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认识国情——上山下乡心得体会及对我一生的影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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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

我原是天津铁路一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正准备高考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响应毛主席号召，与我校29名同学一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现改为地级通辽市)科左中旗的一个以蒙族为主的村庄插队落户，后回津上学，留校做教师，直至退休。2013年9月，我作为知青代表回通辽市参加了市有关部门组织的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座谈会，因没有做充分准备，座谈会上简要谈了我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受到与会者领导和知青朋友的一片掌声和赞扬。后回津后，我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上山下乡的心得体会及对我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影响，以《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为题目发表在有关网站和杂志上。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和上山下乡50周年。最近又把旧文翻出来阅读一遍，应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收获体会和对自己一生的影响。为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我决定将该文重新发表，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因原文有17000多字，本次将该文拆解为四篇即“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已在网上发表前两篇“认识劳动”、“认识农民”，现发表第三篇“认识国情”。

【正文】

　　我们这一代人中小学受的正面教育多，强调要继承老一辈革命传统，长大以后把一穷二白的国家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困难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实际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年轻时对我认识国情影响之大的经历一是文革初期的从天津到延安的步行长征串联。我走过太行山脉、吕梁山脉和黄土高原，两个山区和陕北农民的贫穷状况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二就是农村插队。我所在的村庄与我所熟知的华北大平原、山区、高原的农村完全不同，其主要特点就是地广人稀。关里农民常说，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而这里确实不上粪，更没有积粪的习惯，因为土地太大了。这里土地管理也差，更没有科学种田。村里基本没有机械化，只是有两台柴油机，主要用于菜园子浇水。耕种、管理、收割、打场完全是人工。村里也没有电，有文化的人也极少，更没有医生，农民有一点小病也要到二十里地远的公社卫生院看病，稍大点的病要到百里之外的旗医院或通辽医院，来回仅路上就需要两整天时间。我们初到村时，确实做好了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打算。看到农村的这种落后状况，也确实跃跃欲试，想搞科学种田，想搞农业机械化，想把我们大队办成大寨式的农村，想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成以农为主，学工、学军、学政治的农村大学校，甚至在我们的建议下，把原村名也改名为“五七大队”。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我们的思想与实际距离较远，这些目标远没有实现。只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村里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三位知识青年任赤脚医生。他们不脱产，利用业余时间为村民看病，还经常半夜被村民叫走。为给村里节省药费，常常自己采集和制作中草药。有的知青还担任过大小队的会计、出纳、记工员、民办教师等。我曾被公社抽调多半年帮忙工作，走访过全公社所有村庄，也到过其它旗、县农村搞过外调，常吃住在村民家中，看到了农村更多落后的因素，也感受到他们生活的艰辛状态。

　　下乡几年后，开始了招生、招工选调，我有幸被大队和集体户推荐，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回到天津上学。我至今还特别感激集体户所有知青。大学毕业留校后做教师工作。我深知，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专业上要过硬，毕业后的一些年，我拿出相当多的时间钻研业务，一边教学，一边科研，并较早地解决了高级职称。但我的时间和精力绝对没有完全都放在单纯解决个人的职称方面。青年时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农村几年的经历中看到和感受到的国家、民族相对落后的现象，都促使我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同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工作中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教书?为什么科研?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学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工作与个人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我考虑自己的奖金是没有错误的，但我仅仅是为奖金、职称、家庭而工作吗?长征步行串联和几年农村生活看到的农村的真实状况经常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所看到的社会现实虽然是个别地方，但它实际也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国家和民族的这种状况感到我们一代人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我虽然不再直接参与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但我真正做好我的教育工作、理论研究工作，为社会提供更多有意义的精神食粮和培养更多合格意义上的人才既是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是间接支持和帮助了农村建设。为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事业才是我工作的最终目的。如果说，我下乡时看到的中国国情主要是经济的落后和农民文化素质的欠缺，而今天所看到和接触到的国情更多的是人在现代化面前表现出来的奴性、虚伪性、内耗性、肉欲性等扭曲的人格特征。鲁迅当年之所以弃医从文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中国人在外国强权势力面前表现出的麻木不仁状态，同样，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在社会各种恶势力和强权面前仍然表现出这种麻木不仁状态，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任何社会科学本质是人的科学，是辨别和评价人的观念、行为的是非、美丑、善恶的科学，是关于做什么样的人的科学。既然自己已经从事专业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也就必须正视和努力改变中国人当今的这种人格特征。尽管这种改变比改变经济更要艰巨、困难，但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要求自己学习无止境，研究无止境，创新无止境。因此我在职称评定之后，始终继续学习，继续研究，且发表了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

　　一、关注社会最低层的普通工人、农民的生存状况。我大学的几十年工作中，确实读了许多书本知识，但绝对不是只读纯理论书本，我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社会现实。如毛泽东所说的，读社会这部无字的大书。我所有发表的研究成果其背后的事实根据就是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大量感性材料。小岗村作为典型树立之后，我一直有看法：小岗村农民吃返销粮究竟是集体所有制造成的，还是村干部的自私自利观念造成的?土地承包可能有一时的粮食增产，但能够搞机械化吗?能带来农民的共同富裕吗?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有关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的有关报道。也了解到河南省南街村和江苏省华西村依靠集体化道路取得的巨大成果，也读过曾做过农村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2000年出版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2004年初，我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桂棣夫妇俩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后含着眼泪读完的。它不仅帮助我真实了解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也看到了农民自发的反抗斗争精神。我不仅向我的学生推荐这本书，而且给学生专门做了《对<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的理性思考》的学术报告。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我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时，了解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理论工作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干预生活”，用他们创立的科学理论去撞击社会，批判现实。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讲，要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针。我本身就是搞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的，那么研究的基本方法就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但是我发现现实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太严重了。照抄照搬领导人讲话和西方思想，不研究现状，不研究客观规律，一味地进行吹捧性研究。我不愿随波逐流。因此多年来，我研究的重点是以我对社会生活大量社会现象的占有中分析、提炼出社会最需要的理论问题，并从中发现客观规律性的东西。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功能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因此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这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批判现实。所以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中，围绕社会大量现实问题，如官场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市场经济、道德堕落等写了大量理论分析的文章，发表在有关理论刊物及网站上。

　　三、深化教育改革。我既是理论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就对教育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文革之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愈演愈烈。我在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中感受颇深。固然依靠我个人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但我绝不能推波助澜。我作为曾经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来到教育战线，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努力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所以，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用毛泽东教育思想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如研究教育战线的基本矛盾即教与学的矛盾、教学与科研的矛盾，特别是针对当今教学实践中重教轻学的现象，我发表许多文章，阐述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我发现中国当今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是在缺乏科学的学习理论指导的消极、被动、盲目或处在感性经验阶段的学习状况，导致学习方面事倍功半。在校学生学习的状况折射出整个民族包括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学习状况。而现有的学习理论大多是照搬中国古代思想家与现代西方学习心理学的理论。这些理论尽管有许多合理因素，但远不能适应当代社会需要，且有许多错误的地方。我是搞哲学研究的，通过研究我发现，学习本身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是认识论问题，是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因此，我从哲学角度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对学习的本质、学习价值观、学习主客体、学习环境、学习方法等诸方面做出许多有独到深刻的新见解。在实践方面对我校大学生学习状况进行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工作，为学生开设《大学学习学》课程，组织学生对学习开展多方面的研究活动，且出版多本有关论著。

　　激发我这种社会责任感意识和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的重要源泉、动力之一就是我几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我原是天津铁路一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正准备高考时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响应毛主席号召，与我校29名同学一起到内蒙古哲里木盟(现改为地级通辽市)科左中旗的一个以蒙族为主的村庄插队落户，后回津上学，留校做教师，直至退休。2013年9月，我作为知青代表回通辽市参加了市有关部门组织的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座谈会，因没有做充分准备，座谈会上简要谈了我对上山下乡的认识，受到与会者领导和知青朋友的一片掌声和赞扬。后回津后，我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我上山下乡的心得体会及对我一生学习和工作的影响，以《认识劳动（点击阅读），认识农民，（点击阅读）认识国情，（点击阅读）认识知青》为题目发表在有关网站和杂志上。今年是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和上山下乡50周年。最近又把旧文翻出来阅读一遍，应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自己的收获体会和对自己一生的影响。为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我决定将该文重新发表，个别文字做了修改。因原文有17000多字，本次将该文拆解为四篇即“认识劳动”、“认识农民”、“认识国情”、“认识知青”。前三篇前几天已经陆续发表，现发表第四篇“认识知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依据起源于1939年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有关论述。建国以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达到高潮。70年代末，随着知识青年大返城宣告结束。但这段史事无论对于知识青年个人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共和国来说，都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之后，大量有关这段历史的书籍、文章、文艺作品公开问世，至今方兴未艾。由于种种原因，对这段历史的评价是有差别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是基本肯定还是基本否定?笔者作为知识青年的曾经一员，也就此简要谈几点认识：

　　一、要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和视野中加以认识

　　客观地讲，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遭遇的磨难和痛苦是极其严重的。笔者虽有磨难，但和他们甚至和同一集体户的同学相比小得多得多。看到许多知识青年痛苦的回忆，确实值得同情。但是否因为个人的这种遭遇就根本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唐代诗人王之焕的诗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思是说，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我认为，看待知青运动就应该站到更高的历史视野上加以认识。大家知道，人类经历从无阶级社会到有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了阶级对立的社会之后，脑体劳动的分工和对立越来越明显，且逐步固定化，并形成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因此绝大多数主要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不仅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受剥削受压迫，且还受到各种上层人物包括知识阶层的极端轻视、鄙视，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极其突出。尽管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国家的最低层人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且也提出不同的口号批判之，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时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均田免赋”、“均贫富”等，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劳力者受治于人的现象。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根本源泉、动力是物质生产活动，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者就是历史创造者的主体。以往劳动者之所以受剥削受压迫受鄙视，根本原因就是经济上的私有制、政治上没有权力、观念上英雄史观占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做出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依据这一理论依靠阶级斗争的实践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批判。但由于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旧社会遗留的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且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发生反作用，导致相当多的共产党人腐化堕落和知识分子脱离工农大众的严重倾向。因此毛泽东要根本改变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群众的这种状况。民主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时期更是如此。他所发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从根本上改变脑体脱离现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战略措施，是符合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但任何积极的革命的运动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且参与这项运动的人也必然要遭遇许许多多的困苦、磨难，甚至生命的牺牲。革命战争更为典型。大家非常熟悉的红军长征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只是站在个人遭遇的角度认识红军长征，需要控诉和揭露的客观事实那太多太多了，自然也就对红军长征给予全盘否定。我想长征过来的人尽管也在揭示长征途中的多么艰难困苦，但他们不是站在个人遭遇的角度去认识和批判，而是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揭示其革命的必然性和艰巨性，是非常引以自豪的人生经历。同理，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存在这样一种立场、视野和角度。我2007年曾到过新疆，目睹过千里戈壁滩的荒凉和建设兵团的巨大成就，也能够想象到赴新疆兵团做开拓者的艰难困苦，而我们这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和他们受到的磨难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而由衷地钦佩兵团战士的伟大。我清楚地记得，天津市一知识青年在其主编的知青纪念文集的序言结尾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老红军以万里长征为自豪，老八路以八年抗战为自豪，老解放以解放战争为自豪，志愿军以抗美援朝为自豪，我们—知识青年以上山下乡为自豪。我读后特别激动，觉得这个结尾道出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青年的真实感受和认识。

　　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主流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而所有现象中有直接表现本质的现象，也有间接甚至从反面表现本质的现象，甚至有歪曲事物本质的假象;有主流现象，也有支流、枝节现象。辩证法要求认识事物要有客观性，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停留在现象上，不能看假象、支流、枝节。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一文中第一条中就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枝节，而是自在之物本身。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是如此。但是笔者遗憾地看到，文革后大量有关上山下乡的文章、著作、文学作品中却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看假象，不看真象。以偏盖全，以个别否定一般的认识方法比比皆是。例如相当多的反映知青的文学作品中，大量描写知青运动的消极面，把个别现象当作本质大肆宣扬。如《孽债》及许多电视剧中，把知识青年婚姻恋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导致的后果竭力夸大，并以此为主线描绘知青及其后代的曲折人生。一是暗示知青队伍中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二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本身就是上山下乡运动。这显然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歪曲和污蔑。客观说，知青婚姻恋爱中确实存在这些问题，笔者下乡中也略知一些。但这类现象任何社会群体都存在，且都有其普通和特殊的原因，今天社会中“孽债”现象要比知青队伍多得多，怎能把这种现象单纯归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呢。我所接触的许多知青都对这种歪曲和丑化知青的文艺作品表示极大的愤慨。梁晓声编写的《知青》电视剧应该说，较好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面貌，但个别地方也有歪曲、夸大之嫌。如作品中作为极“左”的知青代表人物吴敏极端自私，且满嘴革命大道理，甚至违纪导致知青住房被烧，偷他人东西，大闹考场，给上级写诬告信。然而却让这种人依靠后门上大学，而被大家推荐的其他优秀知青全没有能够上学，且造成一人精神失常。给人自觉不自觉的造成文革中能够上大学的所谓“工农兵学员”似乎都是“吴敏”类型的人。这显然是对作为“工农兵学员”主体的知青的又一歪曲和污蔑。再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发生过几名女战士黑龙江沉船溺亡的悲剧事件，固然造成这种事故都有具体的客观原因和有关人员的责任，但人类任何生产实践活动中都有臆想不到的事故发生。文革后原战友到其牺牲之地祭奠亡者，都是值得敬佩的。但笔者看到有关这个事件的回忆文章中却把事故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意思说，如果这些花季女青年不到黑龙江去，就不会有如此悲剧发生。文革期间的知青队伍中确实出现了许多典型的代表人物，如上海知青的金训华为抢救电线杆子而牺牲，天津知青张勇为集体财产免受损失而被洪水冲走。他们是知青中的佼佼者和知青学习的榜样，那个历史时期报刊杂志做了大量有关报道。但文革后，却有相当多的人否定他们的英雄行为，说他们为国家和集体财产牺牲得不偿失，是文革期间“丧失人性”的表现。再如与金训华一同赴黑龙江的原上海知青和战友现黑龙江省逊克县职工的陈健当年被金训华事迹感染，许诺要守护金训华一辈子。在回城风中，本有机会回到上海，但他信守自己的诺言，仍然留在黑土地上，定期到金训华墓打扫和维护，已坚守37年。报纸、电视台和互联网上报道陈健的事迹，且在2006年2月9日被中央电视台评选出2005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之一。但其后却在互联网和有关媒介上出现了对陈健行为的否定。他们认为，陈健的行为不是守墓，而是扫墓;金训华为抢救电线杆子牺牲不值得;陈健对金训华的感恩方式不值得提倡;陈健是糊弄中国而不是感动中国等等言论。笔者曾经组织大学生围绕这一真实人物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新型辩论会，要求大家运用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方法和其它知识分析、认识、讨论、辩论之。绝大多数同学对陈健包括金训华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倡导这种精神的现实意义。另外，有许多被选调进工厂的知青工资微薄，后又下岗，生活更加拮据。一些人也把根源归结为上山下乡，这显然是主观主义地张冠李戴。那些根本没有上山下乡的老五届大学生和复原 、转业到企业的复原转业军人工资也非常之低，难道也是上山下乡造成的吗?

　　三、从做什么人的问题角度认识这段历史

　　笔者在多篇有关文章中说，文化作为根源于经济基础的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为知识和一定的意识形式，其本质是化人，是一个时代塑造的人的标准。不同社会倡导的文化实质是那个社会塑造和倡导的做人的标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有许多不同点，但其核心思想就是人本性自私论。如中国古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这种自私论与封建社会倡导严格等级论的“权力至上”思想和“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又一定程度掩盖了其自私本质论的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根本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禁欲主义和不平等的社会等级观念，直接鼓吹系统的利己主义理论。但这种理论又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人本性自私论实质都是打着人性论的旗号，宣扬剥削阶级的自私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本性自私论思想赤裸裸地表现为拜金主义思潮。这两种文化本质上都是塑造只顾个人甚至用侵犯和牺牲他人利益实现个人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之后，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人的素质和能力。这种人的显著特征除过硬的专业素质、能力之外，就是过硬的人文素质即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和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没有这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基本素质，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有可能丧失掉，特别是毛泽东发现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现象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出现，使毛泽东强烈意识到，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他认为他自己所走的道路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他对毛岸英的要求也是如此。他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正是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予以考虑的，而且实践证明，这是唯一一条正确的道路。试想，一个根本不愿与最基层的人民群众接触，不愿意向人民群众学习，不转变自己的立场和情感，能够成为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吗?显然是绝对办不到的。这就是认识知青运动的极其重要的立场、视野和角度。如果只从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追逐名利的前途去认识和评价这场伟大的运动，那就不可能做出客观的正确的评价来。那些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其立场基本上都是从后者的角度去认识。有时他们也从所谓国家、社会的角度来认识，但这种所谓国家、社会的角度也只是使他们眼中的所谓“人才”的毁灭来否定知青运动。如他们认为，上山下乡使老三届中大批的优秀学生不能到高校深造，耽误了整整一代人。因此他们眼中的人才标准还是那种追求个人名利地位、脱离工农大众、脱离劳动的“人上人”的人才。这实质仍然是旧有文化的做人标准。

　　近些年来，围绕上山下乡运动出版了大量有关文字材料，且出现越来越多的知青纪念活动。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知青文化”。笔者同意这种称呼。但如果只是从个人的遭遇得失、个人的前途命运的受损、用个别枝节、现象根本否定知青运动，这种研究立场和结论绝不是“知青文化”的科学含义。既然“知青运动”是毛泽东号召发动起来的，那么必须把“知青文化”放在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中，放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整体上加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文化”的本质就是要求有知识的青年学生通过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真正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强烈社会责任感意识的、真正为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继承者。

　　笔者高度评价毛泽东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意义，并不是完全肯定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部措施、途径和方法。上山下乡运动实践过程本身中有许多简单化、绝对化、形式主义的不妥的做法，在一定意义上挫伤了许多知青的积极性，也给安置知识青年的各个地方、村落带来了一些负作用。这也是应该深入研究引以为戒的教训。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而根本否定上山下乡运动。近些年来，大批官员腐败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工农大众的现象从反面证明了知青运动的真理性。

　　下乡无悔，青春无悔—这就是我对知青运动的回答。

（转自 新红歌会网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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