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美恩：文化研究是超越国族的世界主义
标题 | 洪美恩：文化研究是超越国族的世界主义
——不确定时代的身份迷思
摘要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方法，对知名华裔文化研究学者洪美恩的学术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剖析。以国族身份在文化研究实践中扮演的角色为切入口，本文详细阐释了洪美恩对于后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的文化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基本观点，挖掘其所呼吁的世界主义与多元文化民族志方法的价值意涵，并结合一手访谈资料探讨中国当代媒介与文化研究可能的发展路径。
一、洪美恩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洪美恩（Ien Ang）是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也是女性主义电视研究和华人流散（Chinese diaspora）研究的主要先驱之一。作为一位出生于印尼的华裔女性，她在荷兰长大并接受学术训练，于阿姆斯特丹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复杂的文化身份构成成为洪美恩大量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从1996年至今，洪美恩执教于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文化与社会研究所。此外，洪美恩还因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而担任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
与同时代的文化研究学者，尤其是出身于伯明翰学派的学者相比，在欧洲大陆传播研究科系接受训练的洪美恩呈现出了与“正统”文化研究既相关联、又有差异的特色：一方面，她关注文化研究的诸多一般性议题，如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移民问题以及文化政策问题等；另一方面，她比其他文化研究学者更重视媒介在人的组织和动员以及人的身份形成方面扮演的角色。
洪美恩的研究经历与成果大致以2000年前后为界范围两个阶段：在20世纪80-90年代，她的研究以电视受众为核心，代表性成果包括从硕士论文扩充而成的著作《观看<豪门恩怨>：肥皂剧与戏剧性想象》（Watching Dallas: Soap Opera and the Melodramatic Imagination, Methuen, 1985），以及《不顾一切搜寻受众》（Desperately Seeking the Audience, Routledge, 1991）和《起居室战争：后现代世界的媒介受众再思考》（Living Room Wars: 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s for a Postmodern World, Routledge, Routledge, 1996），等等；进入21世纪以后，她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跨文化身份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是以其自身构成复杂的国族身份（出生于印尼、成长和从业于西方的华人女性）为出发点的《论不说汉语：生活在亚洲与西方之间》（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Routledge, 2001）。
洪美恩是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运用于媒介分析的先驱。她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风靡全球的美国肥皂剧《豪门恩怨》（Dallas）的荷兰女性观众的研究对后来的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电视研究（television studies）的发展和建制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如露易丝·斯宾塞（Louise Spence）所评价的：“她（指洪美恩）重新定义了研究者的位置和分析所用的语言，对当时如日中天的理想化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对那种追求研究者超然于观察对象之外并使用中性语言描述‘冷酷事实’从而导致了理论与数据分离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了祛魅……她提醒了我们研究者既不是天真无邪的，也不是全知全能的。”[1]
本文对洪美恩的学术思想进行梳理和剖析，并通过一手的访谈资料着重分析媒介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身份与其研究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文化研究在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同时，本文也将结合洪美恩本人在访谈中发表的观点，探讨其学术思想对于中国本土媒介与文化研究者的借鉴意义。
二、文化研究的现状与进路
洪美恩是在80年代初期进入文化研究领域的。此时的文化研究在其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推动下，影响力业已超越英国本土，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学术领域。而这一时期在媒介发展史上，又与电视媒介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吻合。包括洪美恩在内的很多青年学者，就是从电视研究，尤其是受众研究出发，迅速获得学术影响力。洪美恩的硕士论文选择热播全球百余个国家的美国肥皂剧《豪门恩怨》为研究对象，通过对42封观众来信分析，厘清了该剧的荷兰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解读策略，得出了细腻的、语境化的结论，与当时强调一律效应的主流传播效果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验证并推进了霍尔的“编码-解码”阐释模型。
常江：很多文化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都受到您在20世纪80年代所作的《豪门恩怨》研究的影响。然而，电视媒体发展的高峰已经过去，我们所处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您认为早期电视研究的相关成果仍然适用于当下的媒介环境吗？
洪美恩：你说得很对。电视最辉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电视作为公共生活和家庭娱乐中心的年代，文化研究所考察的东西，无论文本的意义还是受众的接受情况，都是系统性、总体性的。但今天，整个机制变得特别碎片化（尤其是移动媒体和互联网的领域），我们所处的视听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已经很难再看到任何一个流行文本如80年代的《豪门恩怨》一样拥有海量的追随者。不过，尽管单个文本的影响力大大弱化，但围绕着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大众追随效应仍然广泛存在，比如“韩流”。所以我认为，我研究《豪门恩怨》时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今天仍然是有解释力的。
常江：在您刚刚进入媒介研究领域的时候，似乎美国主流传播学的效果分析和量化研究的影响力非常大。直到今天，从事传播研究的人还是会探讨“美国传统”和“欧洲传统”的差别。您如何看待“美国传统”对文化研究的影响？
洪美恩：斯图亚特·霍尔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一些美国的私立大学以高薪邀请他去做教授，但他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英国。他曾说：“美国如今是一种帝国文化，就像古代的罗马和19世纪的英格兰一样，而我更愿意从边缘而非中心地带去观察世界。”他的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在我看来，无论是传播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在美国都过于迅速地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和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了，于是就出现了霍尔所说的“理论娴熟”（theoretical fluency）问题。当然，这不是说文化理论在美国发展得过于成熟，而是说“理论成熟”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全部，出现了“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这种为理论而理论的研究机制之所以在美国成为可能，得益于美国大学高强度的学术生产框架和密集的研究生院体系。在这种框架和体系下，哪怕是对于权力、种族、阶级、性别、他者性这些概念的考察，最终也往往掉入自说自话的窠臼，很难与学术高墙之外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语境发生关联。文化研究是一种学术工作（academic work），但文化研究的学者更要是知识分子。这是欧洲的左派传统留给文化研究的宝贵遗产，大约也是所谓“欧洲传统”与“美国传统”的不同。
常江：但是“欧洲传统”似乎也在80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受到了冲击，不是吗？
洪美恩：新自由主义浪潮把一套精致的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带进了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在思考：文化研究在大学里还有一席之地吗？在新自由主义的时代里还有可能践行文化研究的理念吗？这些思考直到现在仍在继续。幸运的是，在霍尔等文化研究先驱的努力之下，以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旗帜，文化研究的科系与中心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即使在CCCS因种种原因而停办之后，这些学术建制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和生长，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语境下探索“文化研究”的不同意涵，让我们得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辨识文化研究的多元“球土化”（glocalization）的实践路径。所以，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是，尽管霍尔始终反对文化研究的建制化，但在面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时，正是这些遍布在大学里的文化研究机构延续了这个领域的生命力，甚至让文化研究进一步国际化。
常江：您选择离开荷兰，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是否也是出于上述考虑？
洪美恩：的确如此。在1991年，我下决心离开荷兰，加入澳大利亚的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发现在默多克大学以及澳大利亚的很多其他大学里，“文化研究”都被设立为传播研究的核心课程。而那时的阿姆斯特丹，实证主义和量化的传播研究思路已经占据统治地位。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始终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学术领域。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都居于澳大利亚关于复兴人文学科的社会讨论的中心。1998年，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Austral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甚至专门设立了文化与传播学部，这意味着文化研究在这个国家获得了与历史、哲学、英语等传统科学同等的地位。能不能被广泛认可为一个独特的学科（discipline）或研究领域（field of research）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它决定了研究者是否可以将自己的研究行为界定为文化研究，也决定了从事文化研究的人能不能获得一种共同的专业身份和话语空间。
常江：在过去30年里，文化研究的范畴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宽泛，几乎所有前沿的社会理论都被它吸纳到自己的系统之中，而来自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学者也会时不时地使用文化研究的话语逻辑去阐释完全不同的现象。您认为今天的文化研究仍然是一个自足的研究领域吗？文化研究的未来到底会走向何处？
洪美恩：我很赞同你的观察。今天被人们称作“文化研究”的这个领域，的确容纳着十分宽泛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并同时关注着各种各样的现象和议题。所以，我们似乎很难在这个领域中找到什么“牢不可破”的东西。但这个问题并不是文化研究所独有的，其他拥有更加深厚传统的学科，例如社会学和人类学，其实也在面临同样的处境。纵观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跨学科混杂（interdisciplinary hybridity）正在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学科的边界还能保持稳定与牢不可破。事实上，文化研究诞生和崛起，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跨学科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过程在过去几十年间极大地改变了学术研究的版图。作为“跨学科运动”的一个结果，文化研究与周边学科（例如社会学、地理学，甚至历史与文化）都已经变得十分模糊。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勾勒出文化研究的一个大致的轮廓，用以和其他学科区相区分，那就是：无论你要考察的是什么样的经验问题，只要你在宽泛的意义上将这些问题与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社会关系中的体现，以及这种关系对日常生活和主体性的影响结合起来，你所从事的就是文化研究。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下事实：在21世纪的当下，很多彼此截然不同的事物都成为了文化研究的考察对象，比如气候变化、科技的迅速发展（如机器人的崛起），以及地缘政治的变迁（如中国的崛起）。这与20世纪70-80年代的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阶级、种族、性别等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文化研究要想保持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要不断发展成熟的研究思路去解答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常新”才是文化研究未来的必由之路。
在洪美恩看来，尽管文化研究在总体上是一个主张去中心化、反建制的研究领域，但西方大学体系中的各类文化研究学术研究机构的存在和发展，是该领域得以保持不断地自我更新的重要原因。文化研究的生命力将取决于该领域的研究者两个方向上的努力：一是对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作出“文化-权力”阐释框架下的考察；二是坚持立足于研究的语境（context），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科球土化。
三、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文化研究
洪美恩自身所具备的多重文化身份，尤其是华裔身份，是她后期研究的主要立足点。她关于国族身份的混杂性与交叉性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著作《论不说汉语》上。在书中，洪美恩从自己访问中国台湾的经历出发，勾勒一位出生于印尼、成长于荷兰，如今又在澳大利亚生活且不会讲汉语的华裔女性在面临自己的“母文化”时的复杂感受。洪美恩在这部著作中对“中国性”（Chineseness）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以及西方话语将“华人身份”等同于“亚洲人身份”的倾向做出了批判性的考察，在文化研究学界产生的很大的反响。
常江：《论不说汉语》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著作。不过，有些人提出，在传播与通讯科技日益介入身份认同机制的当下，我们对于流散（diaspora）和文化身份的理解都需要做出修正。您认为我们应该在讨论文化身份问题的时候，对传播技术的作用进行严肃的考量吗？
洪美恩：显然，传播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崛起，使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变得比以往复杂得多，也使人的身份认同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很多临时性的状况、全球话语的介入以及某些侧面的影响。在《论不说汉语》的第四章，我尝试对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做出一些考量。在印尼，流散身份显然同时受到了全球华语和国际及本土力量的影响。当然，在这个领域内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完成。
不过，尽管技术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我反对将这种角色视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在考察文化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抵御技术决定论的诱惑，要看到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那些更加持久的文化、社会与历史过程。我对中国社交媒体的发展图景并不十分了解，但有人曾指出中国的社交媒体比其他国家发展的更为先进（比如微信）。我十分乐意去探索这些新的技术平台是如何改变人们自我认知过程的，但我也认为，绝不应该轻易下结论说过去的那些身份认同的模式已不再适用。
常江：我记得您曾在一些文章中提到，“911事件”是国族身份（ethnic identities）问题开始成为文化研究核心议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什么这样说？
洪美恩：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符号的角度看，发生在本世纪初的“911事件”都是全球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这一事件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让文化研究不得不去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问题：人类究竟应该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共存？在17年后的今天，我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甚至变得比以前更难解答。国族身份及其导致的全球现代性的分裂，展现了人们所向往的“普遍人性”的理念是如何被历史现实反复割裂的，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整个人类或人类文明如何不间断地将自身建构为多元而互斥的人群的简单集合。所有这一切，都给当代的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中，实现人与人的平等。今天，国族、身份、社区、国民性这些概念，都变成了众说纷纭的东西。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西方国家，尤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等国所积极推崇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理念，在“911”之后开始分崩离析，市场越来越狭小。在今天的很多民族国家内，人们对于“他者的文化”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如果不是敌视的话），移民时常被当作国家空间的非法入侵者。这是与20世纪90年代截然不同的状况。如何对这样的状况加以把握和解释，将是文化研究在21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常江：所以说，在国族身份日益固化和具有排他性的影响下，文化研究必须要去解决“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提出的新问题？
洪美恩：你所说的“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确正在发生，但文化研究界显然尚未对这个时代的各种特征达成共识。学术界在过去十年间对这一状况作出的主要反应，是其研究兴趣迅速转向了对混杂性（hybridity）、流散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研究，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地指向边界的不确定性和身份的易碎性。这些概念解构了关于国家是一个“求同存异”（unity-in-diversity）的文化体的理念。但实际情况是，民族国家不但会持续存在，而且其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力也将持续发生。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公共话语，还是会翻来覆去地指向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国家安全、国家文化这些话题。我们期望解构国家这一概念的自足性；但在使用英语（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语言）并参与各类全球事务组织的活动时，我们其实是在维护和确认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今天的文化研究学界在总体上还是要面临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批评民族国家在确保人类安全和团结上的乏力；另一方面，又无法对作为一个分析维度的民族国家视而不见。
近年来，文化研究学界采取的策略是：超越民族国家。例如，展开对方法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批判，呼吁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体系的建立，引入“流动性范式”（mobilities paradigm），或反思新的跨国治理形式的可能性，等等。尽管这些探索目前仍未取得主流的地位，但过去十几年间出现的大量对于多元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志考察，如Ash Amin、John Nagle、Greg Noble等人的研究，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些研究在不同的情境下指认了人们如何针对差异展开协商（negotiation）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常江：这样看来，文化研究在诞生之初所设定的理想主义的宗旨，在今天其实是很难实现的了。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形呢？
洪美恩：的确，文化研究最初所构想的那个可以让研究者去依靠的乌托邦，或者说一种关于未来的革命性的展望，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不复存在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努力在我们所栖居的这个不完美的空间里，去践行一种“跨文化的团结”（intercultural togetherness）。文化研究的在未来的重要工作，是去处理那些难以化解的文化困局，去控制糟糕的情形与遭遇，去努力寻找可行的本土解决方案。这不仅仅是学术界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国家社会中所有公共空间—只要该空间是由多样化的人群构成的—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对于“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深入理解与批判性考察，是洪美恩近20年学术思想的主要出发点。她清楚地意识到在“911”事件及其后果的影响下，文化研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既错综复杂，又自相矛盾，而这一状况又不可避免地干预了文化研究学界学术实践和话语策略的选择过程。与此同时，洪美恩亦表达了对于技术决定论的警惕。在她看来，无论是前沿传播技术导致的“新状况”，还是后文化多元主义时代的“新状况”，其实都只是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选题和视角，却并不会动摇文化研究的价值内核：对“跨文化团结”的追求。
四、超越国族的文化研究
作为一名身处西方的华裔学者，洪美恩坚持文化研究应当具有超越国族的理论视野。在访谈中，她也以一种乐观的精神展望了“超越国族的文化研究”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面貌，以及中国的研究者可以于其中扮演的角色。
常江：国族身份究竟在文化研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洪美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一方面，所有业已确立的惯例都在努力适应新的、流动性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新的、流动性的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缺位的。在这种情况下，国族身份所起到的作用并不是给问题提供一般性的解决方案，而更多是在绝望的氛围中为人们带来一种确定性。源于国族身份的文化力量既强大又持久，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其意义既有政治上的，也有学术上的。比如，今天人们都在讨论国际权力的中心正在从西方转移到亚洲，这就是一个所有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关于国族和超越国族的问题。那套追求“单数的人性”（a single humanity）的话语已经无法让我们准确把握当下的全球人类社会，更不可能帮助我们实现人类的团结。相反，重视对话与交流过程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视角，也许是帮助研究者实现对于国族身份的超越的更好选择。在我看来，国族身份的力量和影响力将在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危险阶段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文化研究围绕国族身份问题展开的讨论，也将成为这个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常江：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其自身的国族身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因素。您能从这个角度给中国的媒介与文化研究学者提出一些建议吗？
洪美恩：在我看来，文化研究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它能够为各种思考视角提供理论给养，并令研究者能够对各种看似不相关、实则深度交缠的复杂问题作出多个维度上的分析。在当代世界局势下，文化研究的上述优势进一步得到了凸显。全球范围内的互联性（interconnectedness）和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y）将人们置于广袤的不确定空间中，导致人们在不同层面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本土与全球层面）对未来深感焦虑。
鉴于此，我对中国媒介与文化研究学者的建议是：在尝试理解和解答上述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不要习惯性地去寻找一种简单（甚至是不现实的）统一答案。无论我们生活在世界的那一个角落，我们其实都在面临同样的挑战。文化研究或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挑战带来的问题，但它却能够帮我们找到描摹和阐释这些问题的智识路径。
对于中国的媒介与文化研究者而言，洪美恩的观点有着显著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她对于文化研究超越国族身份、立足于整个人类社会福祉的终极目标提出了务实的理论和方法论选择（世界主义与多元文化民族志）；另一方面，她也强调了文化研究在尝试描摹和解决社会问题时应竭力避免某些理论视角下常见的简化论与还原论。在洪美恩看来，文化研究既要坚持多元文化主义（以及世界主义）的价值内核，也要努力在既有的学术生产建制内实现对于全球问题的语境化解读和本土化解决。这一观念体系对于我们锚定中国当代的诸多文化问题（如族群冲突、流行文化、民粹主义等），有着可贵的参考价值。
➤ 作者简介 常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田浩，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18年第3期 4页至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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