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 ｜ 为什么说胡适代表了一种寄生式自由主义？
为什么说胡适代表了一种寄生式自由主义？
张雪忠
（作者按：文章采用对话的体例，只是为了写作的便利。）
友人：你以前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说胡适只是半吊子自由主义者”的文章（阅读此文请点击底部“阅读原文”），似乎引起了一些反响和争鸣。
张雪忠：我的文章发出后，确实有几位研究胡适的学者撰文发表不同看法。虽然这些文章对我观点的批评，并不是特别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但它们确实促使我对胡适进行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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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经过更多了解之后，你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新的想法？
张雪忠：我的前一篇文章，只是批评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门研究，我发现，胡适不但在理论和观念上，对自由主义缺乏深入与健全的理解，而且在现实的进退行止上，也缺乏独立和成熟的政治人格。我不是要责难他的个人取舍，而是说他这样一个被很多人视为自由主义偶像的人，其实并不具备作为一名精神领袖所应有的抉择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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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你能否具体说说你这种想法的根据？
张雪忠：胡适和《自由中国》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大家都知道，《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的自由民主运动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很多人看来，胡适与这份刊物联系紧密，甚至是这份杂志的擎旗者和庇护者，但事实上，胡适不但与这份杂志缺乏紧密联系，而且一直刻意保持与它的距离。
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战事失利。王世杰、雷震等人前往溪口面见蒋介石，商定仿照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在上海成立一个自由中国大同盟，并创办一份《自由中国》杂志或日报，由胡适出面领导。也就是说，这份刊物的筹办，是由蒋介石点头的，它的宗旨则是在国民党“固守半壁江山的前提下，去影响沦陷区的人心”，而胡适的领导角色，也是得到蒋介石首肯的。
但随着形势的急转直下，创办《自由中国》原有的基础和前提都不复存在了。虽然雷震等人仍坚持在台湾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但胡适的态度却很冷淡。因为，在那个时候，在台湾创办这一杂志，就不再是像胡适预想的那样“影响北方人心”，而是会转而检讨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以及倡导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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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从哪里可以看出胡适态度冷淡？
张雪忠：雷震等人创办杂志时，希望借重胡适的声望，同时考虑到胡适本是原定的领导，故将胡适列为发行人。但胡适却在1950年1月9日的信中，厉声指责雷震说：“我最不高兴的是你用我的姓名为‘发行人’。这是作伪，不是发起一个救国运动的好榜样。”
到了1951年6月，《自由中国》一篇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触怒了台湾当局，特别是台湾的情治部门。为此，胡适曾致信雷震，批评了军事机关对言论自由的干涉，同时表示要辞去“发行人”的名衔以示抗议。但雷震当然知道，摆脱“发行人”的名衔本是胡适的心愿，“抗议”不过是一个由头。因此，雷震率杂志全体编辑回函，恳请胡适继续担任发行人。
但一年之后，胡适仍然坚决辞去了发行人一职，并且要求：“编辑委员会的人名，务乞依姓氏笔画次序排定，不要把我领衔。”在变更发行人的同时，雷震曾颇为幽怨地致信胡适，点破胡适“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的内心想法。时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委的罗家伦，也曾在之前给胡适的信函点出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罗家伦的来信，胡适还得知了雷震和蒋经国之间的冲突与嫌隙。
另外，在主持《自由中国》期间，雷震几乎在每一封给胡适的信中，都极力请求胡适给杂志写文章，其态度之执着与恳切，实在是令人动容。但胡适却总是敷衍而过，或是干脆置之不理。胡适曾经许诺，如果除去他的“发行人”名衔，他就可以更方便地为杂志多写文章，但后来却一如既往地漠视雷震的邀稿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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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你觉得，这一切可以说明什么问题？
张雪忠：这说明，虽然胡适偶尔会对《自由中国》作出一些象征性的支持，但更多的却是在尽力撇清与这份杂志的干系，特别是在它对台湾当局的批评日趋激烈的时候。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是：胡适一直都期待与蒋介石的合作，他刻意与《自由中国》保持距离，是不想因为这本杂志，而破坏他与蒋的关系及合作前景。
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身处美国的胡适一直都避免“与政府对立”的言行，也就是避免与蒋介绍翻脸。为此，他甚至经常发表对蒋示好的言论。1952年元旦，颇受胡适信任的的毛子水致信胡适，为了劝胡适留任发行人一职，毛子水甚至还要在信中保证：“无论如何，我意雷君（即雷震）…决不至为有害于现在政府的事情。”
胡适本人也曾在一封致张群（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信函中，声称“不在国外发表毁坏自己国家与政府名誉的言论，是我们提倡言论自由的一班朋友的戒约”。1954年，在“吴国桢事件”发生后，胡适还严厉指责吴不该躲到国外批评自己政府的作为。这里说的“国家与政府”，不如说就是蒋介石。颇为讽刺的是，根据台湾当时的政局，人们根本不敢在岛内批评蒋，而按照胡适的说法，人们又不该在国外批评蒋。这就意味着，胡适所谓的言论自由，包含了这样一条戒律：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批评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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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胡适还有哪些表现，可以说明他重视与蒋的关系？
张雪忠：他在“组党”的一事上的态度，也很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初，胡适期望国民党能自由分化，并形成两党竞争的局面；要不然就另外组织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当时，胡适和蒋廷黻同在纽约，有意共同组党。但在次年，胡适返回台湾与蒋介石会晤后，他便立即失去对组党的兴趣。
我在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一书中注意到一个细节。胡适曾对唐德刚提到，他在1952年返台受蒋介石约见时，谈到胡适与蒋廷黻有意组党一事。胡适对唐德刚说：“蒋（介绍）先生说，‘请（胡适）告诉廷黻不要另外组党了，还是回到国民党里来吧！’”胡适和唐德刚因此怀疑蒋廷黻曾是“蓝衣社”成员。但我从这里看出的问题是：既然蒋介石要委托胡适劝诫蒋廷黻不要组党，那就表明蒋介石已经说服胡适自己不要组党。这就意味着，在是否组建反对党一事上，胡适竟然还要依执政党党魁的意志行事！
到了1957年，胡适在组党问题上作出了最终的取舍。当年8月，在一封写给雷震的信中，他不但表示“早已放弃了对于国民党自由分化的希望”，而且极力表明他没有任何组织和参与反对党的愿望。考虑到胡适从美国写给雷震的信都会受到当局检查，人们就不难理解，胡适主要是在向台湾当局进行表态。事实上，就在第二年，胡适便返回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一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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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你前面说，胡适缺乏独立和成熟的政治人格，是不是因为他始终无法走出政治反对这一步？
张雪忠：可以这么说。在整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政治立场而言，胡适一方面通过对台湾当局不痛不痒的批评，以维护自己作为自由主义精神领袖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始终避免与蒋介石决裂，甚至一直与蒋互通曲款，争取与蒋的政治合作。而他的这种政治上的寄生心态，总是会压倒他对自由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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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当时，包括雷震在内的《自由中国》杂志社同仁，有没有看透胡适的这种心态？
张雪忠：当然有。要知道，雷震是一个非常厚道的人，并且一直对胡适推崇备至，但他仍忍不住在信中告诫胡适，自由主义首先涉及的是政治权力问题，并且坦言他比胡适更懂政治。雷震也曾对好友罗鸿诏说，胡适“无斗争性格，非政治人物”。在场的蒋匀田更是直言：“我们对适之估价太高…他的妥协性最大。”而当时年轻的傅正也早就看出，胡适缺乏必要的担当和牺牲精神，对自由主义信之不坚，“将自由的希望寄托在胡适身上，一定会落空”。
可以说，胡适只是一位长袖善舞的文化名流，且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这种缺乏见识、决断和担当的人，根本就不适合，也没有资格充当自由主义的旗手或领袖。胡适曾在他的自传中讲到，他小时候“总是文绉绉的”，家乡老辈都说他“像个先生样子”，并为取绰号“门（音）先生”。有一次，他与一班孩子玩掷铜钱的游戏，一位老辈见了，对他笑着说：“门先生也掷铜钱吗？”胡适听后，羞愧得面红耳赤，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这件小事很能说明胡适的个性和人格。事实上，胡适在后来的一生中，都在努力扮演这个文绉绉的“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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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但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仍有不少人将胡适视为自由主义的偶像，你对此怎么看？
张雪忠：是的。在中国大陆，胡适所代表的这种寄生式“自由主义”仍大有市场，这对于中国的自由事业真是一大不幸。我无法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我的一位朋友曾经说道：“像胡适这样二流的自由主义倡导者，之所以在大陆仍有大量的追随者，是因为不少三流的自由主义倡导者仍然在效仿他、推崇他”。他的这句话是否有道理，只能有大家自行判断。
胡适一直在政治上寄生于威权体制，满足于充当威权体制的合作者、建言者，乃至批评者，但始终不敢成为威权体制的反对者。而大陆的一些所谓自由派人士，对专政体制亦持类似态度，在见识、心理和利益上，都不敢走出政治反对的决定性一步。我希望，大陆的自由派阵营能够早日获得对自由主义的健全认知，早日克服政治上的寄生心态，早日树立自由事业的主体性。
自由事业的胜利，要求自由主义者必须具备独立和成熟的政治人格，具有足够的决心和毅力，敢于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充当领导角色，并致力于将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这就意味着，在必要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必须勇敢地站出来，亲自掌管历史的舵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