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球性的灾难：英国脱欧蝴蝶效应，一文读懂欧盟的来世今生
文 | 长江宏观固收分析师，赵伟
今年6月23日，英国将就退出欧盟举办全民公投。目前，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支持退欧的民众比例超过40%，与支持留欧比例不相上下，退欧风险不容忽视。虽然此次退欧公投导火索是出于政治博弈，理性地分析退欧无论对英国、欧盟还是全球都将是一场灾难，继续留欧才是多赢的选择。但是，事件的不断发酵注定会反复冲击全球市场，万一弄巧成拙，其负面影响不可想象。
近年来，欧盟众多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债务压力不堪重负，部分成员国内的退欧呼声此起彼伏（比如，意大利和法国国内支持本国退欧的民众比例分别高达48%和41%），一旦英国“成功”退欧，那么这很可能引发其他欧盟成员国的退欧潮，欧盟将处于极其危险的十字路口——是解体还是存续？
一、英国和欧盟在历史上分分合合
英国是最早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举办过退欧公投的欧盟国家。从历史发展来看，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分分合合。从早期的拒绝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到近年来的拒绝签署多项欧盟一体化条约，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分歧越发加剧。
（一）英国最早提议建立欧盟，却很晚加入
英国最早于1946年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才加入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英国初始的入欧过程磕磕绊绊、并不顺利。
早在1946年，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便提议建立“欧罗巴合众国”，那时的英国对建立欧洲联盟组织充满热情。在1948年，英国提出“三环外交”的构想，并积极与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共同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西欧第一个军事联盟组织。但随后的英国对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变得较为消极，在1951年组建的“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以及1957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中均不见英国的身影。在1960年，为了对抗欧共体，英国与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士以及瑞典6国共同签署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条约》，由于成员国经济水平相差较大，政府间的合作较为松散，该自由贸易联盟并未产生实质性作用。
随着西欧国家通过区域合作获得经济高速发展而英国经济裹足不前，在1961年英国首次主动申请加入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因担心英美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而拒绝了英国的申请。在1967年，英国再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再次被拒绝。在同一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这也是欧盟最早的雏形。
在1972年底，英国退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1973年，英国时任首相希斯重启加入“欧洲共同体”谈判，并于同年成功入欧。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英国国会仅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入欧”决议，英国对当时欧共体的态度依旧充满着不确定和不信任。
（二）1975年英国首次举办退欧公投
虽然在1973年成功加入当时的欧盟（欧共体），但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并不“甜蜜”，在1975年英国举办了首次退欧公投。由于当时英国民众对留欧的支持度较高，英国最终继续留在了欧盟。
从1946年丘吉尔提议建立欧洲合众国，到1973年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英国为此花了近30年的时间。虽然成功加入欧盟，但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早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前，英国工党已于1972年批评当时的希斯政府（保守党）未经英国人民同意便加入欧共体，并于同年3月支持了一项“由全民公决来决定英国入欧条件”的修正案。在1973年的竞选大会上，时任工党领袖的威尔逊保证如果成功当选，将“通过一次全民公决来批准重新谈判的条件”。随着工党在1974年英国大选中获得胜利，与欧共体的重新谈判便成为其必然要履行的承诺。
英国与欧共体就重新入欧的谈判开始于 1974年4月，并于1975年3月在都柏林欧洲理事会就英国入欧的条件达成协议，前后持续了近11个月。在相关协议达成后，工党政府决定兑现其竞选承诺，并于同年6月5日将重新谈判达成的入欧条件交付民众公决，也就是所谓的“退欧”公投。最终的公投结果显示，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的选民超过1700万，占全体选民的67%，英国民众对留欧的高度支持使得英国继续留在了欧共体内。
在英国首次退欧公投中，英国大部分民众支持了留欧，而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与欧共体就入欧条件的重新谈判解决了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资格等问题，消除了英国民众在刚入欧时对欧共体的怀疑情绪，较大程度地提升了英国民众对欧共体成员身份的认可度。
时隔37年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3年1月23日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发表讲话，重提“退欧”公投话题。他声称如果欧盟不采取措施解决英国与欧盟之间的核心问题，英国将退出欧盟。他承诺如果他领导的保守党若在2015年选举中胜出，将于2017年就脱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让民众选择继续留在或退出欧盟。
2016年2月，考虑到德国和法国都将在2017年举行总统大选，为了避免“撞车“，英国退欧公投被提前至2016年6月23日进行。
（三）英国从未申请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
虽然英国加入了欧盟，但英国为了保持对边界的控制力和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一直未申请加入申根区和欧元区。
在1985年，欧盟内部分国家和非欧盟部分国家联合签署了《申根协议》，该协议的宗旨是通过取消协议区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边境管制，从而促进区域内的人口流动和旅游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只要持有任意一个申根国国家的签证，那么可以随意出入其他所有的申根国家。英国为了保持对边界的控制，尤其是阻止非法移民，一直未加入申根区。
作为欧盟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欧元区在1999年正式成立，在欧元区内所有国家统一使用欧元作为官方货币。英国虽然在1990年加入了当时的“欧洲汇率体制”（欧元区前身），但为了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英国在1992年退出了“欧洲汇率体制”，并且始终未申请加入欧元区。
（四）近年来英国拒绝多项欧盟一体化进程
近年来，欧盟持续推进财政联盟、银行联盟和开征金融交易税等一体化进程，但英国对此始终持抗拒态度，并拒绝签署多项欧盟一体化条约。
近年来欧盟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其实质是要求各个成员国将财政、金融、经济乃至政治领域的主权逐渐转移至欧盟。欧盟大力推进一体化的进程已涉及到更具实质性的主权让渡,而这与英国对“主权”的界定不一致，它不符合英国自身利益以及对自身与欧盟关系的定位，英国因此也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
从英国角度出发，它与欧盟的理想关系是在市场层面进行整合，但不涉及其他方面事务。因此在建立财政联盟、银行联盟和开征金融交易税等问题上，英国与欧盟分歧严重。从2011年至2015年，英国分别拒绝签署欧盟《银行业联盟》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 协调和治理公约》，无视德法对《里斯本条约》的修改提议，并拒绝征收金融交易税。
由于欧盟在欧元区内持续推进财政、金融和政治领域的一体化进程，英国无视这些进程也使得自身被不断排除在欧盟核心利益圈之外。
二、英国本次退欧风险无法简单忽视
在1973年加入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后，英国曾经于1975年举行过首次退欧公投。与上次退欧公投不同，本次英国退欧风险较高，退欧概率超过40%。此外，英国政府和保守党内部至今都没有就退欧达成统一意见，它们内部的分歧将持续影响着选民们的决策。
（一）英国本次退欧概率较高，超过40%
与上次退欧公投不同，本次英国退欧概率超过40%，退欧风险一触即发；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经济因素已成为决定英国选民投票选择的最主要因素。
根据4月22日英国《金融时报》对退欧民调的最新调查统计，42%的英国民众支持退欧，而支持留欧的民众比例仅44%。在今年3月份，调查机构YouGov对16000余名英国民众进行了问卷调研，调研结果与《金融时报》的民调结果类似，支持退欧与留欧的民众比例基本持平。
在影响选民在退欧公投中的投票选择的因素中，经济、移民、法律和国家安全因素被认为最为重要。比如，在5月份，55%的英国受访民众认为经济因素是他们在投票中最主要考虑的三个因素之一，而选择移民、法律和国家安全因素的英国民众比例分别为51%、47%和42%。从结果来看，经济因素已上升成为最主要考虑因素。
由于本次英国退欧公投将采用大选投票规则，因此英国民众对退欧的态度将直接决定英国的命运。在本次退欧公投中，有投票权的英国民众主要包括18岁及以上的英国本土公民、居住在英国的英联邦公民、北爱尔兰公民和移民国外不到15年的英国移民。在欧盟国家中，除了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北爱尔兰的公民有投票权外，其他欧盟国家的公民均不能参与投票。
（二）英国政府内部对退欧的意见不统一
英国政府内部并未对退欧形成统一意见。虽然大部分政客支持留欧，但坚持退欧的政客并不少，他们对选民的影响力无法忽视。
在英国政府内部，支持留欧的代表人物是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 Osborne）。卡梅伦提出，留欧是“明智和爱国”的表现，留欧有利于扩大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奥斯本认为退出欧盟将给英国带来6%的永久经济损失，同时给住房抵押贷款申请者带来严重打击。
支持退欧的主要是前伦敦市长约翰逊（Boris Johnson）、司法大臣高文浩（Michael Gove）和前劳工支持与养老金大臣史密斯（Duncan Smish）。约翰逊是英国政坛重量级人物，影响力非常大。在今年2月，他提出将全力推动英国退欧，并认为欧盟是一个“反民主”的组织，已经抑制了英国的行业发展和英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退出欧盟可以节省国家开支并掌握更多立法权，是“一生一次”的机会。在约翰逊发表该论调后的次日，英镑急跌1.6%。司法大臣高文浩虽然是卡梅伦好友，但他认为退出欧盟将为英国经济带来更多机会。前劳工支持与养老金大臣史密斯为了更自由地支持退欧，选择从英国内阁辞职，并发表“没有什么事物比确保英国退欧更重要”的论调。
（三）英国不同群体和地区退欧态度迥异
在英国，不同群体和地区对退欧的态度差异较大。其中，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和阶层越低的群体，越支持退欧；分地区看，英格兰地区普遍支持退欧；分党派看，在野党普遍支持留欧，保守党内部分化。
英国机构YouGov的调查显示，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和阶层越低的群体，越支持退欧，而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和阶层越高的群体，越支持留欧。分地区来看，英格兰地区普遍支持退欧，而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倾向于留欧。最后，从党派态度来看，英国国内极力鼓吹退出欧盟的是英国独立党，在野党（工党）普遍支持留欧，而执政党（保守党）内部分化明显，支持退欧和留欧的议员比例分别为40%和50%。
三、英国为何如此执着于退出欧盟？
作为当前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盟的综合实力不可谓不强。那么，为何英国如此热衷于退出欧盟？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认为，政治因素直接触发了此次英国退欧公投，而这背后英国“疑欧主义”文化的盛行、英国在欧盟的边缘游离以及英欧在地理上的长期疏离均支撑着英国长期对退欧的执着。
（一）政治原因：退欧是有效的政治工具
政治因素是英国两次举办退欧公投的导火索。在1975年，工党（执政党）是为了转移国内压力和压制保守党；此次，保守党（执政党）是为了转移国内压力和向欧盟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比较1975年和2016年的两次退欧公投，不难发现，政治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1975年，时任英国首相威尔逊通过退欧公投的方式化解了党内的压力，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政治威信。而2016年退欧公投的举办与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的推动密不可分，早在竞选英国首相时，卡梅伦便表示“要在两年内使英国彻底退出欧盟”。近年来，为了获得民意支持（英国民众对欧盟移民和欧盟的难民分摊政策非常反感）和化解国内疑欧派给予执政党的压力，卡梅伦和他的前辈威尔逊一样再次将“退欧”作为政治工具。
在1975年的退欧公投中，67%的英国民众选择了支持留欧，而这背后是在1974/04-1975/03时期内英国政府与欧共体就英国入欧进行的再次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新的入欧协定，进而极大地消除了英国民众在刚入欧时对欧共体的怀疑情绪，较大程度地提升了英国民众对欧共体成员身份的认可度。
在此次退欧公投前，卡梅伦曾于2015年12月公开阐述英国留在欧盟的四项条件：一是确保欧洲单一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二是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三是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四是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限制欧盟移民在英国领取就业者福利的权益等。
对于卡梅伦的上述言论，欧盟与英国在今年2月份进行了相关的磋商，并就欧盟改革达成协议，欧盟将给予英国一定的“特殊地位”，包括不再歧视和干涉非欧元区国家、改善生产要素的流动、允许英国不加入更紧密的政治联盟以及削减欧盟移民的部分福利等。
与威尔逊一样，卡梅伦以“退欧”为工具与欧盟达成了新的“留欧”协议。然而，与1975年状况不同，部分英国民众并没有因为达成新的协议而转向支持留欧，希望退欧的英国民众比例依然高达40%。“退欧”是英国政客们有效的政治工具，但这次运用它的风险非常高，一不小心就要弄巧成拙。
（二）文化原因：“疑欧主义”的长期盛行
疑欧主义文化的产生和盛行源自于英国和欧盟之间大量的、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差异，英国民众因此对欧盟缺乏长期稳定的认同感。
抛开政治因素，退欧话题在英国有着如此强的生命力，其背后必然有着支撑它的文化因素。对此，我们认为，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的“疑欧主义”是支撑着退欧话题在英国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文化原因。
英国和欧盟在对国家主权、政治制度和宗教等方面的认知上有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差异。比如，对于国家主权，英国作为西方最早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强调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并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而欧陆国家则主张主权并非完全集中于国家,而是存在于地方、国家和欧洲等多个层面。在政治制度上，英国认为欧盟对国家主权具有侵蚀作用，并反对超国家组织，欧洲一体化被看成对英国民族特性的威胁；而欧陆国家则认同欧盟所体现的后现代国家的新型政治制度,能较易接受主权让渡与分割的概念。
在宗教认知上，英国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而进行了宗教改革，成为了一个新教国家。虽然英国宗教文化的具体表现与欧洲大陆国家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一脉相承，但英国国教现实主义原则影响着英国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的对现实国家利益的极大追逐。比如，英国在外交政策上始终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对待欧洲事务上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为准则。在宗教背景下，英国对欧盟的半心半意是对形成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最好诠释。
英国和欧盟之间大量的、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差异孕育了疑欧主义文化的产生，并促进了它的发展。近年来，在疑欧主义文化盛行的背景下，英国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持续下降。根据欧洲晴雨表2015年的调查，英国民众对欧盟成员国资格、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等均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
此外，在英国政坛上，“疑欧主义”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50年代，英国拒绝参加法国和德国发起的合作计划；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从撒切尔政府到梅杰政府，都表现出对欧共体成员资格的不安，越来越多持疑欧主义的保守党议员涌现；上世纪90年代，英国出现了致力于终止英国的欧共体成员国资格的党派，如公投党和英国独立党。
（三）历史原因：英国在欧盟的边缘游离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国和德国一直是核心,它们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而英国一直游离于欧盟的边缘。
从1951年成立欧洲煤炭钢铁联盟，到1973年英国正式加入欧洲共同体，在这22年间英国从未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相应地欧共体的各项政策并不是为英国专项打造。事实上，在欧共体快速发展的这22年中，法国和德国一直牢牢把握着欧共体的发展方向。比如，在1963年法国和德国签署了《法德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将法德全面和解与合作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在该条约的框架下，法国逐步成为欧共体内的政治与文化领袖，而德国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成为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动机。显然，在英国加入欧共体前，法德已经是欧共体的中轴。
在加入欧共体后，英国希望能逐步改变“法德中轴”的现状，并形成“英、法、德”三国鼎立的态势，然而由于在主权意识、政治制度和宗教态度等方面的分歧，英国并未真正融入到欧共体中，它在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可谓“无所作为”，法德依然决定着欧洲一体化进程。比如，在1982年，法德构建了“波恩——巴黎”的合作轴心，大力推动欧共体内部的经济合作；在1986年，法德提议签署了《欧洲单一法案》，加快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步伐；在1990年，法德提出加速将欧共体从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合作的实体转变成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政治联盟；在1991年，法德主导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以及《政治联盟条约》的签署，为欧盟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欧盟成立后，德国继续积极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比如，推动欧盟机构改革、推进欧盟东扩、推动欧元区建立和加速财政一体化进程。
无论是在加入欧共体前还是后，英国始终没有如法德一样在欧盟中取得核心地位，拒绝加入欧元区也使得英国进一步被边缘化。正如英国首相卡梅伦开出的留欧核心条件“确保欧洲单一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英国在欧盟中的被边缘化是推动英国再次举办退欧公投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地理原因：英国孤悬欧洲大陆之外
地理条件上的差异使得英国对欧洲大陆存在着长期疏离，英国民众不愿放弃对欧洲大陆的孤立传统。
在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横亘着多佛尔海峡与英吉利海峡，长久以来英国“孤悬海外”。
孤悬于外，但英吉利海峡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理位置使英国免受历史上多场欧洲战火的影响。比如，在1453-1871年间，除了在1792-1815时期卷入“反法同盟”战争外，英国避开了多场大规模的欧陆战争（主要是德法战争）。
此外，多佛尔海峡与英吉利海峡是欧洲到美洲、非洲航线的必经之路，它是全球最为繁忙的航线之一，英国凭借对此海峡的控制掌握了海上霸权近300年，并成就了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独特而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长期以来英国民众在心理上与欧洲大陆产生疏离，他们不愿放弃对欧陆孤立的传统。正如丘吉尔所说“英国与欧洲在一起，但不属于欧洲”。
政治原因直接触发了此次英国退欧公投，而这背后“疑欧主义”文化的盛行、在欧盟的边缘游离以及地理上的长期疏离均支撑着英国对退欧的执着。
虽然公投还未进行，但当前已有40%的英国民众支持退出欧盟，仅落后支持留欧比例2个百分点，退欧风险一触即发。并且，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经济因素已成为决定英国选民投票选择的最主要因素。那么，退出欧盟对英国的经济影响到底如何？为了对此深入分析，我们首先全面了解退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逻辑，随后从英国经济的特点出发，详细评估退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
四、退欧利弊：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逻辑
在分析退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时，我们必须明晰其中的传导逻辑。比如，在经济关系中，英国与欧盟最直接的联系是贸易关系，与此同时，英国不同的行业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可能存在差异。如果退出欧盟将恶化英欧之间的贸易关系，而对欧贸易依存度高的行业又是英国经济的支柱性行业，那么显然，退欧将通过贸易渠道显著影响到英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一）贸易依存度高，退欧恶化贸易环境
英国经济整体对欧贸易依存度较高，退出欧盟将使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环境显著恶化。
首先，英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GDP）较高，长期保持在50%以上（2006年后持续高于55%），且显著高于美国、日本和欧盟平均水平（24.7%）。具体到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英国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长期保持在20%上下，且45%以上的英国出口去往欧盟，50%以上的英国进口来自欧盟。显然，欧盟是英国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那么，在英国对欧盟拥有较高贸易依存度背景下，退出欧盟是否会影响到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环境？答案是，退欧后英欧之间的贸易环境将显著恶化。
我们首先从欧盟的特点谈起。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通过建立单一市场以促进区域内不同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为了促进内部贸易，欧盟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方式：一是消除货物关税；二是允许商品、服务、劳动和投资在欧盟单一市场上自由流动；三是统一欧盟成员国的贸易规则，避免出口商为遵守28个国家不同贸易规则付出额外成本。
如果英国退出欧盟，那么显然，英国与欧盟之间将不再是“自由贸易”关系，英国50%左右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流动将受显著影响。为了与欧盟保持贸易关系，英国需要与之进行新的贸易规则谈判。在欧洲，部分非欧盟国家与欧盟签订了各类贸易协定，并产生了区别于欧盟内部自由贸易模式的新贸易模式，它们可以概括为EEA-挪威模式、关税同盟-土耳其模式、双边协定-瑞士模式、FTA模式和WTO-完全脱欧模式。一旦退出欧盟，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模式可能采取上述五种模式中的一种。
挪威并非欧盟（EU）成员国，但它是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国。作为EEA成员国，挪威与欧盟之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从而使其与欧盟间的贸易可以免除大部分关税。另外，挪威还是欧洲统一市场成员国，需要遵循统一市场的政策和规则。如果英国加入EEA，英国公司将不受阻碍地进入欧盟市场，并将继续受益于与欧盟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协议，但英国在欧盟贸易政策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事实上，如果采取挪威模式，英国将承担作为EEA会员国的费用。此外，原产地规则将适用于英国出口到欧盟的服务和商品，行政费用、额外欧盟进口关税成本可能很大，其农业出口也将遵循到欧盟关税和反倾销规则。
模式2：关税同盟-土耳其模式
一般的关税同盟是取消内部关税，但要求会员国同意与域外国家的共同关税。但在土耳其模式下，土耳其与欧盟并非真的“联盟”：关税规则由欧盟制定，土耳其并不参与其中，还必须按照欧盟的优惠协定与域外国家贸易。如果采取土耳其模式，英国将遵循一个无权参与决策的规则。不仅英国的制造商必须遵守欧盟产品标准，而且英国将不得不遵守欧盟的共同体法律，否则可能导致市场准入暂停或征收反倾销税。这很难成为英国的最优模式。
模式3：双边协定-瑞士模式
瑞士并非EEA成员国，它主要是通过和欧盟签订一系列双边协定的方式，参与到欧洲统一市场中。在欧盟市场内，瑞士必须遵循欧盟的管制措施。但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与瑞士之间并无服务自由贸易的协定，这对英国的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缺陷，毕竟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绝对核心（后文会对此详细说明）。如果采取瑞士模式，那么英国必须与非欧盟国家重新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行政费用和时间成本将非常高，且短期内难以达成有效贸易协定。
模式4：FTA模式
没有了欧盟的约束，英国可以更加自由地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但若与欧盟签订FTA，英国必须符合欧盟一系列的要求，仍不能自由地制定自己的政策。例如，欧盟会对劳动力市场规则提出要求，并且在所有可能的贸易竞争都会受相互监管；英国厂家要继续遵守欧盟产品标准和其他技术规格。相比瑞士模式，此模式的优点在于英国可以进入欧盟的服务业市场，虽然并不是完全顺利。挪威与瑞士均采取了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因此这种模式类似于挪威模式和瑞士模式。
模式5：WTO-完全脱欧模式
完全脱欧是一种极端情形。如果英国完全脱欧，将不再参与到欧洲统一市场，此时英国与欧盟就如同一般经济体间的往来，两者贸易完全适用于WTO规则，关税则采用WTO最惠国待遇标准。与挪威模式、瑞士模式相比，完全脱欧显然将使英国与欧盟的贸易面临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且，作为一个非欧盟经济体，在与非欧盟国家的对外贸易中，英国也将面临更多的非关税壁垒如边境管制、不同技术和环保标准、配额限制等。
从各类贸易模式来看，一旦退欧，那么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环境将明显“变差”，它将不再受益于欧盟内部的自由贸易模式，且需要与欧盟进行全新的贸易谈判，并面临欧盟更多的法律要求、产品标准、技术规格和各类额外关税成本等负面因素冲击。此外，由于不再属于欧盟，在特定贸易模式下，英国与其他非欧盟国家之间可能需要签订新的双边贸易协议，而这也将带来额外的行政成本和时间成本。
（二）服务业是支柱，对欧贸易依赖较高
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支柱，它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行业增加值的创造上都显著高于其他行业；服务业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其中近半的贸易顺差来自欧盟，对欧贸易依存度较高；一旦退欧，英国服务业将受直接冲击。
在英国经济中，服务业是支柱性行业，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最高且呈逐年上升态势，2015年该比重已高达79.2%；与服务业相反，英国工业产值占比逐年下降，2015年该比重为13.8%；建筑业产值占比保持稳定，维持在6%左右；农业产值占比最低，长期低于1%。此外，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服务业的贡献最大，并且显著高于工业、建筑业和农业。
从行业增加值（Value added）角度来看，英国服务业创造的行业增加值占英国整体行业增加值比例近79%，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分行业来看，科研技术、房地产、批发零售和车辆修理以及金融保险业创造的行业增加值较高，占整体行业增加值比例分别为12%、11%、11%和8%。
服务业对英国的经济如此重要，那么它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对欧贸易依存度是否较高？首先，英国服务业对外贸易依存度在20%左右，与整体对外贸易依存度相比（55%左右），服务业对外贸易依存度显然不低。其次，虽然英国整体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英国服务业一直是贸易盈余部门。比如，在2001年-2014年，英国服务业贸易顺差年均增速在10%以上，远超GDP增速。在2014年，英国服务业贸易顺差（不包含旅游和部分银行服务）额达到650亿英镑，其中，金融业和保险业创造了服务业近74%的贸易顺差，专业/商业服务以及通信服务业等贡献了贸易顺差的其他部分。
进一步剖析英国与欧盟在服务贸易上的关系。长期以来，欧盟一直是英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比如，在2014年，英国对欧盟的服务贸易顺差为300亿英镑，占贸易顺差总额比例高达45%。在欧盟内部，爱尔兰、德国、法国和荷兰是英国服务贸易的主要顺差国。
显然，英国服务业对欧盟有着非常强的依赖，一旦退出欧盟，英国服务业的发展将受到极大负面影响，而整体经济也将因服务业而遭受负面冲击。
（三）金融业是核心，长期对欧输出服务
从对GDP增长的贡献上来看，金融业无疑是英国服务业乃至整体经济的绝对核心；同时，英国伦敦是欧盟的金融中心，长期对欧盟输出大量的金融服务；一旦退欧，金融业将遭受直面冲击。
英国服务业部门中行业相对分散，在2015年，邮政/交通/住宿/餐饮业、政府/健康/教育、研究/支持活动、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产值占服务业总产值比例分别为25.5%、24.7%、17.3%、15.9%和10.4%。从对GDP增长的贡献来看，金融业、酒店/餐饮业和运输/仓储/通讯业贡献较大，比如，在2015年它们的贡献率同比分别为0.9%、0.7%和0.5%。对比服务业各行业对GDP增长的长期贡献，显然，金融业一直是英国服务业和整体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
在世界金融业中，伦敦无疑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历史上，伦敦一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而伦敦之所以能有此地位，主要原因包括：
① 健全的法律体系；
② 英语的国际化属性；
③ 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
④ 规模化、集中化的金融服务业，包括会计和法律等；
⑤ 对外国企业和移民的开放态度；
⑥ 先进完善的金融交易环境。
加入欧盟后，伦敦进一步巩固了金融中心的地位。比如，根据欧盟的规定，任意一家银行在获得欧盟的银行业从业执照后，都可以在欧盟所有的成员国中设立分支机构，而这些分支机构只受该银行注册地的法律约束。因此，凭借欧盟成员国身份，英国为众多非欧盟金融机构提供了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经过多年的发展，伦敦已成为欧盟最大的金融中心，是欧盟境内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批发业务（包括金融机构间的贷款、存款和同业业务等）的最主要集中地。具体来看，伦敦贡献了全球46%的OTC利率衍生品交易和37%的外汇交易；在欧盟内部，伦敦长期向欧盟成员国输出服务，比如，绝大部分以欧元为标的的外汇交易集中在伦敦，且超过85%的对冲基金资产和70%的OTC衍生品交易集中在伦敦。
此外，从金融资产的分布来看，英国与欧盟有着非常高的整合度。具体来说，在英国注册的商业银行拥有的绝大部分金融资产均与欧盟相关，比如，英国商行持有的欧盟国家的金融资产占这些国家GDP比重最高达9.5%，其中，持有的欧元区国家的金融资产占GDP比重最高达6%，持有的非欧元区欧盟国家金融资产占GDP比重最高达3.5%。
在英国商业银行对外发放的国际贷款中，美国和欧元区是最主要的贷款流向地区，其中，对欧元区投放的国际贷款占比在30%左右，仅次于美国，且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
由于英国金融业与欧盟存在高度整合，且对欧长期输出服务，一旦退出欧盟，那么恶化的贸易环境将使英国金融业直接遭受退欧冲击。
（四）工业占比较低，持续对欧贸易逆差
工业占英国GDP的比重较低，对GDP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在对外贸易中，工业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逆差，且对欧贸易逆差持续扩张；由于占比较小，退欧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并不能主导英国经济的发展。
与服务业相比，英国工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工业产值占GDP的比例已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25%降至当前的14%。从对英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工业的贡献率相对较低，其贡献率同比长期保持在0.1%-0.2%之间（服务业长期在2%以上）。
英国工业部门以制造业为核心，2015年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达到75%，远高于其他行业。从行业增加值（Value added）角度来看，英国工业部门创造的行业增加值占英国整体行业增加值比例只有21%，远低于服务业。
此外，与服务业不同，英国工业部门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逆差。从工业部门贸易逆差的构成来看，2011年后英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开始大幅上升，而对非欧盟国家的贸易逆差趋于收敛。具体到工业进出口分布，出口至欧盟的工业产品占比为47%，而来自欧盟的进口工业产品占比为54%。分行业来看，其他消费产品制造业、食物/酒水/烟酒行业以及生产资料制造行业创造了大量的贸易逆差。
由于工业产值占英国GDP的比重较低，因此退欧对工业部门的影响不能主导英国经济的发展。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服务业是英国经济的支柱，而且它对欧盟的贸易依存度较高，对欧产生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一旦退欧，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环境将趋于恶化，而这将通过影响英国服务业的发展而对英国整体经济产生显著影响。那么，退欧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将在下一小节中对此进行详细解答。
五、退欧对英国经济潜在的影响评估
如果英国退出欧盟，那么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模式将面临重构，贸易环境将显著恶化，在最差情况下，英国经济面临的永久性损伤超过2%。
分行业看，退出欧盟将极大地损害英国服务业的发展，并造成服务贸易顺差的大幅缩水；服务业中，金融业将遭受极大冲击，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趋于外移，大规模欧元交易也不再被允许，伦敦金融中心地位难保；工业部门中，退欧无法显著改善工业贸易逆差状况，并将导致部分制造业企业外迁。此外，考虑到退欧将影响到英国的移民规模，因此，我们进一步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退欧将导致英国劳动力供给缺口无法得到有效填补，英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将显著受损。
（一）贸易模式重构，经济损失恐超2%
一旦英国退欧，那么它与欧盟的贸易模式将面临重构，50%的对外贸易受直接影响。最差情况下，在2018-2030年，英国将损失550亿英镑，占当前GDP比例超过2%。
根据之前的分析，在退出欧盟后，英国可以采取的贸易模式分别为EEA-挪威模式、关税同盟-土耳其模式、双边协定-瑞士模式、FTA模式和WTO-完全脱欧模式。其中，最差情况是WTO-完全退欧模式，在该模式下，英国与欧盟以及非欧盟国家将适用WTO的贸易规则，英国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将面临非常多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一般情况是FTA模式，在该模式下英国与欧盟可以完全自由贸易，但英国无法自由制定贸易政策，需要全盘接受欧盟标准；最好情况是升级版的FTA模式，在该模式下，英国不仅可以与欧盟开展自由贸易，同时可以借助欧盟与其他国家达成单边自由贸易协定。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其他模式，比如EEA-挪威模式、关税同盟-土耳其模式和双边协定-瑞士模式的效果均处于WTO-完全退欧模式和FTA模式之间，对此我们不展开讨论。
结合CER（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测算和GTAP CGE的模拟方法，我们发现，假设2018年英国完全退出欧盟[2]，那么在2018-2030年间，在最差情况下（WTO-完全脱欧模式）英国GDP的永久损失超过550亿英镑，占当前GDP规模比例超过2%；在一般情况下，英国GDP将永久损失221.2亿英镑，占当前GDP比例为0.81%。
当然，如果英国能与欧盟达成升级版的FTA协定，那么英国GDP将获得永久性改善。然而，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微乎其微，毕竟在英国退出欧盟后，欧盟没有理由给予英国太多的贸易照顾，参考当前的挪威、瑞士和土耳其。
（二）服务贸易恶化，顺差最多缩减20%
退出欧盟后，英国对欧盟的服务贸易顺差状态将难以延续，最差情况下，英国对欧服务贸易顺差将缩减50%，占总贸易顺差比例超20%。
加入欧盟后，欧盟广阔的市场向英国敞开了大门。从1973年开始，英国对外贸易开始爆发式增长。根据CER（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测算，在加入欧盟后，英国50%以上的新增服务贸易来自欧盟国家，而来自其他30个最大的非欧盟贸易伙伴的新增服务贸易比例仅30%左右。在1998-2014年间，英国与欧盟最主要的15个贸易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年均增速超过2%，这要远高于美国、巴西和中国等其他国家。
在加入欧盟后，英国服务业得到长足发展，与欧盟之间的服务贸易往来为英国带来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并显著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增长。一旦退出欧盟，英国服务业将遭受非常大的负面冲击：一方面，与欧盟国家之间的服务贸易流动将显著受阻，英国将不得不持续调整服务贸易标准以迎合欧盟和其他国家的标准；另一方面，英国可能需要与非欧盟国家重新签订贸易协定，服务贸易在短期内将受到各类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影响。
根据CER（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的测算，在最差情况下，英国与欧盟的服务贸易顺差将缩减50%，这使得总服务贸易顺差缩减超过20%。
（三）金融业趋于外移，伦敦地位难保
当前欧盟超过60%的欧元交易和全球超过40%的美元交易均在伦敦完成。一旦退出欧盟，英国境内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将主动从伦敦转移，大规模欧元交易也将不再被允许，伦敦金融中心地位难保。
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英国伦敦吸引了众多美国与亚洲银行将其作为欧洲业务总部，金融服务行业也是英国FDI流入中的最主要行业（占比达45%）。当前，欧盟超过60%的欧元交易和全球超过40%的美元交易在伦敦完成。
一旦英国退欧，首先，伦敦的金融机构便永久失去了在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提供金融服务的许可；其次，在英国设立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将被欧盟认准为“第三国”金融机构，根据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法规（MIFID II）的规定，这些金融机构在进入欧盟市场时必须同时满足母国、英国以及其新分支机构所在的欧盟成员国的监管要求，监管成本将因此大幅上升；最后欧央行的多位官员表示，英国退欧后，欧央行将不再允许伦敦成为欧元的交易中心。
显然，在英国退欧后，为了维持欧盟的市场份额并获得便利的欧盟市场进入资格，伦敦的金融机构（尤其是跨国、非欧盟机构）将不得不将大部分业务从伦敦转移至其他欧盟成员国，伦敦也不再被允许进行大规模的欧元交易，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将难以维系。
（四）工业贸易难改善，制造业面临外迁
退出欧盟并不能显著改善英国工业部门的贸易逆差状况，欧盟国家依然是英国商品的主要出口国。此外，在英国退欧后，为了保持成本优势和市场占有率，英国部分制造业企业将不得不搬离英国。
与服务贸易不同，英国工业处于整体贸易逆差状态。大部分支持英国退出欧盟的人都认为，在退出欧盟后，英国工业部门可以从非欧盟国家进口更便宜的工业产品，从而不再处于逆差状态。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在欧盟内部，英国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来自德国和荷兰，它们占商品总贸易逆差的比例超过50%。如果不计算对德国和荷兰的商品贸易逆差，那么英国对欧盟和非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水平基本相当。显然，退出欧盟并不能显著改善英国工业部门的贸易逆差状况，同时，退欧后，英国商品贸易出口将面临极大挑战，毕竟英国前10大出口国中有7个来自欧盟国家。
此外，制造业因其资本密集的特点，与人力资本密集的服务业比起来，更容易直接受退欧影响而迁出英国，这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第一，由于制造业已经实现全机械化生产，所需人工较少，生产设备的搬迁比员工的整体迁移要容易；第二，对于部分制造业企业来说，其生产的产品的最终目标是销往整个欧洲市场，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降低了这些企业在欧盟区域内的贸易成本，而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这些制造型企业将不得不逐步减少在英国的投资，并将工厂建在欧盟内的其他国家。
事实上，在这次退欧事件中，英国汽车制造业对退欧的反应最激烈。在2015年，英国汽车生产业的FDI流入比上年增长了78%；生产的汽车中58%被销往欧盟国家，相比2009年增长了近60%。英国吸引车企入驻的主要原因是英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显著低于德国（是德国的50%）和法国等汽车生产大国。然而，一旦退出欧盟，在英国生产的汽车将不再被允许以零关税形式进入欧盟，贸易成本面临大幅增加；同时，由于汽车行业的生产主要采用全球采购的方式，零部件产自不同国家，退出欧盟后英国将不再享受欧盟成员国的贸易优惠条件，英国跨国车企生产成本增加在所难免。
如果退出欧盟，那么英国车企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被增加的各类生产成本及贸易成本所抵消，叠加失去自由进入欧盟市场的资格，为了保持欧洲市场的份额和满足相应的盈利要求，在英国的汽车生产企业将不得不向外转移。目前，在英国建厂的日本日产、丰田、本田公司，德国大众、宝马公司以及英国本土车企宾利、阿斯顿马丁和捷豹路虎均明确表示反对退出欧盟。
（五）劳动力缺口难填，经济增长受掣
在人口老龄化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英国劳动力供给将产生巨大缺口。退出欧盟后，英国来自欧盟国家的移民将显著受阻，而一旦缺乏移民，英国劳动力缺口将难以得到有效填补，在2050年，GDP增长潜力将因此显著下降0.5%-1.2%。
在欧盟内，所有的公民都有到其他欧盟国家自由定居、工作、经商和学习的权利，英国也不例外。而在英国本次退欧公投中，关于欧盟移民是主要的争论焦点之一，该争论聚焦于来自欧盟的移民与英国本土劳动力是构成竞争还是与之形成互补关系。如果是竞争关系，那么意味着英国本土员工将面临失业；如果不是，那么应允许移民进入英国。
现实中，自2004年欧盟东扩以来，许多英国人开始认为移民自由不再是英国与其他欧盟国家互惠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英国的净移民数量长期处在高位，且大多数净移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被认为占据了大量社会福利；另一方面，从2004年开始，英国出现了净移民人数大幅增长和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现象。
那么，移民是否真的挤占了英国本土居民的就业机会？对此，我们直接分析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移民对英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图32反映了在2004-2012年间英国本土劳动力、西欧移民以及A8[3]移民三类劳动力在英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布。不难发现，大部分A8移民获得的是低技能/低工资的工作，西欧移民更多地获得了高技能就业机会，而英国本土劳动力主要在科学、技术和工程以及公共服务等部门工作。
从数据来看，A8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普通英国民众在低技能岗位上的就业机会，从而导致失业率上升。那么，退出欧盟是否可以减少移民对工作岗位的占有，并增加英国本土民众的就业机会？对此，虽然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几年英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格局，但当前几乎没有证据支持英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移民劳动力的需求将发生改变，如果有的话，那也是需求将更加强劲，因为不得不考虑英国的人口结构变化。
图33是英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情况，在没有移民的前提下，英国人口抚养比将以一个更快的速度向上攀升，社会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基于英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英国CES（Commission on Employment and Skills）机构预测了英国2020年相对于2010年的各职业新增岗位数和退休人数。根据预测，在2020年，全英共有150万新增就业机会，但退休的岗位数量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在英国的“婴儿潮”一代逐步退休后，由于本土新增年轻劳动力的相对缺乏，英国未来劳动力供给存在巨大缺口。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英国人口抚养比上升的速度将显著加快。
因此，尽管当前英国民众对移民（尤其来自A8国家的移民）存在敌意，但证据表明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产业转型的英国依然需要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来填补未来巨大的劳动力供给缺口。如果英国退出欧盟，那么来自欧盟的移民将难以在英国自由定居、工作或经商，大量的已有的移民将主动或被迫离开英国。考虑到英国不断上升的人口抚养比，以及持续扩大的劳动力供给缺口，英国经济在退欧后将面临长期性增长困局。比如，世界银行根据OECD国家的数据估算发现，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经济潜在增速将下降0.02%~0.05%。如果英国没有移民补充，那么到2050年，英国GDP潜在增速将大幅下降0.5%-1.2%，这要远高于有移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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