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毛泽东的民主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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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认为，师生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讲：“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他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他在1965年说：“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平民教育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强调平民主义教育。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明确声明“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

自学为主

     毛泽东民主教育思想的再一特点是倡导“自学”。早在创立湖南自修大学时，毛就批评当时的学校“重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开始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提出“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他1964年6月8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要自学，靠自己学……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几天以后，7月5日，在与毛远新谈话时，他又讲到这个问题：“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50％，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一贯主张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延安时期他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他1965年在杭州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毛泽东说：“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他甚至有过一些偏激的言论。他曾说：“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体脑并重，倡导参加劳动

       在毛泽东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专设“劳动”一章（第七章）：“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园艺、印刷、铁工等”。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他具体提出“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1964年，他进一步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反对以学生为敌的考试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的“成绩表示”一章中写道：“本大学学友成绩之表示，分为下列三种：甲、平时所作之记录及论文；乙、每学期届满时所作之论文；丙、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作之论文。”

     毛泽东在1964年2月13日的座谈会上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20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100分；20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50分、60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结语

     毛泽东曾强烈批评的现代学校不尊重学生、不鼓励学生自动自发的学习和研究。这种灌输式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是20世纪从欧美和前苏联先后引进的。毛泽东曾经列举传统书院胜于现代学校的三个长处：“一来，师生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这确实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民主教育传统。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他所说的“三人”中，包含着自己的学生们。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他所“患”者，包含对学生人格之忽视。正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民主教育传统的影响，毛泽东与倡导民主教育的杜威一拍即合，成为杜威最早的“中国知音”之一。

     作为民主教育的倡导者，杜威与这种陈旧的、僵化的教育方式战斗了一生。在杜威于1952年去世以后，他的民主教育思想才逐渐在欧美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才逐渐被校长和教师们所接受。

     发展能力比传授特定知识更重要，教育的意义在于点燃“思想之火”而不是灌满“知识之桶”。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

     教育应该“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个经过训练就可以形成一系列条件反射的“巴甫洛夫的狗”。在今天的欧美教育领域，人们对此正在逐渐形成共识。

     不幸的是，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中，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热衷于传授知识而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还有许多校长和教师将学生视为“管理”的对象，尚未能学会尊重学生的人格。

     今天，重温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这些言论，我们感到，他确实属于杜威最早的一批“知音”。关于教育问题，毛泽东确实有过人的洞见。今天，教育改革正在逐渐步入“深水区”，教育改革中一些长期被“绕道走”的难题已经很难回避。这时，重温毛泽东这些关于教育的洞见，可以给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们一些鼓舞和启发。

摘自《參閱文稿》No.20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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