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农历是咱老祖宗自创的吗?不是,是不怕死的洋人送来的!

2018-02-05 请关注☞ 大唐雷音寺


文|袁榭

昨天立春,不知大家咬春了吗?按照节气这就是告别冬天迎来春天,这就是新的一年了。


不过呢,老百姓都觉得春节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习惯将农历看做中国本土的 “古老民族智慧”和“固有传统”。农历虽然是古代产物,但跟“古老民族智慧”实在不沾边,全靠耶稣会天主教士的天文技术输出才得以存在。


甚至可以说,自中古末至近古以来的几乎所有“中国传统历法”都得依靠印度佛教徒、中亚伊斯兰教徒和西欧天主教徒的输入,知识产权完全自有的历法基本不存在。

 

今天就跟大伙聊聊这到底怎么回事。

 

一路向西取经的中国“传统”历法

 

上古时代,中国的历法与天文成就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十二生肖、二十八宿就是代表。

 

尽管郭沫若与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十二生肖、二十八宿在内容、形式、甚至读音上都源于古巴比伦的十二宫、三十一距星,不过当代更精确的考证还是认定两套相似的历法与天文系统是同时代不同民族自主发明的。

 

然而,到中古时代,中国本土的历法成就便不再被纳入皇家顶层设计的篮子里。南朝虽然有祖冲之父子编撰《大明历》,但梁武帝在长春殿讲义时全用印度天文学,为对接印度的计时制将中国的“昼夜一百刻”改成九十六刻。

 

盛唐时期,有印度天文学者称中国本土历法不准确。这些印度学者成为了官方天文台与历法机构的技术骨干。一直到唐朝末年,每次历法修订,实际大都靠外国佛教徒引入的印度历法做底本。

 

“九曜”、“罗睺”、“计都”这些之后在中国历法、算命教材乃至《西游记》等通俗文艺中占重头的星宿概念,完全是因袭自古印度天文学,连读音都是直接照搬梵文。


“罗睺食日月”神话在佛教主导的地区流行,

图为泰国女性的罗睺纹身

 

从宋朝开始,皇家制定的历法就得靠伊斯兰学者的技术输出了。宋朝的官历《应天历》是来自小亚细亚的伊斯兰学者马依泽用数理天文学方法编撰的。《应天历》中“推定朔、弦、望日辰七直”,是首次在中国历法中引进西方星期制度。


宋亡之后,元朝官方更加推崇伊斯兰学者,采纳他们编撰的《万年历》,“回回司天台”力压“汉儿司天台”。


到了明朝,政府同样信任外来的天文学家。“西域推测天象最精,其五星纬度又中国所无”、“天方先圣之书……窥天之道,至为精详”——皇家亲自给他们的业务水平背书。钦天监的关键业务岗位基本由伊斯兰教的天文官家族世代垄断。


“农历”的编撰:明朝出钱,清朝捡漏


从上文可以看出,中国古历法就有着极浓的异域色彩。而现在的“农历”在面世时更加直白,名字就叫《西洋新法历书》。经过持续四十年、跨越两个朝代的官场斗争,“农历”才得以面世。

 

1629年日食,钦天监用伊斯兰历方法与本土方法推算都错,明朝宫廷有了改历的念头。同年礼部尚书徐光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受命根据西法“督修历法”,实际工作全部由来华的西欧耶稣会士完成。


这些耶稣会士不仅有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这种名气与品德都高的人物,也有伽利略与开普勒的老同学、老朋友邓玉函(Johann Schreck)这种技术水平与执行力均强的专家。1634年,《崇祯历书》完成。


汤若望肖像


但中国官场上的搏杀,这些新来的传教士的确掌握得不够快。从崇祯二年到明亡前一年,本土历法、回回历法与新修的西洋历法在日、月食和五星运动的推测上,打过八次御前擂台,每次都是西洋历法完全胜出,但每次都是皇上十分赞叹,然后扔一边不管。


为啥?按照惯例,用了哪一派的历法,就由历法编撰者实际主宰钦天监。“回回历科”与汉官世代吃这碗天文饭,岂能容天主教士端走饭碗?而且这些洋教士真的是品德端方、人格正直,压根想不起来“给宫里行贿”这个不二法门。

 

最后是既得利益者“多方阻挠,内官实左右之。以故帝意不能决,谕天经同监局虚心详究,务祈画一”,翻译成白话,就是洋人没打点太监,结果宫里的结论是“你们底下办事的先统一好意见再讲”。

 

这一耽搁,就耽搁到明朝灭亡。明亡前一年,明朝中央估计是要革新气象求个好兆头,宣布颁行新历。


人算不如天算,崇祯皇帝都要上吊了,谁还顾得上历法的事。耶稣会士对历法很上心,对远东的改朝换代倒非常超然。当时著名的耿直人汤若望在明廷覆亡前直说:“如果这个皇帝不在了,会再来一个,对我也许比他更好。”

 

而新的皇朝果然对他更好。满清入京后,皇室的实权人物们与汤若望的关系迅速亲善起来。皇太极的哥哥代善常到访汤若望的府邸,多尔衮将战后重组的钦天监“监正”一职授予汤若望,顺治帝用满语称汤若望为“可敬的老爷爷”。

 

汤若望兢兢业业地替清朝官方重建钦天监、修改历法,甚至自掏腰包垫钱制作天文仪器与招募流散人员,将还没来得及通行的新历法《时宪历》删改至103卷,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于顺治2年(1645年)颁行,这就是延续至今的中国“农历”母本。

 

“农历”成为官历的斗争史


刚进北京的清朝皇族和汤若望关系好其来有自。领明朝职官、技术过硬、为人正直、满人进京后不跑不躲的人真是凤毛麟角,有一个是一个,必须笼络。而且当时满洲皇室的王爷们并不封闭愚昧,他们知道天主教士的技术可以左右局势,辽东海岛上收编的西洋火炮与西洋技术训练的炮兵就是明证。


在汤若望而言,远东皇朝更替和他没什么关系,他的职责是传播天主的福音和保护教友。清军进城,汤若望不跑路,是要向清军上书请得保护教堂的令旨。


打工的忠直,做老板的赏识,所以终顺治一朝,汤若望的恩宠不替,官至二品,恩荫三代。不过汤若望受上级赏识不假,心痛于饭碗被抢的官僚们可是恨他要死。


《耶稣会教士与康熙》

 

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汤若望预测将有日食发生,推算出“日食分秒时刻,起复方位,并各省直见食有多寡,先后不同”等具体情形。礼部尚书郎丘等人“启请派官会同测验”,实际上就是对洋人叫板,让本土官僚和汤若望打擂台。

 

八月初一,日食发生。钦天监官方使用旧历法的测验均有偏差,“大统历错一半,回回历差一时”;但汤若望的测试结果“时刻分秒,毫厘不爽”。清朝掌权者表态:“明朝二十年来不用新法,我大清国不过施行几日,一测即验,犹如合对兵符,真可谓为神奇者也!”


顺治朝中接着还有人向汤若望发难。顺治十四年(1657年),钦天监回回科官员吴明煊两次上书言汤若望推算舛谬。经大臣测验,吴明煊所言多不符实,因而获罪。


顺治十七年(1660年),官生杨光先再劾汤若望,上书礼部,控告新历封面刻印“依西洋新法”,是暗尊西洋正朔,心怀反意,疏上未准。这些诬告者慢慢把新旧历法之争往“西方敌对势力妄图颠覆”的调门上引去。


搞技术不行,搞政工一流,也是当时的特色。当然,只要上级力挺,这种构陷就会冰消瓦解。但代善、多尔衮、顺治帝这些汤若望的靠山们一个个慢慢逝去,当顺治帝病逝时,汤若望与他代表的在华天主教会,就再也无法抵挡小人们的权术。

 

政治狱差点断送了“农历”


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四年(1665年),杨光先又多次向礼部上书,再称汤若望“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天佑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只进二百年历”、“香山奥盈万人,据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窥伺朝廷秘密、内外勾连,谋为不轨,布党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修历不辩吉凶”、“择荣亲王葬期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均犯忌煞”。


这些屎盆子翻译成人话,就是制作新历法的天主教士不承认清朝合法性、诅咒清朝只有两百年就会亡国、动员教徒准备叛乱、曾向南明永历政权和台湾敌对势力提供清朝情报,先是用凶险的西历克死顺治帝的幼子、在选择下葬时间时又故意看错风水克死了顺治帝夫妻。这些诬告充分发挥了穿凿附会、无中生有的中国传统智慧,桩桩都是要把洋教士们往死里弄。


其实天主教士特别排斥与鄙视中国的风水,

汤若望掌钦天监时这块业务是满汉官操持

 

杨光先差点就成功了,礼、刑两部按他的举报,以弑逆罪议处汤若望以凌迟刑,钦天监七人同罪议处,同案五人斩立决。1665年3月,辅政大臣鳌拜召集大臣200余人共同定案,适逢北京连续地震五日,请孝庄太皇太后决定。

 

太皇太后命令各省拘禁教士送广东安插,在钦天监任职的30多名人员或革职,或流徙,五名在钦天监供职的天主教徒处斩,被揭发的信教大员均免职。废除《时宪历》,重新沿用明代《大统历》。汤若望免除凌迟刑,改受监禁,1666年7月病故于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


其实辅政大臣们要处死天主教士,不全出于反洋教。鳌拜等辅政四老早就想把先帝旧臣统统清扫一遍,好空出缺位来安插自己人,杨光先的诬告正好提供了由头。


而孝庄太皇太后把株连甚广的大批死刑裁决压到只有处死五人,也不是出于仁慈。孝庄后赦免汤若望死罪的诏书里直说了:“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耶?”这话的意思很明白:“我家的老班底不能让你们全干掉”。


杨光先如愿以偿把耶稣会教士从皇家天文机构挤走了,但得不偿失。辅政大臣们半强迫地任命毫无天文知识的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多次请辞,不获批准。高官们的意思是:搞出这么大一个案子,结案了你要拍屁股走人?对不起先把你自己搅浑的水按平了再说。你不是很行么,你行你上啊。


搞人事勾斗的家伙,技术水准多半不行,这是普世定律。出头举报的杨光先、吴明烜等人分别任钦天监监正、监副,这些人的技术水准显然远低于他们挤走的耶稣会教士们,业务压力巨大,部门工作混乱,屡次错测节气时日,不得不要求招募技术骨干、放宽业务标准。


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杨光先奏请“延访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康熙七年(1668年)五月,吴明烜奏请参用回回历以校正旧历,承认“现用旧法,不无差谬”。


耶稣会教士依靠康熙亲政的政变成功推广“农历”


康熙七年、八年时,政治气候也再次发生变动。康熙帝年纪渐长,开始看不顺眼辅政老头子们的附庸了。教案中幸存的耶稣会教士嗅出时局风向的变化,开始反攻。


康熙七年底,杨光先一派官员与汤若望原先的助手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再次在御前打擂台,于钦天监观象台一起在康熙帝面前预推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经过3天实地测验,南怀仁推测无误,而杨光先等则支吾其词 , 根本就不会推算日影的移动。


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帝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个节气以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的五项测验,令大臣们共同观察,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而杨光先“逐款不合”。


南怀仁肖像

 

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南怀仁上奏,指陈吴明烜推算历日差错之处,据监正马祰测验,“南怀仁所指之处皆相符合,吴明烜所称皆误”。

 

康熙八年二月,杨光先、吴明烜等人被革职。康熙八年三月,清廷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气节占候皆由其主”,恢复使用《时宪历》。

 

康熙八年五月,鳌拜案发,南怀仁以毒攻毒,马上举报杨光先等“依附鳌拜,捏词毁人”。杨光先被捕,刑部议其罪当斩,“上怜其年老,加恩从宽免死。后遇敕归,行至山东暴卒。” 《时宪历》大体一直沿用至今,即为现在的“农历”。

 

乾隆时的农历要靠盗版英国与法国历书来校正

 

从顺治、康熙时代的波折后,耶稣会士实际上被清朝官民当成洋半仙。第一批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也的确是学问品德俱高贵的日耳曼人。邓玉函作为伽利略与开普勒的老同学老朋友,不顾天主教廷的“地心说”立场,在《时宪历》的理论综述部分还夹带“日心说”的简介。

 

但百年后时移世易,1793年到达清国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发现,耶稣会派来接替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在当时的欧陆文化意象里,葡萄牙和“骗省”差不多被鄙视。

 

葡萄牙来的主教汤士选(Alexander de Gouvea)向英国使团请求帮助。“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

 

在此之前,他们由于能买到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所以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他们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大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

 

英国使团成员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并不想让在华的葡萄牙教士们“处于巨大危险之中,他的许多教士兄弟因比这种诈骗还要轻的罪名而被砍了脑袋。”便送给汤士选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就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


康乾年间还有人用强词夺理的硬拗,为“农历是中国产物”定调。


当时的“西学中源”说称,所有西方的天文学成就,不论是回回的还是欧洲人的,统统源于西周王室外迁子弟传授的《周髀算经》,西洋人划的“寒暑五带”就源于《周髀算经》。所以中国人不管用了多少外国历法,根源上都是有自主版权的。

 

其实《周髀算经》实际成书于公元前100年的西汉,虽然核心体系是古中国本土天文学,但其中的“寒暑五带”是借用了公元前4-3世纪古希腊天文学中的相同概念、天柱宇宙体系模型是借用了公元前1000年吠陀时代的古印度须弥山宇宙模型。归根到底,还是抄的。


参考文献:

江晓原(2001)《天文西学东渐集》

江晓原(2001)《群星灿烂耀九州:古代天学》

佩雷菲特(2007)《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王云婕(2016)《明代钦天监研究》

黄一农(1991)《择日之争与“康熙历狱”》

黄振威(2004)《明末清初知识分子、耶稣会士与<崇祯历书>的编纂》

石云里(2014)Islamic Astronomy in the Service of Yuan and Ming Monarchs

王亚敏(2009)《从康熙历狱看清初士人的西学观》


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还不错的话

请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给我们打赏

这是第717次推送,Dong  Dong  Dong……


- END -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