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生命时间、物理时间与媒介时间：关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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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9日，应南京大学学生悦读书社之邀，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老师在线进行了题为「生命时间、物理时间与媒介时间：关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讲座。
前言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日渐嵌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越发被它所建构；而这种建构是一种秩序意义上的建构，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与此同时却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在《奇云》中，约翰·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这样理解媒介：“实际上，任何复杂的社会，只要它需要凭借某种物质来管理时间、空间和权力，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拥有了媒介。”而媒介嵌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向面就是——媒介为我们规定了时间。
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和时间、空间这类哲学母题关系不大，但如今媒介的整体性、对日常生活的全方位殖民导致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媒介对我们时间、空间和权力的组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胡老师从三个方面出发：生命时间是怎么终结的？自工业革命以来，物理时间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从而让我们的生活变成以时间来区隔和计算的空间？互联网基础设施登上历史舞台后，怎么愈发地建构起一种新的时间形式——媒介时间。简言之，本讲座意在透射这三个角度背后的权力批判问题。
一.生命时间的终结
生命时间伴随人类度过了最为漫长的历史阶段。一方面，生命时间只是一种对时间节奏的主观感受，生活在生命时间的人没有“时间观念”，因而生命时间不是匀质的；另一方面，生命时间是有偏向性的，而并非漫无目的和弥散的。正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谈到的，生命时间的特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向死而生”。所谓“向死而生”是指人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死亡，活在世上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出滋味来，我们就需要建功立业——人类生活所有的紧迫感就来自于不可逃避的死亡。
生命时间具有上手性，所以一开始人不容易感知生命时间的存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接触识别和观察时间的技术，时间由此渐渐变得可见了。生命时间是日常生活中的实践，行动中的人意识不到时间的存在以及时间对人的操控，但是当人们开始记录时间时，人们就能够意识到时间的存在。
数字技术正是时间管理技术中最重要的一种，如果我们看到三个苹果，我们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出数字“三”，这是人类最早的抽象能力。但抽象之间也有不同，比如“三个苹果”和“三天”这两件事情都会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被抽象为“三”这个数字，虽然前者是非时间性的抽象，后者是时间性的抽象，但两者都因为数字而“混为一谈”。其结果就是，在结构性的空间中，数的逻辑就变成了用来框定时间的一种技术——数字技术把时间变成了我们的媒介。
对数的这种判断被称作相合性或同一性。人们之所以判断某事为真，是因为有多个证据可以同时确证、证据链可以咬合。海德格尔曾问：相合性算不算是真理或真相？海德格尔之所以说真理被遮蔽了，并不是因为它被谬误所排挤，而是因为有太多“正确性”取真理而代之。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好像是真相，但实际上不是，它们都是在语言或语境中关于这个存在物的描述。对于存在物的描述正确，并不等于认识者抵达了存在。所谓的相合性只是能够证明某事准确与否，但它跟真相或真理毫无关联。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中是不存在真理的，因为它是在语言的描述之中、在特定的画面编排之中、在可见性之中呈现出来的，它必然是经由中介歪曲和折射过的存在的投影。虽然我们运用相合性的原理很多，但是我们忘记了相合性本身是建立在语言媒介的中介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情形下，这就验证了康德的那句话——真理是不会真正向我们敞开的。这个世界表面上被媒介的相合性所建构的，所以我们不会觉得社会存在断裂、矛盾或者冲突等等，而会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相互耦合的世界上。不过，当某些因素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危机和异动，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原本被正确性所掩盖的存在本身呈现出来了。
更吊诡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揭示时间的存在。我们依靠数字来管理时间，而数字本身是非时间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恰恰是在用一种空间技术来管理时间本身，由此“相合性”只能发生在数的层面，它并不能真正向我们揭示时间的本质。这种逻辑暗示我们：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还原为数字，我们的生活意义、生命意义，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还原为数字，数字把蕴含在特定对象物中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全部消灭了。简言之，我们对于时间的管理，实际上是把作为本真时间的一般存在转化为我们所看到的时间景观。海德格尔非常明确地感受到了当我们脱离生命时间、用非时间性的数字来管理时间之后感受到的错觉。
这种时间的技术化最集中体现在钟表之上。唐·伊德（Don Ihde）、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都认为钟表是工业化以来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机械。钟表的两个核心特点是：第一，钟表使时间管理技术变得越来越精密，使时间越发数据化；第二，钟表使时间的数据化越发具有可见性，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钟表由此导致了生活的变化或分化，即这种非时间性的数学关系开始规定我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数字关系渐渐地代替生物钟，开始管理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开始意识到什么时间“该”工作、什么时候“该”娱乐、什么时间“该”起床、什么时间“该”睡觉，甚至睡觉就是为了起床——时间需要被合理的规划和计划。可是，如果把我们的每一分钟都精细地分割规划、加以利用，我们不得不问的是：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数学关系对于日常生活的介入，最后反而导致了我们自由生活的终结。
二.物理时间的统治
芒福德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现代工业相关的技术就开始发展起来了。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技术：第一是钟表、第二是地图。就现代人的常识而言，时空之间有一种必然关联性，但在芒福德看来，在出现地图和钟表之前，这种认识并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人感受到时间的流逝、能够看到广延的空间，但是关于如何理解它，人们并没有一种体系性的认识，更无法想象像速度这种相对复杂的二阶概念。但芒福德认为，钟表与地图不同。钟表来自中世纪寺庙中的僧侣群体，僧侣每日敲钟祈祷，这般固定的日常生活仪式最终建构了现代人的时间观。故而，芒福德溯源的结论是，基督教这种特殊的生活节奏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钟表式的面向时间的规定性（而空间的规定性，则来自绘画技艺中的透视法与地图的绘制）。最终，这一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是，人们以数字的方式和关系的方式认识时间，从而让时间与空间统一起来，而且越来越精细。由此，时空之间的必然关联性就成为了现代人脑海中的一种观念事实。因此，芒福德进一步认为，现代性正是基于人们对征服时空的渴望而构建，或者更确切地说，时空观念的体系性建构使得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自己当下的情形与行为，一种富有野心和体系化的征服自然的想法有了成立的可能性。
牛顿发明了经典物理学的时间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因为这使得自然科学的基础框架得到了奠基，就此物理学开始进行一种长足的进步，若没有这样的观念，我们很难进行更进一步的科学观察。并且，随着牛顿式时间观念的流行，这种观念也在真正改变人们对于时间的理解。这种新的时间观具备四个特征：一，单向度，时间一经流逝则无法复返；二，均匀，经典物理学把时间均匀地分配进了每一个瞬间，这种时间与主体感觉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但作为外在的技术存在体系的钟表植入式地规训了人们的时间观，一个人受到现代性观念的影响深浅，其理性与感性在其主体感觉之中的地位，也可以从中窥知一二；三，可计量性，上文已经提到，在此不再赘述；四，可换算性，时间就像一种货币一样，成为了可以相互交换的东西，马克思后来根据这一点，发展了他的劳动价值论的政治经济学。
在学理上，牛顿的物理学时间或许是可靠的，并且体现了早期近代思想的总体特征，即人们从自己的主体性出发，征服，切割和规定了时间，但在爱因斯坦之后，这样的观念被颠倒了，时空是被主体的速度所决定的。既然我们看到的时空是由速度所决定的，那么随着速度的加快，一切也就不再是固定而清晰的，而是含混的，即所谓的“后真相”。事实上，并非我们征服了时空，而是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理解方式决定了在其之中的人以及其行动的意义。这种本体论与牛顿与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元论是相反的，其起点恰恰不在于主体，而在于技术，这种本体论的出现实则先于主体时空观的生成。
从这种本体论出发，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不应该被理解成理智主体与世界的二元论，而应该理解成一种物向本体论——一个由物组织起来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职业培育意义上的专业主义就成了一种荒谬的存在。专业主义为主客体的二元论所蒙蔽，认为若主体被进行了专业规训，其产出就必然是受欢迎的。当代的世界的阅读空间被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算法所加速了，因此专业主义的有效性是堪忧的，这种加速不仅削弱了专业主义，更将传统媒介及其组织方式的根基摧毁。
回到物理时间的问题上，我们发现，物理时间导致了三个必然的后果：第一，人本身成为了社会机器的一部分，最典型的就是管理学的泰勒制；第二，时间的可计量性和可交换性导致了对利润的追求以对时间直接或间接的管理来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绝对劳动时间与生产效率为基础，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三，由于现代性时间观的上述两个特性，人们通过付出时间劳动来交换工资，而得到的工资必然又要再次投入社会，并且，这种基于时间的对于价值的规定性，要比传统的规定性更为稳定，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最终取代封建社会形态。必须强调，最重要的是技术背后的秩序，而非技术本身。是这些秩序催生了这些技术，这些技术又使得相应的治理成为可能，而非反之。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前现代中国的技术积累并没能催生现代性治理，因为技术并没能被一个统合性的秩序所利用与收编，或许会有一两次的技术进步，但在总体意义上这种进步没有可持续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地提起马克思，马克思清晰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是基于上述的现代性秩序发展的。资本本身追求资本，追求人的剩余价值，这要求它自己复制自己，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标，首先工业就必须是大规模量产的以削减成本，其次劳动力必须被最大限度地剥削，而在对劳动力的剥削所不能满足这个目标的前提下，资本就会诉求对机器的发明来提升劳动效率。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也诉求对人员的管理，使其更加适应利润最大化的社会生产过程，所谓的现代社会科学就被发明出来。因此，马克思宣称：“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留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即为此意。
因此，物理时间必然遭受政治经济学的强烈批判，因为物理时间成为了在根本性意义上资本复制资本的强大工具，成为了它复制自身的重要方法论。整个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与物理时间的共谋之下遭受了巨大的异化。人原本整全地生活在生命时间之中，现在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价也被资本主义笼罩，其全部意义在于商品的生产——一个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也就越具有人生价值。在资本主义对整个社会的异化与控制之中，人无处可逃离。
我们今天或许真的很难相信，物理学观念的改变，居然会造成如此深远的社会后果。经典物理学的逻辑演进入社会观念之中，就变成了残酷的资本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此，马克思希望无产阶级可以理解自己的位置，觉醒其阶级意识，将自身作为自由行动者，从而寻求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我们对人们头脑中的时空观是无能为力的。时空观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总体的观念体系之中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是无产阶级自己将自己建构成为了无产阶级，而非被资本家建构为无产阶级，事实上，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共享着同一套时间观，空间观与权力观。斯蒂格勒批判马克思不理解媒介，现在看来，或许斯蒂格勒是希望把将资本主义的批判置于存在层面，革命的可能性体现在颠覆其时间观与空间观的可能性，从而更进一步颠覆基于这种时空观的权力。
固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富有洞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他并没能打破主客二元论的思维方式，没能真正解决物的问题，而物的问题背后包含着时间、空间、权力、秩序等问题。
三.媒介时间与媒介政治经济学
彼得斯认为，媒介就是建构秩序、建构存在的物质，由此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媒介史上的一个畸形产物。但在胡老师看来，这种媒介发展的“断裂”恰恰可以读解为“断裂的连续”，即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传递信息来掌控闲暇时间和生活秩序的，通过安排、占据时间，大众传媒重新建构了时空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内容也是一种媒介，即被大众传媒用以建构社会秩序手段的媒介。
与寻常的、以完善结构和空间的技术不同，媒介是一种天然（带有）时间的技术，没有内容的媒介不可想象。通过对人的时间的占据和生活秩序的组织，通过纳入人的知觉于其中，媒介因此创建了内在的时间与空间。媒介始终都在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把各种时间和空间、各种技术体系、各种活着的生物、各种没有生命的物体全部转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让它们彼此互为媒介。而进一步的，媒介时间是多元的，可以随时嵌入日常生活，也可以随时生成新的时间和空间。由此，我们既生活在媒介的空间里，又生活在现实的空间里，两者并行不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再也没有钟表时间的概念了，连零碎的时间都没有了；时间过得再零散，我们也浑然不觉。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琐碎的碎片，而不再有完整的记忆和事件，时间已经完全不再按照有规律的方式计算，相反我们的时间被多个时间容器打开，让我们时刻处于多任务处理模式中。在日常生活中，现实空间随时可以介入媒介，而媒介也可以随时裹挟现实日常生活和空间成为它的组成部分。
那么，面对这种多元时间和空间交互的过程中我们所过的琐碎的生活，我们还有进一步反思的可能吗？1977年，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在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中提出了“受众商品论”的议题。他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媒介时间其实无限制地延展了劳动时间。此前的劳动时间，在劳动者离开劳动场地后就终止了，而当媒介把很多时间容器堆砌在人们面前时，好像所有闲暇时间都被吸纳消失了。时间去哪了？斯麦兹回答，闲暇时间现在也被大众传媒转化为资本复制发光发热的时间了，注意力其实被当作一种商品售卖了。后来的“玩工”、“数字劳工”等议题在斯麦兹的基础上延展，媒介将娱乐闲暇时间和工作时间结成一个完美的闭环。
而在“受众商品论”这个线索之外，居依·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社会”讨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德波与同时期的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学者一道，认为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后资本主义社会了，即强调社会中所谓的劳动关系已经被符号关系所替代了。你很难区分劳动与不劳动，也不再关注阶级斗争问题，整个世界呈现出强建构性，处于大量的媒体、大量的符号、大量的信息的包围之下。这个符号世界展示了一个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相合性的、正确的社会，把一切其实毫无关联的、乱七八糟的共同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通通笼到周边世界来，占据每个人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看到世界的断裂，而更多看到一个被媒介可见性建构起来的连续统。世界浸泡在数字的对应关系中，这是在数字关系中建构出来的、被符号包围的景观社会，这个社会没有本质。这个世界只有相合性，不讲究真理，没有真正要负责任的对象，真正的矛盾都被媒介的数字化所掩盖。
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没有找到一种管理时间和理解时间的正确路径。我们用抽象的、非时间性的、数字化的东西来理解时间、控制时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是以时间的逻辑在管理时间、不是以时间的本质在呈现生命。我们用一种生态的、结构的、外在的方式，硬生生地、机械地、粗暴地管理时间问题。关于时间的真理被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消灭它的正是数字。人类生活在由媒介建构的世界上，在媒介没有成其为媒介之前，人也不成其为人，社会也不成其为社会。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之外别无他物，媒介之外也别无他物。我们还将继续生活在数字媒介的幻象中，生活在比真实更真实、比现实还现实的拟象中。
提问
1
时间是否是一种媒介？
时间被媒介征用为媒介的时候，它当然就会成为媒介。所以这里的“媒介”可以看作是一种组织手段，它会把时间转化为这种组织手段中的某种可征用的资源。在“征用”的过程中，时间就会变成媒介。
2
平台上的批判没有任何的力量，是维护现有体制的一种虚假的反抗。一方面，要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又逃不出平台的魔爪。您怎么看这种矛盾的现象？
任何批判最主要的目的是警醒，是让大家关注某个东西，但它不一定非得要有结果。批判的任务在于发现和揭示，而并不在于非得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批判学派并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思潮，我们也不能给它寄予这样的希望。德波的《景观社会》实际上没有谈很多时间问题，更遑论媒介时间问题。他只是讲，景观将各种各样的媒介时间置入之后，它将现实社会中的关系给颠倒了，将主要矛盾掩盖起来。就像海德格尔也只谈语言，也不谈媒介。但是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比如德波讲的景观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影像、是一系列的事件的描绘、描摹和呈现。在这种情形下，它就构成了一种“时间”；而这种“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真实发生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断裂和风险。所以，从景观社会再到拟象，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一种深层次的阶级矛盾转化为了一种表层次的文化矛盾。这种文化矛盾看上去吵吵嚷嚷的，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某种完整阐释。
3
关于媒介建构时间、建构社会相合性的话题，您能推荐一下入门书目吗？
唐·伊德《技术哲学导论》、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和罗伯特·哈桑《注意力分散时代》，这几本都可以看看。
4
依赖现代时间观念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如何定义或者划定的？
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去思考，而不能像一个理论家那样做断言。我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牛顿的物理时间紧密，更多地是对一个趋势的描摹，而非历史学意义上的严谨考据。具体的历史现实对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我关心的是牛顿的物理时间观念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跟工业化的节律和二元本体论的节律渐渐地合为一体的，进而成为时代精神的复合体。但是个中更为细致的工作，需要历史学家去论证。
整理 | 林鑫 姚雨欣 朱谢浩 冯天琪
图 | 林鑫 网络
美编 | 彭琳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