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如何成为“上海的后花园”的？

9月4日，G20峰会即将在杭州拉开序幕。这个齐聚全球20位最有权势领袖的会议此前的举办地多为华盛顿、伦敦、多伦多、圣彼得堡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此次首度来到中国，选择了杭州这座和北上广深相比在国际上相对“默默无闻”的城市。

关于“为什么选择杭州”，一个流行的答案是，依托阿里巴巴总部的集聚效应，杭州正在成为新的互联网经济中心，这与G20的使命——促进全球合作创新，制定创业行动计划——不谋而合。

但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杭州不变的底色还是青山绿水间的历史人文。的确，她一直是一座毋庸置疑的明星旅游城市。

杭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作为南宋时期（1127年-1279年）的首都，杭州曾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更为难得的是，杭州依山傍水，西湖之美自古以来为人赞叹，这令杭州拥有了其他城市艳羡不已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宝贵旅游资源。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杭州并非天生就是一座旅游城市。约翰·厄里（JohnUrry）在《游客凝视》（TheTouristGaze）一书中写道：“旅游是一项以其对立面——即有规则有组织的工作——为先决条件的休闲活动。它是‘现代’社会被划分成工作和休闲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实践场域的具体表现之一。”也就是说，在步入现代社会之前，杭州势必有着其他更为重要的城市职能。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教授汪利平在《重新制造中国城市：现代性和民族身份，1900-1950》（RemakingtheChineseCity:ModernityandNationalIdentity,1900-1950）一书中以题为《杭州的旅游与空间变化，1911-1927》的文章探讨了杭州是怎样成为一座旅游城市的。

她指出，自19世纪中期开始，杭州手工业及商业的中心地位随着上海的工业化兴起而日益衰弱，而到了1910年代，杭州转向发展旅游业，成为一座旅游之城。在“传统”的荣光之下，这座城市完成了她的现代化转型，而这一切，都和杭州城市与西湖的空间关系变化密切相关。

西湖十景中的文人趣味

提到杭州的风光，首先浮现在我们脑海中的应该就是“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时，申遗专家们将“西湖十景”的概念提炼总结为“题名景观”，指出“西湖十景”属于“题名景观”中的早期作品，是“题名景观”中留存至今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文化意境最深厚、保存最集中完整、影响也十分广泛的杰出代表作，构成了西湖文化景观重要的景观审美要素和文化内涵。继南宋之后，“西湖十景”在金、元、明、清诸代得以传承，且题名景观的概念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传播与发展。

但最先想出“西湖十景”名称的人，不是陶醉在美景之中的游客，而是文人，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南宋的宫廷画师。

以花港观鱼为例。它始建于公元13世纪，内侍官卢允升曾在此建宅卜居，位于望山桥西，1723至1735年间将景观改址于映波、锁澜桥间。卢园叠石为山、凿地为池、蓄养红鱼，雅士咏叹，红极一时。南宋宁宗年间，宫廷画师马远等创作西湖系列画作时，就把卢园列入其中一景。

对南宋文人来说，诗书画缺一不可。画作既得，需要作诗题词，于是宫廷画师将卢园命名为“花港观鱼”。在那之后，画师们评选出十大画作，提名十大景名，南宋西湖十景由此而来。

《自杭州行宫游西湖道里图说》局部图中标注出了花港观鱼的位置。图片来源：书格

到了清代，西湖十景因康熙钦定、乾隆题诗而有了一丝“官方指定”的味道。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品题西湖十景，御书“苏堤春晓”等景名；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为没处景观御题七言绝句。西湖各处分布10座形制相同的御碑亭，亭子里立了石碑，每一块都被赑屃驮着，石碑正面是康熙的题名，反面是乾隆的题诗。

《自杭州行宫游西湖道里图说》绘制于乾隆首次南巡，为乾隆帝游览西湖的路线图。图片来源：书格

但在这两位皇帝到来之前，西湖的风雅由文人精英创造、书写、传颂。唐代白居易在西湖筑起白堤，西湖自此开启长约千年的景观改造过程；北宋苏轼的疏浚工程不仅修筑了苏堤，还留下了许多美妙诗篇，这也是日后西湖作为文人士大夫精神家园的源头。

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诸多吟咏西湖之美的文学作品树立了西湖无以伦比的文化地位，或许正是因为在17、18世纪游览西湖成为文化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康熙和乾隆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南巡西湖。

近日，浙江美术馆正在举办“水·印千年”启动展之“湖山胜概”，以西湖山水的水印版画历史为脉络，展现西湖审美。展览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样展品为晚明杭州人陈昌锡刻印的《湖山胜概》。全书采用彩色套印，分12面插画和33面诗歌，细致入微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们游览西湖的场景。

《湖山胜概》局部图。图片来源：书格

据专家推测，这套工艺精美、造价不菲的画册印刷数量非常有限，很可能只是在一个很小的文人朋友圈中流传珍藏。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Cahill）认为，晚明印刷业派生出了专供少数文人雅士收藏把玩的细分市场：“他们心中所设定的观众，主要乃是那些同样也能够做出有教养的回应的人，尤其是读书人和有钱的精英分子。”

《湖山胜概》，正是文人精英对西湖做出的“有教养的回应”，无论是亲自前往观赏还是通过图册神游，文化精英们妥帖珍藏西湖之美，“游览”即是“情怀”。

城隍山、御街与香市经济

四围图画本天成，

三面云山一面城。

多少才人吟不尽，

尚留佳句待先生。

这是清代诗人查慎行（1650-1727年）在《和渊若学士西湖杂咏四首》中写下的诗句。一句“三面云山一面城”，点明了杭州城与西湖的空间格局，而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事实是，直到民国初期，西湖都不是杭州城市的一部分，而是被城墙隔离在外。

城墙划分出明确的城湖界限，也是控制人口流动的手段。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杭州市民要去西湖，只能在白天通过三座向西开放的城门：钱塘门、涌金门和清波门。1861年，当杭州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太平军袭击时，城墙的抵御和控制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当时的杭州市民被围困在城内达到3个月之久，约60万人死于饥饿或自杀。

清波门，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

图片来源：TheGambleCollectionatDukeUniversity

更加限制市民出行的是旗营。1648年，清政府为了镇压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叛乱在杭州设立旗营，在城市西面圈定了7000亩地，驱赶了1万户人家，建立了一座“城中城”。通向西湖的钱塘门成了旗营的一部分，要想走钱塘门，必须经过旗营接受旗人守卫的严苛搜查。为了躲避麻烦，大多数人宁愿选择走涌金门和清波门。

因此，尽管游览西湖是文人们的风雅事，但这并不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焦点。最重要的市民空间和城市中心，实际上是御街，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路。

御街俗称大街，从南宋到民初一直是杭州城的南北中轴线和商业活动最繁华的地区，店铺云集，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御街南端毗邻城隍山（即吴山），更是整个杭州城最热闹的商业区，集聚了杭城最有名的剪刀店、化妆品店、药店、干货店、书店和算命先生。大名鼎鼎的胡庆余堂正是坐落于此，并因其绝佳的地理位置而在1878年开业后迅速成为全国最大的药店之一，绵延于今。

于1917年-1919年间拍摄的御街街景。图片来源：TheGambleCollectionatDukeUniversity

城隍山成为杭州“CBD”的原因在于它和宗教活动的密切联系。清代，杭州的各色城市守护神被供奉在这里，另外还有30余座佛教寺庙和道观。城隍山上供奉的道教神仙包括关帝和文昌，在大多数中国城市中，都能找到他们的供奉场所。于此同时，这里还有许多对杭州来说特别重要的守护神——因杭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建筑极易着火，人们在此供奉火德和水神，祈求远离火灾。

吴山上新东岳庙内的阴曹地府，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图片来源：TheGambleCollectionatDukeUniversity

寺庙云集的城隍山因此成为杭州每年宗教庆典和娱乐活动的中心，并为这里的各色店铺带来大量客流。这些节日和庆典祭拜的神仙（比如立春时拜太岁）和农时的更迭息息相关，而立春等重大节日往往得到官方支持，这意味着在帝国时代的中国，国家在维系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旧时杭城的风俗节庆繁多，春节及元宵节刚过不足一月，又有全民齐游的传统节日“花朝节”——农历2月12日被认为是百花神的生日，人们在那一天四处赏花游春。而花朝节指谷雨来临前的数十天不但风和日丽适合出游，也是蚕忙前的闲期。得此空闲，江南蚕农们结伴来到杭州朝山进香，祈神赐福。苏杭之地的乡村农家户户养蚕，开春时来到西湖祭拜神灵祈求蚕桑丰收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风俗。

每年正月刚过，杭州、嘉兴、湖州、苏南无锡、常州、苏州等地乡村的蚕妇们便带着香粽米糕，沿着运河结伴前往杭州朝圣，人数达10万之多。朝圣的船只抵达杭州城北的运河口岸后，香客要么向西前往西湖周边的寺庙进香，要么进入杭州城内，沿着御街步行至城隍山。

每年如此大规模的朝圣活动对杭州的经济有着巨大的提振作用。香客们进香所需的物件（比如蜡烛、香、纸钱）构成了杭州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朝圣亦是香客们的年度采买时间。当地人注意到，前来朝圣的香客大多为家境优渥的富农，他们携带大量现金，且乐于花钱。因此每年春季，杭州有了“香市”的说法，剪刀、香粉、绫罗绸缎和扇子成了杭州最著名的特色产品。

御街上的张小泉剪刀店，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图片来源：TheGambleCollectionatDukeUniversity

拆墙引湖入市

然而杭州的命运在19世纪中期迎来的转折。

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切断了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运输。清政府和商人为此通过上海改走海路，这极大地动摇了杭州这座大运河起点城市的商业地位。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破坏亦加速了杭州的衰弱。1860年代初期，太平军大肆破坏城市，杭州人口从100万锐减至20万以下。

尽管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之后，杭州成为通商口岸之一，但她并未因此繁荣起来。当租界为上海带来大量外国人口和西方现代工业之时，杭州城郊的日本租界并没有发展成新的现代工商业中心，而成了赌博和嫖娼之徒频频光顾的场所。进入20世纪，杭州已经沦为一座发展停滞的、边缘化的城市，与之相对的，工业化的上海取代了杭州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心位置，并开始对杭州施加影响。

1909年，沪杭铁路的开通为杭州带来了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沪杭的距离。过去从上海到杭州需要3天的时间，通过铁路旅程缩短至3个半小时，这意味着，大量的人口能够更加方便地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流动，这亦为杭州日后的旅游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随着帝制的终结而寿终尽寝。革命者“解放”杭州的首要任务，就是消除满清统治在这座城市留下的一切痕迹，旗营首当其冲地成为了需要铲除的对象。在拆毁旗营、获得大量土地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本着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原则决定将在规划街道和公共基础设施之余将这片土地打造为商业区。“新市场”成了旗营被夷为平地后这一地块的新名称。

新市场的主要推手为1912年至1913年期间就任浙江省民政厅长的褚辅成（1873年-1948年）。这位曾在日本东京学习政治学和法学的爱国民主人士对法律、秩序、公共教育和商业的浓厚兴趣反映在他对新市场的规划上。

新市场的建立，也改变了杭州城市与西湖的空间格局：钱塘门至涌金门之间的城墙与旗营一道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湖滨路。经过缜密规划的新市场需要公园这一现代城市景观的必要元素，城市规划人员因此沿着湖滨路划出了由南而北的五大块绿地，以“公园”之称逐一编号，加上1929年前后开辟了地处最北的第六块绿地（六公园），统称为“湖滨公园”。如此一来，西湖从城郊被纳入了杭州的城市肌理。

到了1920年代初期，新市场已经成为杭州的新市中心，它的地位反映在不断上升的土地价格上。到了1926年，新市场的地价和原始价格相比普遍上涨了8到9倍，甚至10倍以上。而西湖与城市的无缝衔接，为杭州带来了一种新的访客：来自周边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游客。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2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业化迅猛发展，工商业的兴起、西式教育的逐渐普及为中国沿海城市培养了一个全新的市民阶级——中产阶级。上海成为西方现代化的中心，而在那座城市中，中产阶级在社会文化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上海的中产阶级成长壮大，杭州的旅游业也开始起步了。

鸟瞰杭州城，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图片来源：TheGambleCollectionatDukeUniversity

被发明的旅游“传统”

上海中产阶级热衷于游览杭州的根本原因在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城市居民对时间感知的变化。民国政府着力推行阳历，并引入了工作日和周末的概念。在现代城市的居民们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同时，他们接受的西式教育也让他们了解到，周末和假日就是用来休闲放松的。

旅游的欲望在上海市民当中尤为强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城市空间逼仄，公园的空间有限。茅盾曾试图解释上海城市中产想要“走出去”——即使只是去人满为患的城市公园里逛逛——背后的心理。他认为，在外贸公司工作的白领人士和他们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认为如果自己如果只是待在狭小的寓所里打发周末，就是背叛了现代生活的进步理想，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只能在饭桌底下玩捉迷藏。

前文提到的沪杭铁路的开通也是杭州旅游业兴起的重要原因。铁路公司本身就积极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因为在货物运输方面无法和价格更为低廉的船只相较，铁路公司将旅客乘运当做主要的利润来源——在1910年代，铁路公司超过70%的年收入来自旅客乘运，而在货物运输方面该比例不到20%。铁路公司甚至还自行印制杭州导览手册，并为来往于沪杭的乘客提供周末优惠票价。到了1920年代，铁路公司甚至在春秋两季安排“游客专列”。

杭州感知到了上海游客的聚集并迅速做出反应。1911年后，杭城旅馆、餐馆、照相馆、茶馆和剧院的数量迅速增加。在1911年前，杭州只有15家旅馆，到了1927年，该数字上升到91，达到6倍之多。许多此类的服务业商家聚集在毗邻西湖的新市场地区，一本印制于1916年的旅游指南告诉我们，该地区有8家旅馆、7家茶馆、9家餐馆和一家剧院。

现代旅行设施的舒适反过来帮助杭州推销了蕴含在她骨子里的传统。杭州和上海的出版商出版了为数众多的导游书、与杭州有关的历史名人故事书和文人游记作品。这类旅行文学将杭州包装成上海的反面：当上海成为现代性的先锋代表时，杭州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

在导游书中，西湖风光和许多景点的历史被追溯到南宋时期，西湖十景被推荐为游客们必去的景点，而略去不提的是时移世易之中这些景点本身不可避免的变化——尽管西湖十景在康熙南巡时被重新树立起来，但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巨大破坏严重冲击了西湖十景，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亦未完全修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政府在发明这一全新的旅游传统中扮演的角色。在这座缺乏工业基础的城市，官员们发现发展旅游业是获取税收的最佳手段。为了满足游客们“访古”的期待，西湖景点根据历史典籍被重新打造，岳飞墓（庙）的修缮就是其中一例。民国五年至十年（1916年-1921年），前后两任浙江督军杨善德、卢永祥主持重修了岳飞墓，拓宽庙址、沟通墓域、缭以周垣，大大增加了岳飞墓（庙）的规模。之后，岳飞墓（庙）又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和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重修，增添了若干建筑，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形制。

岳庙前的“碧血丹心”牌坊，拍摄于1917年-1919年间。图片来源：TheGambleCollectionatDukeUniversity

追本溯源同样体现在杭州菜上。为了吸引游客，杭州的餐馆开始推出“传统”菜肴。“西湖醋鱼”被认为起源于南宋时期，拥有如此悠久的历史，这道菜直至今日都是杭帮菜的名菜之一。但西湖醋鱼的真实历史其实只有一百多年：这道菜的菜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一位来自绍兴的餐馆老板发明的。

略显讽刺的是，随着这一新的旅游传统而来的，是杭州城市生活中真实的风俗节庆的消亡。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停止了对宗教庆典的支持，并在推广阳历的运动中打压了许多传统节日。城隍山附近的商业区也随着风俗庆典活动的减少而开始衰弱。

在民国时期起步的杭州旅游传统中，新发明建立在昔日文人精英文化的基础之上，现代游客模仿古代文人游览的方式，以古代文人欣赏西湖的角度观赏西湖十景。但有所不同的是，文人的观赏既是一种视觉体验，也是一种通过诗词、书画、游记创造精英文化的过程。然而，取代了“文人凝视”的“游客凝视”并没有复兴这种文人审美，因为新的旅游经济并不要求观光客在游览西湖后有智力上的产出，而仅仅只是在视觉上重塑了传统文化。

于是，杭州的旅游发展史契合了艾瑞克·霍布鲍姆（EricHobsbawm）的“被发明的传统”（inventedtradition）的概念，阐明了这座城市在现代化转型道路中独辟蹊径的一面：为了回应新时代的新情况，她追溯了历史，从传统和过去中找寻应对之策。一种全新的旅游文化围绕着西湖的传统文人审美诞生，而它的核心在于对西湖这一空间的商业化。

如今距离民国初年又将近过去了一个世纪，旅游早已深入杭州的骨血，成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而在G20到来之际，杭州又希望告诉世人，除了旅游，她亦有其他不同的面向值得瞩目。在调和“传统”和“现代”关系的道路上，杭州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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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杰·江湖人称老勾

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

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主任

博士生导师、广告传播研究专家

城市品牌、城市形象研究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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