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 李泓江：新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国特征
摘要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呈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文章从研究对象、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四个方面比较详尽地梳理总结了新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国特征，提出唯有承认中国特征、尊重中国特征、厚植中国特征，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建设。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境况—研究者无法从研究对象中彻底抽离出来，更无法将自身从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结构中抽离出来，以绝对客观的姿态进行相关研究。这直接导致了，处于不同地域、国家的理论研究活动，往往会存在显见的、能将自身与其他地域和国家相应研究活动区别开来的鲜明特征。新闻学作为一门带有强烈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1]，其理论研究活动自然不能超脱于上述境况之外。
如果从上世纪徐宝璜的《新闻学》问世算起，新闻理论研究在中国已有将近百年的历史，历经沧桑坎坷，却也处于不断的演进变动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活动及成果不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出勃然向上的生机。尽管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是深刻的，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是适应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衍生和发展起来的，是世界新闻理论研究独具一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意义上，梳理、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特征，在更加宏阔的视野中审视自身所处位置，对于明晰中国新闻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中国特征的根据和理由
新闻理论研究存在中国特征，这一命题并非臆造与想象，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事实根据和逻辑基础。新闻理论研究的中国特征，蕴含在每一次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之中，分散于每一名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主体身上，又体现在每一项新闻理论研究成果之中，这些研究活动、研究主体、研究成果构成了新闻理论研究之中国特征生动的、鲜活的、现实的载体。
理论研究活动往往是围绕某一领域、范围而展开的，所关注领域的现实特征会直接投射到理论研究活动之中。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现实指向清晰的学科。现代新闻业在中国诞生之日起，便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也处处体现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烙印，而随后中国新闻传播活动的演变，无不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是在中国现实、中国语境下展开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既是理论研究的基础，也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对象。由此，以发掘、探索中国新闻传播活动规律为宗旨的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不可能脱离中国宏观的社会背景、更不可能脱离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历史与现实，也很难超越中国新闻思想的传统”[2]。
新闻学者与科研人员是新闻理论研究活动的主体，研究主体并不能将自身从现实社会文化中剥离出来，以形成绝对客观的理论建构行为。“个体所属的文化提供了构成它生活的原始材料”，“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个人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文明的丰厚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3]，冯友兰在谈论中国哲学时提到，“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了这个哲学的特色”[4]。他的看法，同样适用于新闻理论研究主体。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人之生活世界、职业世界内嵌于特定的地域环境、文化圈层、社会结构，其行为方式、思维习惯乃至语言表达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地域与文化特征。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主体，绝大多数为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为中国文化浸润的中国人所进行的新闻理论研究活动，毋庸置疑潜含着中国元素、中国文化、中国特征。
除此之外，新闻理论研究中国特征另一重根基潜藏在新闻理论研究本身。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与新闻理论研究之间，是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是新闻理论研究的组成部分，既带有新闻理论研究的一般特征，又存在着自身独有的特点，鲜明地体现了理论研究之世界性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
尽管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思想的影响，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这种影响也日益加深，但它更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相适应的。社会科学理论，一般而言，总是带有地方属性，理论的生成、建构、发展也往往要受到具体时空情境的限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5]与之相应，发轫于西方社会与文化土壤的新闻思想，并不能完全搬运到中国的新闻传播场域，中国新闻理论的产生、发展、变化，必然是与自身时空场景相匹配的，必然与中国特有的新闻传播活动相伴生，也必然存在着自身独有的特点。
事实上，如果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这些特点，会发现每一地域新闻理论研究的独特性，构成了世界新闻理论研究之多元化的基础与表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自身的独有的特点，正是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不论是从现实与理论的维度，还是从研究主体与所处环境的视角，抑或是地方理论与世界理论的层面，新闻理论研究的中国特征都存在着坚实的事实依据与逻辑基础。
二、中国特征的主要表现
新闻理论研究的特征，必然表现于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之中；新闻理论研究的中国特征，必然表现于中国新闻理论的具体研究活动之中。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活动如雨后春笋，遍地生机，其表现可以用丰富多彩、纷繁复杂来形容。由于理论研究活动，至少是由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构成的、体现的，因而，本文将主要从这四个方面分析阐释新闻理论研究的中国特征。
（一）对象特征
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新闻学也不例外—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新闻现象或人类的新闻活动。作为新闻学科的基础性研究活动，新闻理论研究旨在透过纷繁复杂的新闻现象揭示其背后的本质性特征与变化规律。当代中国新闻理论活动呈现出明显的对象特征，一方面以中国的新闻传播活动为主要对象，探索研究中国新闻的变化发展规律，力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科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间学术交流愈发频繁深刻，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世界新闻现象，以全球性的视野探索新闻背后的规律，进而拓展新闻知识，建构理论体系。
1．以中国新闻现象为主要关涉对象。新闻活动，是实在的、具体的，总是发生、演进于不断变化的地域之中。具体新闻活动的时空限制，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以当下中国新闻传播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内在依据。而以中国新闻传播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又构成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与其他新闻理论研究相互区别的关键性差异，因而自然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最为重要的对象特征，这一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国事实”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材料和基础。理论研究，在知识论视野中，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知识的生产，像张东荪所说的，是“能知的主观，将所知的客观所供给的内容，组织成连贯的系统”[6]。新闻理论研究，像其他所有知识生产活动一样，离不开研究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把握。任何事实都是具体的、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所关注的大多数新闻事实，都发生于中国这一特殊场域，是自带“中国特征”的中国性事实；正是这样带有明显中国特征的“中国事实”，构成了中国新闻理论发展的源泉和基础。且不说由此而衍生的大量的本土化经验、理论，即便是源于西方的新闻理论，也只有经过中国事实的实证检验之后，才可能内化为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而以主体之视角来审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不论其学术观点如何，也不论是大陆学者、港澳台学者，还是于异国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华人学者，普遍存在着一种学术自觉，亦即将注意的目光和视域投诸于中国新闻领域所发生的事实与现象，即便其研究对象为异域现象，也常常以“中国事实”作为参照，“中国事实”构成了他们理论研究的富饶土壤。
“中国问题”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动力和导向。如果说中国新闻领域的事实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材料源泉，那么中国新闻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则构成了中国新闻理论发展的动力之源。简言之，中国新闻理论是在“中国问题”指引下不断前进的。任何理论，都不是绝对意义的形而上，相反，它必须对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解答与回应，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从知识生产的原初意义来看，理论研究行为，亦即学术活动，“乃是专门生产和提供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法的一种活动，学术在生存活动中的位置是生产和提供方法，作用是提高方法的效用，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 [8]，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为学术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事实上，“无论在研究中运用什么样的范式，作为研究，都离不开问题，都是以问题为研究导向的” [9]，理论如果不能回应现实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的合法性就会踩空” [10]。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受现实导向的牵引，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新闻传播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其他问题进行的探索、反思与回应，“中国问题”构成了绝大多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从事理论研究活动的逻辑起点、理论终点和现实关怀。
以“中国事实”为支撑、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不仅仅存在着深厚的学理上的根据，而且也是由中国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特殊的中国国情，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传播技术革命，一起造就了特殊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以中国新闻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确实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必要条件和学术传统。
历史变迁下中国新闻活动的特殊性。不同的国家、地区、社会，存在着不同的新闻发展模式，中国的新闻业存在着独特的属性，这种独特性突出表现在中国新闻发展模式不同于当前世界上任何一种新闻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变革，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新闻业，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形成的“党报模式”也在变化更新，新闻业从相对单一的宣传工具，向着兼具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多重角色转变。加之西方新闻思想不断传入，影响不断加大，新闻成为一种多重力量相互竞合、相互博弈的场域，政治力量、商业力量、社会力量等相互交缠，形成了多种新闻观念①交织并存、不同观念之间冲突与融合共生的独特新闻景观。这种语境下，“有关中国传媒的理论与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11]，没有任何一种既有的新闻理论能够较为自洽地解释中国新闻业的变迁和现状，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不得不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从特色分明的“中国事实”出发，直面繁难的“中国问题”，并充分汲取其他学说、理论的精华，进行本土化的新闻理论建构。
技术变革下中国新闻活动的复杂性。中国新闻活动是特殊的，又是复杂的，其复杂性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传播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传播技术的更迭，结构性地改变了中国的新闻传播样态和舆论形态，传统的大众传播关系“风光早已不再”，传播引起了“整体的生态变革”[12]，以至于中国新闻业也开始逐渐步入“后新闻业时代” [13]。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影响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相互交迭，“释放出天量级的能量” [14]，塑造了一个旧问题尚未解决、新状况不断滋生、新闻传播活动无比复杂的中国新闻业。新技术的冲击，不仅使传统的“党报理论”面临挑战和更新，也令西方的新闻理论应接不暇，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有人所言的全球性“新闻学理论真空” [15]现象。这种情形，对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繁难的新问题、新现象作为中国新闻学者必须面对的对象，具有相当的难度和挑战；另一方面，复杂而深刻的现实情形也成为中国新闻理论生长的肥沃土壤，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已经被“逼上梁山”，既无法从历史中抓取可以直接套取的理论，又因与西方新闻理论研究者处于同一理论地平而无法不加思考地奉行“拿来主义”，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本土化新闻理论建构源源不断产生的重要现实根源。
以中国现象为主也是学术界的传统。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之外，中国新闻现象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中国新闻理论自始以来的研究传统。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从徐宝璜所作的“开山作”《新闻学》起，便注重以中国新闻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尽管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注重于对新闻内在规律的揭示，且充分汲取了“西学”的养分，但书中取材、举例多为彼时中国之事实，关涉对象也多为中国报界之问题。他写此书的初衷，亦在于认识到“吾国之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其研究目的，更在于“希望能导其向正当之方向而行，为新闻界开一新生面”。 [16]这一特征为后来新闻理论研究者所传承发扬，成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最为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后，面对新闻理论研究纷繁复杂的局面，甘惜分提出了“立足中国土，回归马克思”的研究主张，其中，“立足中国土”就是强调立足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新闻实践。在之后的新闻理论研究中，即便是引进西方新闻思想与理论，也皆以解释中国现象，回答中国问题为目的，进而发展出本土化理论。正如有学者所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最终目不在于测试这些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而在于对这些理论做出超出其原有理论构建的具有原创性的贡献” [17]。
2．越来越多地关注世界新闻现象。于中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无疑是道分水岭，以此为界，中国逐渐开始以崭新的姿态构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国的“开放”与世界的全球化趋势相向而行，中国得以与其他各个国家、民族“在一个新的历史平台上进行文化的比较、对话、交流和创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使文化发展愈发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 [18]，这种特点自然也折射在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之中。反映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对象上，即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世界新闻传播活动，自觉地将世界新闻现象纳入到自身的研究视域之中，并尝试以全球化的视野探寻人类新闻传播活动背后的规律。具体而言，这一特征在两个方面有着显著表现。
直接以外国新闻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从诞生之时起，便开始关注国外现象，国内早期新闻学家任白涛在其著作《应用新闻学》中，“专门附有欧美报纸史略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学” [19]；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闻学更加关注外国新闻传播现象，从新闻史到新闻理论，从具体新闻活动到整体性新闻实践，国内新闻学研究对外国新闻现象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关注。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最忌讳的问题之一便在于研究视野的狭隘，“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总是仅以自己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事情，缺乏人类的、世界的视野，迟早会被人类淘汰” [20]。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将世界新闻现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是中国新闻理论实现自身发展与完善的内在要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新闻学者注重对世界新闻现象的梳理、分析、探索，在不少学科性的报告中，都有世界其他各国新闻与传媒发展现象的数据统计与相应分析，譬如胡正荣、李继东等主编的年度《全球传媒发展报告》（全球传媒蓝皮书），每年都会对上一年度的全球传媒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较为详尽地描述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发展态势。[21]新闻理论对世界现象的关注不仅仅体现在宏观层面上，就相对中观与微观的新闻媒体、传媒现象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譬如，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下简称“中国知网”）中以“纽约时报”为主题词，在“新闻与传媒”学科领域内进行检索，2007年至2017年这十年间，就有超过3611篇期刊论文发表，而以“卫报”、“华盛顿邮报”、“BBC”为主题词检索的话，也分别有374篇、524篇和648篇，即便剔除与新闻理论不相关的文献，剩余规模之大也足以说明世界新闻现象所引起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视。另一份研究显示，中国新闻学博士论文中，相较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极少量对“外国议题”的关注，21世纪涉外论文的数量已经有所上升，且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在该研究所调查的516篇样本中，共有138篇涉外论文，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且绝大多数涉外论文均为21世纪之后所写）。[22]这些数据和事实的背后，深刻体现着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变化，世界新闻现象正日益内化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对象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尝试站在更高的视野审视人类新闻活动。关注外国新闻现象自然引发的结果在于，开始不再局限于对一国、一地之新闻活动现象的关注，而是站在更高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对外国新闻现象的关注，意味着研究视角依然是狭隘的、单一的，因为外国是相较于本国而言的“他者”，外国新闻现象依然是特殊性的新闻现象。而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已经在更高层面上进行思考，统摄本国和“他者”，将二者放置于同一平面进行审视，或进行差异比较、分析，或进行整合性、统一性建构。这一特征又可根据视角之不同，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在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越来越注重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新闻现象之间进行对比，来探讨基于比较视野下不同国家、地区新闻现象之间的差异，朱清河、童兵在一项研究中梳理了国内比较新闻学在中国的研究情况，研究显示，以不同国家之间差异为出发点的比较新闻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三个十年，分别走过了萌芽、成长、繁荣阶段，其中，“2000年-2009年，有关比较新闻学的期刊论文展示出稳定、匀速的提升局面，280篇总稿量，使年均篇目接近30，比前一个十年提高了近10倍”[23]；另一方面在于，以全球性作为切入视角，围绕着全球性新闻活动所进行的宏观性、整体性思考不断提升，在中国知网中以“全球新闻”、“全球传播”为主题词在“新闻与传媒”学科领域内进行检索，2007年至2017年期间，相应的主题论文数量分别为221篇和944篇。这些数据表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正在经历着视域转换、视野提升的转型期，其研究对象亦不再局限于特殊与局部，而是呈现出精深与开阔结合、地域与全球并存的研究景观。
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越来越关注世界新闻现象，并不是偶发的，而是有着深厚的行业环境、学界依据和教育基础。这些条件，使得世界新闻传播现象充分内化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研究对象，成为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对象特征。
行业由地域分割走向全球融合。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之间相互结构、全面融合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技术革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空所带来的藩篱，世界真正成为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中国新闻业与国际新闻业之间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即时化的互联互通，相互之间影响日益加深，这事实上构成了中国新闻研究越来越关注世界新闻现象的行业基础。一方面，互联互通的传播景象，使得世界新闻现象沿着网络传播通道自然而然涌向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悄然之间成为新闻理论研究者关注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业与外国新闻业，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的新闻业之间，同样处于网络化、信息化的现实语境之中，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如果说不是全然相同的，却也是大体相似的机遇和挑战。相似的现实、不同的历史复杂交织，所形成的差异性现象，构成了中国新闻实践活动的参照，这种参照为中国新闻理论的深化提供了事实基础、材料来源与问题面向。
国内外新闻领域学术交往密切。除了对行业带来的连通效应之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构也深刻影响着国内外的学术交往活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学界与其他许多国家的新闻学界保持了频繁的交流。一方面，中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论坛以及其他交往活动，汲取其他国家的学术营养，自然要关注别国新闻现象。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界知名学术期刊上所发表论文数量呈现井喷态势，“1980年代，中国大陆作者共在我们选定的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2篇论文，1990年代则为7篇。进入本世纪后，发表论文的数量有所增加，2000-2009年有46篇，2010年后增速提高，仅2010-2013年三年间就发表了105篇” [24]；另一方面，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也在不断引进、翻译国外新闻传播领域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国内新闻学研究者学术视野愈发开阔。有学者对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历年来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1998年至今（近20年），译著品种迎来了爆发，这20年的出版量保持了高位平稳状态” [25]。新闻传播学领域迎来崭新的“西学东渐”风，与中国学者自身的积极姿态一道，推动着中国新闻理论学术视野变化。
新闻理论研究人才结构的转变。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对世界新闻现象的关注还得益于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日益紧密，越来越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加入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队伍之中。近年来，新闻学子到国外知名学府求学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异域经历成为他们进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时所不容忽视的个体性、背景性影响要素，以2015年为例，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52.37万人[26]，相关调研显示，当年度出国留学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择到国外攻读新闻与传播学专业的比例达到了3.0%，在众多专业中位列第八[27]，其热门程度可见一斑。此外，国内新闻学高等教育也在不断进行新的国际化探索实践，形成了联合培养、出国交流等跨国合作培养模式。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为例，该学院就与包括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以及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际一流大学建立国际合作双学位项目。[28]新闻学教育机制的转变以及“海归”的加入，提升了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注入了生机。
以中国现象为主，越来越关注世界现象的对象特征，标示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结构偏向、历时特征与相应界域。新闻理论研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互嵌、交融，因应了19世纪马克思所做出的著名论断—“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基于此，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正在逐步形成以“中国事实”为基本对象，以“中国问题”为关切点，辐射世界新闻现象，具备全球视野的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使自身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更大的价值和更强劲的理论生命力。
（二）价值特征
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都是现实的人。在社会形形色色的价值观面前，不同学者总是有着属于自己的价值偏向与价值选择。任何学者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从属于某些特定群体的人，学者价值之个体性背后潜含着许许多多共性特征。这表现在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上，即呈现出理论研究内在价值多元化与立场一致性的统一。其中，价值多元化突出地显现于影响因素与学术自由的张力之间，而立场一致性则在于文化土壤与价值关怀的一致。价值多元化与文化立场的基本一致性，正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典型价值特征。
1．价值观念多元。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典型价值特征就是价值取向的多元性。面对复杂的中国国情及中国问题，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观察、分析、思考和见解，从而形成了“不同问题、不同回应”尤其是“同一问题，多元回应”的现实状况。譬如，在面对新闻专业主义何去何从这一关乎新闻职业合理性的基本问题时，中国学者之间的见解差异悬殊，借用潘忠党、陆晔在其新作《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中所作的梳理，学者的态度大体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1）新闻专业主义正在走向消亡；（2）必须‘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思想；（3）‘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披褂，必须批判。”[29]当然，潘、陆的概括仅仅是基于类的梳理，如果以更为细致的视角来审视，会发现更多相互区别的价值主张。这样的差异并不鲜见，事实上，在关乎新闻业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往往都会存在多种多样的见解与主张，而正是这些差异化的回应，构成了当代中国多元化的新闻理论。
多元化价值的背后，其实潜含着每一个研究者个人生活经历、阶层利益、群体偏好、理想信念等一系列可以影响价值判断的因素，进一步来说，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大体分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生活环境。
首先，新闻理论研究者，是生存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人，是现实中的人，每个学者的成长路径、教育背景、个人经历都有自身的特点，其研究活动自然要受到这些特点的影响。这些特点是研究者生活世界的基调与底色，塑造了新闻理论研究者整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的“三观”于无声无息间投射于新闻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活动，造成了研究者不同的价值取向、思考方向与探索路径，这是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丰富价值观念的个体前提和基础。
其次，从事新闻理论研究的学者，并不能免于经济生活的影响，他们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美国学者贝尔纳认为科研本来便内化于经济社会之中，“科学研究和教学事实上成为工业生产的一个小小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30]。学者们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横向、纵向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存在，即意味着研究者要受到各种各样现实利益的牵绊。正如有学者所言：“在高校，无论是教学机构、研究机构，还是教师个人，都被‘科研经费’所折磨，众多的‘资源’、机会和前途都被要求以相应的经费作为获得的前提，并正在一步步被量化。实现上级要求的经费数额，成为一个单位和个人水平、能力的重要甚至唯一的考量指标。于是争取所谓‘纵向’、‘横向’的科研项目实际上成为争取经费的代名词。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新形势下的金钱压力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 [31]
再者，从世界视野和历时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任何国家、地区都不能摆脱这一事实。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并不能脱离中国特殊国情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现实中意识形态确实存在着以指导性思想与底线的形式影响着新闻理论研究的状况；另一方面，“任何一门学科都离不开它的学术传统，离不开本学科的前辈学者留下的学术遗产” [32]，过去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受意识形态影响程度较深，却又构成了当前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遗产，其影响长时间弥散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中。
上述三种因素中，生活环境是背景性要素，是逐渐内化于学者思维与心理的因素，故而其发挥影响的方式是润物无声的；相对而言，不论是现实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往往是客观外在性的因素，其影响手段或刚或柔，都以控制研究活动为最终目的，因而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是新闻理论研究过程中的“控制性因素”。
但是，在一般意义上说，学者又是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的主体，这样的精神追求与前述“控制性因素”之间会形成一种矛盾，“控制性因素”往往试图干涉学术研究活动，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又尝试着免于上述干涉，寻求自身的发展逻辑。这种矛盾是普遍的，任何一个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任何一项新闻理论研究成果，背后都有这种矛盾的身影，不同的是影响程度的差异。如果以自主程度作为衡量维度，以控制性因素和学术自由分别为两端边界的话，那么不同的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便散落在两边界所确立的中间地带。
总体来看，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的价值观念越来越多元丰富，这是多重因素导致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趋于宽松，意识形态的影响相对下降，商业力量介入学术场域，尽管意识形态与商业力量均属于“控制性因素”，但二者共同存在、相互博弈就已经为多元价值出现提供了生存土壤；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之间交流活动的渐次增加，使得西方学术思想、研究精神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日益加深，科学精神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地位逐步确立。这种情况下，新闻理论研究者个体之多元价值观念大多可以寻找到合适的投射地带，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价值特征。
2．文化立场一致。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价值特征，还表现在新闻理论研究者文化价值立场的大体一致。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中谈到，“文化解释系统或曰世界观，构成了社会群体的背景知识，并且确保其各种行为取向之间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33]，哈贝马斯所说的共同的、内在的联系，具体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层面，突出表现在受到文化历史传统等宏观性因素的影响，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之间存在着立场取向、价值观念上的基本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内在于共同的文化熏陶、生活习俗，换言之，即共有的民族认同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在民族成员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以稳固的社会模式沉淀下来，通过内化形成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含量，在民族情感和代际相袭中陈陈相因” [34]，民族认同感于无形之中所起的作用，蕴藏在一项项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之中，进而形成大体一致的文化立场。
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文化立场一致性最为典型的特征，在于突破西方新闻理论研究影响的束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这构成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文化起点。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活动，同其他中国学术研究活动一样，长时间受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尽管中国已经逐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中国新闻理论的学术话语地位依然弱于西方，“中国新闻学者在国际上没有相应的学术话语权”，“有时发声无异于自说自话和孤芳自赏” [35]。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也确实深受西方新闻思想的影响。且不说西方新闻思想本身便是中国新闻理论形成的两大渊源之一[36]，中国新闻学界当下所说的许多思想、理念也源自西方，当前中国新闻理论西方色彩浓厚的情形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为主动拥抱和选择西方新闻传播思想的结果。“随着市场化成为新闻体制改革的主导逻辑，自由主义理念下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新闻从业者无可争议的‘典范’和‘远方’” [37]，“在对外国传播学评介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利用大众传播研究中某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特别要与我国传统新闻学相结合，取长补短，以促进我国新闻学研究，推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38]。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近年来，部分研究者大量借鉴和使用西方的理论资源解释中国的传媒实践，形成路径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本学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西方新闻传播理论被大量引进国内，以至于形成了某种文化霸权，似乎脱离了西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就不能描述和解释本国的新闻传播实践”。[39]
近年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刻意识到这种状况，并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譬如，赵汀阳就从中国天下观念的角度对世界体系进行了重构性设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的选择必须是天下所有人的人性选择，而不可以是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或者某个国家和民族的选择，不可以由国家、民族和特定文化来代替世界” [40]，在否定“西方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设想；新闻传播学者黄旦提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提出，起因在于后起的民族国家对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科学理论主宰本土经验解释的不满和反思，本质是解释主体和解释权，也就是如何挣脱‘后殖民’的压制，获得本地经验研究的自主” [41]，将“本土经验”的获得视为社会科学理论建构的目标；李金铨将本土与全球结合起来，主张中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当遵循从特殊到普遍的理论演化路径，“我们想建立的，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普遍性理论，选题和解释既根植又彰显文化的特殊性，但又深刻的文化反省，发展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广阔理论”[42]。
以此，深受西方影响，却又努力寻求突破，构成了近年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典型特征，建构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自然也成为一种中国语境下的“学术正确”。回顾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从来不缺乏为了突破这种困境所做的努力，更不缺乏相应的研究成果。目前而言，突破的方向大体沿循了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以中国事实来验证西方普遍认为正确之理论的局限，并结合本土之特色，上升为本地经验②；另一个方向则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在建构过程中，以中国实践为支撑，充分注意时代特征，并有选择地接纳、利用西方新闻思想，同时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其特征概言之，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本，建构超越西方新闻思想的中国特色理论，这一方向上国内学者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也是中国大陆主流新闻理论研究者所努力的方向。
走笔至此，我们该怎样去评价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们做出的努力呢？摆脱西方学术思想的束缚，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新闻理论研究者无不是以民族为出发点和利益旨归，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构成共同价值关怀所在。而新闻理论研究者的探索活动，从本质上也反映出了中国新闻理论学术共同体独立意识的觉醒，这种独立意识，根植于中华学术文化的深处，中国现代学术奠基者王国维将学术独立视为学术发达之前提，“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 [43]；国学大师陈寅恪论及中外学术间的关系时，以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 [44]。以学术传统为精神源泉、以摆脱束缚寻求独立为行动方向、以中华民族为价值关怀，构成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立场一致性的核心特征。
具体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与基本文化立场的一致性，生动反映了当前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价值特征。前者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以活力，后者则赋予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以充分的凝聚力，活力与凝聚力相互结合，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与充分空间。
（三）方法特征
研究方法的意义在于，它是连接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纽带，是理论生成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策略和手段，“更形象地说，研究者是侦探，而研究方法就是他们的工具” [45]，因而，对研究方法特征的梳理，是揭示新闻理论研究当代中国特征时所不容忽视的部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方法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存在着由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共存的历时性特征；存在着偏向明显的结构特征；研究方法背后有浓厚的中国文化影响。
1.由相对单一走向多元共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于方法上，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从“一”向“多”的转变。这种转变，除了方法数量上的变化，还关联着研究路径方向性的转化和研究者心态的变迁。方法论观念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也因应了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党报理论”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唯一选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主导性方法。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方法适用于新闻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却发生了时代性的扭曲，其原本含义丰富、科学严谨的内涵被去除，取而代之的是教条主义、二元对立的生硬解释。有学者将这种扭曲的时代性特征形象地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新闻学，拒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新闻学僵化为一些口号、文件或工作指示；其二，采取黑白二分的方法，学术研究为意识形态所绑架，完全排斥国内外资产阶级新闻学研究成果；其三，不注重历史分析和材料的充分占有，而妄下判断，曲解、误解，甚至加工、篡改材料以服务于观点” [46]。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便是摆脱僵化与教条思想的束缚。以甘惜分、王中等为代表的新闻理论研究者主张新闻理论研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闻学的研究既不能脱离整个社会现实，孤立地考察新闻事业，也不能从主观动机和愿望出发，更不能从虚幻的社会存在出发，而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 [47]。甘惜分、王中等前辈的学术观点，深刻体现着方法论特征，“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到“科学的新闻理论”，将实践上升为理论，所遵循的正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研究传统。
甘惜分、王中等老一辈新闻理论研究者于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们所采用的思辨方法，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者所继承，成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底色；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在于他们对“社会现实”、“客观规律”、“具体分析”的强调，使得客观事实而不只是政策条例成为新闻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为新闻学由非科学转向科学，进而迎来更多方法尤其实证主义方法奠定了认识论上的基础。
及至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有新的方法被引入到中国新闻理论研究领域。1982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组织的“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首次使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是“中国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受众调查” [48]，新闻调查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方法；80年代“老三论”（包括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方法被引入中国，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88年刘卫东《信息论与新闻》尝试运用信息论基本理论研究新闻传播现象，1989年王益民的《系统理论新闻学》，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构建出一个“系统性较强”的新闻学理论框架体系，这些都是在系统论方法指引下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当然，影响最大的要数八十年代传播学的传入，施拉姆的访华将美国经验—功能学派带至中国，量化分析方法也随之被介绍进中国新闻理论研究。
1997年，新闻传播学在中国上升为一级学科，其科学属性在体制层面上获得了承认。与此同时，“学术研究规范问题被提上日程，新闻学论文开始从政治思维和党报社会话语状态回归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传统”，“传播学经验主义学派的实证研究（当时主要是量化分析）方法也逐渐在高校研究生论文中得到倡导” [49]。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方法逐渐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强调“解释性理解”、“寻求复杂性”与“提出新问题”[50]的质性研究方法也渐渐被国内学者所采纳。2002年陆晔、潘忠党的《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是运用深度访谈方法进行新闻理论研究的经典性论文；2005年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生活》开创了国内运用民族志进行新闻理论研究的先河，随后又涌现出一批以民族志、田野调查为研究方法的优秀成果，诸如张祺的《草根媒介：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对贵州西部方言苗语影像的案例研究》、吴飞的《火塘·教堂·电视》等。
近年来，更多人文学科的方法被引入新闻理论研究，诸如现象学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符号学方法。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研究技术、研究方法被运用到新闻学研究活动中，譬如语料分析法、词频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大数据分析法等，新闻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人文与经验并存、量化与质化共用、方法之间深度融合、新兴方法不断涌现的多元化特征。
2.方法结构存在明显偏向。尽管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其结构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偏向。相关学者的研究显示，不论是发表在期刊上的学术文章，还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博士毕业论文，采用思辨、定性等人文色彩浓厚研究方法的学术研究占有绝对的比例，而采用量化方法研究的比重相对较低，不同方法之间比例悬殊。
学者吴锋对1988-2011年间中国大陆产出的516篇新闻学博士论文进行的统计中，大陆新闻学博士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为质化研究（51.55%）和思辨研究（30.62%），而量化研究和量质结合的方法使用很少，仅有6.78%，量质结合也只有11.05%。在2003年以前，量化研究的使用基本为零。2003年以后，采用量化研究的博士论文开始增多，但所占比例依然很低。[51]
量化与定性研究方法不平衡的结构性特征不仅仅体现在博士毕业论文中，同样也显现于已发表的期刊论文，两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再次证明了新闻理论研究方法结构偏向的存在。
李彪在2008年以《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这四种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从这些期刊1995年1月至2007年12月中刊登的6219篇文章中抽样选取470个样本（其中有效样本411个）进行统计，其研究结果显示，“大量中国论文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定量研究方法很少”，虽然进入新世纪后量化研究比重在不断上升，但其所占比重依然很低。[52]
董天策、昌道励关于中美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比较的研究，也是中国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结构性偏向的有利支持。该研究以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统计了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和美国《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传播学学刊》）两份期刊的1101篇论文，并进行量化比较分析，其结论显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定性研究最多（80.8），定量研究很少（15.6%），定性与定量兼具最少（3.6%）。此十年间，定量研究方法有间断性上升趋势，定性研究方法总体上有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平缓”，而“美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定量研究” 。[53]
上述所有统计数据中，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在各项研究论文中所占比例均不超过20%。新闻理论研究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研究方向，且是更为重视理论性与基础性的研究方向，很大程度上，其结构偏向性相较于新闻学研究整体的结构偏向性只会更加严重，量化研究在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中所占比例会更低。“轻量化实证，重思辨定性”的结构性偏向，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特征。
当然，以上研究数据多为2012年之前，以经验来看，近几年来，“轻量化实证，重思辨定性”的结构性偏向已经逐步发生改变，正在走向平衡的过程之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尽管量化、实证的研究方法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不够成熟，却也出现了盲目崇拜量化的苗头和倾向，不少研究者在分析具体新闻现象和问题时，“将注意力局限于客观数据，仿若对‘精美’数据的把玩就是对客观现实的理悟”，“方法也多是用美国经验学派所秉持的定量的、统计的、问卷的方法，仿佛除此之外就没有科学性”，从而陷入“方法先行”、“事实迷恋”的狭隘胡同[54]。
3.方法背后的中国文化因素。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所呈现出的方法特征，某种程度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外来方法传入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中国社会文化不仅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与中国当前社会深度契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之间复合交迭，而后分别在宏观层面与具体层面上影响研究方法的中国化，进而形成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在方法上所呈现出的历时性变迁和结构性特征。
前文我们提到，中国新闻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从单一向多元的演进，亦即从马克思主义的思辨传统向人文思辨与经验实证并存的方向变化。这种方法变迁的背后，存在着两种文化方向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上升性流动和国外思想学说内向性流动。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社会发展的基调，“阶级斗争为纲”渐次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人们的生活回归常态化，意识形态对理论研究者的影响减弱，文革期间扭曲性的、口号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退出具体性的研究活动，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则上升为一种整体性、哲学性、宏观层面指导性的方法论观念；其次，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中国学者开始以批判性的态度吸收接纳西方思想与学说，包括新闻理论在内的中国学术场域经历着一场理论、思想从外到内的方向性流动，来填补马克思主义上升后中国具体理论研究活动中的一些不足。
这两种方向性的变化，不断打开中国学术研究原有的一些禁区，中国新闻思想及理论研究方法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但是，这些变化又是发生在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自然存在着历时性的过程，因而，不论是思想，抑或是研究方法，从单一走向多元都需要时间来改变，而要做到对外来理念较大程度上或者深层次的接受，往往也需要较长时间甚至代际的时间代价来实现。渐变性流转，而非突然性改变构成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学界对西方量化研究方法接纳的时间性特征。李彪在解释中国期刊论文中为何定性研究远超过定量研究时指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主流化和正统化，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具有思辨和理论化等形而上的特质，操练了中国几代学者的思维，具有很强大的学术惯性。” [55]李彪所提的“学术惯性”，就意味着旧有研究观念弥散的持久性，或者说影响退散的缓慢性。文化方向性变化的渐进，导致了研究方法的渐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尽管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实证方法就被引进中国新闻学领域，但其在新闻理论研究中实际比例偏低状况的根源。
发轫于国外的实证研究方法被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实践广泛运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重文化上的阻力，即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固有的思辨性相互交迭，形成一股合力，影响着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观念，进而无形中造成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轻量化实证，重思辨定性”的方法特征。需要解释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只重视思辨而不重视实证，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重视经验研究，又重视逻辑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平生的著述中包含着大量经验研究，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都是实证研究的典范，但以往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主要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逻辑分析、思辨推理的一面，这在老一辈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学者如甘惜分、王中等的研究活动中有着深刻体现，这种研究思维对后来的新闻理论研究造成了持续性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亦存在着鲜明的思辨意味，且“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强调实体的重要性而轻视程序” [56]，造成了一种重视理论深刻程度，轻视操作程序的研究心理。而这种研究心理产生的后果，是对实证尤其是量化研究的潜意识性的抵触，不相信实证可以揭示社会现象的规律，正如汪晖所说：“中国科学共同体内部包含着对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怀疑因子，他们力图在科学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 [57]在这界限的两端，是科学领域与社会领域，也是实证方法与思辨研究。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心理上接受起同样发轫于西方学术传统的深度访谈、案例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更为容易一些，这些方法高度重视反思性与理论深刻性的特征，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合形成的中国学术心理特征：深层理念契合，价值冲突自然更少。
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学术思想的合力，再加上旧有研究观念的“学术惯性”，共同构成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方法与操作上的底色和背景，同时也宣示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方法特征—思想内外流动不会停止，方法多元化的趋势亦不会改变。不过，“轻量化实证，重思辨定性”的结构特征可能会随着新闻理论研究主体的代际更替发生改观，一方面，有国际视野与海外经历的新一代学者逐渐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从前述多位学者的统计数据来看，量化与质化结合的方法在近年来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实证研究思想已经渐渐深入到研究过程的内部；另一方面，中国高校新闻传播学院越来越重视量化思维的培养，新生代的大学生在量化研究上的素养较之以往已有了相当大的提高，等到他们有朝一日成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中坚力量时，“轻量化实证、重思辨研究”的结构特征或可发生较为可观的改变。
（四）成果特征
理论研究以特定的成果呈现出来，才算是抵达了研究活动的逻辑终点。以整体视野来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历程，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典型特征：其一，从数量和内容范围来看，其成果呈现出一种扇形的放射结构，亦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人员少，研究范围相对狭窄，所产生的成果数量有限，而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范围越发开阔，研究数量日益增多，研究边界不断外扩；其二，从理论深刻程度来看，研究成果呈现出一种由浅入深的方向性特征，早先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对相关话题的讨论较浅，或流于表面认识，或以只言片语带过，或根本未曾涉入，随着研究向前推进，研究不断深入，研究结论亦愈发深刻，既涌现出一大批挖深井式的聚焦性研究成果，也诞生了一大批视野宏阔又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建构性成果。而在具体表现上，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存在但不限于以下一些成果特征。
1.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成果显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从之前教条式的政策解读之中解脱出来，重返现实活动与新闻现象，逐渐恢复了其科学属性。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口号式的言说，而是上升为指导性思想，新闻学界亦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以科学之姿态与视角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座理论富矿。
归结起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者大体沿着两个路径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一是重返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著中去，探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新闻传播的论述，对其深邃思想挖掘、梳理、解读，进行体系化的建构。具有代表性的包括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初版由开明出版社出版，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郑保卫的《马克思恩格斯报刊活动与新闻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当然也包括围绕列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家新闻思想而写就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本身，多是为了探讨思想之智慧与内在合理性而进行阐释与解读，以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为例，单波对该书的评价是“作者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文、英文和其他文种原著，纠正了中文版理解中的诸多误差，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传播思想的本来面貌” [58]，至少从呈现形式上看，这类研究具有“回归经典，解读历史”的特征。
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之话语、思想为原点，向现实投射。或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新闻发展，或延伸经典作家之思想、理念的原初意义，以解释新闻实践的发展与变迁，为当下一些新闻实践寻求理论合法性。前者典型的有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力丹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这些成果的典型特征在于建构、整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念，梳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变迁的脉络，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以形成对中国新闻工作的整体性、理论性指导。后者多以论文的形式呈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支庭荣的《实践新闻专业性，实现新闻公共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视角》（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这类成果不谋求大的体系建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具体话语及其延伸含义去解释新闻现象的发生，为一些具体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寻求合法性，或对一些不合理的新闻活动进行批判，强烈的现实映射性是这类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典型特征。
事实上，不论是哪种研究进路，哪种学术取向，都在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中国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展开的研究硕果累累，以两组数据作为参考，在工具性网站“百度学术”中，以“马克思主义新闻”为主题词，以“新闻传播学”为检索域进行检索，1978年以来共出版相关图书124本；而在中国知网中以“马克思主义新闻”为主题词，在“新闻与传媒”学科领域内进行检索，从1979年到2017年共有1655篇期刊文章，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在我国的繁荣发展。
2.新闻基础理论研究有了较大发展。“新闻理论研究中，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东西乃是基础研究” [59]，基础理论，往往并非以宏大视角切入，而是去“清理基本概念、范畴，确立基本观念、原理，解释基本特征、规律，建构基本框架、体系” [60]。换言之，也就是要回到新闻实践逻辑的原初层面去进行理论探索，以基础性问题切入，寻求理论纵深。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初，诸如甘惜分、王中等学者的历史任务在于重新确立起新闻理论研究的科学性，初步形成新闻基础理论体系，但囿于时代原因，他们对于一些概念浅尝辄止，并未过多探讨；随后，新闻理论研究者在老一辈新闻学者的基础上，围绕着关乎新闻传播实践的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化研究，形成了丰富翔实的基础性理论建构。
从专著的出版情况来看，新闻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的数目极为可观。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黄旦的《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吴飞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两者均围绕新闻专业主义进行理论建构；杨保军的《新闻事实论》（新华出版社出版）、新闻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闻观念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等新闻基础理论系列专著分别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行相应的新闻基础理论体系建构。当然，类似的学术著作还有许许多多，选题分布也较为广泛，包括新闻自由、新闻客观、新闻真实、新闻事实道德、新闻主体等选题都有相当优秀的学术专著进行探讨。这些著作的典型特征在于不追求大而全，而是以某一具体话题切入，对相关问题进行立体性的梳理，既有概念的历史沿革，又有当下实践的现实特征，既有纵向与横向的融会贯通，又有实践与理论间的来回穿梭，在方法上也不拘泥教条，可一种方法贯穿始终，也可多种方法相互验证，其理论建构的目的仅仅围绕在特定选题上，仅仅追求对该选题清晰透彻地解答。
新闻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还反映在新闻理论教材的发展和丰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经历了从“政治要求即新闻理论”到“逐渐回归新闻学本位的新闻理论教材结构”的转变。[61]这一过程中，涌现了丰富多彩的成果，较为典型的有刘建明的《当代新闻学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郑保卫的《新闻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丁柏铨的《中国当代理论新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李良荣的《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力丹的《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及杨保军的《新闻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归结起来，这些教材大概可分为六种模式—“拉斯韦尔模式下的体系结构、离散型四元结构模式、板块结构模式、一分为二的体系结构模式、新闻活动范畴为红线的结构模式、不大追求体系的结构模式” [62]，事实上，不论是什么模式，多数教材对新闻理论的建构，怀有较为强烈的体系意识，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具有内在逻辑严整性的结构化体系。
我们该如何认识上述新闻基础理论丰硕的成果呢？“理论建设比起其他研究要难得多，它不仅要整理分析经验事实，还要抽象、概括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总结出具有本质意义的原理和规律。因此，学习理论的人、研究理论的人，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既不脱离火热的新闻传播实际，又能耐得住寂寞，愿意把冷板凳坐热” [63]，近年来，不少人批评学术研究过于浮躁，还有人批评新闻学无学，而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性理论的丰硕成果恰恰是对这些批评的最好反驳。除此之外，中国新闻理论大量基础性研究成果的涌现，在增强学科自信的同时，也使得自身在国际新闻学术场域赢得了一定话语权。
3.涉外研究、比较研究已有一定积累，跨学科研究广泛。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方向性变化，除了向纵深发展之外，还存在着向外延伸的特征。向外延伸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空间上的延伸，学术视野由国内延展至国外，从而积累许多国外新闻理论研究以及将中外串联起来的比较研究成果；另一种情形则是学科性的延伸，或借助诸如政治学、哲学等理论来辅助建构新闻基础理论，或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新兴子学科，从而大大扩展了新闻理论的研究范围、研究边界，也增强了新闻理论研究的活力。可喜的是，在上述两种方向性变化中，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均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
以空间延伸的视角来看，目前而言，主要存在着两种研究路径—涉外研究和比较研究。中国新闻理论涉外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于，聚焦外国之新闻理论与新闻现象，探讨其背后的内在规律，既有综合性介绍国外新闻理论的评介性著作，譬如徐耀魁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出版）、刘建明的《当代西方新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就某一国家新闻活动及其理论开展的研究性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围绕新闻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展开，围绕英国新闻活动所形成的代表性专著有周丽娜的《媒体与隐私：英国新闻报道侵犯隐私案例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苏联—俄国新闻现象的代表性专著是赵永华的《大众传媒与政治变迁—聚焦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而关于美国新闻活动的研究性著作更多，在“百度学术”中，以“美国新闻”为主题词，以“新闻传播学”为检索域进行检索，1978年以来共出版相关图书508本，即便去除关联度不高的著作，其数量也相当具有说服力。
中国新闻理论在比较研究这条路径上也积累了不少成果，既有关于比较研究理论本身的探讨，也有针对外国与中国之间差异的比较、梳理与分析。其中，围绕比较新闻理论本身进行探讨的著作数量相当可观，有代表性意义的是樊凡、单波合著的《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出版）、童兵的《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和《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出版）、张威的《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就外国与中国之间进行的国别异同比较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张举玺等的《中俄现代新闻理论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薛中军的《中美新闻传媒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之所以会形成较大规模的涉外和比较研究成果，关键在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稳定，国内外学术交往频繁，使得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学者的学术视野大范围延伸。
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新闻学与其他学科形成的新兴子学科有近30门[64]，新闻学研究“不仅向历史、文学、哲学这样的人文基础学科学习借鉴，同时也向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法学、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汲取营养” [65]，在与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中，已有一大批成果诞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刘京林的《新闻心理学原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刘智的《新闻文化与符号》（科学出版社）、方延明的《新闻文化外延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新闻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孙旭培的《新闻传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其他学科与新闻学科之间的交融，所催生出来的丰富的交叉研究成果，大大拓展新闻理论边界的同时，也为新闻理论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视角与研究活力。
当然，除了上述成果特征之外，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还存在着以中国新闻现象为主、以外国新闻现象为辅的结构性成果特征，这一特征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对象特征的自然延伸，不再赘述。总体来看，尽管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和空白地带，但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视域广阔、涵盖面广、具备理论纵深，为日后的新闻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三、如何看待中国特征
站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这块学术土地之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明晰这块土地的横纵坐标，知晓这块土地的当下特性。而俯瞰中国特征，站在更高层次上把握所处位置，因应未来的走向与可能之局变，也理应是总结过中国特征之后的自然延伸。
我们需要再次明确的是，新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国特征，绝对不是中国学者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迎合时代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特性。中国特征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厚重磅礴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特征既体现在我们每一个新闻理论研究者身上，又构成了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宏阔背景、基因光谱，还潜含了中国新闻理论的历史走向与发展前景。面对如此之中国特征，我们唯有承认中国特征，尊重中国特征，探索中国特征，以扎实之个体研究形成合力而后发展和厚植中国特征。
（一）要处理好中国经验与世界理论的关系
“中国问题”始终应当是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现象、中国事实，也始终应当是中国新闻理论生发的基础和养料源泉，这种责任与担当，根源于我们文化立场的一致性，亦即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应该首先观察中国社会，发现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做好中国的事情” [66]。所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务必要从中国国情与实际需要出发，针对中国问题，提出本土化的理论与设想。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了这样一个当今时代的现实，即“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 [67]，中国新闻现象与世界新闻现象的连通要求我们不能怀着闭塞的眼光沉浸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怀着超脱此时此地的胸襟，站在全球的高度去思索人类新闻发展的深层次规律。以此，中国经验与世界理论于当下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构成了一对相辅相成之关系，深化本土化经验，提出并创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本身就是对世界新闻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是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而探索世界新闻现象，站在全球与人类视野上思考中国问题，又在反哺着中国新闻理论，为中国新闻理论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这种情况下，以中国诉求为归旨，兼顾世界现象，博采众家所长，立于全球视野，理应成为我们开展新闻研究活动的姿态。
（二）发展中国理论，厚植中国特征，还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学术自由是理论研究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一如带着枷锁的人难以跑快跑远，处处受掣的学术研究活动难得繁荣。回顾中国与世界历史，文化与学术繁荣的时代，一般而言也是开放包容的时代。文革十年动荡，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一度停滞，正是没有学术自由的结果，而近年来中国新闻理论研究之所以发展繁荣，离不开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环境的整体宽松。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中国，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便现实生活中无法完全摆脱纷繁复杂因素的干扰，但至少要做到不能让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取向去干扰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有这样，中国新闻理论研究才能迎来一个有蓬勃生机而又可持续的未来。
（三）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还离不开方法的多元、创新和规范
尽管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人文与经验并存，量化与质化共用，方法之间深度融合、新兴方法不断涌现的多元化特征”，但也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合理，中国新闻理论研究还是要强化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在理论研究活动中的色彩。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更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当然，也要防止走向片面和极端，既要避免陷入人文思辨必然走向深刻的迷思，也要防范实证主义绝对科学理性的幻想。须知，“崇尚任何一种方法都是方法论上的盲目和幼稚。有经验论断，少分析论证，是以往一些所谓新闻研究的弊端；有实证方法，无内在思想，是当下一些看似新闻研究的缺陷” [68]。此外，运用任何一种方法，都要注意方法运用的规范性，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缺乏规范意识的弊端，许多新闻理论研究者“缺乏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训练，很多人的所谓研究方法还停留在文学创作阶段，以想当然的虚构作为主要的写作方法” [69]，树立科学的学术规范已经刻不容缓。
回首过去40年，中国新闻业所经历的变革、转型是如此特殊，以至于超出了所有西方新闻理论的解释。而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我们唯有站在这些既有成果之上，循着中国新闻理论发生的脉络，以开阔的视野和胸怀重返中国现实，宁静扎实，砥砺进取，在中国问题与全球视野之间，在“走出”与“走入”之间[70]，不断拓展中国新闻理论的辐射范围，挖掘中国新闻理论的内在纵深。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理论体系，也方不负时代与历史赋予我们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作者简介 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泓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2期 23页至39页
- END -
《新闻界》杂志
唯一投稿渠道：www.ixinwenjie.com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丨 CSSCI来源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