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默多克：马克思是一切社会分析的起点
作者丨常江 石谷岩
标题丨格雷厄姆·默多克：马克思是一切社会分析的起点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英国知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格雷厄姆·默多克的学术思想进行深入考察和解析。笔者以默多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为线索，梳理分析其对技术决定论和媒介化理论的批判性阐释，并结合一手深访资料探讨马克思主义之于互联网时代和中国语境的意义。
一、默多克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是当代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之一。他曾长期供职于英国媒介与传播研究重镇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Leicester），并于此期间与其同事彼得·戈尔丁（Peter Golding）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共同发表了大量关于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经典著述，在全球批判传播研究版图中产生巨大反响。从1990年开始，默多克转任英国拉夫堡大学（Loughborough University）社会科学系教授，并于此创建专事媒介与文化分析的跨学科研究中心。
默多克学术思路活跃，其理论探索深入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多个领域，包括大众传播、风险社会、媒介受众、技术分配、电子消费等，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贯穿其学术思想始终的骨架。在默多克看来，批判研究不是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而是当代学术研究的必由之路。正因如此，默多克被普遍视为当代传播学学者中最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研究和论述为马克思主义在传播研究中的主流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默多克学术著述丰富，但专著不多，其大部分成果以期刊论文和文集论文的方式呈现。从默多克为本文作者提供的其全部出版物的清单可以看出，在20世纪70-80年代，他关注的的焦点是英国当代及媒介史中的垄断、企业化、层级化现象以及英国媒介文化中的阶级关系问题；而进入90年代以后，他开始密切关注技术、公共文化和现代性等话题。作为一位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构默多克的学术研究活动的是一种成熟的思路或范式，而非某一个特定的研究范畴。
本文对默多克的学术思想进行归纳和剖析，并通过一手的访谈资料厘清马克思主义在其学术研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提振全球传播研究中所具备的理论潜力。同时，本文也将结合默多克本人在访谈中发表的观点，讨论其学术思想对中国本土研究者的借鉴意义。
二、技术决定论与媒介中心主义批判
我们首先从默多克对技术决定论和媒介中心主义持之以恒的批判态度切入。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建构论，马克思主义与技术决定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观念冲突。在默多克本人看来，对技术决定论和媒介中心主义的批判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语境。
▲常江：
您如何理解技术决定论？它的问题存在在哪儿？
▼格雷厄姆·默多克：
比较极端的看法是，技术决定论通常将媒介系统视为社会变迁的根本驱动力，并以此作为所有学术分析的起始点。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中最具争议、影响力也最持久的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麦克卢汉的人类历史观将媒介置于最中心的位置。他声称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媒介技术的每一次进化都使其所代表的体验模式和表现方式得以优先发展，从而导致社会制度与秩序的变迁。于是，在麦克卢汉看来，部落时代的口语文化首先因文字的发明而被破坏和代替，然后又因印刷术的发明而得到更深刻的改变，而电子媒介的出现则使人类社会重返部落文化。
技术决定论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单维度性。世界本来是通过社会阶层、经验、财产等领域不断强化的私有化过程而组织起来，但在麦克卢汉看来，引领社会发展的就只是简单的“古登堡星系”。他热情拥抱电子时代的到来，认为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的发展打破了感知的线性范式，为连接和公共性提供了新的形式，是部落和村庄的文化以电子化的形式回归。
▲常江：
但如今回过头看，麦克卢汉提出这样的观点似乎也有某种必然性？
▼格雷厄姆·默多克：
想要理解麦克卢汉的观点，我们需要回顾他的个人经历。他的学术观点深受他皈依天主教这一经历的影响，是宗教史观使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可以被归纳为从伊甸园（部落社会）的基督教叙事，到因印刷文化的引入而分裂的时代，再到最后依赖救赎力量（电子媒介）的到来而复原的过程。基督教叙事预言了一场混乱的、最终的冲突，那些旧时秩序里的既得利益者挣扎着想要维系自己的特权。麦克卢汉将新出现的、电子化的“地球村”视为斗争和分裂的场所。
实际上，麦克卢汉本人从未成功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从事媒介研究前，他是一个拥有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文学家。在之后的访谈中他也承认，自己喜欢纸质书多于电子媒介。他在剑桥大学完成的研究深刻受到当时主流文学批评思路的影响。麦克卢汉的出版的第一本书《机械新娘》（The Mechanical Bride）就继承了利维斯（F.R.Leavis）的《文化与环境》（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所开创的主题，在书中他用深刻而诙谐的语言对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广告行业的欺诈行为进行批判。然而广告并非简单的展示与再现空间，它更是麦克卢汉所要重点论述的商业化电子媒介的核心经济来源。要认识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落脚在政治经济学分析上。麦克卢汉穷其一生都在竭尽所能提出一套可以取代以生产方式更迭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新史观。正因如此，他才看不清很多问题。
▲常江：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看待技术决定论？
▼格雷厄姆·默多克：
技术决定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根本就是一个悖论。麦克卢汉以激进分子的姿态出现，有意挑战并破坏业已建构的框架。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充满矛盾。麦克卢汉没有意识到传播系统是由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权力关系所塑造的，因此他也不可能理解现行系统究竟是如何组织和运行的，以及这些系统可能遇到怎样的挑战和转变。
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首创的批判政治经济学传统中。马克思非常善于使用引人注目的措辞和口号去讲道理。《共产党宣言》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和“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除了锁链你们什么都不会失去”可能是最知名的例子。但也正因如此，马克思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误解—被单纯理解为政治宣言而非理论。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1847）中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番言论令其招致一些批评，很多人因此而认为马克思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通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在不断指出技术创新和资本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他指出：“当大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级的程度，且所有的科学知识都被迫为资本服务……那么发明创造也就变成了一门生意。”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利益不仅决定了什么样的技术发明可被投入生产，而且也决定了这些创新将如何得到使用。无论在什么时候，即使某种生产方式可能占据中心和决定地位，它也无法代替其它种类的生产方式。从整体上通读马克思的著作，会发现他将资本主义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条件。把一切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商品化这一残酷的进程永远不能彻底完成，因为它同时也催生了反抗运动。
▲常江：
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是什么样的呢？
▼格雷厄姆·默多克：
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从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到马克思本人于1883年去世，他在伦敦流亡期间的工作经验可以证实传播技术既能够支持各种实践活动，也可以巩固资本的统治地位。他见证了铁路建设的兴起和电报系统的快速发展，他非常清楚这二者都加速了资本主义的扩张。铁路运输加快了商品从生产车间到进入商店售卖的速度，因而缩短了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时间；但同时，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的信件交换速度也同样在提高—恩格斯当时在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城的一家家族棉纺厂工作。同样，电报系统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分布在不同时区并与帝国主义体系中的不同国家进行整合，同时也成为需要快速获取关于价格和市场信息的金融机构完成扩张的主要刺激物；但电报也给马克思的研究带来了大量原始素材，并为其发表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公共平台。并且，印刷新闻使激进组织得以让自己的观点与论据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流通。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就是：我们需要运用批判政治经济学，来探索技术背后的各种物质和政治条件如何巩固了不同种类斗争的组织和使用形式。
围绕技术决定论展开的探讨和批判，在默多克的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默多克看来，马克思对技术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的重视，始终未曾脱离对导致技术被创造和采用的物质和政治条件的充分认识。技术决定论并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一种替代性话语，而毋宁是一种形式简单的还原论。
三、媒介化及其内涵
“媒介化”（mediatisation）这一术语，是默多克近年来诸多理论著述集中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对这一概念的批判性阐释，集中体现了默多克在所谓的“新媒体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在默多克看来，媒介化理论有其操作性的意义，也并非变种的“媒介中心主义”；但大量相关研究脱离对作为语境的市场资本主义的考量，导致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常江：
什么是“媒介化”？它有什么内涵？
▼格雷厄姆·默多克：
“媒介化”的提出最初旨在克服传播研究不断走向琐细和分裂的倾向。这一表述强调媒介在制度构成和日常生活中日趋占据中心地位的倾向。早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媒介在组织社会生活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并追溯其历史渊源。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电视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媒介是媒介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但也有人认为便携的移动数字终端，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出现才使媒介化的模式得以流行。一些研究者检验了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性如何重新组织了社会制度的运行方式，还有一些人则研究了媒介对人际关系和自我再现的影响。虽然视野和角度不尽相同，但各方均认为自己不过是以媒介为研究的中心，而非媒介中心主义。他们支持对媒介创新和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媒介化理论的两个主要倡导者安德里亚斯·海普（Andreas Hepp）和弗里德里希·克罗茨（Friedrich Krotz）指出，媒介化是“研究媒介与传播变迁，和文化与社会变迁两者之间交互关系的批判性分析”；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媒介毋庸置疑是产生变化的原因”，并主张必须严肃思考“引发社会、文化变化的驱动力可能不是媒介”的各种可能性。克罗茨很早便深刻地指出，引起变化的主要动态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很复杂，媒介化只是一个刺激各种趋势加速发展的基本过程。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对媒介化的讨论无论聚焦于制度关系还是聚焦于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变化结构，都必须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进及其对媒介和传播的影响中进行。
▲常江：
所以媒介化过程最终的驱动力仍然是经济的因素？
▼格雷厄姆·默多克：
媒介化的运作方式必须在主要的经济转型的框架中去理解，但很多从事媒介研究的人往往忽略这一点。例如，大传媒机构的所有权不断集中的趋势就经常被人们无视。在最近一篇论文中，海普和他的合作者承认“我们可以通过某些经济驱动因素去解释媒介组织和所有权的集中趋势”，但他们没有继续将这些“驱动力”与新自由主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旨在应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各项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公共资产和电信网络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对企业行为的放松管制，导致了媒介所有权空前的集中，进而也决定了对于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从政治领域转向公司行为的必然路径。媒介化研究拘泥于日常机构运作而忽视制度逻辑的特征，原因就在于其普遍没有在市场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分析问题。
▲常江：
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媒介化理论似乎很流行，有不少人做出了有影响力的个案研究成果，比如针对推特和Facebook的研究。
▼格雷厄姆·默多克：
在关于数字网络大众化使用的研究中，媒介化理论家多强调互联网在推进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中的潜力，却忽视结构性的问题。例如，尼克·库尔德利（Nock Couldry）注意到人们在媒介化过程中“通过讲述关于自己的重要故事而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潜在的政治的行动者”的现象，并以当今此类叙事最重要的媒介平台Facebook为重点分析对象。但他并没有如海普所指出的那样探索“Facebook因商业动态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化”。现在有大量的文献已表明Facebook如何将网站用户这一免费劳动力给“货币化”，并在商业因素驱动下用基于用户选择偏好的算法去安排出现在用户个人主页上的“个性化”内容。当然，我并不是要否定个人使用Facebook和其他社会媒介平台进行自我表达、探索社会关联方式等行为的价值，但这些研究的确仅仅强调了个体需求和个人目标，以及社会动员和企业政策逻辑之间的张力。对于结构性的东西，几乎没有触及。
我认为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理解是当代批判研究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当然，媒介化研究仍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若缺乏对媒介化机制背后的资本主义动态变化和矛盾的持续关注，就不可能准确理解激励和组织媒介化现象的根本驱动力，不可能准确理解媒介化对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真实影响，更不可能分辨“挑战”和“改变”的正确的道路。
默多克对媒介化理论的审慎态度体现了他对于各种中层理论脱离结构分析从而沦为“政策研究”的担忧。在他看来，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行为而不关注宏观的政治经济结构有可能令研究者陷入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从而错失找到正确的社会变迁进路的机会。
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影响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坚持，是默多克学术思想最为显著的特色。在默多克看来，互联网及其文化的勃兴并不必然带来文化领域公共化的结果。恰恰相反，以谷歌、Facebook为代表的大互联网公司正在让全球数字空间加速商品化。随着全球传播技术与文化环境的日趋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常江：
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仍然有广泛的适用性吗？似乎从冷战结束开始，人们越来越少去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也不大讲“阶级”了。
▼格雷厄姆·默多克：
对我而言，马克思是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的起始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全知全能的。他于1883年去世，在那之后，人类社会的媒介与传播版图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塑造了我们现在的生活。马克思从未看过电影，从未打过电话，从未使用过电脑或者看过电视。但马克思所做的事情是将传播置于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全面分析中，将传播认定为致使大型企业数量锐减但控制权日趋集中、社会不平等加剧、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稀缺自然资源锐减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描绘的世界仍旧是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
纵观当下的世界，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仍和马克思去世时一样严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仍在，政府不断减少公共财政支出以填补由于援救银行产生的财政赤字。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也在不断加剧。有趣的是，很多在苏联解体以后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人如今也开始重温马克思的观点。世界知名私人财富管理公司的高级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us）2011年在金融博客《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上写道：“马克思的精神从坟墓重回人间。这位狡猾的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很多漏洞，但是今天全球经济的发展却出现了很多他早已预料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只要一个国家包含市场结构和私有制的元素，那么马克思就始终是进行社会分析的不可或缺的起始点。
▲常江：
在很多人看来，互联网在很多方面突破了现有社会制度对人的禁锢，指向了一种数字化的民主与自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此加以分析？
▼格雷厄姆·默多克：
不可否认，互联网正在被视为一种能够取代业已建立的资本主义媒介体系的民主力量而受到广泛欢迎。网络传播摒弃垂直的、自上而下的传统组织形式，采纳了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 Lee）所想象的那种扁平的系统，并在这个系统中将每个人都设定为平等的参与者。老式的传统媒介的主要产品—原子化的受众—将会转化成公共性的互联网生态环境的积极参与者，共同生产所有人都能免费得到的资源。这一幻想鼓舞了一系列创新行为的出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自由软件运动（FreeSoftware Movement，简称FSM），即世界上出现过的最大型的、完全由志愿者参与的百科全书编纂活动。同时，公共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文化机构也利用这一契机将自己的文化产品电子化并上线，找寻新的利益投资方，与使用者锻造新型合作关系。
但必须认清的是，上述数字领域的创新活动空间其实始终受到大型媒介企业的挤压和控制，例如搜索领域的谷歌，社会媒介领域的Facebook，在线零售行业的亚马逊，以及操作系统与终端设备领域微软和苹果。这些大型公司不断加强对下一波传播技术创新浪潮的市场控制力量，例如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它们在定义每个人都必须扮演的角色及采取的行为。它们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对大媒介企业行为的有效监管的缺失，以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公共财政的野蛮削减这两个因素，共同“膨胀”了这些公司的野心。公共机构获取资源的能力与支撑志愿文化活动的基础设施建设都受到影响。
▲常江：
因此在互联网经济中出现的种种“创新”，其实仍在重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衍生和社会控制模式？
▼格雷厄姆·默多克：
从本质上说，是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如是描述资本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急速扩张的场景：“那些一度只用于交流不用于交换、只用于赠与不用于售卖、只能够获得而无需购买的东西，最终都变成了商品；无论道德观念还是实在物件，也都被明码标价地置于市场上。”谷歌和Facebook的商业模式是“商品化一切”这一资本主义信念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代表。观点和友谊在“点赞”和“推荐”中实现商品化。受众在鼓励之下贡献自己的天赋和热情，作为免费劳动力不断为大企业开发新产品、修正旧体系。用户每次敲击键盘和触碰屏幕的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作为“大数据”的样本存储，帮助大企业建立起详细的档案，使广告商能够更加准确地迎合这些潜在消费者。这一切都是商业策略，都在强化受众的消费行为，却导致了社会实践能力的退化。
▲常江：
比如苹果手机每次推出升级产品，都会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购买的热潮。
▼格雷厄姆·默多克：
苹果手机每年都要进行软、硬件升级，这促使我们对传播的物质基础提出质疑。首先，它提醒我们媒介是机器和通信设施的集合，它们在生产和装配中侵占稀有资源，在制造和使用中消耗能量，在被丢弃时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其次，它使得我们重新意识到劳动的枷锁始终存在于这些已经被生产出来的商品背后，隐藏在一系列旨在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奖励措施之中，让我们将精神集中于我们已经“拥有”这些产品的事实，以及将它们“整合”进自己生活的各种操作。苹果手机和其他电子产品的广告不断劝服我们去忘记和忽略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力的生活：提炼主要原材料的矿工，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用集装箱和货船将商品从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运送到大城市的高档百货商店里的水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当下的历史和环境所面临的主要危机：不断加速的全球变暖和不断加剧的财富分配不均。
所以，当我思考用哪一种理论框架去解读资本主义制度下上述议题和媒体企业之间的关系最有效时，我的答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批判理论的传统之中，因为批判理论将传播研究整合进对于经济、政治、社会形态、权力及斗争形式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更加宽泛的分析框架之中。
默多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根植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及当下特征的长期观察与深刻理解，以及他对技术迷思下的种种符号景观的清醒认识。在默多克看来，今天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中叶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商品化仍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最本质的问题。若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研究者很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狂欢，从而忽视了“景观”背后隐形的“枷锁”。
五、批判传播理论之于当代中国
近年来，默多克与中国传播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与赵斌、曹晋等中国学者展开合作研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中英文学术论文；另一方面，他也曾应邀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机构讲学，关注和探讨中国相关议题。在访谈中，默多克表示中国传播学界拥有充分发展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丰沃土壤，而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议题。
▲常江：
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时代究竟有哪些特征？传播学术研究又应当如何对这些时代特征做出回应？
▼格雷厄姆·默多克：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小说《双城记》的开头这样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想这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当下的处境。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全人类正在面临共同的困境：不断恶化的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各种骚乱和政治暴动、巨型城市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但同时，我们也在生物科技材料与通讯技术领域内前见证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潮流。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需要不断诘问的是：谁在管控这些技术生产与使用的？管控是如何实施的？谁从中受益？谁又担负责任？然而对答案的找寻不能只依靠学术分析。这里面还存在着道德问题。批判政治经济学在18世纪中期诞生时，其最初的形式便根植于“我们应当如何界定‘好的社会’和‘好的生活’”，以及“我们需要怎样的资源和社会组织形式”这类道德哲学的冥思中。
如今，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一场试图平衡上述三种道德责任的社会实验，中国所面对和经历的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场实验中，中国尝试通过锻造新的市场、国家和社会关系去分析、解决问题。批判研究的任务就是去重新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定义一个好的社会，去辨别阻碍和矛盾，去提出实际的建议。这个艰巨的任务要求学术界展开新形式的学术合作。作为传播学领域的专家，我们需要去贡献和学习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以及我们所不熟悉的领域的知识。从人工智能到城市未来再到生态危机，传播组织和机构已经开始在这些领域扮演核心角色。我们同样急切地需要扩展我们理论视野，超越业已建立的西方思想，与来自不同环境、抱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对话。中国的传播学学者有独一无二的机会去建立新的知识框架，并用它来回应当代的问题与挑战。
六、结语
对于中国的传播研究者而言，默多克的观点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也在面临和应对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结构性问题，这使得根植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同样适用于对中国社会某些维度的分析；另一方面，中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也使“中国经验”对于我们在道德层面回答“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这一终极诘问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有充分的可能性去建构一种新的解释范式，提供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不同的想象版本。在可预见的将来，技术或许将扮演日益核心的角色，但只有以马克思为起点，坚持对技术背后的物质和政治力量做出考量，新的范式才有真正的根基。
➤作者简介 常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62 石谷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62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2期 4页至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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