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凤 林嘉琳：批判性思维与新冠疫情报道的伦理问题
摘要 在新冠疫情期间虚假新闻数量惊人，而虚假新闻会使疾病的爆发更加迅猛，报道伦理问题也更加突显。如何应对这些伦理问题？本文认为这些伦理问题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相关。批判性思维强调在不断的质疑、辨析、推断、反思中寻求真相，它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专业性要求是相契合的。本文通过对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期间新闻传播实践的田野观察，从批判性思维的视角对信息传播中的失实、失善的伦理现象进行分析，讨论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对于疫情期间新闻报道的影响，并探讨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新闻传播专业性、建立人们对虚假有害信息“群体免疫”的问题。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新闻伦理；虚假新闻；疫情报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 陈昌凤，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北京100062；林嘉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62
新闻传播是一项离不开思维能力的智力活动，而思维则是一个通过分析、综合、概括、抽象、比较、具体化和系统化的复杂过程。思辩性思维—常用“批判性思维”指称—则是目前人类公认的合理思维，新闻传播要达到专业程度，理应运用理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但是从此次新冠疫情期间的新闻传播情况来看，思维水平离达到专业程度还有相当的距离。本文通过对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期间新闻传播业的田野观察，从一些传播现象入手讨论运用批判性思维提升新闻传播专业性的问题。
一、传播中不可或缺的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诺里奇医学院（UEA’s Norwich Medical School）的新冠肺炎专家保罗·亨特（PaulHunter）教授和朱莉·布雷纳德（Julii Brainard）博士在英国国家卫生健康研究院的资助下完成了两项研究，测试了疾病暴发期间转发分享危险的错误信息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研究表明虚假新闻会令疾病的暴发更加迅猛，人们倾向于分享虚假新闻、错误建议而不是相反，错误信息意味着错误的建议会很快传播出去并可能改变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冒更大的风险，阻止人们转发分享疫情假新闻、错误信息和有害建议，有益于挽救生命。[1]
然而疫情期间虚假新闻甚至比平时更明显增加。据微信公众号“新华信用”开设的“每日辟谣”专题，从2月中旬至2月28日的“疫情辟谣”所列内容，已经达到249条之多。该专题逐日统计至4月30日，新冠疫情期间虚假新闻数量惊人。[2]
虚假新闻从生产到传播，都是与人们的思维相关的。新闻生产过程中需要有更多的辨识能力，在传播与分享过程中需要思考一下—有人曾建议社交媒体转发时停留几秒钟好让自己判断一下，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经过思维。人类的思维模式是在不断提高的，它也一直是文明的重要体现。从苏格拉底的问答法，中国儒家的整体思维方式，到约翰·杜威的反思性思维，再到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的批判理性主义，人类对思维模式的探求从未止步。这里首先梳理一下批判性思维的内涵及其变迁。
（一）现代批判性思维的溯源
1910年，约翰·杜威提出反思性思维（reflectivethinking）的概念，指一种“由观察到的事物推断出另一事物，并根据该观察得到根据或者证明，用以得出信念”[3]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起始于对某一事物的发现，通过对其特征的观察和关联性推敲，得出认知维度的结论，并将这种结论转化为世界观层面的“信念”。1941年，美国学者爱德华·梅纳德·格拉泽（EdwardMaynard Glaser）提出了“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这一概念[4]，并对思维的过程进行了细分，强调了思维过程在批判性思维建构中的重要性。
从杜威到格拉泽，再到艾尼斯（R.H. Ennis）、麦裴克（J. E. McPeck），哲学家们将批判性思维逐步细化、拆分成了解读、分析、评估、推理、解释、自我修正等诸多思维过程的环节。随着思维过程的细化，批判性思维的本质也越来越明晰—即多元价值观的合理性基础上的多元逻辑推论[5]，强调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通过反复的推敲和琢磨，将自己从原有的“信念”中解放出来，重新建构新的“信念”。简言之，批判性思维即通过个人的思维，实现对事物的“表象→事实→观点→信念”的建构的过程。
（二）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化
尽管批判性思维在1941年就被明确提出，但其真正成为一种理论是近30年的事。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教育领域的“思维技能运动”（thinking-skillsmovement）引发了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本质及其在教学中的地位的再讨论。
为了厘清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和理念，来自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46位专家组成国际小组进行了合作研究，以彼得·法西奥（PeterA. Facione）为首的研究小组历时两年，于1990年发表了题为《批判性思维：一份关于教育评估的目标和指导的专家共识声明》[6]的报告（又名Delphi报告），为批判性思维奠定了理论基础。该报告将“Criticalthinking”界定为“一种有目的（purposeful）且自律的（self-regulatory）思维判断”，即对思维判断的基础就证据、概念、方法学、标准厘定、背景因素层面加以诠释、分析、评估、推理与解释的过程。
为了使批判性思维一词的含义更为清晰，一些学者尝试从批判性思维与其他思维模式直接的关系入手，分辨其内涵与外延。德米尔·梅汀（DemirMetin）[7]等四位学者将创造性思维与非判断性思维进行比较，并将批判性思维与四重思维方式（quadruple thinking）中的其他三种思维方式—关怀性思维（caring thinking）、创新性思维（creativethinking）和希望性思维（hopeful thinking）进行勾连。另有一些学者直接对“批判性思维”一词进行了扩展，以强调其思维过程的本质及思维的意义。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J. Sternberg）在其智力三元理论中囊括了三种思维方式，第一项便是“批判-分析性思维”（critical-analytic thinking）[8]；另有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批判-创造性思维”（critico-creativethinking），以此表达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论证时所需要的想象多种可能性的能力[9]。这种在词意上对概念进行扩充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在第一印象上使批判性思维一词给人的观感更为明晰，但用概念填充概念的做法也潜藏着面临概念混淆的风险。
理查德·保罗（RichardPaul）和琳达·埃尔德（Linda Elder）指出批判性思维的三个维度为分析、评估、创造性，[10]完整的过程是：人类通过分析来评估自己的思维，在评估的过程中提高自己思维的能力—即创造性。他们将批判性思维方式分为三个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阶段：分析思维方式阶段、评估思维方式阶段和提高思维方式阶段。[11]分析思维方式阶段指在任何情境中关注思维的各个元素，即目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信息、解释和推理、概念、假设、结果和意义、观点的阶段。评估思维方式阶段指指出它的优势和劣势的阶段，围绕内容的清晰度、准确性、精准性、相关性、深度、广度、重要性和公正性。提高思维方式阶段指强调其优势，减少劣势的阶段。批判性思维要求人类在思考时“清晰地、准确地、相关地、有深度、有广度和有逻辑性地对思维进行分析和评价”[12]，而非片面对表面的现象、价值进行描述和评论。
（三）批判性思维的中国化
“Criticalthinking”最初被引入中文世界时，因缺乏相应的文化含义与之比照，加上“critical”一词本身所带有的批判色彩，面临着词意理解不一致、翻译不统一的问题。武宏志教授对照了百余份联合国文件的英文版本和中文译本，发现criticalthinking的译法有20余种：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考、批评性思考、批判性地思考）、严谨思考、思辨性思考、判断思维/判断思考、思考、有判断的思维、逆向思维、有鉴别力的思维、思考分析、关键性思考/关键思维、重要的思维、辨别是非、思维能力、深入思考等等。[13]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思维能力及思维过程虽然也曾有所提及，如《中庸》的慎思明辨，但是更强调对内省的态度的提倡，并非对讨论、争论的实际过程的研究。“批判”两字在中文语境容易令人联想到否定、质疑，被“望字生义”、单纯作为两个单字的叠加而翻译成的“批判性思考/思维”也因此被许多人误会为天然的否定涵义，被理解为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后加以否定的思维模式。为此，香港教育评议会曾特别建议将“criticalthinking”译为“明辨性思维”[14]，以强调其内涵中强调非以批判为主、而是以客观的理性分析为重心，通过自我调整、校正达成逻辑清晰严密的思考的本质。批判性思维并非必然不得包含否定的含义，只不过否定并非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条件，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核心在于辩证地对事物展开认知。
目前，中国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教育学领域，重点探讨如何培养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提高中学生思维过程中的批判性和综合思维能力等等。（图1）以“批判性思维”为关键词，在知网进行检索，所检索到的中文文献共6258条[15]，从关键词分布来看，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学生批判性思维建构的研究，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学期间批判性思维建构对于人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及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建构对当代中国的重要性。
新闻传播学领域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甚少。而新闻传播作为一项重要的、影响广泛的公共活动，作为决策层和公众的耳目喉舌，作为为公众提供思维所必备的基本信息的渠道，如何保障“非片面对表面的现象、价值进行描述和评论”，亦即做到真实地传播信息、深刻地揭示信息的从善价值，其本身的批判性思维运用就非常重要，以保证其思维“清晰地、准确地、相关地、有深度、有广度和有逻辑性”。
二、批判性思维与新闻报道的伦理选择
新闻专业性与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方式是不谋而合的。批判性思维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形成的判断的思考方式，一般包括理性的、保持怀疑的、无偏见的分析，或者是对于事实证据的评估[16]，是在反复思考和推敲中实现对真实性和公正性的追求的。真实、客观、公正也正是新闻专业性的要求。
（一）批判性思维与新闻之真
真实性原则是新闻的首要原则。新闻真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新闻报道的真实性需要通过事件本身及相关因素的反复调查、核实来实现。新闻的时效性与真实性常常存在着矛盾；信息源的泛在化与新闻的真实性常常存在着矛盾；把关人的泛众化与新闻的真实性常常存在着矛盾。互联网进入Web2.0以来，技术催生了个人化、互动化、分享化的信息传播特征，点状的传播主体、碎片化的传播形态打散了意义和内容的传播，节点化的传播关系加速了信息的发送，严重威胁着全面、客观、真实的新闻性质。以节点化、互动式为特征的社交媒体加剧了虚假新闻的产生频度、传播范围及负面影响，使虚假新闻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得到了爆炸式增长。[17]
在此环境下，运用持续的、动态的批判性思维显得尤为重要。用批判性思维开展新闻报道，以动态的思维跟进不断变动的事件发展，通过新闻人对现象的追问和反思，以及对相关因素的关联和审视，理论上而言，能够更清晰、精准地发掘事物表象背后更有深度和广度的真实故事，避免假新闻的出现，减少新闻反转给媒体和受众带来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
格拉泽指出，批判性思维有三项特质：倾向以审慎的态度思虑议题和解决难题；对理性探索与逻辑推理的方法有所认识；有技巧地应用上述的方法。[18]这些特质在新闻调查及新闻写作中的运用，在优化新闻人的思维态度、思维技能、思维过程时，也强化了新闻人正确判断新闻元素、还原新闻事实的能力，从而有利于新闻真实性的实现。
（二）批判性思维与新闻之善
新闻业的变革使得曾经在历史上扮演了现代进步倡导者和社会责任承担者角色的新闻从业人员，正在碎片化和社交化的信息传播中逐渐丧失公共议题的发言权和议题主导权。[19]新闻从业人员曾经作为公众的代表担当着监督的一种角色，随着话语权的下放，这种角色被分散化，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遭到挑战。但与此同时，传统媒体依然是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主流媒体，公众对传统媒体的权威性的需求在新冠疫情期间更为明显。
新闻之善是新闻传播的集成式目标，集中体现于著名媒介伦理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CliffordChristians）所倡导的真实、人类尊严、非暴力的伦理信条之中。[20]网络时代的媒介伦理存在多个层面，其中包括：事实与求真、客观与公正、数据与隐私、责任与边界[21]，通过这些伦理，新闻传播的目标达到新闻之善。学者在对保罗（RichardPaul）、凡西昂（Peter Facione）、李普曼（Matthew Lipman）、塞格尔（Harvey Siegel）等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后，总结出埃尔德等学者对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剖析和批判性思维建构的理论共同揭示出批判性思维三个轴心理念—求真、公正、反思[22]，这三个轴心理念与杜威、格拉泽、艾尼斯、保罗、埃尔德等学者对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剖析和批判性思维建构的理论亦相互映衬。求真、公正、反思的轴心理念正契合着新闻专业对于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以及新闻事业对于善念的追求。
批判性思维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既是以批判性思维模式相助新闻真实性等新闻专业性的实现，也是帮助新闻媒体在新闻实践中做出更加合乎伦理的理性选择，并推进媒体平台追求新闻之善。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期间，公众对新闻的真实性、全面性更加敏感，对信息的权威性的要求也更高。对于新闻从业人员，这既是挑战和压力，也是体现新闻之善、以良性的舆论监督和良性的舆论引导助建良性的互联网信息场域及更加深远的社会场域的机遇。
三、抗疫期间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批判性反思
流行病及其信息的传播，均高度依赖并深度内嵌于社会行为网络，病毒传播与信息扩散在互动中协同进行。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各媒体平台的信息爆炸性增长使得媒介用户每日都暴露在海量冗杂的、真假相掺的信息之中，新闻业的内容生产在疫情信息发布、流行病知识科普、防疫方式普及乃至疫情期间的舆论引导和社会气氛调节等诸多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此次疫情期间的信息传播，暴露出媒体在真实性实践方面，存在极大的窘境，而其中因缺乏批判性思维而导致的专业伦理丧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新冠疫情传播期间，虚假新闻和谣言始终不断。本文对2020年1月25日至4月29日新浪微博“@微博辟谣”账户所发布的微博中1357条可访问的辟谣链接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不乏传统媒体，有15条来自传统媒体官方账号及海外媒体，26条来自于微信公众号或微博“大V”，其余96.98%的微博谣言都来源于普通社交媒体用户。
（一）片面思维下的失实：断章取义，人云亦云
新闻的真，在中外各国制定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守则里，无一例外都有明确的要求；守则里还会有一些技术性的保障手段和指标，如检验信息源、提供新闻背景、不同信息的平衡。《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三条是“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但是，在实践中，媒体会因为各种情况发生失实的问题。
1. 传统媒体的失实现象。疫情期间，传统媒体作为公众获取资讯的权威渠道，承担着新闻发布、信息疏导、舆论监督、舆论引导等重要职责。新冠疫情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与之关联的医疗卫生、科研学术、社会实事、国际时局信息因而受到了空前广泛的关注，受众对相关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客观性、全面性、时效性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然而，部分传统媒体从业人员因缺乏批判性思维能力，竟出现未经核实便贸然对错误新闻进行转发，又或在新闻报道中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至隐藏事实、转移焦点的行为。
片面陈述表面现象、断章取义，是一种缺乏思辩性思维的表现。3月中旬，多家媒体在未对泰国疫情及国情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断章取义地报道了“泰国向中方请求医疗物资援助后、又向美国出口大量口罩”的新闻，导致大量网友一边倒地声讨泰国。
批判性思维是为了杜绝人云亦云、不加核证的信息。3月13日，某权威媒体微博、某国际报道网微博、某著名客户端等多家中国媒体，均报道了一则消息：巴西总统新冠病毒检测阳性，7日曾与特朗普共进晚餐。它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英国《镜报》这家著名的大众报纸—该报的信息源是巴西的一个不知名媒体，并在之后撤回了报道。不核实信息、不重视信息源的权威性与否，这是缺乏思辩性思维的例子。
片面地将表面现象的价值评判夸大、扩大，也是批判性思维缺失。3月14日，某权威国际新闻媒体网发表社评《让人震惊：第一个放水祸害全世界的竟然是瑞典！》，评论的由头是“瑞典官方12日决定停止对新冠肺炎确诊病倒的统计，该国也将不再对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进行检测”。但是通过对瑞典的几家主流新闻媒体网站信息的核证，发现当时的政策仅限于医院饱和的斯德哥尔摩地区；高危人群一律提供检测，尤其是对老人会派紧急医疗车；有政策保护轻度症状者不被解雇并享有病休津贴。
在非常容易核实的情况下，媒体报道虚假事实，这是工作过程中缺乏准确性思维要求的体现。4月11日，某国际新闻网引述俄罗斯国营电视台（RT）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一项命令，对那些不愿让本国公民或居民离美回国的国家实施签证制裁，并多次引RT的观点和内容则为复述的内容：“RT还在报道标题中质问”；“RT称，白宫当地时间10日晚发布的一份备忘录表示……”。这则消息的报道对象是那项命令，却以转述RT的方式仿佛在报道RT的事件，报道是不清晰的；那项命令已经发布在白宫官网，RT的链接里也有原文，去核证一下并非难事，上面清晰地表明这项签证备忘录是针对那些违反美国法律的外国人及其祖国的，这则报道存在事实性错误。
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失实的报道中有不少是对国际媒体信息的修改性内销报道，有一些出自权威性报纸、广播电视，甚至成了网友所说的“某某媒体又欺负我不懂外语”体。在获取信息、核实信息、发布信息如此便利的今天，这些信息一旦被揭露、纠正，便严重损害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需要慎之又慎。健康的新闻环境下，新闻专业应以公共生活有机体中具有“专业自主性权力的有机组成部分”[23]存在。新闻媒体通常在专业理念、意识形态、国家立场大局等方面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运用批判性思维辨别真伪、判断善恶，守住新闻的真实原则，追求向善的目标，这也是谋求新闻权威性和可信度的根本方向。
2. 部分自媒体：缺乏专业认知，失实造谣。这次疫情信息传播中社交媒体、公众号自媒体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社交媒体高度渗透于用户的生活，用户的信息获取、情感交流、工作学习、日常娱乐中大部分环节都有社交媒体的参与，这也使得微信公众号、微博“大V”等自媒体用户在这一次的疫情传播期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量的民众基本上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但是，一些自媒体用户受到利益的驱使，在疫情期间传播虚假信息、甚至故意捏造虚假新闻，利用网友的爱国主义感情，煽动不理性、不健康的民族情绪，极大污染了互联网空间。
“@微博辟谣”账号所罗列的由自媒体散播的谣言链接中，大部分与海外个人、企业行为相关，抑或直接是外国政府的国家行为。典型内容包括“私人邮寄口罩被海关征用”“知名生物制药公司研制出新型抗击疫情药物” “中国公民在某国遭遇虐待” “新冠疫情爆出巨大黑幕” “多国渴望回归中国”等，阅读量达数千万次。2月27日至3月16日，“掌上印尼”“厄瓜多尔华人在线”等60多个微信公众号发布多篇雷同文章：“世界失控了”“华商太难了”。内容大多大同小异，在不同的公众号上，只是换了地名、人名和从事行业，其余均雷同。微信客服证实均为假新闻。
自媒体多数缺乏专业的素养和能力，实践中，在对自媒体管控常常遭遇多种困境。国难当前，公众对于与国家、民族相关的信息空前敏感。值此之际，为博取关注和流量、牟取非法利益，故意将其他谣言恶意拼接、偷换内容，发布涉疫虚假新闻，完全颠覆了新闻真实性的要求。
（二）错误价值判断的思维：真信息却不善
新闻的“善”，是新闻道德、价值观层面的一个概念。新闻的“善”，包含着人性中的积极面，是同情心、同理心，是对人类的爱、关怀和悲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先于其《国富论》的《道德情操论》中，曾论述即使人被视为自私的，他的天性中总还是明显地存在着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会关心他人的命运，对他人的幸福感同身受。[24]荷兰著名生态学家和动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灵长类动物行为学教授弗朗斯·德瓦尔曾在《共情时代》里写道：当我们从生物性的角度评判社会问题，我们往往基于人类自私的属性；但我们不该忘记，人类天性中同时有另一些特质，将人与人紧紧凝聚在一起。[25]人类共情的能力，深深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可以使人类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人类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自然灾难，是因为能够团结异族、共同应对。新闻传播是为人类服务的，其人文关怀中理应有这样的同理心以使报道从善。但是，有时候媒体报道了真的信息，却不善。这里存在一个价值描述和评论的问题，也关涉批判性思维缺失。
有一则在权威媒体的客户端出现的新闻标题：《中国以外87182例，反超了！》标题的内容是准确的，但是它引发了许多网友的情感不适：搞得像比赛；读出了灿烂的心情，还有一点幸灾乐祸；缺乏关爱和同情……在灾难报道中丢失了人文关怀、失去同理心，这样的价值导向，不是在有广度、有深度的思维下做出的。
抗疫期间有一则令人伤痛的新闻：广西援鄂医疗队小梁护士出病房倒下后脑死亡。有媒体在报道时，配发了一张图片：小梁的父亲坐在家门口，膝前靠着一个醒目的红色大纸牌，上有一行小字“临时救助金”及大大的“50000元”；他的两侧各坐着两位当地的工作人员。报道中说：“了解到梁XX的家庭境况困难，3月13日，X县民政局给她的家庭发放了5万元的临时救助金，收到救助金的父亲梁XX热泪盈眶，心绪难宁。”①
且不说这张照片有明显的摆拍之嫌，报道中以一种怎样的心理，去描写这位几乎失去爱女的父亲，因为收到救助金而热泪盈眶？这篇报道明显缺乏人文关怀和同理心，这样的价值指向，是达不到新闻向善的标准的。
（三）情绪主导的一些用户：非理性传谣
“社交化”[26]如今已经成为传播和获取新闻信息的一个主导性趋势，越来越多的媒体受众在日常中更多地选用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信息，但却未能同步匹配辨识信息、质疑反思、推理判断的能力，以至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囚于谣言的茧中。
用户发布的谣言通常以“人传人”的形式在在微信、朋友圈流传，内容多为与公民日常生活与个人疫情防范息息相关的信息，例如“食用某食物能有效提高对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某小区又有患者被确诊了” “某市自来水加大氯气注入” “某地开学时间已定”等。这些信息的特点在于极易查证，只需具备相应的生活常识，或者登录权威、可靠的官方平台进行校对，便可对内容的真假有更清晰的判断。
但就是这样“单纯”的谣言，偏偏能在短期内多次引起舆论哗然。本文分析了“@微博辟谣”账户所发布的微博中1357条辟谣链接，其中由普通社交媒体用户传播出来的谣言多达1316条。同一谣言甚至常常在多个不同地区以同一形态反复出现，引发不同地域民众恐慌。
通讯工具硬件与社交媒体软件的普及，使信息的接收和发布对于每位用户都真正地实现了触手可及。与此同时，传媒工具的更新对工具使用者的信息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批判性思维下的新闻传播及其素养
新闻专业能力的培养，需要有基本的专业的敏感和价值判断，如采、写、编、评、播、制、摄方面的能力，而最亟需的，是将专业的伦理准则吸收内化为伦理素养，这些素养包括人文关怀、对真实可信等方面的追求等。无论是从事专业传播还是作为社交个体的转发分享，都需要基本的素养。
信息技术对媒介产业的改变也对媒体和公众的信息素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新闻专业能力、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美国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协会把信息素养定义为一套综合能力，包括反思性地发现信息、理解信息的产生和价值方式以及在创造新知识和学习社区中符合伦理地使用信息的能力。[27]媒介素养是指在各种环境中以适合自己的目的和需求的方式取用、分析、评估及制造媒体信息的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专门确定其定义、范畴和培养的目标。詹姆斯·波特（W.James Potter）提出媒介素养的七种技能，包括分析、评估、归类、归纳、演绎、综合、抽象化。[28]
这些素养是要建立人们对虚假有害信息的“群体免疫”。前述东英吉利大学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免受假新闻影响的“群体免疫”模型，表明，任何针对不良建议的“免疫力”都可以减少爆发影响。[29]对于传媒业者来说，新的时代提出了传统的专业能力以外的新要求，需要从业者具有对新技术时代信息及平台特质的了解，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与运用能力，以及具有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数据与技术素养，在社会化媒体中“公”“私”界限的把握能力等。对于公众来说，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媒介素养应该包括媒介使用素养、信息生产素养、信息消费素养、社会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参与素养等。[30]
批判性思维所包含的信息获取、信息解读、信息反馈、内容阐释等诸多能力，是媒介素养的必要能力，也是支撑每一个自然人学习、工作、生活的重要能力。Delphi报告细数了“有理想批判性思考能力”[31]需达到的标准：凡事习惯追根究底，认知务求全面周到，判断必出于理据，心胸保持开放，态度保有弹性，评价必求公正，能坦然面对主观偏见，判断必求谨慎，且必要时愿意重新思量。将这一要求进一步操作化，便是要求通过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对争议点清楚了解，在此基础上选取合理的标准，专注于探索问题，而且在该问题该环境许可的情况下坚持寻求最精确的结果。
疫情期间，传统媒体和自媒体对假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以及社交媒体上大量虚假新闻的肆虐，暴露了缺乏批判性思维对于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和普通民众的负面影响。之前有研究发现，应试教育给中国学生带来了基础学力低下、解决能力低下、自我肯定感低下、沟通能力低下等普遍性问题，同时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与策略即在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32]
斯滕伯格在论述其思维三元理论时指出，批判-分析性思维要求掌握7种基本的认知层面的技能：问题的确定、程序的选择、信息的表征、策略的形成、资源的分配、问题解决的监控、问题解决的评价。[33]获得这些思维技能必须经历日积月累的冗长训练。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将提高思维水平的必须经历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依次为鲁莽的思考者、质疑的思考者、初始的思考者、练习中的思考者、高级的思考者、完善的思考者。[34]在最初的“鲁莽的思考者”阶段，人们无法认识到自己思维中的重要错误；在“质疑的思考者”阶段，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思维中存在的错误，但依然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纠正的能力。“初始的思考者”能够尝试着改善自己的思维，但直到“练习中的思考者”阶段，人们才能认识到常规训练对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通过不断的练习，人们会逐步进步到“高级的思考者”阶段，并且在持续的练习中，量变形成质变，最终成功进阶为将有技巧和判断力的思维转化成自己的第二本能的“完善的思考者”。
新冠疫情期间的新闻传播乱象警示我们在新闻中要重视批判性思维。关于批判性思维培养的诸多国内外理论探讨，以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公民批判性思维现状的研究都表明，培养媒体和公民的批判性思维任重而道远。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体系化、制度性行为，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也需要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氛围和环境相配合。
（刊于《新闻界》2020年第5期19-27页，参考文献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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