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巧，我就是潘金莲
“这也正是演技拙劣的范冰冰为何会挤下别人成为A类影后“李雪莲”最大的原因。”
我的单位离国家信访局很近，近水楼台地见识了许多上访的故事。
有家里的洗衣机坏了不保修上访的，有死了老公找不到新对象上访的，有孩子毕业没考上公务员上访的，什么理由都有，很精彩，足够写一本《十万个为什么》。
大家都喜欢用两分法来看上访告状这回事。
群众一定有冤情，官员一定草菅人命。
这种看法既不公正也不客观，违背了基本的马克思主义，不可取。信访局可以说是政府衙门里头最软的柿子了，谁都能捏一下，但屁用没有，两头受气，最后往往沦为出气沙包。群众觉得来到信访局就是找到了开封府的包青天，保准顶用；但信访局自己心里清楚，这地儿就是一清水衙门，既不管钱也不管事，还经常惹得一身腥，政府里头谁见了他们都绕着走。
我见过最搞笑的一个上访群众，乃是东北地区的一位中年妇女。
这位中年妇女早年死了老公，守了很久的寡，最近可能是到了更年期，情绪比较烦躁，就跑去上访，告她死鬼老公的原单位，说不体贴员工，不为单身妇女解决婚配问题。这事情说出来谁都觉得该妇女脑子有病，可看一大娘眼泪汪汪地往那儿一跪，谁都会觉得她可怜，然后一起大骂当官的心大大地坏，连群众的裤裆问题都解决不了。
这就是现实版的《我不是潘金莲》。
李雪莲觉得她离婚这事儿受了委屈，政府该管。可政府觉得群众跟谁上床这事儿他们管不了，就把她当成皮球踢来踢去。最后终于把芝麻滚成了西瓜，闹到了中央，惊动了首长，于是乎啦啦倒了一片当官的。李雪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刁民，她确实受了委屈；但院长县长市长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坏蛋，因为这事儿他们确实管不了，他们甚至显得有点儿无辜。
基层公务员难做的地方就在于此。
底层老百姓从来认情不认理，就像《我不是潘金莲》电影里开始的圆画幅一样，我们基层的社会是圆的，通融通融什么都能滴溜溜地滚过去。但上头要求依法治国，要讲政治讲规矩，就像影片画面一切到北京，镜头就变成了方的一样。
这天一样大的案子，起因就是基层审判员王公道按规矩办事，要拿证据说话，要讲程序正义，结果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如果王公道一开始能拿出一点人情味，听听李雪莲的真实诉求，发动群众做好基层工作，也不至于把一桩离婚官司搞成公共事件了。到最后怎么着，还不是得低声下气地跟李雪莲攀亲戚，做起思想工作来——正如李雪莲一开始找他打官司时，拼命跟他贴亲戚的样子一般。
但李雪莲本人就是纯洁的吗？
当然不是。
虽然她明白有困难找警察，有冤屈上法院这个基本道理，但从头到尾，她都想跳过程序这一道关卡，拼命地找捷径。
为了分房子，生二胎，她自己谋划了假离婚的主意，结果被丈夫耍了；她一审败诉，就不再上诉了，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拦车，撞人，下跪，拉横幅；到最后她甚至不为公道了，为上访而上访，只是想出出心头一口恶气，根本不管中间多少人为她丢了饭碗。
李雪莲就是大多普通民众的缩影，我们一边气急败坏地辱骂官员贪赃枉法，可事情一落到自己身上，谁都想送礼行贿托关系，而且在走后门成功以后，心里还会升起一阵微妙的优越感。当然这优越感过后，我们还是继续事不关己地骂政府，说自己不是潘金莲，好像本人是从没做过坏事的一朵白莲花。
《我不是潘金莲》讽刺的不是官员，也不是政府。
它讽刺的是社会中的每一员，每个人都怕麻烦，每个人都想占便宜，每个人都想在制度面前搞灵活变通，最后把一点小事搞得乌烟瘴气。
伏尔泰说过，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偏偏在真实世界里，每片雪花都觉得很无辜，都觉得事不关己。
《潘金莲》不是一则战斗的檄文，而是一出荒诞剧，每个人都是里面的演员。别推卸，正因为我们的齐心协力，才把社会搞成了如今这幅荒诞的样子。
而这也正是演技拙劣的范冰冰为何会挤下别人成为A类影后“李雪莲”最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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