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话语的生成、传播与反思——基于西方政治传播的视角
作者丨支庭荣 罗敏
标题丨“后真相”时代：话语的生成、传播与反思——基于西方政治传播的视角
摘要 “后真相”是西方政治传播和新闻运作中的新现实。通过梳理西方的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将“后真相”这个舶来词汇放到西方语境中进行回溯和阐释，对“后真相政治”、“后真相时代”等概念进行了还原，对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根源进行了归因，对其间社交媒体的角色和传统媒体的作用进行了透视。本文认为，“后真相”是西方政治失灵和新闻失范的产物，而当下的西方媒体实践中的事实查验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媒体秩序，后真相政治传播仍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域。
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当选年度词汇，该词与2015年相比使用频率约增长了2000%。不同于“post-war”（战后）、“post-match”（赛后）等表示某一特定的情境或事件之后的词语，“后真相”并非时间先后的表征，而是像1945年出现的“post-national”（后民族的）、1971年出现的“post-racial”（后种族的）等概念一样，其内涵大大地拓展和延伸了。牛津词典对“后真相”的释义为：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情形，即诉诸情感和个人的信念要比客观事实对形塑公众舆论的作用更大。
在西方舆论场上，“后真相”一词的流行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黑天鹅事件有一定的关联，它是对那些包裹谎言、掩盖事实的国际政治怪象的戏谑。
“后真相”的由来及其现象化
1992年，美籍塞尔维亚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在美国《国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使用了“后真相”一词。特西奇认为随着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等事件的幕后事实被揭露，说明统治者在竭力压制令他们蒙羞的真相，封锁坏消息，民众则竭力从中辨别出真相，并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1]
2004年，美国学者拉尔夫·凯斯（Ralph Keyes）出版了《后真相时代：现代生活的虚假和欺骗》一书，将“后真相”从政治拓展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并进行了道德层面的批判。凯斯认为，人们生活在“后真相时代”（post-truth era），同时也处于伦理的灰色地带。“在后真相时代，欺骗别人变成一种挑战、一种游戏和一种习惯”。以往说谎的人会带着焦虑、内疚和耻辱的心情，可是如今人们有了各种篡改真相的理由，并以此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开脱，说谎已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2]同年，美国记者埃里克·沃特曼（Eric Alterman）在《总统们说谎时》（When Presidents Lie）一书中用“后真相政治环境”（post-truth political environment）和“后真相总统制”（post-truth presidency）来分析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的讲话，并梳理了六位美国总统及其政治班底的撒谎史。沃特曼认为，虽然美国总统制中存在着公布真相的美德，但实用主义的原则已逐渐代替了诚信原则。[3]
2010年，一位名叫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的博客主对“后真相政治”做出如下描述：“后真相政治是一种（公众眼中的和媒体呈现的）政治与（立法实施的）政策几乎完全脱节的政治文化。”[4]罗伯茨认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政治过程是先收集事实，基于事实得出结论，基于结论形成相应立场，最后选定与自己立场相符的政党及其主张；而现实中美国的政治运动，是首先基于既定的党派立场和价值观念，然后再寻找和剪裁事实，与启蒙运动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
2015年，美国媒体人和学者杰森·哈尔辛（Jayson Harsin）在《后真相制度、后政治与注意力经济》（Regimes of Post-truth， Post-politics， and Attention Economies）一文中提出了“后真相制度”（regimes of post-truth）一词。哈尔辛从米歇尔·福柯关于权力和真相的理论视角出发，认为现代社会正在从“真相制度”（regimes of truth）转向“后真相制度”。[5]前者对应的是媒体、政治、教育机构与科学话语及各类真相仲裁者之间的紧密互动建立起来的规训社会；后者对应的却是控制社会，权力利用“真相市场”（truth market）压榨了参与、生产、表达以及传播、消费、评价的“自由”。
可见，“后真相”主要缘起于西方政治运行中对民众隐瞒不光彩的事实、进行选择性披露、诉诸情感刺激，乃至有意欺瞒而形成的政治文化，后来也被用来指涉社会生活中对真相进行加工、润色或说谎的行为机制。特别是随着推特等新媒体的兴起，“后真相”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选举中被大量地运用，重视事实的传统新闻机构的话语权逐渐旁落，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真相脱节，步入了所谓的“后真相时代”。
从局部或个别的“后真相”现象，到“后真相时代”、“后真相政治”、“后真相制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西方政治现实中“说谎文化”的愈演愈烈，而且暴露了西方社会在重大议题上的深层次的分裂和对立。在凯斯所说的“后真相时代”语境中，“后真相”不再单指政治人物对真相的掩盖和吹嘘自夸行为，它以“另类道德”（alt. ethics）的方式渗入了普通人的生活，成为一种社会常态。然而，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大背景下，社会争议愈发常见，社会共识愈难达成，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之间的分歧愈益扩大，政治和媒体乱象纷呈，以至事实真相本身的重要性大大地下降了，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根源。
西方“后真相政治”中的选秀、辩论与“真相”
“后真相政治”在美国和欧洲表现得十分突出。特西奇认为，自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就患上了“越南综合症”（Vietnam syndrome），在公开的政治辩论中越来越多地出现自相矛盾的言论，到“水门事件”爆发时，尼克松及其班底的欺骗助长了更为恶劣的政治腐败链条。[6]
2004年，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在《后民主制度》（post-democracy）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政治模式：虽然选举确实能够影响政府，完成政府的轮替，但是在竞选中，政治辩论只是一种表象，它本质上是专业竞选团队强力运用劝服技术的结果，是“广告行业模式”下失真的政治传播，[7]政治活动参与者持续重复他们的观点（即便已经被证明是虚假的事实）来强化民众的偏见。例如，在英国脱欧运动中，脱欧支持者们不断宣称“每周省3.5亿英镑”这一口号，就是一种忽略相关事实的误导。与真实的政策相脱节，不断重复一些无关事实的论点，鼓动民众的情绪，是“后真相政治”的鲜明特点。“后真相政治”也可以称为“后事实政治”（post-factual politics），政客们纷纷将事实真相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特朗普的竞选运动事实上是“后真相”策略的一次成功的运用。在西方媒体看来，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将“真人秀转变为竞选活动的第一人”。《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查验博客发现，特朗普至少70%的言论都是不实的，这意味着包裹在充斥着欺诈、扭曲和信口雌黄的选举硬壳内的民主内核，其实是干瘪虚弱的。[8]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对“后真相政治”做过入木三分的分析，指出“后真相政治”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发明，更是对于“为了创造一种对于世界的虚假观念”的政治谎言的揭露，这些政治谎言加深了目标选民的偏见。[9]
从受众层面看，“后真相政治”暴露了民众对公共机构的低信任度。艾德曼（Edelman）2015年通过调查多国人民对于政府、企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信任度生成的“年度信任晴雨表”显示，被信任的机构和国家数量已达到历史最低点。[10]无独有偶，最新的盖洛普（Gallup）调查也发现，美国人对机构的不信任在过去十年持续存在。[11]因而很多人宁愿偏听偏信那些所谓“正直的”政客以诉诸情感的方式竭力打造的“感觉（或直觉）真实”。[12]
从技术层面看，“后真相政治”也反映了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的变化及其社会后果。一方面，数字传播技术大量渗透到政治舞台上，“推特执政”成为一种新现实。另一方面，政治辩论和演讲充斥着碎片化的、被误解的、不实的或不完整的信息，[13]再加上社交媒体的回声室效应，以及追求轰动的传统电视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导致一些政治声音被无限放大，推动了政治信仰两极化的趋势。2014年的皮尤调查报告曾发现：“那些由一致的左派和右派的意识形态观念形成的信息流与个体多元化的政治观念有着非常大的不同。”[14]
西方社会非理性主义的激增与话语的分化
“后真相”绝非单纯的政治现象，它突显了西方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包括社会信仰的更迭和大众心理机制的变迁，其中大众传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迈克尔·格罗斯（Michael Gross）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西方启蒙运动造就的理性主义在解决人们的情感需求问题上是失败的。格罗斯援引作家罗伯特·穆希尔（Robert Musil）的观点表明，理性主义在当下的失效导致了人们对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民族主义的支持激增，“政治和知识精英们对现代资本主义所引起的情绪失调和经济困苦的漠不关心，催生了新的‘非理性主义’”。[15]
当然，这种“非理性主义”的形成也有其伦理层面的原因。凯斯认为“后真相”处在一个道德伦理的灰色地带，它允许人们不假思索地随意掩盖事实而不必为撒谎自责，可以说这是道德相对主义的泛滥。为了美化自己因撒谎而产生的不道德行为，人们建立了一套“灵活”的道德标准，凯斯称之为“另类道德”（alternative ethics，或替代性道德）。话语主体利用这套标准来将谎言委婉地表述为“判断不力”，将本应受到谴责的欺骗行为剥离出来，从而完成对不当言论的合理化过程。凯斯由此认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拥有的不仅是真相和谎言，还有第三种介于两者之间的隐晦叙事”。被润色后的“真相”应该叫做“新真相（neo-truth）、软真相（soft truth）、假真相（faux truth）、简化真相（truth lite）”，[16]这些概念其实都是“后真相”的不同表达式。
类似地，《自然》杂志2016年刊载凯斯琳·希金斯（Kathleen Higgins）的一篇文章，试图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后真相”时代人们关于真理判断标准的相对性，即真理可以根据情境而变化。希金斯认为：“一个极端的相对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真相因人而异。”[17]这样一来，人们对什么是“真相”本身，即在事实的存在性、真伪性等问题上，都可能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后真相”语境下，事实和价值已浑然一体，不存在价值中立的事实，也不存在缺乏事实依据的价值，这就为各种不同旗号的主张包括极端言论打开了方便之门。
这种社会不诚信（dishonesty）问题被城市规划师霍斯特·里特尔（Horst Rittel）和梅尔文·韦伯（Melvin Webber）归为“棘手的问题”，因为它不像卫生、农业等问题那样可以被明确地定义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18]由于利益的分化、价值的分化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更使得这类问题的解决容易陷入僵局或死锁状态。在美国，社会中各种对立话语的竞争在持续地给这个国家造成裂痕。“问题不在于我们身处后真相时代，而是我们没有学会适应它”，[19]或者说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从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右翼势力在欧洲政坛抬头等重大事件中可以看出，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和知识精英在努力进行舆论纠偏和真相查验，各种偏执、疯狂的民粹主张仍旧在不断地赢得喝彩。在这个过程中，事实被否定了，真相失效了，唯有与民众建立起情感联系才是最有效的策略，这种精英和民众的话语分化、理性和情感的分道扬镳，共同造就了非理性主义的胜利。
反思：事实查验能否重塑“后真相”之后的媒介秩序
诉诸情感的社会话语形式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技术背景。在前互联网时代，美国的选民主要依靠ABC，CBS和NBC等新闻广播来了解公共事务以便进行政治参与，由于新闻机构的规范性和标准化，每个选民接触到的党派候选人的报道消息是相对均衡客观的。在网络“后真相”时代，政治传播的媒介基础和受众基础发生了双重变迁，信息选择异常丰富的媒体环境加剧了政治传播的代价，主流大众媒体的角色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公众政治立场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
传达偏见抑或建构真相，迎合用户抑或影响受众，对于媒体而言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命题。用户向新媒体迁移带来的最为直观的结果就是传统新闻机构的利润大幅下降，迫于财务的压力，传统媒体开始径直地从社交媒体上获取话题新闻，其代价是牺牲了新闻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为了在竞争激烈的意见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一些党派色彩浓厚的西方媒体会选择性披露政治新闻，并刻意提供带有政治偏见的内容，换而言之，迎合读者的偏见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利基市场[20]，传统媒体的专业和深度正在受到侵蚀。
针对新的新闻形态、新的社会趋势以及媒体与用户关系的新变化，哲学家史蒂芬·沃德（Step-hen Ward）提出利用经验标准（利用观察、试验和数据检测方法）、连贯性标准（内容是否连贯）及理性辩论标准（说服是否理性及对敌对观点是否包容）进行事实查验。[21]事实上，随着一些事实查验机构的出现，技术主导的事实查验手段的运用在美国已经蔚然成风。如独立报纸《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于2007年创立“PolitiFact.com”网站旨在寻找出政治中的真相，研究政治言论并按真实性排序—正确、总体正确、部分正确、总体错误、错误，它曾因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查验了750条政治主张而被授予普利策奖。《华盛顿邮报》的固定栏目“Fact Checker”博客于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创办，它曾授予特朗普最大谎言评级—四个匹诺曹（匹诺曹头像图标越多表示言论准确性越低）。“FactCheck.org”网站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公共政策中心（Annenberg Public Policy Center）设立的非营利性站点，它对全美热搜话题进行核查，并免费公示查验结果。根据美国新闻学会（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API）的定义，事实查验（fact check）指的是对政治及其他影响他人生活与生计的言论中声称的事实进行二次探究与报道，事实查验的工作独立于党派、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目的是向用户提供清晰的、经严格审核的信息。[22]
除了诸如此类的事实查验网站外，英国的媒体标准信托（Media Standards Trust）组织与美联社合作开发了“hNews”，该系统据说已经被500多家网站采用。“hNews”鉴定每篇文章的如下信息：作者是谁；出版方是谁；来源组织是谁（如果有的话）；第一次出版的时间；写作地点；出版后修订时间；与之相关的权利；遵循了哪些新闻实践原则（如果有的话），等等。此外，西方也有其他声音呼吁规范和重建新闻秩序。例如，前BBC编辑费尔·哈丁（Phil Harding）提出以“风筝标识”（Kitemarking，是英国标注协会BSI对英国可信度最高的产品/服务质量的认证标志）来对新闻和评论进行规范。劳拉·费尔登（Lara Fielden）进一步提出将电子媒体产品划分为三个不同等级的“风筝标识”：第一层次是强制要求所有公共服务的媒体包括广播和在线内容等都要做到公正性；第二层次是用一些规则来规范印刷和在线媒体、非公共广播机构、私人媒体和独立博客；第三层次则是满足最低的法定要求。[23]
但是，在一个媒体形态和职能不断嬗变、新闻权威和职业伦理慢慢消融的社会里，单单依靠一套松散的专业原则和第三方机构的监测来规范信息提供者，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实在是收效甚微。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确证式新闻（journalism of verification，即传统强调准确和语境的模式） [24]在信息过载时代走向衰颓，新的“电子舆论领袖”成为互联网中的重要节点，不同的党派带着各自隐秘的议程进入舆论场，并越过媒介直接和选民对话，事实中的混乱和错误变得更加泛滥。以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交媒体利用强大的算法对具有共同兴趣或利益的个体进行“同质化分类”，并提供后台认为用户希望获取的信息，其中带有惊恐、愤怒或惧怕等情感色彩的消息相较于中立客观的报道而言更能得到广泛传播。[25]这种互联网环境中的“过滤泡沫”（Filter Bubbles）或“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效应使人们被包裹在同质化信息中，接收不到外来歧见，一旦发现事实与自己的既有观念不符，就会试图寻找“异见”中存在的错误，确认自身的偏见，造成整个群体情绪的极端化。
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但改变了受众的行为习惯和心理机制，也挑战了媒体的新闻原则和行业规范，事实查验技术本身反映了传媒业界在“后真相”时代的一种忧患意识，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扭转媒介秩序。哈贝马斯在2007年警告过：“当核心领域的重组和削减成本损害了习惯的新闻标准时，就触及到政治公共领域的核心。因为没有通过广泛调研获得信息流动，没有基于非廉价的专业说理的刺激，公共传播就失去了它的话语活力。”[26]在一个新闻与媒体的日益分离，真相与价值的渐行渐远的传播环境中，也许西方媒体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重新确立起权威的“把关人”身份，如何扭转新闻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结语
应该说，“后真相”作为一种植根于西方政治土壤中的社会现象由来已久，新媒体的兴起则将它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以认知科学为依据的专业化政治传播的发展，意味着幽默和说谎策略的使用只不过是一种宣传的幻术，以此来割裂人们的知觉和信念，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在“后真相”语境下，事实和真相并非消失了，而是成为被故意歪曲和竞争的对象。这表现为客观的、可量化的事实与自我确认的偏见（confirmation bias）所塑造的主观现实之间出现脱节，[27]而“认知放松”（Cognitive relaxation）的心理学体验令人类倾向于避开那些会迫使自己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的事实，[28]通过选择性接触来维持自我偏好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西方“后真相”的泛滥对于媒体行业的吞噬，也在警示着我们的互联网环境很容易成为谎言的藏身之地。虽然事实查验的网站比比皆是，但是它们能否重新聚集用户并赢得他们的信任仍有待查证。因为专家或媒体致力于辟谣或进行事实纠偏很可能会引发“逆火效应”（backfire effect），这意味着一旦被纠正的信息与人们原本的看法相违背，反而会加深他们对错误信息的信任和偏见。
总之，“后真相”时代的政治传播给当下的新闻传播语境和范式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如果社会舆论被专业化的泛党派政治媒介所竞相操控，如果新闻的价值和原则开始变化，或者如同一些国内学者分析的—如果评判新闻价值的标准由时新性更多地向实时性转变，由显著性更多地向实用性转变，由接近性更多地向亲近性转变，由趣味性更多地向媚俗性转变，[29]那么，我们一直以来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坚持，也将可能会受到某种不应有的损害。
作者 支庭荣，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执行院长，广东广州510000；罗敏，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000
关键词 后真相；后真相政治；事实查验；社交媒体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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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1期 54页至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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