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思想根源所遮蔽的新闻事实——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的再审视
作者丨刘宪阁
标题丨被思想根源所遮蔽的新闻事实——渤海二号沉船事故报道的再审视
本文无意否认渤海二号沉船报道在当年新闻环境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而只是想说明，当时被束缚已久的中国新闻业，刚开始从旧有框架里寻求独立和解放，在探索过程中亦难免会有稚嫩之处。以翻沉原因为例，后续的调查研究、试验计算、实物见证结果表明，与事故发生后由联合调查组认定、也是当时媒体全盘接受并广为传播出去的三条，已迥然不同。当时的各种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评论，几乎都不太关注事故原因的技术分析，而是不约而同地指向了石油部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以及封建遗毒等思想问题，最终以相关责任人和主管领导被判刑、撤职、记过等作结。相比于这些，新闻人其实本来有机会像几位辩护律师那样，抓住事故原因、直接责任等话题，以独立调查、信源平衡等更为职业的方式进行深挖和突破。四十年即将过去，渤海二号沉船系列报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是重新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979年11月25日凌晨，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在迁往新井位的拖船过程中翻沉，造成72名职工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3700万元。时隔将近八个月即1980年7月下旬之后，才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媒体逐步披露和报道出来，从而开启当代中国新闻史，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批评报道、舆论监督、信息公开、行政问责等之先河。惟既有研究和介绍大多是根据当时公开发表的报道进行表面上的叙述，而更深层面比如对这些报道的采访编辑过程即新闻生产部分，则鲜有论述。这也难怪，毕竟受限于材料，亲历那场报道者对这方面披露确实不多，但也并非没有。笔者曾据可以获得的部分材料略为尝试。[1]不过随着关注加深，这种“就新闻（报道本身）论新闻”的研写方式也不可避免地碰到了瓶颈。随之而来的是，可否跳出既有的叙述模式与故事框架，换一个角度，“从（新闻报道）外部看新闻”？或者说，是否可以拉长时段、拓宽视角，借助于新闻社会史等思路[2]，探讨一下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呢？关于渤海二号沉船报道的既有描述，其实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亦涉及此点，但往往因其通俗介绍性质，文章立意和叙述重点似不在此，大多浮光掠影，偶有涉及亦是点到为止。比如相关评述和介绍往往满足于开创新闻史上的舆论监督新时期之类笼统叙说，而对这些已经成为史料文本的新闻报道本身则缺少足够的距离感和警惕意识（比如何以这样而不是那样报道及其可能的偏差等），对作为其报道对象的沉船事件之后期延续（如事故原因的技术讨论和相关责任人的法律处理等）亦鲜有关注。眼看这段往事过去快要四十年了。较之当年情境中的各利益相关方，今天了然后来历史走向的我们已经有更多的材料、更多的信息、更多的视角可资参考和判断，心态上、情感上也更加宽松、从容，完全可以重新审视相关话题。下文即从事件真相和媒体报道等方面稍作分析。
“渤海二号事故”的真相与媒体的报道
“渤海二号事故”经历了三次原因认定，导致三种不同的责任归因。在这三次认定中，媒体只对第二次的认定和责任归因进行了报道。
（一）第一次认定：强大风浪导致意外事故，媒体未进行报道
事发后第三天，天津海洋石油勘探局向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在于气象突变，突遇特大风浪，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1980年1月19日，石油部部长宋振明在签呈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把事故发生的原因归罪于‘遇到强大风浪袭击’”。①总之，勘探局和石油部都把事故“归罪于天”，[4]即“遇到强大风浪袭击造成的意外事故”[5]。
事故发生之后，《天津日报》、新华社、《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都派记者前去采访，但因为事故重大，石油部反对公开报道，且中央和天津市委没有指示，所以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未能及时面世。
（二）第二次认定：“严重违章指挥”，媒体进行充分报道
为查清原因、明晰责任，由国家经委、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以及天津市有关单位②共同组成了联合检查组，于1980年4月19日向天津市委报送了《关于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船翻船事故的调查报告》（下文简称《调查报告》），明确指出事故原因有三：一是没有排除压载水；二是平台与沉垫舱没有贴紧；三是没有卸载。并将事故性质认定为“确属一起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6]。这一调查结果被1980年8月25日国务院《关于处理渤海二号事故的决定》所采用。
根据这个调查报告，1980年8月25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追究海洋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马骥祥、副局长王兆诸、副总调度长张德经、滨海282号船长蔺永志四名被告的刑事责任。这起案件经过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后判决认定渤海二号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上诉人马骥祥、王兆诸玩忽职守已构成渎职罪。11月21日，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上诉人马骥祥渎职罪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上诉人王兆诸渎职罪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原审被告人张德经渎职罪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蔺永志渎职罪原处刑一年，缓刑一年。
《调查报告》出炉之后，几位上层领导在5月、6月对《工人日报》未报道“渤海二号事故”多次表达不满：“‘渤海二号’沉没，死了72个工人，报纸应该登。按宪法办事。没人出来讲公道话，官官相护不好，这样正气就没有了。”③“没有反映工人思想问题，没有讲工人的安全问题，这样的《工人日报》我就不看”，认为《工人日报》应该为工人说话，包括批评厂领导、部领导、国务院领导的官僚主义。④
在得到上层领导的首肯之后，“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公开报道得以面世。最早的披露是以新华社通稿的形式于1980年7月21日晚播发，由新华社记者和《人民日报》记者合写。7月22日，新华社用外文对国外播发了《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的新闻稿。随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媒体纷纷加入报道行列。
7月22日，《人民日报》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视安全工作违章指挥蛮干 造成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为题在头版发表； 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产生较大影响的由丁济沧等人撰写的评述性新闻报道《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8月26日，报纸发布了《国务院严肃处理渤二事故的决定》。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深刻的教训》的社论。
在对“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中，《工人日报》的影响力最为突出。7月22日《工人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陈骥的以《（引题）严重违章指挥 造成重大责任事故（主题）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沉（副题）死亡72人，损失3，700多万，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已受理此案，正在进行侦查》为题的报道。此条新闻被评上了1980年“获奖好新闻”。当天《工人日报》同时配发长篇新闻分析文章《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8月25日，《工人日报》登出《石油部应对渤二事件做出回答》。
对这一轰动事件的报道以9月2日新华社播发的《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渤二事故直接责任者》并登载在《人民日报》头版为结束。
（三）第三次认定：“船体设计严重缺陷”，媒体只字未提
1980年9月，有委员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78号提案：把渤海二号打捞上岸，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做详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分析。1982年7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交通部烟台海难救助打捞局将渤海二号沉船分割成10大块打捞上岸。通过六机部702所、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船舶科研中心等有关科研单位进行反复的实物科学技术鉴定、船模试验和电子计算机试验得出翻沉真正原因：船体设计的严重缺陷导致泵舱大量进水并最终导致翻沉。
虽然“渤海二号事故”最后真相于1982年下半年得以弄清，但因为中央领导多次表态“‘渤海二号’事故以后不要再提了”，所以事故的第三次认定的真相，也即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完全未被媒体报道。
有鉴于此，康世恩和石油部领导人甚至都未将事故的第三次原因认定的结论向上汇报。直至1988年8月30日，康世恩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了一个情况汇报，报告船体打捞鉴定情况和翻沉真相，“建议中央准予由有关司法部门对几位判刑的同志重新进行核查”。
报道注重挖掘思想根源，遮蔽真正新闻事实
可以发现：与很多人通常所熟悉和了解的情况相反，渤海二号翻沉事故的发生其实完全可能另有原因。但是，“这些很关键的原因（引者按：特别是船体构造等硬件的、技术的内在原因）， 后来都被忽略不计了”（王墨林语）。[3]
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为什么技术性的探讨（比如直接造成翻沉的真正原因）会被忽略掉了呢？为什么批评会被引向更高层级的领导人，甚至是官僚主义、封建遗毒等思想观念的问题呢？其实在事故的处理过程中，本来有很多次机会可以往更加符合实情的方向去报道。比如辩护律师曾经要求法院对《调查报告》中翻沉原因的鉴定结论进行再审核，这显然是一种非常专业、严谨的态度。类似的，辩护律师还提出不懂业务瞎指挥，与翻沉事故是否直接相关以及应否负责任的问题。不过当时很多记者似乎都没注意到这些可能的突破点。幸存的阎学军也说：“我俩出庭作证时， 并没有指责局领导， 只是回答了两个问题：怎么翻的船?怎么被救上来的?我不知道法庭怎样用的证词， 更不知道新闻界是如何报道的。” [3]
新闻界是如何报道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阎学军的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现在已经知道，在当时的媒体环境下，事故后期的各种报道，以及由此引发的评论，几乎都一致指向了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以及封建主义等思想问题。可以说，记者们在当时都已经尽可能地很专业了，但是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起思想因素。这又是为什么呢？或者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与时代氛围，才会催生出那样一种在今天看来显然可能有偏差甚至有问题的报道方式？
幸而《工人日报》的陈骥和《人民日报》的丁济沧，在他们的回顾和忆述中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具体可资讨论和参照的案例。先说《工人日报》，如陈骥所言，严格来说，他们那条晚了半年多的报道，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而是“旧闻新报”。如果说还有些新闻价值的话，就是消息的最后部分，报道了事故调查组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的结论和石油部认为是“不可抗拒的自然事故”的争论，还未见分晓。正是这一部分，使这则揭露事故发生过程的消息具有了新闻的价值，使这个报道成为“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新闻。
与这则新闻一起发表的，还有陈骥等在一个多月的采访中形成的、探讨事故背后更深层次原因的新闻分析文章，题为《渤海二号为什么在拖航过程中翻沉》。开始采访时，离事故发生已有半年之久，事故调查组也已经完成了调查、取证工作，做出了“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只是“单纯客观报道事故”，陈骥等认为“本身已无实际意义”。所以介入采访时，他们选定的方向是：“着力于采访搜集造成事故的原因，揭露事故背后的错误指导思想”。多年后回想起来，陈骥依然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和定位，也是报社领导的得力指导的结果”。
据此思路，陈骥等对事故发生过程中基本事实的原始资料，如渤海二号职工与海洋石油局的通话记录、决策会议的原始纪录、天气预报的原始记录、事故发生后抢救的原始纪录等都进行了再一次的查证。对企业管理中足以引发大事故的种种实例，陈骥等也进一步搜集材料，“逐步挖掘出隐藏于事故背后的错误指导思想”。他们还开了一些职工座谈会，听取意见，“印证我们的分析和看法”。[20]在这样的基础上，大约经过两个月左右，终于形成了《渤海二号为什么在拖航过程中翻沉》的新闻分析文章。最后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写成了上述获奖的那篇新闻报道。
陈骥等基于“旧闻新报”调整了采访思路和突破方向。《人民日报》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80年7月22日该报首次报道了渤海二号沉船事故；7月23日，又转载了《工人日报》的文章《渤二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由此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映。但是，对事故的责任，只是归结为海洋石油勘探局“长期以来，在钻井生产中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结果”，这也引起“熟悉内情的人们私下议论”。当时按照中央指示的有关精神，不能把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政治错误，给扣上路线斗争的帽子，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不过丁济沧也发现，“追溯到渤（海）二（号）事故的思想根源，显然烙有‘文革’时期的印记。如何从思想路线上深入跟踪宣传，是个重要问题”。
碰巧此时丁济沧通过一位熟悉的朋友了解到，石油部里面处长以上干部正在开展一场争论。焦点是就事论事，惩处翻沉事件直接指挥人员了事；“还是清理错误的指导思想”，总结教训，改善领导。这些无意间了解到的信息，激起丁济沧的进一步思考。他觉得，报纸的批评如一石投水，激荡着石油部的思想波澜，“但不足之处是报纸批评没有对准石油部指挥失误的思想根源”。所以，他打算从这个方向寻求突破。
23日午间，丁济沧立即找到报道这一事故的记者李和信，以及了解实情的《工人日报》记者牛风和。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先到石油部了解情况．再研究如何深入报道。有关重要情节，还要赶到天津去调查核实。时间非常紧，稿子需要赶在国务院督促石油部召开的石油企业领导干部紧急会议前发表。当晚10时许，已赶到天津的李和信用电话传回经过核实的本报记者述评。丁济沧随即与副总编辑翟向东商量，明日是否见报？翟表示，如内容确凿，分析准确，由他定稿。但是丁又担心：中央党报公开批评国务院所属一个部的工作，会引起什么后果？继而又想，报纸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只要事实确凿，就不应有什么疑虑。经过仔细推敲，文内只一处提到石油部长宋振明签发的向国务院报告有谎报不实之处；通篇只在最后提到人们盼望肃清“左”的流毒。标题定为《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⑤经过这样修改、处理，丁济沧觉得既真实准确，击中要害；又与人为善，留有余地。随即于24日发表。
沿着类似的思路，当时一些媒体评论极力主张清除国民经济与各种活动中的“极左思想和封建遗毒” [22]，特别是要“坚决同官僚主义作斗争”。[23]有论者称：官僚主义“这种观念是封建主义的观念，这种道理是封建主义的道理”。 [17]而渤海二号事故的处理，“标志着三十年来我们党和人民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它明白宣告官僚主义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大敌，是腐朽的、不合法的。人们可以也应该拿起各种思想武器，包括文艺进行斗争；必要时，还要运用法律给以制裁”。从此以后，“反对官僚主义不仅不再有罪，而且是正义的，为法律所保障的。渤海二号事故的处理就是一个证明”。[24]
现在大致可以清楚，为什么当时媒体会不约而同地倾向于选择思想问题作为报道和述评的突破口。这样的新闻选择与报道策略，在当时特定的媒介环境里自然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真的合适吗？难道就没什么问题？对此陈骥后来也有所反思。毕竟，花了最长时间和最多精力写的那篇“为什么发生渤海二号事故”的分析文章没有获奖，倒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新闻稿获了奖，这使他们“很感意外，也很感遗憾”。后来听说，分析文章之所以没得奖，是由于有人提出其中个别事例有不实之处。回想起来，陈骥认为这里面“确有值得记取的深刻教训”。具体来说，在采访中他们主要靠的是从参与事故调查者那里收集的二手材料，虽然对有关事故基本事实的部分，核实了原始材料，“但对许多具体实例却无一一核实”。工人座谈会上得到的素材，可以说是一手材料，“但也没有核实”，这其中难免会有偏听偏信的不实之处。“只听批评一方的，而没有向被批评一方求证”，这正是新闻工作中的大忌。而且文章写成后，“也没有向被批评的一方送去核实”。据陈骥说，当时主要是怕对方纠缠，延误发稿。因为那时海洋局和石油部在事故性质的认定等问题上与记者们掌握的《调查报告》有不同意见，陈骥等担心文章如送给他们审就十分困难，“这样就失去了最后一次剔除不实之处的机会”，也因此“使我们这篇花了大力气写成的文章不得不落选。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20]
实际上，不光是陈骥，当时很多记者都有类似的问题。比如基本都是无条件地认同了《调查报告》有关事故原因的结论（即违章指挥这样的人为因素，进而去追溯背后的各种思想根源，但是这可以说已经是“原因的原因”了，和造成翻沉的直接原因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而对海洋局和石油部专业的、技术性的解释则完全不予信任和采纳。当然，那时候人们对石油部印象欠佳，也并非完全没有理由。比如一年多前，后来被免职的石油部长宋振明的司机杀了人，被法院判处死刑，报上做了报道，记者笔下留情，没有点部长的大名。但消息发表的第二天，就有石油部的人给报社打电话、写信，责问居心何在，罪名是大得足以压死人的“反大庆”。[17]类似的故事一旦多了，像《从渤海二号事故看石油部的领导作风》这样直指石油部领导的文章一出来，很快就受到各方注意，“主要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长期没有人敢于触动的问题”。[25]但即便如此，宁肯信任并非专业人士组成的调查组的结论，而不相信内行、专业的海洋局和石油部的解释，媒体这种心态实在耐人寻味。按理说，新闻记者在进行报道时，应该尽可能在各方之间保持中立和平衡，而不是出于个人的偏好喜恶乃至为社会流俗与群体情绪所牵引，以致偏听偏信。但是在渤海二号翻沉这件事上，新闻职业的这种独立判断好像有所迷失。
结语
渤海二号沉船报道在当年新闻环境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点毋庸置疑。本文也无意否认此点。而只是想说明，当时被束缚已久的中国新闻业，刚开始从旧有框架里寻求解放和摆脱，在探索过程中亦难免会有稚嫩之处。时隔这么多年，回头再看，除了上面言及的翻沉原因、责任处理之外，还有些话题可以继续讨论。比如当时一些媒体评论说，这样的报道让读者“感到我们的党和党的报纸是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情绪的”，“是合乎广大群众的心愿的”；或者如后来有些论著所言：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揭露于众，“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恰恰相吻合”。类似的表述，在当时很常见。其背后透露出的心态颇可回味。但是，谁是群众，如何（以及由谁）判断群众的心愿，如何才能知道吻合了群众的愿望（以及由谁来评判）？这都是一系列并非不证自明，而是需要论证和回答的问题。而朴素民众的要求可能也很简单，即如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所言：“人民有权利要求你们报道真实情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使大家能够及时地全面地了解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取信于民，真正办成人民的报纸。”
当时在不少领域都存在着类似于渤海二号翻沉事故这样的现象，甚至被借以为喻：比如陈丕贤在介绍湖北抗洪时，就说到有人“用渤海二号的事来压”他们；[26]文艺界则流传着“渤海二号损失不少，但文化部很快就会发生五个渤海二号事件”这样的说法。[27]可以说，渤海二号翻沉事件在当时乃至后来，都在逐渐成为一个事件、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回到新闻传播领域，渤海二号沉船系列报道对媒体从业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四十年即将过去，是重新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作者 刘宪阁，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郑州450001
关键词 渤海二号翻沉报道;事故原因;思想根源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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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1期 48页至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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