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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安网点赞!“如何抚慰生活中的“意难平”?厦门用三个故事回答你~

厦门政法 202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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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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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法律服务与纠纷解决相关报道







你们拆了我的仓库,不赔钱就别想走!


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这仓库是不是你的?





我不管,今天这事儿必须有个说法!

......


2020年3月初,西亭村篮球场旁,社区拆迁正热火朝天。

没想到,一场矛盾悄然降临……


拆迁误拆仓库后

他们吵进派出所


“轰——”一个不慎,一座本不属于拆迁部分的仓库,被施工工人拆除。

闻讯赶来的陈先生大为光火——他是仓库主人。

眼看事态要升级,陈先生报警求助,双方来到集美区杏林派出所。

“向左走,是司法调解室;向右走,可以选择公证调解室;如果无理取闹触犯法律,那么向前走,直接送进办案区……”

在杏林派出所“公证+”警调联动中心的门口,派出所民警率先为双方打好“预防针”。

随后,西亭村村书记和街道拆迁办负责人赶到。

多方见证下,鹭江公证处驻所调解员开始介入调解——

“这是因为你方工人操作失误引起的,这点没异议吧?”

“是,这点我们认,再次向陈先生表示歉意。”拆迁公司代表先表态。

“损失已经造成,必须得弥补。但漫天要价不合理,更不合法,得实事求是。”

“对,把我损失赔上就行。”陈先生也让了一步。

数小时后,双方终于对具体赔偿金额达成共识,并愿意自行达成书面协议。





在厦门,每年非警务类矛盾纠纷报警占总报警数的80%以上——小孩离家出走、情侣吵架分手、朋友欠钱不还……

为破局警力少与报警量大这一矛盾困境,厦门创新建立“公证+”警调联动机制。

“我们接处警后发现,属于非警务类矛盾纠纷的,就交由公证人员调解。”

截至2020年7月,该机制共覆盖厦门三个行政区十个基层派出所。



凭借着独特的组织形式,完整的工作制度,形式多样的工作方法,如今厦门正在调解机制上形成独有的"鹭岛经验"。


鹭岛经验=治安调解吗?

不,

它还关系着“剁手族”的网购大计……



八个月服务一万多人

商事维权这里比法院更快



你们家的包包是真的吗?

亲亲,我们是国际直营,海外直采哦,还有追索溯源码可以验证真伪呢,支持假一赔十......




在客服承诺绝对为正品的情况下,吕小姐在网店下单一只价值500多元的进口名牌包。

货很快送到,吕小姐却发现包包“不太对劲”——进口包怎么显示国内发货?还标明中国制造?吊牌上也没有溯源码可查。


“客服不仅解释不清真伪问题,还以拆封为由拒绝退货。简直太过分!”

怀疑上当受骗的吕小姐一纸诉状将卖家诉至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要求假一赔十。

“被告一开始曾尝试与原告直接沟通和解,但原告心中憋着一口气,带着情绪无法听进被告的解释,一心要将官司打到底。”

第一轮双方直接沟通失败。

由于涉案金额较小,本着非诉讼纠纷解决挺在前机制,海沧区人民法院将案件移交至合作单位——厦门市经贸商事调解中心。

2020年7月,在5家具有法律服务职能机构的发起下,厦门市经贸商事调解中心揭牌运营,仅八个月内已先后与海沧区人民法院等7家单位达成调解服务合作。

专职调解员朱婷婷接手了此案。

“经调查了解,进口包确为正品。所以我建议被告提供货品清关手续等材料,释明所购买名牌包的真伪。由于客服服务不到位,因此我也建议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适当补偿损失。”

朱婷婷也向吕小姐提议,在确定包包没问题的前提下,尝试接受被告道歉。



卖家道歉,买家气消。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撤诉,一起矛盾圆满化解,案结事了。

“与传统诉讼、仲裁相比,调解花费得时间更短,平均周期14天,费用更低,并且结果与过程均保密可控。”朱婷婷这样介绍商事调解的优势。






截至今年3月,经贸商事调解中心共结案5089件,结案率达96.7%。其中结案标的额26.8亿元,已服务11783位当事人。

“鹭岛经验”远不止商业领域的“好成绩”,在医疗纠纷中,它也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伤痛也许无法“治愈”

但遗憾或能被“抚慰”


“我们不能要求院方还我一个孩子,只求通过调解,给我们一个结果,也给小灵魂一个公道……”

2018年12月,在厦门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的这间调解室里,李女士的丈夫声音低沉地说出最后的想法。


李女士怀孕后到厦门某医院建卡产检,本是令人欣喜的好事,却在孕33周时突发腹痛伴头晕眼花,送医急诊发现已胎死宫内。

随后李女士被确诊为妊高症重度子痫前期并伴有并发症。

“院方有不可推卸的延误诊断!”

“患者本身存在疾病风险,难以避免。”

市医调中心介入后,李女士与院方,以及调解员、妇产科医学专家、法学专家五方共同围坐调解室。

“两份鉴定意见双方都已看过,目前患方对两项鉴定均认可。但医方只认可医疗损害鉴定,不认可伤残鉴定。”调解员主持现场。

随后调解进入“背靠背”阶段。


患方等候室里,李女士一边低低地抽泣,一边与丈夫听医学专家说明情况——

“虽然伤残鉴定符合法定形式,但身体损伤总会好起来,如果再次鉴定,可能会降低级别,甚至达不到伤残……”

法学专家将医院的赔偿方案及其合理性一并告知。同时也表示,时间拖长,会使诉讼风险增大。

另一边,医方等候室里同样也在紧张地小声讨论着——

“虽然对伤残等级持怀疑态度,但十分同情李女士的遭遇,愿意承担伤残损害10%责任,总方案合计约8.2万元,希望她能尽快走出阴影……”

多轮引导分析后,患者和医院达成一致:双方同意死胎损害依据鉴定意见对等责任、伤残参照15%责任评估赔偿方案,一次性赔偿患方九万八千元。

医患双方签署协议,并当场申请人民法院司法确认程序。

一场纠纷至此画上句号。

 

患方的伤痛因为此次调解“治愈”了吗?很显然,没有,也不能。

但是她的遗憾却因此得以些许慰藉。

这无疑要比双方耗尽心力、对簿公堂要好得多。

作为医调中心副主任,林寿余坦言:“医疗纠纷调解,关键在于专业性和技术性。‘医法’合璧,客观公正地划分责任,‘意难平’也不再成为难题。”








END



来源:中国长安网

编辑:叶蔚蓉 涂柯欢  校对:陈锋  责编:叶小佑   

审核:翁英超  


编辑:厦门长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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