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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安刘铁成: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

2018-03-17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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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安刘铁成: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


《法律与生活》杂志 特约记者 陈文念

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1976年,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

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没几起

“我是在‘文革’期间,1971年参加公安工作的,那年我24岁。到公安局上班是许多年轻人所追求的理想,在社会的地位比较高,挺吃香的,除了部队穿制服,再就是警察了。我第一次穿警服是浑身上下都是蓝色,后来,上衣是白色裤子是蓝色,年轻人穿上它可神气了。‘文革’时,当民警也比较实惠,家属农业人口可以转非农业人口,工人身份还可以转干,自己也觉得我是个警察应尽一份责任,应该好好干……”说到当年参加公安的感受,老刘仍掩饰不住自豪和激动。刘铁成回忆说,“文革”中,公安机关从上到下均实行军管,不是现在实行条块管理,以块为主,上级负责业务,地方政府管理人事。公安机关办理的案件,程序简单,一锤定音,不用移交检察院批捕和法院定罪。当时,他所在的公安局,全局才40多名民警,全局只设治安股、政保股、秘书股等几个股室,没有刑警队,警种很少,很少发生刑事案件,社会治安比较好,即使有案子,大多数是一些治安案件,若按现在的眼光看,那都是些鸡毛蒜皮、不足挂齿的事情。“文革”期间,刑事案件一年没有几起,若发生了杀人案就成了当地的头号新闻。“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警种齐全,二三十个科室所队仍是杯水车薪,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谈到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说到这里,他深深地陷于对往日执法环境的留恋之中,他叹了一口气,如今公安机关的执法环境却大相径庭,似乎有难言之隐……实战证明,警力有限,民力无限。公安机关只有坚持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才是制胜的法宝,这是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当然密切警民关系是作好专项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前提。刘铁成说,“文革”时期,警民关系密切,亲如鱼水关系,电影《马天民》可以说是警察生活的写照。“那时我们下乡办案,群众看到我们十分亲热,在村里都是排队邀请我们去吃饭,群众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里吃饭。融洽的警民关系对我们开展工作好处可多呢,与群众拉拉家常,聊聊天,既沟通了感情,又了解了社情民意,有时群众还给公安机关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公安机关通过线索抓获了不少违法犯罪分子。”刘铁成说,那时候,如果民警在大街小巷抓获犯罪分子需要群众帮忙,群众都会踊跃站出来,协助公安机关制伏违法犯罪分子,看到民警追赶犯罪嫌疑人,需要交通工具,会主动让出来给民警无偿使用。“不像现在警民关系这样疏远,民警办案,需要群众作证时,即使是看到了,也不愿意作证,让公安机关十分尴尬;在民警遇到危难时,有的群众熟视无睹,袖手旁观。在群体事件中,有时公安机关处置不好与群众直接发生了冲突,竟成为对立面,这是以前所没发生过的……”30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刘铁成警官,如今两鬓霜白,那时他和他的战友们为成为人民警察而自豪,也为自己选择的职业和这一时刻凝固起来的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热爱人民的崇高信念而终生不渝。

侦破盗窃两麻袋花生米的大案

人的一生经历的事情成千上万,有的事情如过眼云烟,有的事情则刻骨铭心。其中“文革”期间,刘铁成经历的一起爆炸案让他知道,警察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人。1976年5月2日,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发生了一起盗窃案,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于是蓬莱市公安局立即调集侦破人员予以侦破。当时刘铁成和战友王同钦在崮寺店公社侦破另一起案件,5月4日上午,他俩接到命令后,火速赶到望里大队,参加破案。我在现场看了看,发现现场周围漏有几粒花生米,再往前走几步,又发现地上有花生米,我按“米”寻踪,沿着小道,走出村外,一直找到邻村天王大队的张天雄家门口。我和其他民警分析,这起盗窃案有可能是张天雄干的。因为张天雄有盗窃劣迹,又在他家门口发现了花生米。于是我立即向负责此案的赵兴展副局长汇报,初步认定此案是张天雄所为。5月4日下午,专案组做出决定,搜查张天雄的家,以求人赃俱获。去执行任务的有十多名公安人员和十多名大队干部、民兵。当公安人员来到张天雄家里时,发现张天雄、他的父亲和他的五弟都在西屋炕上。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让张天雄和他五弟到大队去,以瓦解力量,让张天雄的父亲在家里,配合公安的搜查。当时张天雄坐在西屋炕上的里边,窗台上放着酒瓶,看样子是刚喝过酒。进屋后,我指着张天雄和他的五弟说,你俩到大队去,需要了解一些事情。他俩说到大队去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就是不去。于是,我用手往下拉张天雄,他把手一甩,根本不理这一套,我这一抓,他不但不下来,反而挪到炕里边,他家的炕台挺高,我更够不着他了。怎么办?我和其他公安人员只好耐着性子做工作,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张天雄还是不肯跟公安人员到大队去。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挤满20多人的小屋,一下子骚乱起来,拼命向外跑去……

抓捕时,罪犯引爆炸弹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刘铁成巧妙地退到正间地,停下脚步,转身一看,张天雄狠狠地抱住大队书记王任现,将其摔倒,欲和大队书记同归于尽。当时有的民兵抓着张天雄的头发,有的拽着衣服,还有的摁着张天雄的腿。情况万分危急,一旦炸药爆炸,在场20多人就会失去生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赶紧让大家赶快撤离现场,一边急忙掏出手枪对准张天雄的脑袋,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有响,我又跟上一枪。这一枪,张天雄的脑袋趴下了。天王大队书记王任现才逃出来了。正当我们准备往外撤离时,“轰隆”一声,炸药爆炸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将正间屋的房顶炸开一个直径两米大的洞口,炸得正间地的两个锅台夷为平地,张天雄血肉横飞。我记得,爆炸掀起的气浪霎时将我猛推到院子里,我倒在地上昏迷了一会儿,醒来后爬了起来。我看了看周围,发现有的同志躲藏在东屋里,没有出来。在那种情况下,我急忙抢救其他同志,跑到东屋窗前,三下五除二猛地把窗踹开,让其他同志从东屋跑了出来。担心第二次发生爆炸,在场指挥的赵局长,调来驻扎在天王大队一个排的部队,将张天雄家四周包围。随后又找来张天雄的大哥喊话,进行政策攻心,喊了半个小时,屋里仍然没有动静。这时,赵局长问:“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哪里去了?”我说:“可能还在家里?”“你进去看看。”赵局长命令道。当时,我的手枪不好使用,便从另一位同志手里换了一把“五四”手枪,就拿起手枪冲了进去。在正屋门口,我朝屋里望去,只见屋里乌烟瘴气,看不清任何情况。不过,从屋里传出一股刺鼻的敌敌畏农药味道,我分析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可能是喝药自杀了。等烟雾散尽,果然发现张天雄的父亲和他的五弟喝药自杀了,躺在西屋的炕上。公安人员在清理现场时,发现张天雄家的西屋炕席下面有 55 32548 55 17917 0 0 7950 0 0:00:04 0:00:02 0:00:02 8020¸€æŠŠé•¿ç åˆ€ã€‚东屋一进门北面地下挖了一个大洞,里面藏有望里大队被盗的两麻袋花生米。当案情慢慢平静下来时,这时的刘铁成才感到脑部有疼痛的感觉,公安局立即把他送进县医院,经过医生诊断,他被炸成严重的脑震荡,需要在医院治疗。经过40多天诊治,刘铁成终于恢复了健康。刘铁成的英勇壮举,赢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赞,授予他鲜花和荣誉本该当之无愧,但随后,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四人帮”被打倒了,全国各个行业都加入到声讨“四人帮”的政治潮流中,公安机关也不例外。就这样耽误下来,为刘铁成记功和表彰的事情便与他失之交臂。如今谈起这件事情,老刘一脸的淡泊与从容,心态是如此的谦逊和平和。他说:“如今功名和荣誉对我来说,都是过眼烟云,那些东西有和没有都无所谓了,只要我尽到一个人民警察的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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