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新闻专业主义的伟大重塑：从客观性1.0到客观性2.0

Original 迈克尔·舒德森等新闻界

收录于合集

摘要：本文通过对“客观性”这一概念的深度辨析，以“客观性1.0”与“客观性2.0”为历史分期重新审视新闻专业主义，并以此为思想基础对当前的美国新闻业进行分析。本文认为，新闻业以客观真实为原则组织起生产行为，这构成了新闻客观性的基础维度；然而，如何将记者本身的价值融入新闻生产之中，探寻一种更稳定、更具阐释力的新闻业，成为当前新闻业的另一核心任务。以这两种生产原则为基础，新闻业或许能够为我们理解并改善当前价值混乱、情感化的社会有所助益。文章进而提出新闻业应当在“后特朗普时代”的观念分裂中致力于坚持自身的专业信念。

关键词： 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1.0；客观性2.0；新闻业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有时，我认为美国记者是对现代专业的新闻业兴起最无知的一群人，他们长期沉溺在一个与自身有关、带有神话色彩的故事里。在这个故事中，一群被称为“国父”的英雄与一个邪恶的国王战斗，并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民主。这些国父有一天开始意识到报纸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即可以被用于告知公民他们所应知的民主程序，他们于是鼓励新闻界无所畏惧地参与报道、监督政府、为民尽责。打那开始，美国新闻业一直在追求实现这些见识高远的英雄们所制定的目标，直到1791年他们把对新闻业的保护镌刻在了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当中。

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出来的。在十分偶尔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有用的神话，能够号召记者和新闻界的同伴们保护新闻机构免受政府干涉。但是“有用”并不一定等于正确，这个以讹传讹的故事所造成的弊端比益处更多。今天新闻业最值得称道的成就，都是那些1791年的英雄们所不知晓且无法认识到的。它发生在20世纪晚期的新闻业实践中，是变革的产物。我想在此提出的论点是：人们过于沉迷于新闻业的技术变革，以至于无法看到文化变革是如何强有力地定义了今天的新闻业；这些变革标志着第二次新闻专业化浪潮的出现，在本质上重塑了新闻业的核心原则和实践。

二、记者的选择

我所重点关注的言论基本上都来源于报纸。尽管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的大多数人们获得的大多数新闻都来自于电视——当然，在互联网上获取新闻也日益变得主流。但是无论是印在报纸上还是在网络上流传，大多数新闻实际上仍然是由报纸和通讯社采集与输出的。至2021年，它们依然是最基本的原创新闻报道生产者。当人们从谷歌、Facebook或者电视网络上获取新闻时，即便他们从未拿起过一份印刷报纸或者登陆报纸的网站，历史遗留下来的新闻机构——主要是报纸机构——所产出的新闻依然在人们获取的新闻总量当中占据最大份额，有时其代价是数百万美元和记者们的生命。谷歌、Facebook和电视是新闻发行方面的奇迹，但是论及原创新闻的采集，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被称作“寄生虫”。

专业的记者不一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但是他们无差别地效忠于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专业规范——我们称其为“客观”也好，“公平”或“平衡”也罢，专业的记者始终应将事实置于政治之前。当然，客观报道不是新闻的唯一种类，也不是唯一有价值的新闻，但是这种新闻是整个新闻业的根本意义所在。

让我们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理查德·佩雷斯-佩那（Richard Pérez-Pēna）的报道为例。这则报道刊登于2017年10月19日，聚焦于马里兰州联邦法官西奥多·庄（Theodore Chuang）发布的决议。佩雷斯-佩那将这一决议放入了报道的背景当中（当然，即便对于非专业法律人士的美国人来说，解释那些决议的细节也有一定技术难度，所以此处请把关注点放在我的整体观点上，而非着眼于细节）。该报道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三次试图颁布一项旅游禁令，想禁止超过半数的主要穆斯林国家公民入境美国。夏威夷州的德里克·沃森（Derrick Watson）法官率先宣布这一禁令违法，并阻止了禁令生效。而马里兰州的庄法官则进一步扩大了阻止禁令的范围。

佩雷斯-佩那以平铺直叙、不带情绪的文风呈现了这则新闻，首先说明他想让自己的作品被视作专业、“客观”的新闻报道。其次，他既引用了马里兰州案件中的原告支持庄法官的言论，也引用了一位政府发言人批评此事的言论。这是专业新闻报道中彰显“客观性”的常规操作：针对争议事件或者政治冲突，援引正反两方的观点。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这位记者观察到庄法官和沃森法官的职务都是由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任命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为何要提及此事？它并非叙事的一部分，无关庄法官今日在庭上的所作所为。它不是事件的必要背景，也没有描述刚刚发生的事件。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法官的工作是诠释法律，还是与之相反，强化他们的政治偏好？这位记者暗示道，也许这些法官正在执行一个反特朗普的自由派议程。

佩雷斯-佩那支持特朗普吗？他本可以提供一套全然不同的事实作为他的报道背景。他本可以写沃森法官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夏威夷人，是警官的儿子，也是他们家族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他本可以告诉我们庄法官是中国台湾移民的儿子，也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并且在2009年到2014年间担任国土安全部的律师。这些细节本可以暗示两位法官都受过高等教育，受训于全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并且或许更重要的是，由于家庭背景或者职业经历，他们很可能对法律的实施抱有深切的敬意。但是相反的是，佩雷斯-佩那选择了这个背景事实，这是他认为在2017年两极化的政治世界中读者们可能会想知道的内容，即两位法官的政治倾向。是的，这个背景事实——“由巴拉克·奥巴马任命”——告诉我们有关两位法官的一些事情，也揭露了这位记者身上的一些事情——即他是一个公正的人，或者试图表现出一名受雇于《纽约时报》的公正记者应有的样子，虽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多次指责这家报纸挑唆了一场反对自己的“猎巫运动”。

佩雷斯-佩那是自由派吗？还是保守派？我不知道。在这个故事中，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举动遵守了一种专业主义原则，哪怕这种原则被特朗普总统斥为“假新闻”而不予理会。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许多左派人士也对主流媒体发出了相似的责难，他们声称这些媒体的世界观是倾向中间派甚至中偏右的，它们边缘化了左派的正当观点。

许多右派和左派的批评人士似乎无法领会这一点：有些忠诚并非出于政治目的。人人都知道，对家庭的忠诚和对当地/区域/国家的忠诚有时是凌驾于政治倾向或盟友关系之上的。那些认为政治决定一切个人选择的人们更加难以理解许多人对职业原则和实践规范所抱有的忠诚，无论他们是记者、科学家、医生还是学者。

2021年1月2日，记者们做出了一个相似的选择，在一篇有关法院判决的报道中插入了政治背景。在这个案例中，《纽约时报》记者凯蒂·埃德蒙森（Catie Edmondson）和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撰写了一篇报道，有关德克萨斯州东区的联邦法官拒绝该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试图给予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权力驳回乔·拜登（Joe Biden）的投票结果一事。在这篇报道的第四段中，两位记者暂时脱离了复杂的叙事，写道那位法官杰里米·科诺迪（Jeremy Kernodie）是“由特朗普先生任命的”。为何提及此事？法官的工作是阐释法律，而非解释时下的政治情绪。然而在高度两极化的政治环境中，告知“联邦法官是由现任总统任命的”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一案例中，即便由特朗普总统任命的法官也无法苟同特朗普指控选举欺诈这一离谱且毫无根据的行径。

正如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在19世纪晚期不同的实践和价值影响下，美国新闻业开始形成一个自觉的职业社群。到了20世纪20年代，从业者们对其核心理念有了广泛的共识，它通常被称为“客观性”——我称之为“客观性1.0”。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一种新的标准超越并取代了“客观性1.0”。记者们变得更加追根究底，更具分析能力，给出方便理解事件的背景内容——仅仅平实地描述昨天发生了什么已远远不够。但是描绘背景内容显然是在给出一种阐释。“记者的职责是阐释”这种主张升级为了“客观性2.0”。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报纸世界中，“客观性2.0”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经济行为，它为读者提供他们从电视中得不到的东西，日益强大的电视是报纸在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也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和时代转向。“客观性2.0”的新闻变得更加富有开拓精神，有时调查属性更强，经常带有分析性质，这导致其整体上更为消极。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新闻业对总统候选人的批评声越来越大，而且尤其是，它们对两大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颇具微词。

“客观性2.0”正面承认了“记者要做出判断”这一点，即他们需要做出选择。记者们经常直言他们的目标就是简单地给予人们事实，人们需要在投票时自主地做出决定——仿佛投票就是民主的全部。然而这并非他们日复一日的所作所为，甚至不是他们试图在做的事情。

我的观点是，这也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新闻业在民主制度中扮演的角色无形地将民主弱化为了“算数民主”（arithmetic democracy）。这意味着，政府是并且应当由多数选民在自由而公平的选举中所选出来的人来统领。我们应当尊重民主的自由主义传统，即政府是由多数选民公平选举出来的，但是选举政府需要立足于一个能够保证所有公民（包括少数派）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系统之中，这样人们才能通过各种各样有效且合法的方式掌握公共资源，从而限制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当政者。同时，这也依赖于我们建立一套社会制度，即政治对手应当将对方视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非敌人。

美国的建国英雄们明确地想要建立一个“共和”政府，而非“（算数）民主”政府，他们花费大量心力起草宪法，找寻办法让被选举出来的代表人能够彼此审查，限制任何一个分支或者层级的政府权力，避免暴政滥施。

从自由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倘若我们要保护少数派，并促进一个正派社会的建立，那么记者和其他公民教育者应当舍弃数字民主。如果我们抱有一种观念，即如果告知公民，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在投票时做出明智的选择。这一观念看似美好，但是无法保证民主的要义能够得以贯彻。2016年特朗普先生的胜选，让数年来乃至数十年来在匈牙利、土耳其、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出现的问题也出现在了美国。美利坚合众国并不能免疫于反自由主义的思潮滋生。

作为一个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专业记录者和阐释者，新闻业能够协助自由民主发挥作用，这归功于两种专业化趋势的发展。第一种是“客观性”作为新闻业理想目标的出现，我在1978年的第一本书《发掘新闻》（Discovering the News）中对其进行了编年史方式的论述。第二个就是1960年代以来的变革，重塑客观性的含义，针对“客观性1.0”的狭隘，探索一种更稳定、更具阐释性的新闻如何能够提供一幅更真实的现实画像。我也针对第二次转变写了一些文章，但是在深度上比不过历史学家马修·普雷斯曼（Matthew Pressman）最近出版的专著《论新闻》，[1]我将借用他的作品来讨论第二次发展。

三、客观性1.0

至1800年代晚期，新闻还没有被当成一种专业（职业）。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报纸才大量雇佣外国通讯记者采集信息。让英国和美国的新闻业引以为豪的是，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有几家领先的报纸机构组建起了外国通讯记者团队。然而70年代以前的法国报纸都没有外国通讯记者，甚至直到1914年大多数法国报纸依然没有。鉴于这种情况，媒介学者让·查拉比（Jean Chalaby）宣称新闻业是“英美的发明”。他进一步提出英美新闻界发展了“以事实为中心的话语实践”，因而赋予新闻“作为文本的特性”[2]。这种说法所指的不仅是在信息上的投入，更是英美新闻业发明了一种信息采集和呈现的模式，后者无关政治、哲学、辩论和文学。这是一套以新闻为中心、只为新闻服务的实践和文本形式，我们称之为新闻业。

新闻业是由新闻工作的各种实践及其演变构成的。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实践就是采访。1902年，英国记者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指出：“采访是一项独特的美国发明。”[3]诚然如是。1871年，《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通讯员汤普森·库珀（Thompson Cooper）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采访教皇庇护九世的记者。该报在报道之前写下如下前言：“罗马天主教会是人类最古老的机制，而采访则是最年轻的一个。今天上午，它们却得以面对面，通过它们各自的代言人——庇护九世陛下和汤姆森·库珀先生，见诸纽约的《世界报》。教会的精神和时代的精神，以具体而精确的形式，与彼此相遇。教会和新闻界亲吻了彼此。”[4]。此处正确地将采访定义为“机制”。采访是一种新的机制，既是记者与政治家或名流之间的社会互动，也是一种新的文体组织形式，即非虚构文本。

与此同时，新闻的叙事也从以时间顺序的方式记录近期发生的事件，变为以新闻为中心的报道——这些报道以一段总结开始，进而强调报道者或者记者群体有所共识的内容，它们将成为这一新闻事件最重要的特征。

大约在1880年之前的美国和1920年前后的英国，记者们只是报业中的一种声音，并且他们经常从属于政治集团、政党或者政府官员。他们对报纸不享有唯一的解释权，而只享有某一种解释权。报纸汇集了各种各样可被接受的社会舆论，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是论调、风格和舆论的大杂烩。

报纸汇集了各种各样的作者。正如英国学者唐纳德·马西森（Donald Matheson）指出的，报纸极少“以自己的声音来表述这个世界。事实上，它并没有自己的声音。”[5]报道者们甚至没有资格去解读别人的话。编辑们不会编辑通讯员们发回来的报道，他们会直接刊登后者交上来的内容，这类报道通常是法院或议会的诉讼书、公共集会上的演讲，等等。这一切表明：“新闻业还没有工具或者权力去重新定义文字的背景内容。”[6]

19世纪晚期，欧洲的美国报纸观察员们惊呼——引用其中一位的说法——“报道正在杀死新闻业”。他们的意思是高尚的文章、哲学反思以及政治修辞都在被以事件为中心的新闻条目所取代，随之相伴的是哗众取宠、化繁为简，强调争议与竞争，焦点在事件而不是过程上。

这一切在20世纪20年代迎来了一个确立职业规范的时刻，“客观性”作为一个术语开始被记者们广泛地使用，其所指的是一套实践和规则，意在保持新闻业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属性。1923年是一个重要的日期，刚刚成立于1922年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详细记录下了行业伦理规范守则，督促记者们致力于对经手之事实进行无党派偏见的报道。对客观性的信念依赖于记者们对周围环境的洞察，他们被各种各样的宣传人员和公关经纪所包围，后者虎视眈眈地不断说服他们、贿赂他们、讨好他们，从而成为他们的报道中被偏袒的对象。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记者们感受自己仿佛正努力在充满鲨鱼的海水中求生，这些鲨鱼就是国家宣传人员和企业公关人员。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形成了一系列惯例，包括核查事实、引用了一句来自民主党的言论就要搭配一句来自共和党的言论，这种平衡之举让真实的新闻免遭被鲨鱼吞噬的命运。这种方法在50年代趋于成熟和自信。

客观性是一套惯例，但同时也是一种信念。“客观性1.0”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得以明确，然后在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高峰。在这里，“客观性”被广泛地定义为一种理念，作为实践的新闻惯例要忠于此。尽管在修辞意义上，关于“客观性1.0”的利弊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但是新闻机构和新闻写作却转向了一个新的重要方向，那就是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客观性2.0”。

四、客观性2.0

在20世纪60-70年代，对政府、政治和社会的新闻报道被放开了。这种趋势并没有单一的转折点——诚然不是水门事件，因为诸如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的爆炸性报道，关于美军在美莱村对越南平民的大屠杀，以及越战期间其他著名的调查性报道，都早于水门事件。新闻业的变化无法归因于单一事件，无论这些事件多么令人震惊。因为一些深层的变化正在蓄势待发，一种代际的变化、更广泛的文化变化以及对民主含义的重新理解，都促使新闻媒体成为了揭露美国社会的重要机构。

媒体角色的变化是几个密切关联的发展过程的综合产物：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日益壮大，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新闻文化改变了，记者们比以往更加激烈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些政府机构没有那么神秘了，更加配合新闻媒体的工作，渴求媒体的关注和认可。正当联邦政府（在民权、经济管制、环境责任以及社会福利计划等方面）扩展它的边界之时，正当女权运动宣告“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之时，正当新闻的体裁创新证明它自己本身也是一股力量之时，“报道政治”的概念也随之改变了。这个故事被马修·普雷斯曼精彩地记述在了自己的书中，基于涉及到了一些关键编辑和记者的旧报道，尤其是那些任职于《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人。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新闻业有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尤其表现为关注点的扩大，从政治延伸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并且在调查和分析程度上有所加深，将一些额外的生活角落搬上了公共舞台。或许没有其他事例能像#MeToo运动一样，由《纽约时报》和《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的调查记者们发起，激发了如此大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影响了全球其他地方的报道揭露。

新闻报道一度变得更具调查性、分析性，尝试挑战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传统界限，但是这只是影响新闻业变革的部分原因。不仅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有所加强，它们对权力机构也有了更具综合性和批判性的报道，权力机构也逐渐适应了世界的变化，记者们拥有了比以往更强大的力量。

在20世纪50-60年代，媒体对于国会的报道被当时的人委婉地称之为：“过于配合”。历史学家朱利安·泽利泽（Julian Zelizer）观察到：“直到60年代中期，新闻界对政府机构整体上是尊敬的。”[7]这种对于政府的尊敬感的降低促使新闻界更多地关注政治丑闻。加上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和1970年的《立法改组法》为国会增添了一抹“阳光”；1970年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联邦机构提供并公布“环境影响报告书”；1971年和1973年的竞选财政法案，1978年的《监察长法案》，以及其他里程碑式的立法改革也让政府统治变得更加公开。如今，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经常被要求承担责任，民主的角色有所转变。选民过去通常只能在选举当天才能对现任政府表达不满并采取行动，而今政府常年被置于公共监督之下，这要归功于新闻业和其他公民社会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报道更加注重背景内容，而非仅限于描述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根据政治科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Patterson）的研究：在1960年，《纽约时报》与竞选有关的封面故事中，超过90%基本都是描述性的；但是到了1992年，这样的报道只占20%。[8]报道者们在报道过程中占据了更加主动的角色，并且不再为政府候选人效力。

总结起来，“客观性2.0”带来了什么呢？单一的要素无法解释它，它更像事件与势力相互作用的结合体。在美国，“客观性2.0”由越战而起，在水门事件中达到高潮。但是还有其他助长因素：包括高等教育的大范围铺开，“批判”文化乃至“反抗”文化的中心化，以及世界范围内对当权者的广泛反抗。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美国记者是强大的、繁荣的、独立的、廉洁的、有公德心的、值得信赖的，甚至被那些与其持有相似理念的权贵和平民所爱戴。两党制的冷战政治共识以及新闻机构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使这种状况得以存续。然而这两者都没有持续下去，新闻业作为统治机构的一部分同时又要独立于其外，这个天真的设想无以为继。

五、今日的美国新闻业

专业的新闻记者始终把事实放在第一位。有责任心的记者不会去生产假新闻、蓄意炒作或者新闻腐败。他们不会让事实屈从于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主张。他们不会巴结广告商，不会和出版商的商业利益勾结，甚至不会迎合读者或观众的品味。圈内人的偏见尤其难以抵抗，但是当他们看到的现实世界与编辑部的舆论有所冲突时，他们也不应该向自己的同事们低头。专业记者所写的任何事都应该是准确的，一旦被质疑，报道者必须能够捍卫他或她所写的任何事情都是准确无误的。“它是准确的”，这是我们评价一篇新闻报道时最无聊的说法，但是它也几乎是最重要的评价。

记者的第二法则是“追踪故事”，实际做起来比听上去复杂得多。追踪故事，而不是追踪一个愿望，并非严格尊重纪律，不顺从于某种风格，也不盲从群众、政党或者政府。追踪故事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并且不应预测故事的走向，如果政治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先入之见或者忠诚遮蔽了通往“不愿面对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s）”之路，或让人看不见这些为其青睐的人物、党派与事业蒙上阴影的事实或者事实的形式，那么记者就会面临丧失现实保真度的危险。小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 Jr.）于2020年出版的自传讲述了他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工作多年的经历，他最终当上了执行编辑，这本自传的标题是个绝佳的选择：《一切都关乎故事》（All about the Story）。

法则一，进行报道，弄清事实；法则二，追踪故事，两者都是专业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但是两者之间却存在一种张力。不要捏造事实，而要收集与事件相关的事实——但是之后要把它们编织为一个故事，不仅要通顺还要在情感上引人入胜。这造成了两方的常年之争，一方是沉闷的、“把你的菠菜吃了”①式的新闻，另一方是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报道。记者最为艰难的任务就是既尊重事实，又讲好故事，同时还要把报道置于背景之中，为刻不容缓的潜在议题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记者采纳了美国新闻风格中的一些元素，但是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南欧——对这种方法的态度“不总是全心全意，经常只是半推半就”，一如荷兰媒介史学家马塞尔·布罗尔斯玛（Marcel Broersma）所言。[9]直到20世纪中叶，欧洲大陆的报纸才开始使用头版标题。在那之前，有些甚至延续到二战之后，它们采用的都是布罗尔斯玛称之为“垂直”的排版方式——新闻区域的排布有一个标准的顺序（国内新闻、外国新闻、本地新闻），故事之间以一条短线分隔，即便有头版标题，也是出于分类的目的，而不具有实质内容：像“战争”或者“巴黎和会”这种。读者一打眼，根本无法判断哪条是新闻机构认为最重要的新闻。编辑们也不加判断，再次引用布罗尔斯玛的话，“记者们通常也不会从事件中提炼新闻。”[10]在某种程度上，欧洲记者们坚持他们的“表达性”或者“反思性”，而非作品的纪实风格。与其报道事件，他们更关注观点的阐述。

并非所有地方都完全接受新闻报道专业理念作为新闻业的中心这一点，但是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都非常站得住脚，甚至包括一些新闻机构与国家审查之间剑拔弩张的国家。新闻专业主义包含了理解什么是“新闻”，还有如何定位、如何核实，以及如何呈现新闻。让记者们去考虑其他的事情——无论是社会正义也好，群体荣誉也罢，抑或国家安全——充其量，在他们眼中都是不妥之事，并且接近严重腐败的边缘。即便记者们或许能够熟练地判定什么是新闻，他们仍不确定应该依据何种权威来最终评判哪些算是社会正义，或者出于国家安全哪些信息应该按下不表。在记者们自己的眼中，这难道不会污染纯粹的新闻职能吗？然而这些“不纯粹”中有些每天都会在最好的新闻机构里发生，另外一些则时而发生，这表明记者们坚持专业的核心价值有多难，宛如僧侣或修女坚守他们的誓约。

记者的目标不仅是传播他们认为公民们所需要的信息，而且试图讲述他们认为人们想听的故事。但是一旦这点被允许，市场在塑造新闻中的角色鸿沟就出现了。最小的一点就是，写故事意味着记者要经常追求与他们的读者产生情感连接。媒介学者卡琳·沃尔-乔根森（Karin Wahl-Jorgensen）指出，在美国，如果记者们在他们报道的新闻中传达情感，就更有可能赢得普利策奖。[11]他们笔下刻画的人类是有感情的生物，经常身陷危机时刻，被强烈的情感所撕扯或升华——无论是痛苦或荣耀，绝望或希望，快乐或愤怒。这些是能够触及到读者或者观众的特征，它们恰恰让“信息”变得活灵活现，触动读者。

唐纳德·特朗普所言美国的主流媒体有自由派倾向，他是对的吗？我诚然希望如此。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意味着偏袒社会福利国家多于最低限度国家，也不意味着偏袒民主党多于共和党。这种“自由”是用在短语“自由民主”或“自由教育”当中的术语，表示一种批判的倾向，一种求知的精神，对有权势者的言论抱有怀疑态度，对证据抱有执着的关注，随之对自己的臆想抱有一颗羞耻心。

20世纪70年代，记者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发现他的同行记者理所当然地持有多种价值观，包括信仰两党系统；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在他著名的专著《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脉络，他发现记者有意无意地持有许多不言而喻的主张，包括“中庸主义”，即认为最合理且最适当的政治立场就是接近意识形态中心的位置。[12]刻薄的纽菲尔德和系统化的社会学者甘斯所做出的努力，都是为了将美国记者们那不言而喻又经常源自无意识的价值态度进行分类，在今天重新践行这些努力，对美国新闻业可能会有所裨益。

美国新闻记者们对自身领域的误解之一，就是过于将远见卓识的功劳归功于国父们，而他们本身其实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另一个就是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误导，他把他认为对美国体制和当权者批评过甚的一小部分杂志记者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s）。那是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美国记者们还想象着自己置身于那长期存在的、无畏的调查报道传统之中。事情并非如此了。只有在近年来，调查报道才被制度化，许多私人基金支持他们的工作；主要的大城市日报为调查工作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甚至削减其他的常规新闻业务；政府提供了新的协助，州与联邦级别的政府开放了获取政府文件的途径（最著名的就是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及其随后的修正案）；专注于调查工作的在线新闻组织如Pro Publica和“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roject）纷纷创立；还有调查新闻的国际化，最著名的就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的成立。另外，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单打独斗的调查者才有资源收集信息，挖掘信息的深度，这些曾经只为最富有的新闻机构所享有。

但是当下处于特朗普时期以及后特朗普时期的美国，面临的现实是这个国家从中间分裂开来。一半人口愿意接受世界上还有基于证据或者科学的真相这回事——即使这些“真相”是被修改与订正过的；世界上还有新闻专业主义这回事——即使它无法摆脱自身的错误和盲点；并且世界上还有批判性思考，人们能以此学会判断某人言论的真伪，学会面对不愿面对的真相。另一半人（看起来接近40%，如果我们把一贯同意特朗普作为总统在任期内表现不错的那些人与此挂钩的话）会把唐纳德·特朗普今天上午发布的推特中所说的任何幻想、阴谋或谄媚之词都当成真的——即便其内容与他头天晚上发的推特内容自相矛盾。

我的专业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人都心甘情愿地、甚至激情澎湃地，在涉及政治的时候放弃自主判断的能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专家的权威欣然接受，他们暂时性地相信专业的天气预报，以此作为选择早上出门穿什么的依据。他们也相信自己对于街边商贩人品的评估，当他们决定是否要把销售员的说辞当真的时候，他们卖的珠宝可能是偷来的，他们卖的食物和饮料可能是由不干净或者下等的原料制成的。在美国甚至会有商贩试图向你兜售布鲁克林大桥的所有权！我不知道为何我的美国同胞中有如此多人投票给一个一辈子都名声可疑的人来当总统（我向世界上那些诚实的街头商贩道歉，因为我把他们和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无赖相提并论了）。

特朗普诚然娱乐了大众，记者们也从中获益。但是他承担总统的职责了吗？令人开心的是，这段长期播放、一口气看完的幕间插曲终于要结束了。这位总统不必要地让超过35万美国人丧生，如果特朗普先生一开始就接受戴口罩并且鼓励民众也戴口罩这样简单的预防措施，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肯定还活着。他纵容并鼓励政治暴力。他三番五次地支持阿谀奉承者，炮轰批评人士，尤其是那些尽职尽责地致力于讲述真相的新闻机构。

对于复杂的问题，人们想要简单的答案。一些人可能会被阴谋论吸引，如果他们像抓住救生衣一样紧紧抓住某种说辞不放，他们眼中的整个世界就似乎合乎情理了，这套说辞指引他们看到所有的罪恶都源于单一一个十恶不赦的罪魁祸首。如果这个罪魁祸首是被瞧不起的少数族裔或者身无分文的移民，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这些阴谋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破产。

新闻业并不能保护我们免于这样的疯狂。新闻业是那个又明又亮的东西——“媒体”——的一部分，人们总是认为媒体使人分心、魅力非凡，甚至见多识广。新闻是社会上的一种力量，但是在它的内部，很多声音向不同方向拉扯着我们。通过它的专业形式——“客观性1.0”加“客观性2.0”——它让世界好转了一点点。但是新闻永远不会是全部的问题，也不会是全部的答案。它不会向我们展示前行的路，但是它能帮助我们看清自己身在何处。

➤作者简介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美国纽约 NY100027

译者李思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 2021年第2期第4页至12页，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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