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远永：佩迪特国家学说初探

菲利普·佩迪特（Philip Noel Pettit），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人类价值洛克菲勒讲席教授，与波考克、斯金纳并称当代共和主义复兴的三大巨头，是当代共和主义最重要的哲学阐释者之一。他一方面批评传统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提出了论辩式民主理论，试图解决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民主困境；另一方面试图建构一套有别于罗尔斯自由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的社会正义理论，并试图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搭起桥梁，构建新共和主义理论。然而，相对于其政治哲学思想所受的关注，佩迪特的国家学说尚少有深入研究。

对契约论国家学说的批评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现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尽管存在“强者政治学”与“弱者政治学”、权力与权利的区分，但多数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洛克、休谟、伯林和罗尔斯——都认同理性人假说的出发点。但是，理性人假说不仅无法正确处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以及原子论与整体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缺乏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佩迪特则吸收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现代成果，提出了整体论个人主义哲学理论，试图破解契约论意义上国家学说的理论困境。

佩迪特指出，“论证哪种基本结构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一政治学问题，往往以两种进路来展开。一是探究何种制度性安排更有利于满足相关权利，另一种则涉及探讨特定的制度性安排是否有利于促进相关的善好。在他看来，相较于追问哪种基本结构对个人而言是最佳的这种直接方法，间接方法则“聚焦于处于一种适当的选择情景中的个体将会选择什么样的结构这个问题上”，从而可以避免陷入“在一种基本结构中什么是可欲的”这一困境。因此，佩迪特指出，政治理论家们很可能“会将契约方法当作一种策略性理由而不是原则性理由来使用”，而罗尔斯或许是采取这种策略性方式的典型。罗尔斯致力于鉴别出最公正的结构，并且采用了一种启发式的契约方法，推论出在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在“无知之幕”下做出的选择将能保证任何一个基本结构都是公正的。佩迪特肯定了罗尔斯思想的可贵，但又强调罗尔斯的进路并非契约中心，而仅仅是契约论的“一种替代品”。

对传统国家学说的批评

除了对契约论国家学说加以批判性反思，佩迪特也对让·博丹和托马斯·霍布斯的实证主义主权学说进行了批评。佩迪特指出，正如赫伯特·哈特等实证主义者对法律的功能界定，博丹与霍布斯强调了主权者对于维护社会和平与秩序的功能。因此，他们都关心建立一个绝对的主权政府，使其有能力在充满宗教与民事冲突的世界上确立和平与秩序，“即使是一个暴君式的主权者——仍然应当算作是主权者”。

而对于被西方学界奉为圭臬的三权分立学说，佩迪特也有所保留。佩迪特认为，博丹、霍布斯等既不会特别反对权力分立，因为他们愿意把政府行政事务委派给其他人；也不会反对权力制衡，因为他们认为包容的、多数至上的民主制可以是合法政权。他们反对的其实是对立法权的共享，因为这种共享会使政府机构无法齐心协力，并且容易丧失权威。佩迪特认为，国家在传达与应用法律时，的确应该保持其整体性与一致性，但并不意味着国家这个法人式的心智必须存在于某一个点。在佩迪特看来，“国家可以是一个更高层级的实体，可以建基在各个部分之间的一种持久有序的互动之上”。

现代国家主权与社会正义

自由观和社会本体论决定了佩迪特的国家学说的走向。从规范性的角度而言，佩迪特一方面希望用无支配自由和论辩式民主限制国家的绝对主权，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以国家力量对抗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支配性。

在佩迪特看来，促进社会正义乃是现代国家主权的基本功能之一。佩迪特的代表作《共和主义》和《依照人民的意愿》可谓阐述共和主义思想的“正义论”著作。他认为，正义就是基于“无支配自由的理想”及“对基本自由权的平等护卫可能会需要何种政策模式”的一种多元平衡的共同善的形塑。在佩迪特看来，正义的共和国应当而且必须能够促进共同善、共同财富和共同事业，应当而且必须遵循所有公民的共同利益和公认利益。因此，佩迪特不仅反对那种只考虑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公认利益而不是所有公民的公认利益的国家，而且反对那种宣布支持某些所谓的善却没有考虑公民利益的至善论国家。

佩迪特的共同善是在无支配自由观的基础上延伸而来，借鉴、吸收并整合了政治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元素，既不像传统自由主义那样只考虑个体善，也不像社群主义那样只考虑至善论，而是将共同善视为正义的目标，进而为其国家学说提供价值基础。然而，佩迪特不像罗尔斯那样寻求完美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积极干预，而是寻求个人自由与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脱钩”。在某种意义上，如何实现个体善与共同善、人民权利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动态平衡仍是佩迪特的国家学说需要回应的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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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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