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为何还有好皇帝？

文/蔡慎坤

中国历史上，好皇帝出过不少，而传颂最为广泛也让后人津津乐道的有汉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还有清朝的康熙……

汉光武帝刘秀为人十分仁慈、厚道，这在历代开国之君中是极为罕见。大凡开国者多重杀伐，似乎不杀不足以建立新朝国威，所以先是杀敌人，后是杀功臣。刘秀却破了这一恶律。他虽以武功建国，却又极重文治，体恤民艰，崇尚节俭，奖励士节，被史家称作“最有人情味”的皇帝。

而唐太宗李世民，则以其明鉴流传于世。古代君王系社稷天下与军政大权于一身，说一不二，最难得的就是“兼听”，包括听取反对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意见，包括当众顶撞叫你下不了台的意见。

宋朝是没有宦官弄权、外戚乱政的朝代，是对知识份子最为尊重的朝代，是皇宫最为节俭的朝代，是杀大臣最少的朝代，也是科技发展最迅速的朝代。这一切，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时定下的大政方针有关。

清朝康熙皇帝如今早己成为宫廷剧里的主角，康熙开创的盛世，无论是其盛况还是持续时间之长，也远非历史上任何君王可比。这个外族统治者，几乎集合了中国历朝历代所谓好皇帝的全部优点，他多次南巡，体察民情，实施新政，他也曾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崎岖小道上步行治河工程第一线，即使泥泞没膝，依然兴致勃勃。康熙在位，留下许多美名佳话，所谓本族统治者，也远远不如他。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君王都是让人民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也是苛捐杂税最少的时期，比如乾隆中期的1766年，有史料显示：朝廷上下从老百姓身上征收的银子仅为4937万两。

4937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等地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非常细致的调查，据其历史档案记载，那时一个北京老百姓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也就是说一个北京老百姓每月的收入是2两银子左右。

如果这样估算下来，4937万两银子仅相当于205万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老百姓的收入就足够供养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时期的乾隆政府，可见历史上的盛世，老百姓的税赋是在老百姓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的，那时候的专制政权，早己具备现代意义上小政府的雏型。

太凡聪明的皇帝都知道，赋税重官吏多往往是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信号，当皇亲国戚人数暴增，各种赋税也必然加重，其结果肯定是加重老百姓的苛捐杂税等负担，最终导致官逼民反抗争不止，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悲剧也是这样酿成的。

官吏多，自然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也就是说挥霍皇家的财产，但还远不止如此。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还有更大的社会隐患，那就是官员太多导致的争权夺利，扯皮内耗以及机构膨胀带来的权力扩张，既造成管理的无效率也导致社会经济民生的无序失衡。官员太多，除了内耗，还会将权力之手伸向社会鱼肉搜刮老百姓，这也是好皇帝不喜悦的。

因为国家社稷都是皇帝的，皇帝必然会加倍珍惜，不会放任大小臣子糟践自己的国家，也不会纵容大小臣子贪腐敛财，从而玷污皇帝的形象，败坏皇帝的家风！即使是那些与皇帝打天下的功臣，也要学会亲民，不得胡作非为，难怪当年满清的八旗子弟，至多只能在京城游手好闲喝喝花酒。

宫廷剧里的皇帝大多很亲民很勤政，甚至把奴才当成自己的子民。每每皇帝出宫南巡，除了和民女打成一片，留下少许风流韵事，还会下轿接见喊冤的访民，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员，这样的佳话美谈，史书上不乏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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