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形态变迁与女性受众研究范式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基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视角

Original 戴雪红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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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戴雪红

标题丨媒介形态变迁与女性受众研究范式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基于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视角

摘要通过把对受众的研究置于媒介形态变迁下的复杂文化和社会背景之中，本文试图厘清近几十年来受众研究范式发展的整体脉络，考察受众研究的转向并回应女性主义的批评。本文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对女性受众研究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但同时也指出政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必须以多因素的和更具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女性受众。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变迁，如互联网的出现、媒介全球化的加快，凸显出女性主义受众研究的二难困境：是应该批判性别意识形态还是应该尊重女性的愉悦？这一切都显著地促进了女性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人们开始试图瓦解被动/主动、文本/受众的二元对立关系，努力寻求一种比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更有价值与更有发展前景的女性受众研究新范式。

受众（audience）研究是媒介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论题，它的范式发展和理论方向在每个社会发展的时期都有所不同，而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中的受众是如何理解与各种不同时期的文化文本—电影、电视、杂志、广告、流行小说以及新媒介紧密相关的性别问题对于理解媒介也至关重要。女性主义受众研究是媒介研究中的新生领域，随着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而出现。女性主义者与传统的媒介研究决裂，开始关注媒介在流行文化中的意义生产（sense-making），以及女性受众在其中的参与。女性主义受众研究的发展，与媒介的其他理论和方法论的出现同时进行，两者的语境都是寻求社会现象的意识形态解释或文化解释。在受众研究的早期范式—文本分析的理论视角下，受众被视为消极被动和孤立的个体，女性主义的电影文本研究也把“女性受众”构想为对文本内写入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从而也是父权制宣传的被动牺牲品。而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之间，随着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受众变成消费者，人们对被动受害女性受众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受众研究开始从单纯的电影文本研究扩展到电视文本研究，受众被视为积极地参与解码并使用媒介传输的信息，此种视角被统称为“文化研究”范式，它假定受众的主动性与媒介内容的多义性，认为女性受众是在家庭性别角色的框架内根据她们自己的需要来解释文本。总之，在女性主义关于受众的辩论中，女性电影受众往往被塑造为被动的和悲观的，女性电视受众则通常被描述为积极的和乐观的，其最根本的议题是大众媒介和流行文化的潜在危险与它带给人们的愉悦（pleasure），以及女性受众在媒介中的抵抗能力，愉悦和主动性（agency）成为女性主义文化政治与女性主义受众研究的核心概念。而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文化变迁，如互联网的出现、媒介全球化的加快，凸显出女性主义受众研究的二难困境：是应该批判性别意识形态还是应该尊重女性的愉悦？这一切都显著地促进了女性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人们开始试图瓦解被动/主动、文本/受众的二元对立关系，努力寻求一种比文本分析与文化研究更有价值与更有发展前景的女性受众研究新范式。

女性受众研究范式的发端：电影文本分析的主导

过去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所造就的极具挑战性与重要性的受众研究，大部分都是以电影文本分析为主，借鉴了各种力量流派，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成果，以考察女性观众是如何被文本构建的。

“电影的发明和影院放映方式的出现，开启了媒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也标志着第一个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受众概念的诞生。……电影创造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受众’（mass audience）。”[1]然而，许多批判理论家使用“大众文化”这一带有贬义的术语来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体产品及其大众受众的规模和数量。对大众文化的尖锐批评，主要来自20世纪40-50年代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从思想来源上看，这种负面的观点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著作，他们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首次使用“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认为存在着一股把文化变成消费品的全球性潮流，文化工业惟一的目的就是赚取利润。文化产品—电影、广播节目和杂志等—被认为是低劣的、粗俗的，会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变得迟钝。而根据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观点：“大众受众的形成，是控制和同质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控制和同质化导致了所谓‘单向度的社会’。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阶级利益的真正差别还未及消除便被掩盖了。按照批判理论的观点，消费者和受众的需求是一种‘虚假需求’（false needs），一种被人为刺激出来的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不过是使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获利而已。”[2]总之，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受众基本上是消息的被动接受者，是一些没有理性批判的思维能力、易受操纵的乌合之众，被那些极力贩卖“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资本主义媒介所操纵和剥削，这意味着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为自己的阶级利益集体行动的能力，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成功。

而女性主义者涉足意识形态理论则基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媒介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媒介影响了受众；强大的媒介会向受众灌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受众只是受意识形态效果所控的受害者。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一文对传播学批判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学校、教会、传媒、家庭等作为国家象征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些国家机器，意识形态的支配具有了具体的、活生生的形式，即统治阶级（政治社会）对其他阶级（市民社会）施加影响。受阿尔都塞思想的影响，对媒介进行的意识形态分析的潮流，试图揭示某些观点和信仰是如何通过媒介再现被合法化。尽管阿尔都塞忽略了性别的议题，但他分析的意识形态机制对主张性别是意识形态决定性因素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流派却很有启发，后者认为“意识形态媒介理论将媒介看成维护霸权的机构，体现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秩序为‘正常的’、掩饰其意识形态本质，把它们转述为‘共识’”。[3]

20世纪70年代期间，女性主义不断发展的影响使得人们关注精神分析理论，因为性别问题是精神分析所关注的中心。在媒介研究中，这种关于性别认同结构的精神分析理论是很有影响的电影学术期刊《银幕》（Screen）对文本/受众关系的独特解释，它提供了一个讨论平台，以进一步挖掘受众研究的新路径与电影文本的受众体验。“‘《银幕》理论’主要是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重读和早期阿尔都塞关于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媒体的论述的混合体”[4]。《银幕》理论家指出：“电影研究的问题在于：谁是主体，主体在哪里以及主体怎样存在于和文本的关联中。”[5]英国文本女性主义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一篇有关好莱坞经典影片和男性凝视（male gaze）的里程碑式文章—《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发表于1975年的《银幕》期刊，创造性地将女性主义的批判理论与意识形态分析以及弗洛伊德/拉康基于愉悦的精神分析结合，为受众研究开辟了重要的新思路，并在电影理论和女性主义媒介研究者中引发了激烈的论战。穆尔维指出，“电影文本赋予读者以主体性，并经由主体位置的生产而将他们缝合到电影叙事中去”，其前提假设是，观众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构成……电影为他/她构成的意义”。[6]但穆尔维也被批评只讨论男性观众，并带有局限性和本质主义，忽视了女性可以颠覆或者越过男性凝视，忽视了大众文化也为女性凝视女主人公提供了机会。同时，女性主义批评家特别批评她忽视性别主体的社会和历史因素、过分简化观众/导演/摄影的作用等。在很有影响的刊物《暗箱》（1989）的一个专辑中，刊载了大约五十篇回应穆尔维的文章。穆尔维的模式被认为是文本决定论（textual determinism）的，无视女性可能颠覆、翻转、或破坏男性的凝视。

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女性主义者开始比较尊重真实生活中的真实受众的愉悦，并反击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媒介机构是主流意识形态工具，生产着单一的推崇性别歧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霸权的内容，女性受众仅仅成了“没有头脑的大众”或者一群充满虚假自觉的被动消费者。因而，文本分析的女性主义电影研究几乎无法提供女性观看的可能性，这已经引发了广泛而多样的批判，跳出这些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彻底地抛弃主动/男性—被动/女性的等级制二元性关系。例如，通过对1940年代和195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重要群体—英国女观众进行的研究，杰姬·斯泰西（Jackie Stacey）在《明星凝视：好莱坞电影和女性观众》（1994）一文中指出，大多数关于女性受众的精神分析著作所宣扬的“文本决定论”并不具有普遍性。为了打破并解开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二分法的这种局限和束缚，斯泰西努力尝试着为受众研究的同性恋快感与欲望开辟了一片空间。这就需要创建一种更为复杂包容的电影观看学机制与模式，并且以此来回避肤浅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分类和思路。[7]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以及精神分析理论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使得更进一步的批判实践不能深入。它们都视观众为无力抵抗的群体，并无法解释电影文本的多义性，也无法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样性。在受众研究领域，女性主义者已经看到了文本分析范式的局限性，开始思考与讨论女人的多样性，考察女性观看主体的差异性，主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正如“黑人女性主义者所指出的，它还没有涉及所有女性的社会和文化经验。女性主义的声音仍是由白人和中产阶级所主导的”[8]。1980年代早期以来，英国文化研究的崛起及其对电影理论的不断渗入已经引起了在这方面的改变。“在英国，女性主义者开始借重在文化研究中已然采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文化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在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论域下检视大众文化中的权力及对权力的抵抗”[9]。

女性受众研究范式的突破：电视文化研究的创新

伴随电视的诞生，新一代研究者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主要的分析术语正在逐步被更新的信息接收与解读以及对愉悦、身份问题的后现代模式所取代。由此，女性主义传媒研究也发生了可称之为“愉悦转向”的转型，形成了“文化研究”这一新的电视受众研究范式，它明确摈弃被动受众的理念，特别地从权力方面来构想受众与媒介的关系。文化研究被认为提供了一种研究媒介受众的富有创新性的方法，这种方法要了解的是，属于不同阶级、性别、种族或年龄的受众如何在社会中的权力关系背景下制造不同的意义。

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可以追溯到它的诞生地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章《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1973）中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式。这一模式意指文本、文本的制作者及其读者或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基础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式的理论/方法。霍尔“的论著使得我们可以参与到意识形态的动态特征中—其变动性和流动性，主体的碎片化本质，赞同通过抗争获得特定身份的重要性等”。[10]“解码”指受众摆脱强加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能力，霍尔区分了三种解码方式：主导式解码、对抗式解码和协商式解码，这个思路提出了有关受众到底有多主动的问题。“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对受众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他开创的从文本分析向检验复杂、动态的文本—受众关系上的转移：意义永远不会只存在于文本中；相反，它处于文本和受众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妥协性意义中”[11]。总之，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使文化研究回归受众，推动了文化研究从文本向受众转移，为20世纪80年代媒介消费研究开辟了道路，使之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繁荣。例如，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对于“全国”受众的研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对于“电视文化”的研究、詹妮斯·罗德威（Janice Radway）对罗曼史（Romance）小说读者的研究、伊恩·昂（Ien Ang）对《达拉斯》观众的研究等。

莫利从霍尔的编码/解码模式立场出发，结合伯明翰中心对经验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在1980年代出版的《“全国”受众》这本著作中开始了关于英国不同社会阶层的电视观众如何解释电视节目的“全国性”研究。莫利的结论是：“作为受众的女性并非消极地接受媒体给予的女性气质教化，女性受众是多样化的，在大众传媒中也具有参与、协商（negotiating）、抵抗（opposing）的能动性。”[12]而关于能动主体的主要研究是费斯克的研究，在《电视文化》（1987）一书中，他提出了“生产者文本”的概念，主张大众既是观众，也是意义的生产者。费斯克对媒介和文化的研究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他强调受众在进行各种协商性和对抗性的解读过程中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总之，以上莫利和费斯克等有关受众理论的研究，都力求将对受众活动的复杂理解与更广阔的权力系统结合起来，这些论争对媒介理论已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批评者吉姆·麦奎根（Jim McGuigan）却认为，文化研究及其理论的整个方案已经陷入危机，因为像费斯克这样的作者严重地夸大了大众文化的政治及颠覆潜能。对观众的生产和反抗能力的赞美也已经过分，文化研究过度赋予观众解构意识形态的文化能力。

英国文化研究影响了很多领域的学者，尤其是女性主义者。到了80年代，有关肥皂剧的研究就逐步发展起来，对“愉悦”的强调在女性主义受众研究中占据了相对霸权地位。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则产生了最具创造性和启发性的研究—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它亦立足于霍尔的编码/解码研究模式，把从基于阶级的权力概念向基于性别关系的权力概念转变。这充分说明了1980年代的女性主义受众研究正在“从‘坏’文本向‘好’观众”转移。一个最好例子应是罗德威关于罗曼史读者的重要研究，她的《阅读浪漫》（1984）一书代表了文本分析范式向文化研究范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动向。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罗曼史小说被视为是“虚假意识”观点不同，罗德威从大众文化的语境出发，描述了女性的抵抗性是如何体现在阅读罗曼史小说的过程中的。罗德威将罗曼史小说理解为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里令人愉悦的现象，从而在突破女性主义是如何看待罗曼史的共识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昂所写的《观看<达拉斯>：电视和情节剧的想象》（1985）一文则代表了女性主义思考文本与受众关系的方式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变。首先，她强调了女性在观看电视中的愉悦；其次，她更多地认识到女性在“意义、愉悦和危险中”的多主体的“经验”。昂的研究“引发了众多有关肥皂剧所产生的性别化愉悦的探究，以至于愉悦研究现已成为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13]。不过，批评家指出，由于肥皂剧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宣扬与维护着父权制意识形态，因而女性受众在享用肥皂剧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重建了父权秩序。凡·祖南（Van Zoonen）指出：“如果我们一味强调肥皂剧的积极意义—例如，为女性受众带来快感—的话，那么就很难进一步批判其消极意义—例如，肥皂剧所再现的性别/认同的负面建构。”[14]因此，肥皂剧究竟是帮助女性完成了“权力授予”，还是为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提供了另一种渠道？答案不言自明。

总之，“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学派并受其启发，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几乎仅仅集中关注于消费，……以致在此后数年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只是用于追溯并欢庆大众消费的愉悦。而在生产领域则几乎没有分析性的研究，无论是在有关文化产品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劳动过程，还是对媒体和文化产业—即资本主义的媒体和文化产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15]。从本质上看，政治经济学模式质疑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看法—受众在对文本的解读上享有自主权。持这种观念的学者们怀疑受众与媒介讯息协商的可能性，更不相信人有能力反抗文本意识形态。

女性受众研究范式的转向：新媒介语境下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正如前述，受众研究的文本分析范式旨在解释意义的生产和对受众产生的影响，但是，对于媒介研究而言，这一取向会产生“文本中心”的偏见，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文化研究学派的受众研究的显著特色是：受众从媒介提供的文本出发，建构意义，获得愉悦；受众绝不是被动的；受众特别关注阶级、权力和霸权等，这些特定的理论视角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也具有局限性。以上这两种研究范式看上去可以是互补，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抗和论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媒介研究有时强调文本的权力，有时强调受众的能动，就在这二者之间来回摇摆。

女性受众在电影中的表达被呈现为顺从的、被动的、假定为男性凝视的沉默对象，女性受众在电视中不再被直接对象化，而是被表现为对抗的、积极主动的形象。如果说“顺从”忽视了电影受众的多样性，那么“抵抗”同样也无法实现电视受众协商而得的主体性地位的多样性。而在新媒介的语境下，女性身体重新遭到更为明显的商品化，以至于女性主义退回到了消费主义，并被消费主义“廉价出卖”。[16]例如，“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广告的主要变化之一是把‘性客体’的女性转化为‘积极主动、有欲望的、性主体’的女性。……这里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能通过她们外表的商品化，也就是通过获得一个特殊的外表（买合适的内衣、化妆品以及饰品）拥有力量，从而获得掌控权”[17]。这是否就是进步呢？事实上，广告商利用女性主义的主题并使之去政治化，然后将女性受众接合到商品购买上了。它“代表权力运作的转变方式：从外部的、男性判断的凝视到自我审查的、自恋的凝视。……代表了一种更高级别或更深层次的利用形式，而不是对象化—在这种形式下，对象化的男性凝视被内化，以形成一种新的规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权力并非来自上面或外部的压迫，而是来自建构起我们自己的主体性”[18]。如此看来，女性受众研究的理论/方法从文本分析范式向文化研究范式的演进体现出一种女性解放运动进步的假象。这种所谓的“后女性主义”是肤浅的—它披上了女性主义的外衣，这是一种隐形的性别歧视，一种男性至上的复归。也许，在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向文化研究分析框架转向时，失去的是1970年代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特征—高度的理论和激进的政治。

由此，当代女性主义需反思的是，“‘愉悦政治’（politics of pleasure）的议题，特别是流行文化的类型，如肥皂剧、家庭伦理片、妇女及八卦杂志、言情小说（Romance）等对妇女所具有的自由、解放的意义”[19]。正如一些批评家所质疑的，受众愉悦和女性主义政治之间有怎样的关联？而力图突破传统大众媒介批评困境的是加拿大传媒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ymthe），其目的在于反对“文化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斯迈思在1977年发表了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认为英美批判研究的盲点是没有注意到电视的经济逻辑。他强烈抨击英美左翼学者只在意识形态生产的范围内讨论电视。他认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电视首先是一个向广告商出售受众的受众制造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受众就是传播产品的主要商品形式。

马克思主义的媒介分析包括两个维度：一种是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方法；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和唯物主义的方法。但“在斯迈思看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传播现象时，有一个‘盲点’，就是只把重心放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上，而没有去分析在发达的资本主义里，大众媒介所起的经济作用问题”[20]。第一，受众是大众媒介的一种商品。斯迈思将传媒和受众置于发达资本主义的中心，提出大众媒介把受众当作商品来生产，并将之贩卖给了广告商。“斯迈思认为，大众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并非受众对媒体内容（由传媒公司创造）的消费，而是向广告商出售受众的注意力。这一假设使受众成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领域一个主动的参与者”[21]。第二，斯迈思的核心观点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一天几乎24小时都在为资本主义工作，大众媒介使得所有时间都变成了生产实践。[22]总之，斯迈思首次提出受众商品论的这篇论文，带来了媒介研究的重大转向，“从某些方面看，斯迈思将伯明翰学派的积极受众的概念从意义生产场域移植到了赚钱获利的市场”，[23]对于人们回归政治经济学视角而不是意识形态视角来理解媒介现象，是有其巨大的贡献的。

然而，斯迈思的这一唯物主义理论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引起了大量争议。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回应称：“以批评的态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开发出架构完整，且具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之大众传播分析，仍然不可或缺。”[24]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则反驳了斯迈思的观点：“认为这种立场无异于否认电视的政治和文化维度，而政治与文化和经济逻辑是同样重要的。”[25]其他一些批评家认为斯迈思的观点缺乏对受众主体性及其能动性的关注。不过，遵循斯迈思路径的批判传播学学者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认为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提供了一种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新理解：媒介商品化过程“将媒介公司、受众和广告客户结合成一个三联体，由一套互惠关系联系在一起。媒介公司利用它们的节目建构受众；广告客户付费给媒介公司以便接触这些受众；受众因此被传送给广告客户。这样一种观点拓宽了媒介商品化发生的空间，使之不仅局限于媒介公司生产报纸、收音机广播、电视节目、电影和网站的直接过程，也包括了广告客户或者全体资本。商品化过程令媒介产业彻底加入了整体资本主义经济，而做到这一点，并非主要通过创造浸透了意识形态的产品，而是通过为广告客户生产受众，受众既有全体的，又采取在人口统计学上令人满意的特定形式”[26]。

小结：反思与展望

近年来，由于媒介在后现代社会中的日益重要性，斯迈思的理论再度受到重视，又被许多学者用来批判分析与新媒介相关的人类活动，也导致了政治经济方法的复兴与重塑。

首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针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不平等问题，抵抗与斗争必须是集体性的。而无论是电影受众还是电视受众都是碎片化的、孤立的个体观众，不能构成群体，已经丧失为自己的阶级利益集体政治行动的能力，他们的抵抗不具有政治意义。这种个体的抵抗也是一种新型的话语现象，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消失的是结构性的不平等与权力的差别。换句话说，当代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新的压迫形式，即通过所谓的愉悦自我、自我选择和赋权来实现。因此，“女性主义的目标已经被清空了政治意义，……更新的表达暗含在‘商品化的女性主义’中—我们受邀变得自由解放以通过个体消费行为控制我们身体，而不是为了社会政治变革团结斗争”[27]。对此，一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发出呼吁，“现在除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之外，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恢复伙伴关系之时了”[28]。

其次，当前政治经济学概念在媒介与传播研究中仍是缺失的，传播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媒介生产的领域。而要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当今的媒介与传播批判研究和女性主义理论都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警告的：“忽视政治经济、庆贺阅听人（受众）和流行的愉悦，轻忽社会阶级与意识形态，不去分析或批判文化文本的批评，将会导致媒体/文化研究仅仅是另一种枝微末节的学术；无害的、最终仅以文化工业本身利益为优先的研究。”[29]因此，女性主义的受众研究被要求契合从事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将受众视为由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只有考虑到从生产到消费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因素的多维分析，才可以做到令人满意的解释”[30]。

总之，随着媒介形态和环境的变迁，传统的受众研究范式已经衰弱，一些研究媒介、电子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学者们提倡使用女性主义视角来振兴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整合女性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思想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31]同时，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关注新媒介与传播科技带来的新问题，超越文本/文化研究的分析模式，寻找打破愉悦与意识形态对立僵局的方法，以解决女性被剥削和受压迫的现实问题。如，艾琳·米汉（Eileen Meehan）在《性别与金钱》一书中延伸了斯迈思关于受众是如何被制造为有利可图的商品的问题，凯瑟琳·萨拉卡奇斯和莱斯利·里根·谢德（Katharine Sarikakis & Leslie Regan Sh-ade）的《国际传播中女性主义的干预》一书则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描述了权力、技术、劳动和政策等问题：“这些理论通过检视受众行为如何被看作是保卫或者抵制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权力表现而跨越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32]实际上，女性主义的对媒介受众研究的介入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提供了用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可能性，而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是新媒介环境下女性受众研究的最有价值和最合适的范式。因此，女性受众研究也应进入新的维度，采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女性主义的视角与多维分析的模式进行批判性的探索，重视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和政治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文本分析范式、文化研究视角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建立创造性的对话机制，实现从单一因素解释到更复杂更多层次的观念架构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