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浴血太行的“朝鲜义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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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遍地烽烟的华北前线，活跃着一支由朝鲜人民优秀儿女组成的抗日队伍——朝鲜义勇军。他们以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抗日军民一道，战日寇、抓敌特、散传单、阵前喊话，出生入死，谱写了一首国际主义的悲壮战歌。

艰难组建，敌前抗战受打压

朝鲜抗日义勇军整装待发

1919年，朝鲜“三一”独立运动失败后，大批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流亡中国，继续进行复国运动。1938年2月，日军颁布“朝鲜征兵制”，强征华北敌占区的朝鲜人，组成沦陷区大城市的“警防团”、“留民团”等组织，为其侵略战争充当炮灰，这更加激起朝鲜人民的无比愤慨。

经中国共产党倡议，1938年7月，朝鲜“民族战线”理事、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向蒋介石递交了成立朝鲜义勇队的方案，此方案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大力支持。10月10日，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协助下，以“参加中国抗战、打倒日本军阀、推动朝鲜革命运动”为宗旨的朝鲜义勇队在汉口正式成立（1942年7月改为朝鲜义勇军），周恩来到会祝贺，并作了《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讲话。

朝鲜义勇队成立后即投身于中国抗日战场，他们最初在第五战区活动，从1938年至1940年的两年间，义勇队转战于6个战区13个省份，他们在抗日前线印发宣传册5万份，散发传单51万张，张贴标语40余万份;参加过湖北会战、昆仑关争夺战、中条山反“扫荡”战等战役。尽管战绩卓著，但他们在国统区的活动却处处受限，特别是抗日战争转入相持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继而支持韩国光复军，并处处打压朝鲜义勇队。

国民党的消极抗日和对朝鲜人歧视态度，使这些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朝鲜青年极为愤慨。他们从生活实践中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朝鲜人民的真正朋友，他们决心和八路军并肩打击日本鬼子，以便将来打过鸭绿江，解放自己的祖国。

1940年11月，朝鲜义勇队在重庆召开第一次扩大干部会议，决定将工作重心由敌前改为敌后。1941年初，为能够顺利地从国统区转移到抗日民主根据地，朝鲜义勇队同国民党进行尖锐的斗争，经过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周折，才由国民党第五战区转到第一战区，然后分4批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如鱼得水，在八路军中壮大

八路军第385旅在驻地涉县西达村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之后，朝鲜义勇队的战士便转到了第129师，和原来在八路军工作的朝鲜同志汇合在一起，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朝鲜独立同盟”，义勇队与“朝鲜独立同盟”的总部都设在太行山根据地。1941年夏天，陆续来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各支分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集中汇集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桐峪镇。　　

1942年11月，朝鲜独立同盟接受中共中央“保存实力，培养干部，为解放朝鲜做准备”的建议，在涉县中原村普定寺大庙内创办了“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由武亭担任校长。1943年1月6日，学校正式开学。后来，他们在延安等地也创办了“朝鲜青年革命干部学校”，为革命培养和输送了数百名朝鲜籍干部。1943年9月，“朝鲜革命军政学校”在南庄成立，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当天赠给该校一面用幕布做成的锦旗，上书“朝鲜革命础石”六个大字。

这两所学校成立后，尽管条件很差，但朝鲜的学员们学习热情很高，一面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军事技术知识，一面坚持打仗、生产。学校还结合我党我军的整风运动，也开展了整风。仅在涉县中原、南庄的三年中，这两所学校就为朝鲜革命培养和造就了党政军领导骨干300余人。朝鲜建国后曾任内阁副首相的崔昌义，朝鲜人民军副总司令武亭，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金抖奉，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朴政德上将、朴金波中将等，都曾在这些学校学习或工作过。

日军喊话，火线宣传创奇迹

朝鲜义勇队队员大都精通汉、朝、日三种语言，对日本国情有较多了解，又大多受过军事院校的正规训练。因此，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担负着艰巨的武装宣传任务。主要是用演讲、贴标语、向日军喊话等形式，来宣传、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激励中国人民起来抗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1月起一年多的时间，义勇队队员就散发了中、朝、日三国文字的传单227种计123800张，贴墙壁标语1453条，并先后训练了2万多个火线上用日语喊话的战士，使八路军瓦解敌军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2年，敌后斗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八路军总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决定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钻到敌人封锁沟纵横、碉堡林立的“格子网”里去发动政治攻势。朝鲜义勇队光荣接受了“配合八路军到敌后之敌后去发动政治攻势”的任务，他们毫无踌躇地换上便衣，整齐武装。不论在下大雨的黑夜还是炎热的白天，不论在敌占区还是在游击区，甚至是敌人派遣游击队跟踪他们的时候，仍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为搞好武装宣传，朝鲜义勇军的同志们经常化装成各行各业的人，潜入敌占区，组织秘密的朝鲜革命团体，动员大批的朝鲜人到根据地来工作学习。同时，还经他们的手，搞了不少有关日伪军活动的重要情报，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

并肩作战，战场杀敌气如虹

朝鲜义勇军在担负紧张而又充满危险的宣传工作同时，还直接参加战斗，用枪和子弹消灭敌人。他们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冲锋陷阵，气势如虹，有的甚至长眠于中国大地上。

1941年11月底，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第二队30余人来到冀西，由金世光队长带领，在太行第一军分区领导下活动。11月29日，该队到赞皇与元氏交界地区进行活动，在黑水河、仙翁寨等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动员，并深入到炮楼附近，针对日寇队伍中的朝鲜士兵进行政治宣传，在敌人内部引起很大震动。12月12日，日寇经过精密策划，调集200余人，包围突袭正在元氏胡家庄筹备“西安事变”群众纪念大会的朝鲜义勇队。朝鲜义勇队和地方武装奋力搏杀，终于突出重围。但孙一峰、崔铁镐（又名韩清道）、朴喆东、李正淳（又名王现淳）等4名同志英勇牺牲，队长金世光负伤。

 抗日群众将朝鲜义勇队烈士的遗体辗转送至八路军太行第一军分区司令部驻地——赞皇县黄北坪。12月15日，驻赞皇军政民各界代表、战斗在赞皇的日本觉醒联盟日本兄弟、朝鲜义勇军队员等数百人，在黄北坪公葬朝鲜义勇队牺牲烈士。

1942年2月27日，重庆各界也为牺牲的四位朝鲜义勇队战士举行隆重追悼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致送挽联：“朝鲜义勇队阵亡同志千古，怎样纪念朝鲜民族四位战士，必须打倒日本强盗一个敌人。”朱德和彭德怀德在致送的挽联上写下“热血同流”四个大字。

1942年5月，日军执行针对太行山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5月24日，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及随同八路军总部一起活动的朝鲜义勇队等1万多人被日军包围在偏城和辽县交界的南艾铺、十字岭一线。在这紧要关头，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指挥下，朝鲜义勇队和总部警卫排分别从东西两面英勇阻击日军，从而使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等机关得以摆脱敌人的尾追，成功突围。29日，担任掩护任务的朝鲜义勇队部分队员不幸被数倍于自己的日军包围。他们在支队长朴孝三的率领下，英勇作战，硬是凭借仅有的一挺机关枪，一次次击退敌人的疯狂反扑，直到八路军的增援部队赶来，他们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但此次战斗，被人们称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的朝鲜义勇队重要将领石正(鼎)，中共党员、太行区党委党校副校长陈光华、朝鲜义勇队干部胡维伯等人光荣牺牲。为纪念这些牺牲的朝鲜同志，他们的遗体被安葬在同次战役中牺牲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陵墓旁。

1942年9月，在为朝鲜烈士举行的隆重追悼会上，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亲临讲话，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敬献了挽联。同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朝鲜义勇队烈士的事迹。

赞皇县黄北坪村朝鲜义勇军烈士墓，孙一峰、崔铁镐、朴喆东、李正淳等4名朝鲜勇士长眠于此。

鱼水情深，同甘共苦铸辉煌

朝鲜义勇军在敌后向敌据点开展政治攻势

朝鲜义勇军是第一支驰骋在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国际纵队，但这些外国友人组成的部队和八路军一样，每到一地便帮助群众担水、推磨、扫院，见面还主动打招呼，态度和蔼可亲，很快就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热爱义勇军，就像子弟兵一样亲热。

1943年，太行山根据地遭受了严重的旱灾与蝗灾，粮食紧缺，朝鲜义勇军自发组织到山上开荒种地，栽土豆，种西红柿、黄瓜，和当地百姓一样。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朝鲜同志和八路军将士一同到野外去捋榆叶、挖野菜，过艰难生活。他们和八路军一道，到大山上去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与蔬菜。他们还开设了纺织厂、鞋厂、民众医院以及开办运销合作社等。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十分勤劳，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知识分子，过去没有劳动过，但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很好。从涉县的河南店往武安阳邑镇运棉花，朝鲜义勇军的同志每人总是背着上百斤的大棉花包，淌着汗，赤着脚，一去八九十里，一天就能运到。

抗日战争胜利后，朝鲜义勇军扩编为7个支队，他们跟随八路军10万大军和2万干部一起，兵分三路，挺进东北，和主力部队一起参加了四保临江、围困长春、解放沈阳、攻打平津等战役，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续写着新的辉煌!

英雄辈出，军歌之父写传奇

抗战时期的郑律成

战斗在中国的朝鲜义勇军里人才济济，英雄辈出，除了上文提到的牺牲在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孙一峰、崔铁镐、朴喆东、李正淳、石正、陈光华等烈士和崔昌义、武亭、金抖奉、朴政德等人外，还有一个人特别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就是被称为军歌之父的郑律成。
        郑律成1914年出生于朝鲜全罗南道光州杨林町一个贫苦家庭，原名郑富恩，后因酷爱音乐，喜欢旋律，改名律成。1933年，郑律成随着一批进步的朝鲜青年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开办的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学习，并参加朝鲜革命组织“义烈团”“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等抗日组织。

1937年10月，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938年，郑律成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并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如《延安颂》《延水谣》《保卫大武汉》《生产谣》《寄语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等等。1993年，《延安颂》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永载中国音乐史册。

1939年1月，郑律成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郑律成与著名诗人公木合作，写出了组歌《八路军大合唱》。而《八路军进行曲》就是组歌中的歌曲之一。这首歌后来被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传唱至今。“向前 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支凝聚抗战激情、旋律激昂雄壮、歌词豪情万丈的军歌一直激励着中国军人勇敢向前，所向披靡。郑律成也因此被称为“军歌之父”。更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朝鲜军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的曲作者。

1942年至1943年，郑律成逐渐成长为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抗日义勇军的负责人之一。1943年秋，他参加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带领部分朝鲜义勇军和日本反战同盟战士，到赞皇、元氏一带活动。他们经常深入敌占区，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每到一地，就用石灰、锅灰调水，在墙壁、电线杆和大树上用中朝日文涂写标语，张贴抗日政府布告，散发宣传品，教儿童歌唱革命歌曲。到了深夜，分为三五人一组，对敌伪炮楼喊话。有时，他们穿越敌占区的平汉线，通过伪军关系，掩护武工队安全过路。由于敌特活动很猖獗，一次武工队的活动被敌人发觉，险些遭到敌人伏击。郑律成和八路军武工队的干部经过研究，亲自带领战士抓获了伪装卖中草药的敌特，并顺藤摸瓜，打掉了敌人的特务组织。当时，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擅长钓鱼的郑律成就在战斗间隙带着大家到河里捕鱼，以革命乐观主义改善生活条件。多年后，郑律成用“终身难忘”一词来形容他在赞皇、元氏的战斗经历。

抗战胜利后，郑律成与妻子、女儿返回朝鲜，历任朝鲜劳动党黄海道委宣传部部长、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国立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等职务。在朝鲜期间，他谱写了朝鲜军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

1950年9月，郑律成的妻子丁雪松奉调从朝鲜回国，郑律成也于当年10月重返中国，随即加入中国国籍，定居北京。

1976年12月4日，郑律成因高血压引起脑溢血不幸逝世。

2009年，郑律成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阎丽、张子延据《军事文摘》杂志及地方研究成果整理。阎丽：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张子延：中共赞皇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转自 河北党史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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