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杀死了那个住在五棵松的中年男人

illustration by Kate Pugsley

沿长安街往西，从万寿路到五棵松，曾是北京城里最熠熠生辉的一条玉带。

从万寿路到五棵松，由东到西，短短不过三里地，却密密麻麻挤满了北京城中或大或小的权贵：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军委各总部的家属大院，一座连着一座，在这里依次排开。

公务员分房，是早已逝去的都市传说了，哪怕有，怕也多半远在昌平。如今住在那一带的人，大多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便来到北京，才能赶上分房的好时候。

当年来到北京时，也是一脸懵懂，风华正茂；二三十年过去了，脸上的年轻神采慢慢消失，年轻人们渐渐变成了处长、主任、局长、资深，渐渐地，似乎有了那么一点积蓄，有了那么一点身份，说上两句话，也能管那么一点儿用了。

短短的三里地中，密密麻麻挤满了成千上万个处级、厅级、省部级干部。就像食堂蒸笼里刚出锅的馒头，一揭盖，白花花一片，个个看上去相差无几：住分配的三居室，开十万左右的小车上班，有个在北京四中或八中念书的孩子。

这些看起来灰头土脸的中年人，放出北京城，可能就是让地方官们浑身哆嗦的钦差大臣。

因此，住在万寿路至五棵松一段的中年人，哪怕面目再谦卑，内心也长着三分傲骨。

想来也是——他们刚来北京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那时候，鸟巢是一片农田，国贸跑着驴拉车。李彦宏在硅谷做白领，马化腾官司败诉，赔了微软一大笔钱，马云来北京跑销售，被部委几个办事员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改变时代的下海潮过去了，大下岗还未拉开序幕，体制内还是最最光鲜亮丽的工作。

何况，这里是北京。

那份荣耀深深印入他们脑髓，嵌入他们骨肉，在血脉中流淌。二三十年过去了，北京城的东部涌起了无数的写字楼，北京城的北部开辟出一个接一个的创业园，北京城的南部，丽泽和亦庄也拔地而起。唯有西部，尤其是万寿路到五棵松的这一条玉带，二三十年过去了，仿佛不曾有过什么大变。

体制内像一道高墙，把这些当年来到北京，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年轻人们，好好地呵护了起来。二三十年过去了，他们不曾经历危机，不曾担忧失业，薪水或许是少了点，但过得下去；房价似乎是涨了些，但单位分配的也够住了。

他们没有什么值得忧心的事。

于是那个夜晚，他来了。

毫无疑问。这个住在五棵松的男人，是预备着来接受称赞和艳羡的。因此等众人落席后半小时有余，他方才姗姗来迟。

他必有值得称赞和艳羡的地方。在这桌十几个人的同乡会上，数他来北京最早，资历最深。他目睹北京的沙尘来了又走，雾霾走了又来，身上积淀着京城三十年的黄沙和细尘，轻轻一抖，全是历史的味道。

他往那儿一坐，透着灯光，甚至能看到灰尘以螺旋状升起的姿态。

他必有值得称赞和艳羡的地方。他住在五棵松的部队大院里，在某数字打头的著名军队医院任职。虽负责政治工作，不是技术人才，但这金子招牌足以让他在旁人面前扬眉吐气，无论到哪儿，都是众人争相巴结和讨好的焦点。

如此生活三十年，他从未觉得有什么不遂意的地方。若说真有什么遗憾，无非是国家放开二胎太晚，如今和太太都五十多岁了，哪怕有心，也是无力。

宴会开头令人满意。晚辈们纷纷敬酒，夹菜，给予他情感上的呵护与关怀。他看着眼前的同乡晚辈，个个比他年轻，心里不能不生出几分优越来，回酒时总是说道，好好干，房子车子嘛，以后总会有的，我不也是这样熬过来的吗？

第一道暴击来自于那个小包工头。

“自己做事，很不容易吧？”酒过三巡，他开始热络地同别人攀谈起来。

“是辛苦点儿。马上孩子要上学了。”小包工头应和道。

“唷，上学啊，我记得你还没有北京户口，对不对？没有户口该怎么上学呢？总不能去上民工学校吧。”

小包工头笑：“就上私立学校好了。”

“私立不靠谱，没法在北京高考。”

“没关系。高中准备送孩子出国。”

“可得花不少钱？”

“三五百万总跑不了。好的私利不便宜，小学一年就得十几万。”

他心里咯噔一下。几年不问，这学费竟蹭蹭涨到如此地步了？十几万！他年薪一刨，剩下的那点儿钱，连家里的吃喝都不够！

他决定不再与小包工头纠缠下去，转身去同另一位更加年轻的同乡攀谈——看样子，左不过二三十来岁，不用勉强与他闲聊教育费话题。

在那里，他接受了当天的第二道暴击。

“来北京多久了？”

年轻人：“五年了。”

“也不短了。买房了没有？”

“刚买了，就在东边，朝阳。”

“哎呀呀，东边可不好！”他激动起来，“乱糟糟的，外地人又多！我几年前去看过，整一个大工地，不像话，不适合居住！”

年轻人有点儿诧异地看着他——他似乎忘了，在座的这一整桌，都是外地人。

“不过好在便宜——东边总比西边便宜很多的，三五万吧？”

年轻人面上的诧异更浓了：“现在也要七八万了。”

他心里又“咯噔”一下：“那你爸妈掏了不少钱吧。”

年轻人决定结束话题：“我跟朋友合伙开公司，做新媒体，还房贷还是够的。”

“新媒体？我知道知道，就是写文章，拿稿费吧。哎呀，稿费哪里够呢？我年轻时也喜欢写点儿文章，一篇也就一两百，现在富裕了，千八百总该顶天了。”

年轻人：“五万。”

这次轮到他诧异了，脸上的眼珠子也几乎快瞪了出来：“你写什么文章？能写到五万？”

第三道暴击来自于回五棵松的途中。

因大家都喝了酒，东主为客人叫了网约车。他与一位教授同行。这位教授前不久去医院体检，与他结识。因有求于他，言语态度相当客气而热烈，他颇感受用——无论如何，被教授吹捧一番，这滋味总不会太差。

“这些年轻人不太成器了，”他向教授抱怨，“不好好工作，搞什么生意，做什么媒体，这哪里是长久之道呢？像我们这样，工资是少点儿，但给国家办事，体面哇，牢靠！我看这同乡会啊，以后也不用找这么多人了，就你我几个往来便好。”

“你说得有理。”教授点头。

“哎呀，先送你吧——如今你住哪儿？”

教授笑答 ：“刚搬家，去了清河。”

他一头雾水：“清河？清河在哪里，是北京吗？”

“是在五环外了，昌平。”教授说。

“是便宜吧？那理解，理解，只是住那么远，上班可不方便。”

“我已辞职了，”教授说，“我带着专利自己开了公司，跟人联合创业，搬去了那边的创业园。如今上班十分钟，近得很。”

闲聊中到了教授新家。他下车同教授道别，抬头，眼前一个宽敞的别墅区，里头绿树成荫，喷泉水声缕缕不绝，不禁问道：“这得多少钱？”

“总要十万左右一平吧。”

在回家路上，他越想越不对味，冲司机埋怨起来：“你说说，你说说，五环外的房子，卖十万一平，他可不是吹牛吧！这像话吗？就这破地儿！谁要来住啊！宁送我我也不来——对了，师傅，载我去五棵松，你知道那儿吧？那儿才是真正的好地方，市中心！住的全是体面人。有钱跟体面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有钱便是体面吗？我看未必，我看未必……辞职搞创业？我看他迟早破产！”

司机只当他醉了，专心开车，默默不语。

住在五棵松的中年人们，是幸运的。他们赶上体制内最后一波红利，拿到了户口，拿到了房产，早几年，还能从中捞上那么一点儿油水——如今挤破头进去的年轻人，可一样也别想了。

体制内像一个隔绝所有污染的无菌室，把这些中年人们保护得很好。好到甚至不知东边修起了大裤衩，北边盖上了鸟巢，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住在五棵松的中年人们，也是不幸的。从跨进红墙的那一刻起，很多人的年岁便停止生长了。虽然也知道转基因和互联网，但心还是孩子的心，惦记的仍是当年在马云面前颐指气使的模样。是酒精缸里泡着的标本，隔离了时间流逝。

五棵松的中年人，不要轻易迈过复兴门的结界。出了这道结界，便有被杀死的可能，就像印第安人不能抵挡来自欧洲大陆的天花。

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唯有万寿路到五棵松，每晚过了九点以后，连路灯也熄灭了。这里是如此安静，安静到不敢相信我们仍然身在北京。

这短短三里地内，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庄重的，轻薄的，萧瑟的，权威的，被揉成了一团，积聚在北京城的上空，终年不散。

朝阳的年轻人有诗和酒，这里有户口。

海淀的创业新贵有别墅，这里有央产楼。

这里住着的人们，年纪越大，世界越小。不是他们眼界窄了，是因为这片天地的外沿从来不曾拓宽过，而外头的世界，早已是一日千里。

愿他们生活在经验里，直到大厦崩塌——不对，这座大厦，永远不会崩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