛泽东的这个《训令》，总是制造伪概念，试图证明毛泽东人一走茶就凉，第四次反围剿上至周恩来、朱德，下至普通红军指战员完全没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

　　1934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具有戏剧性的是，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并且在会上把毛泽东作为批判的对象，搞缺席审判，不许上诉。然而，时过几天，中央又要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称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加里宁:俄国革命家，从十月革命到去世，一直是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了。除了在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泽东的名字外，什么实质性的权力都没有了。但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苏维埃二大会议，这三次会议，毛泽东相继被解除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实际领导职务，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左倾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权、军权和政权，给苏区带来严重失败。教条主义真害死人!

　　1931年6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顾顺章的叛变、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周恩来骂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节操不如妓女，向被捕后立即变节供出中共秘密机关，连蒋介石也看不起这位堂堂中共总书记，向被捕三天后即被枪毙。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先后跑到了中央苏区。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到1933年1月后，临时中央机关博古、张闻天、陈云等全部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中央机关的驾到，也带来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带来了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中央苏区在这些海归派的控制下完成了与国际接轨。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最高“三人团”。李德完全将欧洲战场正规战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全然不知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为打破第五次“围剿”， 六路分兵、全线抵御、处处设防、节节抗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短促突击。历时一年，没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结果被迫来了一个大游击、大流动(长征)。能征善战的彭德怀、林彪在蠢猪式指挥下也只能大打败仗。红军被迫放弃经营了六年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转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换来百分之百的苏区损失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适应国情，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打下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后来建立了中央苏区。全国的共产党人都学习毛泽东的建党建军和作战原则，与之接轨，结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闽浙赣的方志敏，鄂豫皖的许继慎、贺龙的湘鄂西、陕甘的刘志丹、湘赣、东江、琼崖、左右江等一大批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了。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些重要人物相继回国，在上海的中央机关相继退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开始全面与共产国际接轨了，毛泽东已经过时了，只好卧龙高卧于东华山和福音医院。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与国际接轨最彻底，在对敌斗争以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形式，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阵地战对阵地战，以堡垒战对堡垒战，以短促突击对短促突击。完全不切实际，乞丐与龙王比宝。其直接后果就是各苏区相继不支，张国焘弃鄂豫皖奔川陕，继之博古、李德弃中央苏区长征。幸而大难有转旋之望，出征前，经过周恩来的工作，博古、李德终于同意毛泽东参加战略转移，而留下项英、陈毅坚持游击斗争。

　　注：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般认为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绪)、王保(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子纯)、孙济民(际明)、杜作祥、宋潘(盘)民、陈原(源)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 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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