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井、乌合之众和知识分子的不幸

长久以来，知识分子都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群体：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会，只擅长以理服人——而这世上大多人是不讲理的。直到后来知识分子造出了原子弹，处境才有了一些改善。

但这改善仅仅针对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因为原子弹跟人文科的知识分子没什么关系，所以仍然被人瞧不起。人文科的表达方式是文字，多亏九年义务教育，文字人人能看懂，但其中的道理却不一定明白。所以社会对文科类知识分子的误解特别多，打击也特别重：服毒的苏格拉底、茨威格，被流放的普希金、索尔仁尼琴，无一例外，都是文科类的知识分子。

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讲道理，可以列数字，可以摆公式，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东西，由不得你不信。当然，就算如此，还是不信的人居多。比如布鲁诺，通过长期观测和数学的推导，得出一个结论：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结果大家根本不听，把他绑在柱子上烧死了。后来希特勒也想效仿，比如把爱因斯坦绑在柱子上烧死，结果他一气之下跑去美国，还造出了原子弹——从这时候起，理工科知识分子说话就有了份量。

人文科的知识分子讲道理，就难得多了：不是因为道理难讲，是因为手里没有原子弹。人文科的知识分子惹急了，最多破口大骂：你个傻x——这是在陈述某种事实，不对当事人构成任何侵犯，没有什么杀伤力。就好像我们乘公交，看见有人插队，上去提醒一句：同志，注意素质。大多情况下，他不仅不会感谢你说了一些人生的真理，还会皱起眉头，怪你事儿妈。所以我们这时需要一位热心的交通协管出马，这人就会乖乖接茬：某种意义上，协管就是一种精神原子弹。

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屡见不鲜。比如上周六，《奇葩说》第四季半决赛的辩题：“奇葩村口有口愚人井，喝了井水会意识错乱颠倒黑白，全村的人都喝了，作为最后一个还保持着清醒的人，你，喝还是不喝？”

我本来以为，这话题没什么好辩的：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个人的想法，对这个世界的真理而言，其实无关紧要。但正方——赞成“喝”那一方的辩手们摆出一个道理，让我产生了一些愤怒，因为他们如是说：

当你身边的亲友，都因为喝了愚人井里的水变得颠倒黑白，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发生转变的时候，或许喝了，融入他们，照他们的评判标准看待事物，就能看到不一样的美好。

我觉得正方这话有失偏颇。他们用一种看似很感性、很温柔的态度，号召大家要包容、要辩证地看问题。这角度没错，对生活中的某些情况是适用的——比如杨幂老师和赵丽颖老师谁漂亮，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杨幂老师和罗玉凤老师谁漂亮，这就是大是大非问题了。

从奇葩村村民“意识错乱、颠倒黑白”的病状看来，这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不觉得能从中看出什么不一样的美好来。除非大家承认：扭曲是美，虚伪是美，罗玉凤老师更是美不胜收。

黑格尔说过，真理是客观的，并且应是规定一切个人信念的标准。只要个人信念不符合这标准，这信念便是错误的。

我始终认为，“美好”二字，只能和理性挂钩。人一旦丧失了理性，确实能看到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从中得到极大的欢乐——因为你知道，骗子最大的能耐，就是哄人开心。古代史官著书时，一写到帝王出生，天空大地必生异象：刘邦出生时，司马迁就写，有条蛟龙从天上飞了下来，绕着产床不走，意思说他是真龙天子，皇帝们看了都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如果你失去了理性，相信一些鬼话，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玩意儿，从此迷失在万花筒一般的童话世界里。这样的生活不能说不欢乐，但永远跟美好二字不沾边。

对什么是美好，我有自己的定义：能够真诚地明辨是非，就是最大的美好。就像乔治奥威尔在《1984》里说的一样：真正的自由，就是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正方可以说二加二等于三，这是一种选择，但不能说是一种美好——因为这根本不美好。

作为半个知识分子，我向来坚持以理服人，所以我呼吁美好，呼吁大多人理性，理性对知识分子总没坏处。假如不讲理，知识分子就没有用武之地，活着就没有意义，不如去死。

因为正方这番“美好”的观点，我立刻就站到了反方的队伍里去。我觉得姜思达的总结陈辞很好，有一种孤胆英雄的气魄，只是格局小了些——要不要喝水，和要不要坚守自己的内心世界关系不大，而是一个要不要捍卫理性、捍卫真理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最大的美好，就是活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要是不幸生错了时代，就退而求其次，你们疯你们的，我不说话总行了吧。最最糟糕的，是知识分子自己在脑子里开了一座法庭，判了理性枪毙——这就是最坏的时代，就是苏格拉底和茨威格服毒的时代，就是普希金和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时代。

这个辩题里，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里头没有丝毫“强迫”的成分，也就是说，正方的意见是，在村里的疯子们还没有暴力以待的时候，你就迫不及待地主动把自己给整疯了。也就是说，敌人还没来，我们就自己先在脑子里开了个法庭，判了理性枪毙——让人瞠目结舌的是，选择如此的人，竟然占据了观众的大多数。

因为此，正方的论点便更加没有说服力，因为他们不仅缺乏理性，而且缺乏骨气。历朝历代，我们都不难见到这些无脊柱文人的嘴脸：你打他左脸，他便把主动把右脸伸了上去；你要他脱裤子，他就忙不迭地先挥刀自宫了。如果回到中世纪，他们就是给布鲁诺的火刑架上浇油的人，末了，还会洋洋洒洒大书一篇《论布鲁诺反上帝反教廷的十大罪状》。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不以为这种群体性的非理性癫狂，能把范围仅仅控制于奇葩村以内。乌合之众被煽动起来后，有一种惊人的力量。纳粹德国在刚得势时，也有不少人对其抱有幻想，但当纳粹成为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狂潮之后，他们后悔也晚了。对此，我们必须抱有万全的警惕——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保持清醒，同时激烈地反对那口愚人井，我别无选择。毕竟，德意志这样一片哲学家辈出的土地，却被两三个小丑牵着鼻子发了疯，大家可以自己想想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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