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方报刊的新闻体例引入中国后，嫁接了中国小说的传统，满足了士人消遣娱乐、轻松阅读的需求，但难以承担系统性传递知识的使命。这促使中国报人在新闻这种文体之外另开辟一种新的文体——社会调查，用来满足读者求真、求广的阅读需求。这种文体起源于民报，而后在官报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同新闻类似，社会调查也是从中国古代的书写传统中汲取了营养，借鉴的是另外一种传统文体——地方志的写作手法和表达方式。社会调查的引入使得作为西学产物的新式报刊更加呈现出中国特色，在新闻传播史上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晚清；官报；社会调查
近代报刊虽被称为“新闻纸”，但是其体例并不只限于新闻。除了新闻和评论外，社会调查这种体例也出现在本土报纸上。社会调查的定义很多，一般来说，是指为了某种目的，按照一定程序，使用一定手段或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的认识过程[1]。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活动，近代社会调查和媒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从起初作为社会调查的刊登者，到设立调查员独立进行调查，媒介逐步参与进社会调查的实践中。鸦片战争以前，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中国丛报》就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研究[2]；李章鹏认为，1897年《农学报》上发表的《浏阳土产表》是近代国人较早的调查成果之一，可被视为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起点[3]。社会调查不同于章奏、公文这种直接摘抄类的栏目，它是由报纸调查人员或社会人员调查得来。它是一个相对特别的体例，使用的是枯燥的、客观的文本，并且经常用数字、表格或图片来进行辅助。调查作品的知识性强，但是缺乏故事性，而且时效性较弱，多是偏静态的报道，这完全不同于新闻。近代新闻嫁接了小说的元素而迎合了士人的趣味，如《申报》有“捉鬼奇谈”“镜中见鬼”这样的新闻。黄旦认为，早期的报纸要考虑华人的“口味”才能谋业[4]，那么，以此来观照报纸所刊登的社会调查，其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晚清乃至整个近代的新闻传播又有何意义和价值？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相对于民报来说，官报的社会调查更为全面和系统。并且在近代，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是靠政府组织来进行的，如人口调查、民事商事习惯调查、全国财政调查等。官报作为一种新式局所，是晚清官僚机构的延伸，在社会调查的实施和报道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因为它和政府结合紧密，所以发起的社会调查容易受到政府的支持。此外，官报和民报社会调查的文本虽有很大相似之处，但是官报社会调查的范围更加全面。所以，研究官报的社会调查，更能洞悉晚清社会调查的概貌。在对官报内容的研究中，李斯颐以7种官报为例，将官报内容分为谕旨（宫抄、辕抄）、章奏、论说、新闻、公文、新知（实业）、艺文、广告8类[5]，姜海龙则将《北洋官报》的内容分为三种文本模式，即文牍、新闻和新知[6]。这两种划分清晰地展示出官报重章奏轻新闻的特点，官报的社会调查通常见于实业和新知中。不过目前对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通常是作为对某一专门史的史料来看待，对这种新体例本身进行分析的文章却较少。本文以晚清最后10年清廷所办的主要官报为例，来探讨官报社会调查出现的原因及其体例特点。一、官报社会调查兴起的背景和原因（一）改革之需：官报的助推角色1902年，袁世凯推动创办了晚清最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官报《北洋官报》，直接带动了晚清最后10年的官报兴办热潮。很多官报辟有专门的社会调查栏目，或刊登相关的文章。如《北洋官报》的“时务调查”就是以调查命名的栏目，该报其他栏目如《汇编》《要件》等也有很多调查类的文章。其他如《商务官报》的“调查报告”，《并州官报》的“本省闻见录”，《吉林官报》的“商务调查”“政务调查”“军事调查”“财政调查”，《四川官报》的“专件”，《浙江官报》的“调查类”，等等，所刊登的内容都和社会调查有着直接的关系。其调查的内容涉及人口、特产、学务、矿政、铁路、森林、农业、选举、军队、盐场、房屋、道路、博览会、航运、丝绸等等各方面。下表列举的是一些官报刊登的调查类栏目或文章。（表1）为何在20世纪最初1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很多官报中兴起了一股社会调查的风潮？从当时的社会需求看，庚子事变以后，清廷真正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1900年到1901年慈禧还在西安时，就以光绪帝的名义连下五道谕旨，宣布即将实行变法，称“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7]。一时间振兴实业、发展工商成为社会崇尚的追求。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立宪、自治、选举又成为舆论热议的名词。而要制定适宜的改革政策，就需要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调查，所以各种各样的调查局纷纷成立。1907年，宪政编查馆奏请各省设立调查局，山东、江宁、吉林、贵州、山西等18个省份也纷纷设立调查局，建立起全国统计网络；同年，农工商部、外务部奏准《大清矿务章程》，规定各省设立矿政调查局。而官报作为官方的舆论宣传机构，自然也会参与到这些调查中来，发挥媒体组织宣传的功能，通过社会调查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及解决办法，正如《北洋官报》始办之时在其序言中所说，“而勿以狃习旧故之见，疑阻上法，固不能无赖于官报也”[8]。有趣的是，在同一个时间段里，远在日本的留学生刊物中，很多也开设有调查类栏目，这也成为留日学生刊物的一大特色。《浙江潮》《江苏》《云南》等杂志，分别开辟有“调查会稿”“调查录”“调查”栏目，刊登调查类文章。这些调查类栏目短则1-2页，多则10多页甚至20多页。其调查类栏目涉及的范围和官报也有很大重合之处，都涉及地理、产业、教育、物产等诸多方面。留日学生报刊和国内官报虽然性质迥异，但都不是主要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报刊。留日学生也关注国内的改革，希望对改革有更多的了解，并试图寻找介入中国社会的时机。如《浙江潮》就依托浙江同乡会会员“调查全省钜细事务，为将来地方自治之基础”[9]。这份刊物在向国内征集社会调查类稿件时，如果发现来稿“稍嫌于调查体例不合，颇有似日报新闻者”，就故意舍弃“未能悉数刊登”[10]，此也是希望社会调查能够细致全面一些。留日学生刊物开设调查类栏目，也从侧面说明这类栏目的兴起和晚清推行的新政改革有很大关系，相比以前的改革，新政是晚清规模最大也最为深入的一次变革。对于执政者来说，改革的推行依赖于适宜的政策，而这需要以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作为基础。官报作为官方政治动员的工具，能有力地推动社会调查；对于留日学子来说，想要了解变革中的晚清社会，也需要募集在国内进行社会调查的人员，以期了解真实的中国。（二）体例之变：传统两大体例的局限性从中国报刊的发展史来说，自从19世纪西方新闻思想和现代报刊一起传入中国，近代早期报纸的两大体例——“新闻”和“论说”都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结合了小说的传统，而论说则继承了“文人论政”的传统。进入20世纪，虽然这两类文体依旧是报纸最主要的文体，但是随着清廷的改革走向深入，新闻和论说越来越不能满足信息发布的需要和士人的阅读需求。就近代报刊兴办的目的来看，“通上下”“开风气，牖民智”“有益于国”等评价经常出现在早期报纸的发刊词或者报人的言论中，可见报纸被赋予了在政治沟通、思想启蒙、挽救民族危亡等多方面的功能。不过在具体的实践中，一些报纸的新闻往往陷入类似西方报刊发展史中的“黄色新闻”的泥淖，报纸上刊登的奇闻异事甚至无稽之谈，模糊了新闻和小说的界限，使得报纸无法承担上述责任。梁启超叹息中国新闻自诞生以来，“每一展读，大抵‘沪滨冠盖’‘瀛眷南来’‘祝融肆虐’‘图窃不成’‘惊散鸳鸯’‘甘为情死’等字样，阗塞纸面，千篇一律”[11]。《申报》曾撰文称“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新闻之通弊”[12]。姚公鹤也认为“报纸所载亦实多琐碎支离之记事”[13]。新闻对中国古代小说传统的借鉴，加之其本身短小精悍、简洁明了的特点，使得这种文体无法承载太多的信息，给人一种形式上支离破碎、内容上充斥着街闻巷谈的印象。在新政公文繁复、各种统计信息层出不穷的背景下，无论从发布的体量上，还是从新政的严肃性上，传统的新闻显然无法完全满足新政信息表达和发布的要求。从报刊文体的发展看，市场化的民报也在吸取西方大报或中国官报的做法。《南洋官报》曾论及当时《申报》的体例，认为该报体例也在不断变化，从“以新闻为主”到“趋为大丛报之一类”再到“涉于各国官报之体”[14]。这说明，不只是官报，就是以《申报》为代表的民报，也意识到了新闻并不能满足人们全部的阅读需求。而论说这种文体，从近代报刊产生到戊戌变法前后的第一次办报高潮，则是以政论为主要特征。戊戌变法时期的政论性报刊虽然名噪一时，但是多为新学和政论的文字，经年累月地鼓吹变革，难免会使得部分读者心生厌倦。所以不管是民报还是官报，在20世纪初都对论说有所批评，强调脚踏实地去进行调查的重要性。《湖北学生界》创刊第一期就提出不能“空言政策，坐论学术”[15]“湖北内情之调查所以必不可缓也”[16]，《北洋官报》也表示“不取空言危论”[17]。《申报》曾登载工部主事刘桪的一篇奏稿，其中提到西方报纸刊登的实业调查特别受欢迎：“又，各国实业最重调查。物产之丰歉，价值之涨落，一新理之发明，一新制之精美，以及各种应用物类款式之工拙、花样之媸妍，皆有最精最速之调查。报纸流传，争先购阅。”[18]在一些官报的创办者看来，官报并非只是一张新闻纸，而是传达一个地方的政情、地理、物产、民俗等各方面情况的信息纸。或者说，官报其实是提供了一种“知识”。就新闻报道而言，需要及时迅速地去报道国内外大事，虽然满足人们一时的信息需求，但时过境迁之后新闻的价值也就随之消散，所以行之不远。而知识体现的则是一种偏向静态的信息，虽然不像新闻那样有冲击力，但是却有着长时期的价值，只有通过详尽的知识才能全面了解一个地方各方面的状况。黑龙江行省总督徐世昌和巡抚周树模提出，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要分别向对方省份派销官报，是为了“交换知识”[19]。《河南官报》在出版前，开办者曾设想设立“图表”一门，“俾全省职官、疆域、钱谷、兵刑、学校、农、商、工、艺以及新政、交涉，瞭如指掌”[20]。这其实就是用图表来展示的社会调查。樊增祥在创办《秦中官报》时，提出该报应该让读者了解“关内政治之得失，风俗之醇浇，物产之盈虚，人材之消长”，他认为这才是“为行远而设”[21]，这些题材更适合用静态的“知识”来表达，也更适合通过长时间的社会调查来展现。（三）发行所限：距离产生的时效难题和民报不同，官报是一种派销式的发行，发行范围广且分散。即便是在一省之内，其发行有时候也颇费时日。这决定了官报在发行时间上没有任何优势，只能扬长避短，用充足的版面来弥补时效性的不足。这和民报考虑发行成本，只把发行范围布局在主要城市的方式迥然不同。这种发行方式也决定着官报对于内容的安排。派销式发行要求官报要递送到主要的政府机构，即便政府机构较远也需要送到。尤其是预备立宪之后，很多官报定位于“公布法令之机关”，具有公文性质，更需要全面送达各级政府，但是发行到偏远地区颇费时日。例如，作为一份全国性官报的《内阁官报》，其规定“京师以刊登《内阁官报》之日起，各行省以《内阁官报》递到之日起，即生一体遵守之效力”[22]。该报发行到广东需20日[23]，发行到驻藏办事大臣手中则需165天[24]。这就使新闻的时效性失去了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官报的创办者延长了发行的周期，由日报改为旬报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南洋官报》《山东官报》《吉林官报》《云南官报》等官报，或直接出版旬报，或在原有一日刊或二日刊的基础上增出旬报。出版周期变长，为了维持原有的订阅费用，只能采用扩充版面的方式，如《南洋官报》在1904年初创时为两日报，一般维持在22个版左右，而1905年改为旬报后，一下子增加到80多个版面。出版周期变长使得该报不再受发行之累：“人之谈学问考经济者，固非一日一时之事；而远乡之差送月仅三次，亦可无惮于驱驰。”[25]版面扩充，官报的内容也因此需要作出改变。而官报如果大幅度扩充宫门抄、上谕等内容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申报》《大公报》等民报都在按日刊登邸报内容，如果集中10天刊登一次，已经是明日黄花，人尽皆知了。所以扩充版面后，官报有时会增加奏牍类的公文，有时候会增加基于社会调查而得来的“知识”性内容，使得“新闻”性内容看起来变弱。《南洋官报》旬刊的“杂志”栏目分期刊登很多社会调查类文章，如《日本大坂朝日新闻调查中国铁道表》《美国卜舫济君调查鸦片记》《大理院正卿沈调查日本监狱情形清单》《商部调查美国种棉法》，等等。这些社会调查虽为转载或翻译，但是具有较大的警示意义和参考价值，部分调查需要刊登多期才能够完成，只有版面较多的旬报才适合刊登。出版发行周期的变长，也会影响报纸的装帧方式，从而影响报纸的内容安排。章清认为，出版物的形式变了，也会影响到知识传播的方式及具体内容，比如杂志有别于传统书籍，其内容就会和书籍有显著不同[26]。为了能够让刊登的信息便于分类保存，《河南官报》打破了报纸装订的一般模式，每一门类分开编排，未完从缺，下一期接录，“以便阅者可以分订成书”[27]。晚清的很多官报依旧是采用书册式的装帧方式，所以其新闻性相对较弱，传统书籍对于知识的选取和编排方式依然对官报有很大影响。二、官报社会调查的方式和特点（一）平台化：两类官报的社会调查官报刊登的社会调查，除了转载或翻译的之外，还有主动参与或者组织的社会调查。转载或翻译的兹不赘述，参与或者组织的社会调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综合类官报的调查方式，全国性的《政治官报》以及以省份直接命名的官报即属于这一种。这种官报是所属行政区域管理者和各行政部门发布调查的一个公共平台，承担不同行业的社会调查。另一种是专业性官报的调查方式，官报作为行业机关报，是所属行业内部上下各级机构的信息发布机关，是沟通本行业各级政府的一个纽带，其调查结果主要用于本行业的知悉和沟通。1.地方调查发布平台：综合性官报的社会调查晚清综合性的官报如《政治官报》《北洋官报》《浙江官报》《湖北官报》等，本身就兼有印刷业务，印刷图书、票据、公文纸等各种纸制品。新政开始之后各种文牍增多，印刷市场需求旺盛。北洋官报在开办之初曾多次在《大公报》上刊登告白推广印刷业务，并曾为户部印刷钞票；1909年开始，湖北官报局对外自称“湖北官报官纸刷印局”。而社会调查的实施和结果的公布，都离不开印刷媒介来进行普及。所以官报进行社会调查，有着印刷媒介的先天优势。此外，综合性官报的发行是按照行政区域来分布的，这也为调查实施能够尽量覆盖全面提供了便利条件。晚清最具代表性的《北洋官报》，无论是资金筹备还是发行，都由袁世凯谋划支持。这份官报曾经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利用官报在官员之中的影响进行社会调查的刊登或印刷工作。如袁世凯需要统计直隶各级官员的基本信息，就是委托《北洋官报》来组织这次调查的，《北洋官报》利用其发行可以覆盖直隶各级政府的优势，通过刊登通告来实施这次调查。1904年，该报连续多期在头版刊登通告，要求直隶省内府厅州县官员填写三代履历，寄给北洋官报局，由后者编写直省同官录[28]。这次调查的最终成果，就是仿照清朝《缙绅录》而编写的《畿辅同官录》。该书对于直隶主要政府机构和新式局所的官员履历做了较为细致的统计。在此类调查中，官报因为有当地督抚要员的支持，其刊登的调查通知会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从而使调查进行得很顺利。此类调查往往需要被调查者填好自己的信息直接寄送给官报局，官报足不出户就可以轻松完成调查。有的时候，官报只承担调查过程，调查结果的收集则是由调查实施的其他部门来进行。这种情况下，官报一般只是公布调查的通知，登载调查所需填写的表格，但是并不收取表格，只发挥了类似于选票的作用，被调查的对象可以直接在官报上填写表格。比如，因为往年的陆军毕业生“未尽按资效用”，兵部要对毕业生展开调查。《政治官报》上刊出了调查办法和被调查者需填写的履历表。调查办法规定，相关毕业生如果看到官报或告示，应当按照格式填好表格，根据所在区域送交兵部或各省旗，各省旗再交给兵部汇总，就完成了这次调查[29]。稍晚，《浙江官报》也刊登出来这则调查的消息[30]。还有一种情形，官报只承担刊印调查的结果，并不介入调查的过程。例如，1904年，直隶工艺总局开展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直隶各属的土产品，根据调查结果制作了表册，并上书袁世凯请求将表册刊印颁发给各州县，“俾工商家知所比较，用事讲求”[31]。袁世凯饬令北洋官报局将这次调查结果进行刊印。1901年，候补知府朱守钟想创办学堂，袁世凯下令北洋官报局刊印拟定的学堂章程，集思广益[32]。在这些社会调查中，官报利用官方印刷机构的优势，成为新政实施部门调查结果的公布者，配合了新政的统计和宣传工作。2.行业沟通平台：专业性官报的社会调查专业性的官报一般附属于该行业的政府部门内，以便于后者发布各种公文和消息。例如，教育类官报附属于学务公所或提学司；司法官报附属于提法司；《商务官报》由商部奏定开办，《交通官报》为邮传部所办，等等。这种行业性的官报依托所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优势开展调查，或征集本行业内的调查报告。由商部主事张宗祥办理的《商务官报》是晚清刊登社会调查最为详尽的官报，调查报告是该报的八大体例之一。其调查报告分为三类：本部特派员之报告，各省商务机关之报告，各部领事之报告[33]。从该报的实际报道看，向其提供调查报告的范围更为广泛，有总督、巡抚、盛京将军等高级别官员，如盛京将军赵尔巽咨送的《奉天全省农事试验场报告》[34]，四川总督咨报的《四川近十年进出口货表》[35]，安徽巡抚咨报的《安徽农工商情形记略》[36]等，也有普通的学生，如留日铁道专门学校学生王荫藩发表的《日本铁路调查记》[37]、留美学生刘成禺的《旅美华人商务情形》[38]。还有一些省份的商务议员、驻各国的领事和商务随员、国内一些商会、农业学堂等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都曾经出现在《商务官报》上，尤其以驻各国领事和商务随员的调查报告居多。这些调查报告多和商业、贸易有关，涉及棉布、茶叶、烟草、制革、铁路、航运、纺织、银行、商店等各方面，说明《商务官报》已经依托商部的重要影响，建立起了覆盖面非常广泛的社会调查网络。这些调查报告也经常为很多民报所转引，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振兴工商的改革提供参考。其他专业性的官报和《商务官报》有些类似，例如《交通官报》为邮传部所设，调查报告涉及的内容也是邮传部的管理范围，即铁路、无线电、邮政等。只是其涉及行业的专业性更强，其刊登的统计图表、调查报告等也多为邮传部职员所撰写。地方专业性官报也是利用依托政府部门的优势，专注行业内的各种调查。例如，《吉林教育官报》是吉林学务公所的机关报，该报总理由提学使兼任，主笔兼编辑由提学使署科员兼任。为了联络吉林的各级教育部门，该报设立了“就地调查员”和“派出调查员”，就地调查员由学务公所选出的本地府厅州县的官员、绅士、学堂职员或教员组成；派出调查员则是由提学使专派的学务公所人员[39]。《浙江教育官报》《四川教育官报》也刊登过很多学务调查，很多都是由视学来完成的，视学是专门负责视察教育的行政官员，有详尽调查之责。（二）方志化：官报社会调查的文本特征就文体来说，官报调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是客观公布、罗列调查结果，没有任何的评论；一类是把调查结果和评论结合在一起，评论用来说明调查的目的或价值。不论哪一种形式，调查资料的详尽性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其资料的罗列、文本的表达有点类似地方志的编撰手法。即便是客观地公布调查结果，官报调查类报告通常也会在最前面有一段“小序”，和地方志分志编纂类似，交代编纂的主旨、体例、来龙去脉等内容，起到统领的作用。如《北洋官报》刊登的《华商赛会物品之调查》，先用100多字简要交代刊登的目的，提出各种赛会的举办有利于振兴工业、增强国势，并提醒华商参会需要“察其俗尚，投其嗜好”才能够起到好的效果[40]。然后分条目详细介绍赛会上中国各地的一些名产，包括每件物品的外形、尺寸、原料、是否有销路等。如介绍赛会上的碗时，提到“即寻常细磁饭碗，以深为妙，备西人置牛乳瓶于其中。高宜五寸，半径宜三寸”[41]。和新闻泛泛说明不同，这次调查每天刊登2个版，用4天时间一共刊登了8个版，才把各类物品介绍了一遍。这种调查没有论说那样的宏观伟论，也没有新闻那样言简意赅，而是像地方志一样遵循“述而不作”的基本笔法，客观地、详细地展示所见所闻。把调查和评论结合在一起的调查报告，在官报中则更多。不过仍然是调查内容占主要部分，其评论则多为简短结论。这亦符合在方志编纂过程中允许有适当议论的做法。20世纪40年代，方志学家寿鹏飞在其所著《方志本义管窥》中提出，“故于记载正确之余，宜参以指陈得失之论”[42]。晚清报刊刊登的社会调查，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留史而是以资参考，为新政改革、强国御侮服务，所以更重视结论。如章乃炜在《政治官报》发表的《梧州商务之调查》，详细罗列了梧州的进出口货物情况，最后的结论是，梧州的商务虽然“一时不能起色”，但“将来必有大利之可获也”[43]。除了文字之外，图表在传统方志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其形式有舆地图、职官表、沿革表、选举表，等等。用图表表达简洁明了，“志之有图，如人有眉目”[44]。晚清官方社会调查涉及的人口、职官、物产、地理等纷纷芜杂，数据非常多，经常使用图表或者地图的方式来表达，也成为晚清官报社会调查的一大特点。图表在表达人口统计、职官统计、物产统计等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这也是官报社会调查中图表使用最多的领域。1910年，《北洋官报》从第2390期开始刊登《庚戌北洋供差人员一览表》，将洋务局、官电局、习艺所等新式机构的人员名单刊列[45]。《浙江官报》也刊登过本省官员的表格《省城各署局处所职员一览表》[46]。官报刊登的这种职员表，类似在外乡就读的学生或者经商的商人编印的同乡录，方便一省之内官员的联系。地图的绘制也是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方志编纂也有组织人员绘制舆地图的传统，很多方志都有专门的舆地志。对一些官报来说，本地地形的调查和测绘是其编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吉林提法司创办的《吉林司法官报》就设有专门的图绘员，刚刚创办时的图绘员叫富隆阿[47]。该报刊登了司法系统很多的地图或平面图，如《吉林全省司法区域图》《吉林省监狱图》《吉林省地方审判庭看守所图》《日本巢鸭监狱图》等，平面图标有比例尺，地图标有比例尺和图例。《河南官报》还设有《河南舆地图说》栏目，不仅刊登各县的地图，还用文字说明该县的位置、疆域、河流等基本情况。《江西官报》不仅分期刊登全省和各县的地图，还刊登《江西通志舆地略》，详细介绍各府州县的物产。方志的理念和形式得到官报主办者的青睐，和官报编纂者的出身以及方志在中国历史中的影响有关。官报编纂者多受到很好的传统教育，并有过科考经历，如《北洋官报》总办张孝谦和苏品仁都中过进士，创办《南洋官报》的茅谦也是举人出身，所以官报主持者一般对中国传统的史地之学非常了解，更倾向于借鉴志书的理念来编纂官报。而且，中国有用“志”来记事的传统，“志”本来就有记载或者记述之意[48]，这始见于《周礼·春官》中的“外史掌四方之志”[49]。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方志为外史所领”[50]，晚清很多人在论及报纸时，也用“外史掌四方之志”来比附报纸或者官报的作用，如学者孙诒让在他的《广报》篇中就曾提及这句话[51]，可说明地方志和报纸有暗合之处。晚清社会调查的中枢机构——宪政编查馆，1909年曾经制作民政和财政的表格要求各省按照填写，结果发现一些省份的民政统计中，有“抄袭方志各书”的情形[52]，亦可说明地方志对于社会调查体例有一定影响。三、晚清官报社会调查的影响和传承（一）官报社会调查对当时国内外的影响晚清时人对官报的评价多为非常负面的，陈天华评价《湖南官报》“今日之报，乃言十数日前本省无聊无赖之事”[53]，连《南洋官报》也承认官报“人皆束阁不观”[54]。从官报的体例来看，其内容的呆板枯燥，和官报刊登的主体为宫门抄和谕旨章奏有关，这部分内容带有公文繁缛的程式，且阅读对象主要为官员，自然引不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官报的奏折和公文缺少独家性，而且经常被民报抢先，更使得这部分内容失去阅读价值。但是官报的社会调查多为政府所实施，或者为官报的调查员所做，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家性。虽然社会调查一般来说篇幅较长、专业性强，很难吸引普通读者的眼光，但是相对于奏折和公文来说，其在当时还是有着重要的传播价值，在近代新闻史的文本演变的历史脉络中，也应该具有一席之地。官报社会调查在当时的传播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关于各地各方面较为详实的一手资料，无论是对于其他媒体的报道，还是对于当时政府的决策，以及王公大臣奏章的起草，都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在媒体的转引方面，尤其是对于《东方杂志》这样的大型杂志来说，官报所刊发的各类调查栏目，无论从题材还是从体量上来说，都比较契合其定位，因此《东方杂志》经常转载官报上的文章。如该杂志1906年第三卷第8期刊登了调查类文章《各国物产考略》，详细介绍了主要国家食料品、原料品、制造品的拥有状况，并附有统计表格，共有11页之多，该文就是转载于《商务官报》[55]。梁启超创办的《国风报》曾刊载文章《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该文表示其调查“取材不出官报以外”[56]，是在官报刊登各种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更为深入的整理和分析。官员是官报的主要阅读群体，官报所登载的社会调查对于他们了解国内外各种知识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从晚清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贺葆真、皮锡瑞的日记来看，官报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正因为官报在官员中的影响力，官员会在奏折中引用官报的社会调查，用以支撑自己的观点。1907年，广西巡抚张明岐在一封奏折中，称他从《商务官报》上的调查得知“近年香港进口洋煤约百万吨，核计时价已千万两”[57]，并因此建议开采广西西湾一带煤矿，以挽回利权。晚清官报刊登的社会调查也会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甚至成为其学术论文写作重要的资料来源。例如，晚清的户口调查引起了美国外交官柔克义（W.W.Rockhill）的关注。户口调查也是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以植将来实行《户籍法》、选举议员之始基”[58]。1911年2月27日第1193册《政治官报》上，详细刊登了1910年的户口调查结果，每个省份的户数都详尽列出。柔克义根据《政治官报》的调查结果和此前的相关报道，进行仔细统计和分析，写出了论文《中国1910年的人口普查》①，这篇论文首先刊登在1912年第13卷第1期的《通报》上②，后被收录于1912年44卷第9期的《美国地理学会公报》上。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19世纪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二）官报社会调查的新闻实践价值清末官报为代表的报纸推出的社会调查，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真实性，这是对于晚清民报新闻“有闻必录”传统的一种纠正；一是弱故事性，即社会调查一般没有很强的事件性，很多社会调查是一种静态的调查，所以调查的内容也不限于人或事。后者大大扩展了报纸报道的范围。虽然晚清官报在历史上只存在了较短的时间，但其社会调查栏目所倡导的文体形式和新闻实践理念，在晚清以降的新闻史中仍然能够寻觅到踪迹。民国时期，很多民报和党报都刊有社会调查类栏目。如《大公报》的“社会调查”“北平社会调查”，《申报》的“最近之商业调查”，《新闻报》的“国货调查录”，等等。这些栏目中，很多篇目并非抽丝剥茧式的事件调查，而是对于某类商品、某种行业、某个现象等进行全景式的详细描绘，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报道，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到地方志编纂体例的影子。地方志的主要目的是使人明悉一方之史地，从而加深对该地地情的认识。民国很多报纸开展社会调查的初衷也有此意，这从一些报纸对社会调查目的的交代中可以看出。天津《益世报》曾对天津旅馆业进行调查，介绍每家旅馆的位置、价格、住宿条件、客人类型等，其自称这样调查是为了“贡献社会，俾指南有针，不致作迷途之鸟也”[59]。《时事新报》解释其推出社会调查是“为洞悉上海社会之真相，及所最需要之公共事业”[60]。正是基于介绍一地公共事业的初衷，很多报纸将公园、建筑、市场、动植物、工厂等纳入了调查的视野。如《益世报》“本报社会调查”栏目的调查对象包括中山公园、鱼市、东马路、清茶社、造胰厂、救济院等相对静态的场所。1936年8月9日，《中央日报》记者刊发在该报的社会调查《牯岭动植物调查》，分门别类地介绍牯岭的动物和植物，更是和方志的文体非常相似。当时报刊上一些连载文章，因为有足够的篇幅，更能看到方志式书写方式的影子。比如1935年开始，范长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旅行通讯，对于西北的地理环境、历史特征、风情民俗、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都有所介绍，很多内容是偏静态的、历史的分析，新闻性并不很强，但是这种书写方式却更好地对中国的西北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这种被称为“旅行通讯”的文体，在民国时期的很多报纸中都采用过，如《大公报》《申报》《益世报》等。晚清官报所体现的中国传统社会调查的实践价值，也能够从当代新闻作品的文本中找到影子。新中国成立后，学界业界对新闻文体有着多种分类方式，例如“八体十四目”“七体二十二目”“九体二十四目”，等等[61]。这些划分法的很多子目，如“八体十四目”划分中的“访问记”“旅行纪事”“新闻资料”，“七体二十二目”划分中的“风貌通讯”，“九体二十四目”划分中的“调查报告”，等等，无论是从报道内容还是从文本特征方面，都和晚清官报的社会调查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在西方新闻业发展中，调查报道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开始盛行的，其主要特征是揭露被遮蔽、被掩盖的真相，比如针对损害公众利益的公权力滥用的调查等。这种实践影响了中国，构成中国报刊社会调查的一个面向。晚清官报倡导的社会调查，并不合于西方新闻学界对于调查报道的普遍理解，但是因为其更符合中国传统新闻价值观念，更体现古代新闻业的价值取向，而得以不断传承、改进和创新，成为中国新闻调查实践演变中的另一个面向。四、结语 美国学者盖伊·塔奇曼曾经提出“新闻是框架”的观点，他把框架比作窗户，认为“新闻框架不仅生产意义而且限制意义”[62]。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新闻传播的是知识，而作为框架的新闻，不仅生产知识，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组织结构、新闻文体、社会环境等等都有可能限制知识和意义的生产。本文主要关注新闻文体对于知识和意义是如何限制的，为了克服这种限制，又如何产生了社会调查这种文体。具体来说，自从近代报纸传入中国，本土报纸一直存在“新知”这种栏目，这是对新闻知识的一种补充。对于“新知”的命名，各家报纸不尽相同，诸如“专件”“要件”“附件”“译件”“域外报译”等都包含新知的元素。这些栏目起初是作为开拓国人视野、提供国内外新知而设计的。其来源多为转载、翻译等。《申报》用“一本泰西之成法，兼录齐东之寓言”[63]来阐释西方新知和国内新闻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知”对启蒙民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梁启超评论《时务报》“举国趋之，如饮狂泉”[64]。然而就知识生产来说，“新知”提供的是别人已经提供过的知识，并没有提供新的知识增量。而且，它虽然突破了新闻的认知框架，为报刊提供了更多丰富的内容，却缺乏像新闻一样的接近性。作为一种改进，“新知”中的一部分栏目，渐渐地分化出了社会调查的内容。而试图重建官民“上下之通”的官报，则成为这种社会调查的主要实践者之一。官报的社会调查还没有统一的体例和风格，内容来源也是多种多样，有的是本报组织或参与的调查，有的是转载的调查类内容，有的形式上甚至还不能称之为社会调查，但是内容上已经有了社会调查的特点，如题材常和本地有关联，叙述非常详尽细致，有时用数字来表达，等等。晚清官报的社会调查，是用西方新闻纸的形式去融入中国古代传统书写传统的尝试。就像新闻嫁接了小说的传统，近代中国报纸的社会调查也嫁接了地方志的书写传统，并且在新闻和地方志之间进行了改造和调适。从篇幅上讲，调查远远长于新闻，但是比志书要短得多；从时效性讲，调查不如新闻及时，但是不会像史志一样成为过去式；从新闻性上讲，调查的文本像地方志一样客观而缺乏故事性，但是往往也是基于社会热点或社会改革的需求而开展的，有较强实用性。这种社会调查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新闻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的纠正，这些问题包括小说传统对新闻真实性的损害、新闻碎片化对传递知识带来的障碍、部分报纸过于侧重论说未能满足读者的事实需求等。不过，此类社会调查的文本也带有官报语言枯燥乏味、呆板无趣的特点。王润泽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新闻价值体系，不论积极和消极，都是“作为新闻事业的精神层面被传承下来”[65]。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过程中，古代新闻价值体现和实践观念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需要在扬弃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