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节也是情人节？因为只有这天晚上可以约！

在律法、礼教森严的古代，元宵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青年男女才能借此追求爱情。

文/杨津涛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中国的元宵节，再过几天就是西方的情人节。其实在古代，元宵节就是中国的情人节，有着极多的浪漫故事。

元宵节不设宵禁，男女老幼都能外出看灯

很多人想穿越回大唐，看看长安的繁华。他们恐怕不知道，白天的长安固然是一座人流涌动的国际大都市；而一旦夜幕降临，行人必须在城门、坊门关闭前匆匆归家，将漆黑的街道交给更夫和士兵——从秦汉起，“宵禁”制度就被历代沿袭，禁止百姓在入夜后无故上街。北京有名的“大栅栏”，也是得名于清朝宵禁时，用来封锁胡同的栅栏。因此一年之中，普通老百姓只有在元宵节前后几天，才被允许在夜晚的街道自由活动，享受“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的皇帝“恩赐”。

同时，皇帝们也将元宵节狂欢视为与民同乐、天下太平的政治宣传，一再延长没有宵禁的“元宵假”。唐玄宗规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连续放假3天；宋太祖追加十七、十八两天，假期多至5天；明太祖进一步规定，从正月初八至十七日“放灯十天”。清朝时“元宵假”有所缩短，但也有5天。从隋唐一直到晚清，元宵节都是中国人最期待的节日。

元宵节期间，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会涌上接头，看灯、猜谜、吃汤圆，观赏各种歌舞、杂技。北宋名臣司马光曾寓居洛阳，有一年元宵节，他夫人想到街上去看灯，司马光不让去，对妻子说：“家内点灯，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游人。”司马光反问道：“某是鬼耶？”从这个故事，除了能看出司马光这人确实是个“老顽固”外，至少还说明两个事：第一，平日深居简出的妇女们，在元宵节期间也能参与游乐；第二，街上最美的风光，不是各种各样的花灯，而是川流不息的游人。

即使是皇帝，上街也是看人。宣和年间，宋徽宗为表示与民同乐，曾赐酒给观灯百姓。有一名女子喝完酒后，竟想把金杯偷走，结果被侍卫发觉。谁知女子不慌不忙，当场作了一首《鹧鹕天》向徽宗说明原委，“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宣赐酒饮杯巡。归家恐被翁姑责，窃取金杯作照凭”。她说自己和丈夫一同出来看灯，在人群中走散，赶上皇帝赐酒；为向公婆说明一晚的行踪，只好偷拿金杯作凭证。艺术家宋徽宗闻词大喜，当即将金杯赐给了这名女子。

妇女在元宵节看灯、祈福，才有和情人幽会的机会

在长安、汴梁、北京这样的国都，元宵节的热闹是今人无法想象的，人流之多，也绝不少于现在的王府井。梆子戏《看灯》中唱的元宵节，“正月里看花灯，姊妹娘儿去看灯，城中士女多齐整，汴梁城中人看人”。闷在家里一年的大姑娘、小媳妇，在元宵节有各种外出活动的理由，既能看灯，又能祈福——给青年男女幽会创造了绝好机会。

女词人朱淑真有一首《生查子》，就叙说了自己同情人在元宵节幽会的凄美故事：“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这位才女等待一年，想见情郎一面而不得，只能默默流泪。朱淑真后来和丈夫离婚，但也没能和心上人生活在一起，以至郁郁而终。

发生在元宵节的爱情故事实在太多，如古代话本小说中的《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张生彩鸾灯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张主管志诚脱奇祸》等等，男女主人公都在元宵节有故事发生。如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少女周胜仙就是借着元宵节热闹，偷偷跑出，到樊楼酒店去找之前偶遇的心上人范二郎。

幽会的故事多了，常常也会闹笑话。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录，在天津元宵节的灯会上，一个少年邂逅了一名楚楚动人的少妇。少年以为她和当年的朱淑真一样，同情人约会未果，只能才在街上徘徊。于是少年上前搭讪，请少妇到自己家中做客，少妇经不起软磨硬泡，被迫同意。在家宴上，少年见少妇微醺后妩媚非常，就提出要她留宿。少妇没办法，只好脱下妇人衣服，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在元宵节舞队中男扮女装的艺人。少年羞愧之下，竟要殴打这艺人。最后经邻里劝解，两人各自回家。

在律法、礼教森严的古代，元宵节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青年男女才能借此追求爱情。当然，也有卫道士对此很是看不惯，明朝时有大臣上书，说“近年以来，正月上元日军民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要求皇帝下令对此“痛加禁约，以正风俗”，所幸他的企图失败了。

杨津涛：青年学者，媒体人，文章见于《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新周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