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高尔夫球场为何沦为腐败基地？

文/蔡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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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之火据说现在已经延烧到各地的高尔夫球场，有关部门曾多次下发通知，对高尔夫球场要采取“取缔、退出、撤销和整改”等整治措施。而国内高尔夫球场的腐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一张会员卡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会员每年还要缴纳数千乃至数万元的年费，一个所谓高雅的运动在国内早己沦为一个权色名利场所。

高尔夫运动最早起源于苏格兰，本是牧羊人的游戏，后来逐步演变为消费昂贵的“绅士运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开始，中国权贵和富豪集聚的北京、广东等地率先开始兴建占地面积庞大的高尔夫球场，随后高尔夫运动演变为权贵富豪青睐的一种官商游戏。

目前，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成规模的高尔夫球场多达585家，而民间的统计数字至少是1500家以上。

2014年7月前后，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发改社会[2014]1496号)文件。明确要求对各地高尔夫球场按照取缔、退出、撤销、整改四类要求进行处理，并要求取缔类球场必须在2014年12月31日结束；退出和整改工作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类似的通知以前也不少见，但最终都是一阵风，刮一刮就不了了之。

高尔夫本是一项有益于健康的体育运动，既可休闲娱乐，又可强身健体，本身无可非议，问题是政商权贵早己将高尔夫球场当作利益勾兑的基地，进出高尔夫球场并非单纯只是为了运动健身，而是进行各种见不得阳光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甚至权色交易。

在国内进出高尔夫球场消费惊人，一张会员卡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会员每年还要缴纳数千乃至数万元的年费，此外每打一场球另要缴付数百上千元的场地费。那些活跃在球场的权贵有几个是自己掏钱买卡的？恐怕一个都没有。商人送卡请官员打球之风早己愈演愈烈，老板慷慨烧钱，请高官去打球，谁能相信个中没有涉及任何“权钱交易”？

比如已经落马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其在昆明主政时，每周都要打三次高尔夫球，有时甚至去外省打球，如果哪个开发商要送钱给他，就以打高尔夫球为名打赌，然后故意输钱行贿。

再比如原海南省副省长谭力在被中纪委调查之前，还由老板陪同在打高尔夫球自得逍遥；原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因受贿罪入狱，受贿的3张高尔夫会员卡均超过了50万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总经理唐若昕受贿案、中煤集团原副总经理张宝山受贿案中，两人均利用职权收受高尔夫会所卡，价值上百万元。

更典型的例证是2010年浙江温州的官员群体任职高尔夫协会事件，当地20多名现职副厅级至副处级官员齐齐出任高尔夫协会不同职务。在中国，与其说高尔夫球场是运动场，不如说是名利场是腐败基地，在很多时候早已异化为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官商勾结的温床。

在我国，仅高尔夫球会籍就动辄数十万元，远远超出官员和一般人的正常收入，官员热衷于这项“贵族”运动，不搞腐败几乎不可能。而一个高尔夫球场占地少则千亩，多则上万亩，没有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谁敢如此大规模兴建高尔夫球场？有了地方官员的庇护，投资商就有了回旋余地。一旦出事，由当地官员出面斡旋，甚至藉机漂白。

对开发商而言，兴建高尔夫球场并非其真实的意图，配套开发房地产才是主要目的，对于政府来说，高尔夫球场则能为地方带来不菲的综合效益，双方都是各取所需。一座18洞标准球场，投资至少1亿元，建成后周边土地价格至少翻几番，开业后即便按照10%的低税率计算，每年至少也会有250万元的营业税收和会员费买卖带来的1500万元的一次性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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