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性的消亡与数字新闻专业主义想象：以美国大选为个案
摘要 ：本文以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在2016和2020年两次大选期间的表现为切入口，深入探讨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传统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数字时代发生的变化，并尝试从新闻学规范理论建设的意图出发，想象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可能内涵。研究认为，“客观性”在美国新闻业的日常生产实践中已实质消亡，而“介入性”具备成为数字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内核的潜能。文章进而阐述数字新闻学的发展必须以数字新闻业的种种事实为知识生产的依据，并主张在终结“客观性”神话的同时，积极探索新闻业在数字时代服务于信息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新模式。
关键词 ：数字新闻学；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介入性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长期以来，“客观性”法则始终在西方新闻业的专业理念中居于中心地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业的发展，这一法则逐渐超越了“专业/职业”的文化范畴，演变为新闻业的一种规训话语，对主流的新闻实践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一如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和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所指出的：客观性既是一种将新闻事实与价值判断分开的专业理念（ideal），也是新闻生产过程的操作规范（norm）。[1]在欧美经典新闻学理论中，新闻的客观、中立、真实以及其促进民主的价值目标，受到了学界、业界和公众的广泛认同，成为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社会普遍期望新闻从业者能够成为这些专业理念的捍卫者，并以客观性作为厘定新闻职业边界的主要依据。
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客观性为主要依据的新闻职业边界日渐模糊。一方面，新技术带来了新的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传统新闻机构和新闻职业由信息分发的中心逐渐转变为去中心化的信息网络的一个节点，不再具有排他性的文化权威；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催生了多元的新闻样态，这些新样态的新奇和有效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机制构成了威胁，进而促使媒体机构不断重塑其新闻采集、生产、分发的流程[2]，以应对来自新兴数字新闻机构和信息类自媒体的竞争。文化权威的丧失和生产机制的再造不可避免带来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式微[3]，客观性法则对新闻实践的“指导”在数字时代似乎更直白地体现为一种纯粹的操作形式，而经典新闻学对此无法做出充分的解释。因此，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在数字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与数字技术培育的新新闻生态之间保持着怎样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数字新闻学体系发展的需求出发，我们应当如何对这种可能是全新的新闻专业主义进行阐释和理论化？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为我们提供了在欧美语境下观察、解读上述问题的绝佳“田野”。一方面，美国当代新闻业与其政治体系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逻辑关联，对美国新闻业的研究无法脱离对以选举为中心活动的美国政治体系的观照。另一方面，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任四年间对传统的美国政府和新闻业的关系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被广泛视为美国传统新闻专业主义式微乃至衰亡的“强度”表征，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在2016和2020两个大选年的报道实践，对于我们深入剖析客观性法则在数字时代的“命运”，也就具有突出的标本价值。因此，本文就从2016和2020两次总统大选的媒体报道实践出发，透过对这一强度个案的深入解读，归纳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数字时代的遭遇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去探索“数字新闻专业主义”可能具有的内涵。
二、客观性的消亡
传统的美国新闻专业理念以客观性为基础，强调一般性的新闻价值标准和报道立场的中立，突出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制衡作用。然而，在对2016和2020年两次总统大选的媒体观察中不难发现，客观性法则几乎只是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实践中维系着话语层面的合法性，而在操作的具体过程中，则体现为“实质性的消亡”。具体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闻媒体政治立场的公开化
客观性法则的消亡最首要的表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媒体越来越直白地呈现自身的政治立场。而对这种立场的话语“包装”则一度被视为一种媒体操守，即社会普遍认为新闻机构应当具有以隐性的话语形式间接传达而非直接宣称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意愿。显然，这一传统实际上已经被抛弃。
众所周知，在美国一切有关选举的媒体报道中，枪支合法化、堕胎和少数族裔权益等历来都是重点议题，因为这些议题是体现美国两个主要政党政策差异的焦点范畴。而我们在最近两次大选的报道活动中看到，主流媒体对这些议题的讨论呈现出了不加掩饰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倾向：除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新闻机构均公开或半公开地限制枪支使用、支持妇女拥有堕胎权，并放大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如移民）受到系统性压迫的观点。这些观点由于与民主党的政策取向相近，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导致一个结果，即绝大多数媒体往往公开表达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据尼曼实验室调查数据，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日报有229家、周刊有131家；相较之下，支持特朗普的日报仅有9家、周刊仅有4家。[4]即便在特朗普任职后，媒体对他的报道依然以负面为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报告《特朗普就职100天内的媒体报道》指出：“在所有与其相关的报道中，没有一篇文章的正面效应能胜过负面效应，这为‘总统不受媒体欢迎’树立了新标杆。”[5]因此，有少数较为捍卫传统新闻专业理念的媒体从业者公开指出新闻行业存在的自由主义“偏见”正在损害新闻界长期提倡的客观和理性的信誉[6]，但此外绝大多数新闻从业者和新闻学者对此保持沉默。
其中，美国传统自由派媒体CNN与特朗普之间的“斗争”最具代表性，二者的冲突在前者有关后者“俄通门”的报道中体现得最为显著。2017年1月，CNN在一篇报道中将特朗普团队成员与涉俄调查联系在一起，报道援引匿名人士消息，指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在调查一家价值100亿美元的俄罗斯投资基金的首席执行官，他在就职典礼前曾与特朗普阵营内的金融家会过面，试图提前了解美国的对俄政策，从而调整其投资战略。文章发表不久便被CNN撤回，相关三名工作人员被迫辞职，其中一人还曾入围普利策新闻奖。[7]CNN还曾根据匿名信源提供的调查报告撰写报道，声称俄罗斯特工掌握特朗普的个人财务信息，暗示俄罗斯势力与特朗普的私密关系。随后，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CNN记者提问，指责CNN和报道了相同新闻的数字新闻机构BuzzFeed为“假新闻”（fake news）。[8]自此，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自由派新闻媒体机构的公开对峙延续至今，双方互相攻讦不断。这种政府与媒体之间的恶劣关系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即使在尼克松时代也未曾白热化到如此程度。
（二）新闻媒体深度介入选举议程
大选中另一个值得深入分析的现象，是新闻媒体机构“卷入”甚至“介入”美国大选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往，体现出强烈的以报道行为影响选举结果的意愿。而越高的参与度势必意味着越低的客观性。
例如，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传统中，“背书”（endorsement）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指的是组织或个人公开表达对某一候选人的支持的行为。新闻媒体为候选人“背书”的传统自19世纪开始，背书决策一般由编委会（editorial board）商讨决定，记者与编辑所在的新闻编辑室（newsroom）不得参与。同时，即使媒体机构会为某位候选人背书，在具体操作中仍须严格区分新闻和意见，记者不得干涉社论的观点，社论编辑也不得影响记者的报道。这一传统固然有内在的矛盾性，难以实现完全“干净”的切割，但大抵还是可以保证新闻机构兼顾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自由的机构观点表达。然而，上述机制得以运作有一个明确的前提条件，即新闻媒体在机构层面上的采编分离、独立分工。而随着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但媒体内部的机构职能区别难以实现，新闻用户对报道和评论的认知也逐渐含混、融合[9]，这是以社交媒体帐号为（实际上的）单一分发渠道带来的必然结果。目前，已有诸多研究描述出美国新闻受众越来越难以区分“报道”和“评论”的现状，这两种“文体”之间的形式差异也日益缩小。[10]比如，特朗普曾在确认2016年大选获胜后拜访《纽约时报》总部，试图缓和与自由派媒体间的关系，然而《纽约时报》当天便刊发题为《不，特朗普，我们绝不可能好好相处》（No, Trump, We can’t just get along）的评论，批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表现，称他是“骗子加冒牌货”。[11]该评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Facebook账号上，以标题、摘要附加全文链接的方式呈现，与该报的其他报道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在很多用户看来它既是对特朗普来访的事实的报道，也是报社的一种立场表达。类似的案例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不胜枚举。
即使是在较为“纯粹”的客观报道中，尽管新闻机构仍在形式上按传统的操作准则进行内容生产，但其期望通过报道内容影响大选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刚才已经提到，在2016年大选中，绝大多数新闻媒体支持希拉里·克林顿，批判特朗普，这种立场选择鲜明地体现在这些媒体的客观报道策略上。例如，针对希拉里·克林顿违反政府法规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传送机密信件的指控已经开展多年，美国联邦政府内部对此存在争议；大选期间特朗普也以此为标靶攻击她，指责她违反联邦政府安全规定，并私自删除了超过3万封邮件。主流新闻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却在大选初期着重报道了特朗普名下公司曾经涉及的经济案件，以类似的口吻指责其蔑视法庭命令，销毁电子邮件，以此反击他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批评。[12]代表性数字新闻机构BuzzFeed也展开了类似的行动支持希拉里·克林顿，如特朗普曾在辩论中指责克林顿夫妇的基金会存在付费演讲行为，暗示基金会中立立场并不可靠，BuzzFeed随即“挖出”了特朗普曾为乌克兰富豪赞助的非政府组织演讲并以此换取该组织对特朗普基金会的15万美元捐款的旧文。[13]这种通过形式上的客观报道介入选举议程的操作方式，实际上是对客观性法则工具化，使客观报道的操作方式与其哲学内涵彼此剥离。
在刚刚结束的2020年大选期间，新闻机构选举报道的“客观与否”本身，甚至成为了一个次生的舆论热点，相关讨论反复出现在公共议程中，成为持有与自由主义不尽相同的立场的政客（既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批判媒体的重要话语资源。如CNN在报道中引用匿名信源，称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私人会面中告诉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女性无法赢得美国大选”，将持有社会主义立场的桑德斯描绘成厌恶女性的人；[14]随后在CNN举办的初选辩论中，主持人Abby Phillip的提问明显偏袒沃伦、为难桑德斯。CNN因此而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桑德斯支持者的批判，他们认为它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客观中立。[15]另一家全国性电视新闻频道MSNBC也遭受了相似的批判，因其在新闻节目给出的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名单中，多次剔除华裔候选人杨安泽（Andrew Yang）；[16]在其举办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杨安泽的发言时间亦在所有候选人中最少[17]。由于缺少在上述两家媒体内部的深入观察，造成“歧视”效果的原因或许难以明确，但这些聚焦于新闻媒体客观与否的讨论大量存在本身，已表明客观性法则的合法性已严重动摇。
（三）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的含混
客观性理念的消亡还体现在新闻记者在进行大选新闻报道时，日益呈现出更强的情感倾向。数字技术为新闻从业者“供给”了表达个体观点的新途径，使其得以突破传统报道框架的限制，更加自由地抒发个人情感；但也模糊了记者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之间的界限，令个人情感和客观事实日益混杂，难以区分。
目前，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新闻分发方式是基于智能算法的个性化推送，致令基于新闻消费形成的社会生活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化转向；[18]而这些平台的“转发”和“评论”功能也为新闻的传播赋予了新的形式，进一步在心理和情感层面激发受众扩散新闻的欲望。每一位社交媒体用户实际上都获得了新闻把关人的身份，他们愿意在自己的社交范围内通过“转发+评论”的方式来解读新闻，并为新闻赋予属于自己的意义。[19]在新闻传播的网络日趋去中心化的当下，失去文化权威性的新闻记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自然也会体现出个人的情感倾向，他们并不总是能够清晰地切换机构身份（记者）和个人身份（社交媒体用户），受众对他们所发布的内容的性质也并不总是能够做出准确的辨析，而主流新闻媒体对此则“暗中支持”以吸引更多的社会关注。如有研究发现，在美国大选报道中，许多媒体机构的编辑都鼓励记者多发推文以吸引网民关注自己的报道；记者在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转发其所在的新闻机构的报道时，也往往附带有着鲜明个人印迹和情感倾向的评论。[20]这一现象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作为比一般新闻受众更为“深度”的社交媒体使用者，记者具备将个人情感纳入其新闻传播活动的便利条件，而目前又缺少对记者的职业行为和个人行为做出严格限制的行业规范；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使用的圈层化又会进一步强化记者固有的价值判断，使其成为舆论极化（polarization）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环。有研究即发现，尽管记者群体是社交媒体重要的早期使用者和最活跃的用户，但其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始终与（价值观高度接近的）同行们互动最多，甚少观照来自政客和大众的不同观点，因此新闻记者群体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关于美国大选的叙事始终带有很强的自由精英主义色彩。[21]
三、数字新闻生态：一个可能的解释视角
客观性法则在美国新闻业的日常实践中的实质“消亡”，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原因，本文不欲对此做出全面的剖析，而更期望从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的需求出发，在“技术-文化”的阐释路线上对其做出解读。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的目标，既包括对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既存的实践模式的理论化（而未必是合理化），也包括从普遍人性和社会正义的价值立场出发对理想的新闻业进行想象和建构；[22]而完成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是完整地认识有关数字时代的新闻业的总体事实。换言之，如果说“客观性的消亡”就是数字新闻业中业已存在的事实，那么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的目标即在于对上述事实做出理论解释，并探索建构关于这种事实的规范话语——而非简单判断“客观性消亡”的好坏。基于对现有的数字新闻学理论发展的把握，本文主要在新闻生态系统（news eco-system）理论的观念和话语体系下，对“客观性的消亡”进行理论化。这一理论认为：数字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是生态性（ecological）而非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与技术之间并非“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技术的角色是培育新的观念与机制、涵化新的行为与态度、塑造新逻辑和标准；数字化对于新闻业来说是一种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而非效能升级。[23]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客观性的消亡”做出解释。
首先，在数字时代，新闻机构不再是新闻生产的中心主体，新闻生产机制体现出一种“消解边界”的倾向[24]，新闻生产逐渐去媒体化，正在由一种职业行为（professional activities）演变为一种文化行为（cultural activities），[25]这是以维系新闻职业的边界和文化权威性为逻辑内核的客观性法则逐渐消亡的根本原因。在数字时代，新闻流通的媒介门槛大大降低，不同类型的新闻的媒介边界不复存在，各类信息来源都可直接触达公众，机构媒体作为公众获取信息的必要中介不再具有物质的基础，其通过客观性法则所树立的边界分明的新闻职业典范也就无从谈起。如今我们看到，尽管老牌机构媒体坚持强调专业主义的重要性，但这毋宁是一种尝试将自己的历史遗产转化为相对于新兴数字媒体的竞争优势的话语策略。主流新闻机构竞争的主要对象其实并不是其他新闻机构，而是与之在立场和观念上存在差异的其他传播主体，包括媒体机构、政府以及个人意见领袖。因此，数字时代的新闻之争不再是品质之争，而是注意力之争、影响力之争，这意味着新闻生产的基础逻辑发生了变化。例如，就本文所关注的美国大选报道而言，特朗普既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同时也是推特平台上有海量粉丝的意见领袖，他完全不需要借助机构媒体就能直接接触公众，对他的支持者施加影响，用推特把自己“推”进白宫。[26]这也是他敢于对媒体“开战”，称其为“假新闻”“美国人的敌人”的原因——正是在这样的新的竞争模式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传统新闻机构权威性消减的过程，而坚持“客观性”无益于机构媒体赢得数字时代的新闻战争。
其次，数字社交平台的技术可供性使新闻生产成为了一个循环往复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包括新闻机构（新闻从业者）在内的所有信息传播节点都可以通过分享、讨论等功能对机构媒体发布的初始信息的意义进行重塑，甚至质疑、扭转初始信息的价值立场，从而使得单一标准的客观性法则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例如，在用户掌握了（或许并不比记者更少的）丰富的信息源之后，记者在初始报道中所犯的错误会更迅速地进入公众视野，并经过用户的再生产行为被放大，[27]最终上升为对整个机构新闻业的专业性的质疑。在有关美国大选的报道中，社交平台上有关媒体是否偏袒特定候选人的讨论始终是热门话题，如前文提到的公众有关CNN和MSNBC是否做到中立的激烈讨论。对CNN“背弃”客观性法则的指责甚至成为2020年民主党初选辩论后社交平台上最受关注的话题，一度超过了选举辩论的内容本身，#CNNisTrash（CNN是垃圾）成为Twitter第一热门标签。[28]尽管这些讨论在形式上仍然以客观性作为核心话语组织起来，但其实际造成的结果却是：社会普遍认为媒体不再具有客观性，甚至走向客观的对立面。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类讨论越来越多地聚焦于“新闻媒体”或“新闻业”而不是单一新闻事件，这意味着新闻业在大众认知中的定位基础正在经历结构性的转变。
最后，新的新闻生态迫使新闻机构专注于对影响力或注意力的竞争，从而导致新闻的价值内涵往往要服从于新闻形式的“可接受性”和“易理解性”，这也就促使新闻的生产呈现出了一种显著的情感化的趋势，进一步挤压了客观性法则赖以生存的话语空间。有学者即提出，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行动者对新闻内容的转发、评论与再创作使得新闻不再是“刊出”（publish），而是“公开”（publicize），[29]后者与前者相比显然更接近一种情感接受体验。个人化的新闻自媒体或非传统机构新闻媒体由于没有权威性的历史包袱，从一开始就不会严格遵循客观性的专业理念，这些数字新闻机构完全通过与用户建立情感关联的方式来吸引和巩固影响力（比如特朗普的个人推特），其生产的新闻（让我们暂且称其为新闻）文本的吸引力远非因循客观法则的传统新闻报道可比，故而数字时代的基本趋势是机构媒体新闻的情感化而非数字机构新闻的客观化。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在数字时代将不得不摒弃以“品质”这样的文本中心主义标准去思考新闻业的问题，而通过对“连接”的理论化去探索建立新闻专业主义的新标准。
四、数字新的专业主义：可能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塑造了新的新闻生态，进而培育了新的新闻理念和实践模式，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的趋势是：新闻生产的传统模式被颠覆，机构媒体的文化权威被削弱，新闻职业边界模糊，新闻和社会的连接方式日趋情感化，等等；而“客观性的消亡”毋宁是上述危机的一个外显的症候，让我们从传统新闻专业主义的破产中，看到了以专业主义为内核组织起来的整个传统新闻业运行逻辑的破产。然而，在从新闻生态的视角对客观性消亡的原因做出解读后，我们很快就面对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以客观性为核心的专业主义是新闻职业边界和新闻职业认同的主要塑造者，那么在“后客观性”时代，是否还有可能存在“新闻职业”以及对这种职业进行认同的行业空间呢？
长期以来，对新闻职业做出清晰的边界厘定，和对这一概念体系下理想的新闻从业者进行培育，始终是新闻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在新闻实践和教育范畴，以客观性法则为基础，美国新闻业形成了一整套包括采集、撰写、编辑、核实在内的操作规范和组织制度，这套规范和制度既是主流新闻学观念对新闻职业的塑造路径，也是新闻记者职业性权威的来源。[30]但我们看到，随着整个新闻业在数字技术的“涵化”下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液态”阶段，[31]上述传统无论在价值追求层面还是在指导操作层面，都不再能够令新闻从业者获得足以支撑其专业行为的权威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成为机构媒体输掉新闻竞争的观念负担。假如我们认为新闻业对新闻品质的集体抛弃正在侵蚀其自身在社会进步事业中的重要性，认为即使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仍然需要存在专业的新闻从业者（哪怕只是拥有模糊的职业边界）发挥基本的信息流把关作用，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在忠于行业经验的基础上，对“客观性消亡”后的“数字新闻专业主义”做出合乎新闻业价值底色的想象，从而为塑造“更好的新闻业”做出路径规划？
从新闻学的规范理论意图出发，尤其是，从包括建设性新闻在内的诸多相对成熟的数字新闻生产经验出发，本文认为基于新闻业的公共文化价值属性，对“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做出合乎新闻生态规律的建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概言之，数字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或将不可避免以“介入性”取代“专业性”，探索新的实践模式以实现通过协同式新闻生产推动社会重要议题的关切和解决。
建构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可能性体现在：数字技术对新闻生产总体流程的再造实际上赋予了新闻业更直接、更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完全有可能是建设性的，甚至是革新性的——这正是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的基本观念。[32]在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虽然失去了曾经的文化权威，却也前所未有地与其受众建立起深入的信息和情感关联，这种新的关系无疑有利于专业化的新闻生产吸纳多种协同性创作的力量，将普通人的需求而非精英主义的新闻判断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通过新闻生产实践为解决社会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创造更多“有益的连接”。而事实上，这种更具参与性和介入性的“新专业主义”已经拥有了牢固的文化土壤：美国媒体对2016年大选结果预测的集体失灵表明传统机构媒体已基本失去设置政治议程的能力，形为“客观”、实则“精英”的旧式新闻文化在数字新闻用户的信息生活中已失去合法性。在拥有了几乎与机构媒体等同的信息传播权力后，数字新闻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也全面超越了公开、透明、知情等传统认知维度，而进一步上升到“该怎么办”（now what）的行动层面。[33]当然，观念的转型意味着流程的再造。一方面，新闻媒体应当尝试形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机构文化和工作方式，通过实际的制度和规范将机构外的公共性话语纳入日常生产体系，尤其要实现对于不同阶层、不同族群和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话语的全面观照。另一方面，数字新闻必须要依据新的新闻生态所提出的“创造有益连接”的要求，不断对自身的文体进行改革，探索更具吸引力的报道形式，在行动上真正打破“客观性”理念对新闻形式的种种桎梏。[34]
而建构数字新闻专业主义的必要性则体现在：无论新闻业还是新闻学的发展都必须要有明确的价值目标，那就是为追求平等的信息权力和塑造民主的信息生态做出贡献。实际上，在长期的发展中，“客观性”早已演变成了一种僵化的教条，围绕着客观性法则形成的美国新闻文化体现出对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排斥，以及对底层社会民众的政治诉求的漠视。特朗普在2016年的“逆势”当选不但未能令主流新闻界反思自身的问题，却反而进一步将媒体以客观为名的“区隔文化”激进化。过去四年间出现的多种另类新闻运动，如公共赋能新闻（public-powered journalism）、建设性新闻等，即强调新闻报道应当立足于社区，关注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促进新闻生产与大众的具体生活需求的融合，就具体的社会问题形成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新的专业主义自然也赋予了新闻从业者新的职业身份，他们将卸下“真相代言人”的文化负担，更多承担起类似公共议题协调人（moderator）的角色，通过介入性的报道实践启发有价值的公共讨论，激励社群行动以解决社会问题。[35]在数字技术业已在理论上消除了信息流通的全部障碍的前提下，这种更加积极的介入性策略显然是新闻业推动信息民主乃至人类福祉的一种务实的选择。
当然，面对数字技术给全球新闻和信息生态带来的种种变化，尤其是“品质”作为一般性行业典范的破产和机构媒体在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的降低，学界难免会下意识地通过集体怀旧去建构一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并将其作为批判现状的参照物，而“客观性”往往就是那个“黄金时代”最具标识意义的旗帜。但数字新闻学的发展必须以数字新闻业的种种事实为知识生产的依据——承认事实，并对事实进行理论化——而这些事实无不指向客观性的消亡及其所象征的整个传统新闻生产体系的失效。在尊重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终结“客观性”的神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探索新闻业服务于信息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新的模式，并据此想象和建构更具建设性价值的“数字新闻专业主义”，才是数字新闻学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这一过程要求新闻学学者既要尊重传统的当下价值，也要拥有卸去历史包袱的勇气。
版式编辑 /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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