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曾经在旧军队中身居要职，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成为红军总司令，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正因为这种经历，他对旧军队的弊端和弱点有着全面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对为什么要建立和如何建立、建设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进行了深入思考。

一、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

朱德对于旧军队，也就是北洋军阀的军队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为，旧军队就是军阀争权夺利的工具。士兵都是穷苦出身的农民，在军阀的驱使下为其私利不断争斗，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从旧军队中走出来的朱德对遭受兵灾匪患的老百姓十分同情，认识到为军阀卖命很没有价值，作为军人再不能这样盲目地打不明不白的仗。这促使他反思：打仗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建立一支怎样的军队？培养怎样的兵士？

朱德反复对比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状况，认为中国的革命一定存在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革命就不可能成功。“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所以要探索革命的新道路，不能依靠旧军队。“从前中国革命没有很好的革命军队，使革命经常流产。大革命时，中国革命党有了一种觉悟：没有革命的军队，便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

旅欧期间，当他在柏林参加红色前线战士同盟组织的 20多万人阅兵式和野营军事训练后，看到人民群众捐献的大量食品等物资时，认为这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认识到“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

朱德认为，历史上的军队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保卫人民利益，替人民服务的军队。另一种，也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训练起来，但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大地主、大买办、大银行家极少数人的利益，来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后者就是旧军队所做的事情。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只是替国民党军阀争权夺利当炮灰，拼性命。由于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自己的，红军战士都分得了土地，红军战士是为争取自己土地革命的利益而战。

首先，人民军队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

朱德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实质上实行的就是“以军治党”，蒋介石把军队作为私人的势力，虽然称为国军，但都是以军事来统御，最终走上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叛变革命的道路。

红军应该“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正确地配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了解全世界革命运动进展的程度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定出完全有利于革命的策略，坚决地去执行和完成”。“要造成铁的红军，必须使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首先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

古田会议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实现它的领导作用，朱德提出：“红军中的军事指挥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训练的实施，必须完全由共产党领导执行”。“各级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充当，要尽量提拔和培养最好的工人干部做政治委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

在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时，朱德坚持军队要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之下，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指出：“反对国焘路线首先要反对军阀主义，不能以军治党。”

其次，人民军队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军队。

确定红军的阶级性，是创造铁的红军的最基本条件。朱德认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红军的组织成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有资格来当红军”，“它的军事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应该把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出身的放在第一列”。

红军应该是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而且是自觉地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他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民大众谋利益的”。“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的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只有被压迫的工农分子，才会积极为本阶级的解放而奋斗。“有了阶级觉悟，无论物质条件怎样差，和敌人一交手，他还是很勇敢。因为他要为本阶级服务，要同敌人拼命。这种勇敢，是整个部队的勇敢，又是阶级的勇敢”。确保红军的阶级性和政治上的纯洁性，才能保持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

再次，人民军队必须是人民的军队。

古田会议决议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明确了红军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人民军队。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最大区别，是破除了士兵被雇佣的心理定位，感觉到“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抗战时期，朱德指出，有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严重影响到军队的建设。一条是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主张保留中国军队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战术的老一套，拒绝根据抗日战争的新条件加以改革。这样，就便利少数人长期窃据兵符，把军队当作压迫人民、厉行专制的工具”。另一条就是共产党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的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对军队加以改革，实行人民军队的路线，使军队成为抗战的模范。

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

古田会议确立了政治建军的原则，通过不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使红军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朱德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建设的报告中，提出红军建设中的各项任务，强调要扩大和巩固红军，要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教育。“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有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保证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

他特别重视对新战士的教育，“必须加强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工作的领导和教育，使之成为政治坚定、军事熟练的好战士”。他强调，干部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的实际表现”，“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影响”士兵，“这比上正课、比有计划地去教育有时还要好”。

朱德认为，红军的政治训练与资产阶级军队的政治训练是根本不同的，“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政治教育的实质是阶级教育，“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红军树立了坚定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0年 5月，朱德在总结红军中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时，归纳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即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要深入群众和群众化，走群众路线；要时刻关心战士和体贴战士；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赏罚要分明。

朱德认为，“练兵必先从政治着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但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道理，受旧军队影响，还是与国民党军队那样的练法差不多。旧军队的“练兵练心”，是要士兵完全向着封建地主阶级，忘记自己本来的阶级，反过来替他们去压迫工农。

人民军队却不是这样，而是要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要战士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受到怎样的压迫和剥削，为了解除自己和人民所受的压迫剥削，要怎样团结起来，练好本领。只要战士们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其阶级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也就出来了。红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来提高。

旧军队在这些方面根本做不到，只有在人民军队中才感受到“真是回到了家里，回到了很快乐的家庭”。许多国民党士兵加入到人民军队后，经过教育，“懂得只有在革命军队里才有出路，他不但不跑，而且还拼命干”。

朱德与党和人民军队的其他领导人都明确阐述过“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思想，把政治思想工作提到很高的地位。抗战期间，朱德更提出政治战争的思想，他认为，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应当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朱德强调：“只有以同一政治目标，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才能把抗日游击队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才能号令如山，上下一致。”党的七大上，朱德更是提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

两种不同的军队，不可避免地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比如，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盲从、听话，所以在旧军队中不仅不进行全民抗战教育，而且进行反共反动教育。又如，在旧军队中实行黑暗的特务统治，凡是官兵中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视为危险分子，有被开除、逮捕甚至被暗杀的危险。其目的在于麻痹士兵的政治自觉性，养成士兵的盲目性，在于使军队和人民隔绝，并压迫人民。

在部队管理方面，也有了很多新办法。在旧军队中，军官以训练为名对士兵打骂、体罚、虐待甚至杀戮。官长与士兵生活相差甚远，官长做生意挥霍，而士兵则衣不暖身，食不饱肚。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队的显著特征，就是政治上的平等，官兵一致。从 1927年创立人民军队以后，就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完全废除了打骂制度，实行官兵完全平等，坚决反对军官压迫士兵或上级压迫下级的行为。红军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除了党的领导作用外，就是全军上下，官兵一致，认识到战胜困难是自己的事，自己是当家作主的主人。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重要区别之一。

朱德认为，军事民主“就是要下面经常对上级提意见，上面要经常倾听下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加以研究，把所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再拿到下面去实行”。“人民的军队，内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军民一致的，所以能够一扫军阀制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内部要用压迫制度和欺骗方法，不如此，就无法叫由人民出身的最大多数的官兵去做反人民的事情；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当然要压迫，不如此，就不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人民、剥削人民、奴役人民的工具了。所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不但要保持军阀制度，而且要发展军阀制度，干脆用更野蛮、更无耻的法西斯制度来统御军队。国民党内的反动的统治集团，现在正在努力做这项工作”。所以，朱德提出应将全国其他军队“改造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成为任何私人压迫人民的工具”。抗日战争时期，在部队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了新式整军。人民军队“彻底破坏了几千年来军队中的压迫制度”。

人民军队“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主要是围绕军民关系展开，一方面要求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禁止侵犯百姓利益；另一方面要求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做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不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朱德都十分重视军队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就是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开展广泛的人民战争。“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在部队中不断加强群众观点，遇事走群众路线，同群众打成一片，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那我们就一定能把部队带好，带成一支模范的队伍。

人民军队把政治工作作为革命军队的生命线，确立政治领导军事的原则，彻底从政治上改造军队，保证军队建立起各种革命的制度。这一切都彻底打破了中国旧军队的历史传统，在坚持政治领导的基础上完成崭新的革命军队的建设，使军队真正成为人民自己的武装力量。

三、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军事训练

朱德历来强调部队要有严明的纪律。他提出：“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以“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因为“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

红军的纪律，最重要的是群众纪律。革命军队纪律的基础应建立在：第一，全体军人对于革命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第二，在军内，上下一致，以对革命事业之热爱，相互爱护，服从命令，遵守军纪。在军外，军民一心，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遵守政府法令。第三，指挥员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以身作则。

朱德认为，“革命军队纪律的维持与执行，主要在于教育，奖励与惩戒都不过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赏罚公正严明，是革命军队中执行纪律的守则。……自觉地遵守纪律，也只有在革命军队中才能真正实现”。

红一方面军在建宁时，曾发生总经理部干部打士兵耳光的事件，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名义与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通令，指出：“打人，是军阀压迫士兵群众的一种残酷行为，红军中早已通令废止”，认为红军中此种行为“完全是军阀残余习气，是破坏了红军制度”。最后决定对殴打士兵的干部给予记大过处分，以严明纪律。

朱德特别强调人民军队要严格执行命令。他指出，“坚决而迅速地执行上级的命令，是工农红军战胜一切敌人的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对上级命令的迟疑甚至不执行，都是红军纪律的破坏者，是绝对不容许的”。“红军军人坚决执行号令，是战胜阶级敌人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战时负有各种任务的大军，分布于广大的战场，各处境遇不同，而要一切指挥员、战士们都向着一定的方针，一致地动作起来，必须有统一动作的号令，且必须服从此种号令，才能成功。 ”“如查有继续过去恶习、藐视号令、不予传达和督促实行者，应立即执行纪律，予以处罚，以资警惕。”

朱德认为，人民军队必须实行“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这个纪律是建筑在自觉的基础之上的，官兵一体服从纪律，绝无例外”。一是执行群众纪律，做到“三不走”“四不进”等；二是经济纪律，不抢战利品，一切缴获归公，不搜俘虏腰包；三是指挥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任务。为此要加强对干部、战士的政策和纪律教育，各级干部起模范作用，并严格管理、检查，还要认真追究责任，赏罚分明。人民军队遵守纪律特别强调干部以身作则，而且是官兵一视同仁，而国民党军队则“只许州官放火”。“我们要的是上下一致遵守的自觉的纪律。”

朱德强调，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来领导提高红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他说：“不仅要提高干部的军事政治理论、文化水平，还要提倡干部学习技术，尊重技术，掌握技术。”军事教育训练主要是增强官兵的体力和提高官兵的技术、战术水平。在转战闽西赣南期间，红四军都仍沿用老操法训练，只注意散兵教练与射击训练。后来朱德在部队中推行从苏联带回的“新战术”，即苏联的操法，使训练有很大进步。他要求通过对新战士的教育、老战士的加强训练、专门技术人才的养成等多种方法，来提高红军军事技术。

四、结语

朱德认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始终站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它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这种人民的军队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的军队，是具有最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

但国民党军队却不是这样，本来它在抗战期间，“是有充分的余裕可以力求进步”，但国民党当局逆历史潮流而动，积极推行反共政策，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于是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就经不起考验，不是站不住脚，就是变为伪军”。国民党军队愈来愈弱，在正面战场节节溃败也就在情理之中，“证明了任何反人民的军队在敌后都站不住脚”。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是代表人民的，是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所以力量不断壮大，坚持了英勇的敌后抗战，成为全国军队的模范。“其抵抗的极端英勇，其对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壮烈，实是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

朱德人民军队建设思想，是朱德在深刻认识旧军队弊病和问题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军原则和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从实现党的绝对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组织纪律性等方面，对如何建立和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而进行的深入思考和科学回答。它对新时代人民军队建设依然有着重要借鉴和指导作用。

（作者：王盛泽，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