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乡愁⑤】桥与渡口：跨世纪的纷争
深圳河从梧桐山脉一路向西，流经菠萝山附近的时候与沙湾河相会。深圳河南面的村落、沙头角等地要去深圳墟，这是必经之地。清初，离这里最近的黄贝岭张姓族人，在深圳河边修了一个过河的渡口。
这个渡口差不多平静了两百年。进入19世纪后，新安县东部地区人口剧增，每天上千人从这里来来往往，渡口就变得日益繁忙。也日益成为一个火药桶。
“我们需要一座桥！”
为什么？因为坐渡船过河要交钱。以前人流量不多，渡口的经济利益不明显；现在人来人往，交通费就成为一笔可观的收入。“任何时候来到这里，都必须使用渡船。要是婚嫁丧礼，更是要缴一大笔钱才可以通行。到冬天，水位下降，渡船无法使用，我们又不得不淌水过河。”附近打鼓岭村民为此经常抱怨。
打鼓岭村民多是客家人，客家士绅就向地方官员提出申请，“我们需要一座桥！我们需要一座桥！我们需要建！一！座！桥！”
重要的事情说过三遍，客家人觉得不能不用再理会官府的批文了。这是1860年，太平天国在新安地区引发的骚乱已经不那么严重，相反各地家族和乡村势力在与朝廷反叛者的斗争中得到了扩充。
由富绅牵头，各家族出钱，打鼓岭村和附近几个村开始准备建筑材料——砖头、石头和石灰都堆放到河岸边，他们决定开始“美丽乡村“建设了！
工程开始了，第一天进展顺利。但是乡绅们并不乐观，他们听说黄贝岭人对修桥的事很愤怒，预感张氏宗族不会坐视不管。到傍晚收工以后，管事的人特别留了几个乡民守夜。
果然，月黑风高之时，一群人来到河边扒掉已修好的工程，守夜的打鼓岭村民也挨了打。听闻消息的打鼓岭村民打着火把赶回来，可是黄贝岭人早跑了。
第二天，打鼓岭人继续修桥。傍晚，黄贝岭人又拆了他们未完的工程。
这一次，打鼓岭村民气得发抖、他们觉得必须要动武了！没有更多资料记载这次冲突的详细情况，只知道这一架主要在深圳河两岸进行，交战双方使用的多是冷兵器，且各有死伤。
打了一次架，建了一座桥
在很长时间里，打鼓岭人实际上不太敢与黄贝岭人硬碰硬。在上一篇文章里，我们已经知道张氏在此地已经扎根数百年，开枝散叶，发展成为四个张姓的村子。而打鼓岭地区既有本地人，又有客家人，家族也很复杂，很难齐心和张氏一族干架。
到1850年代，由于太平天国事件引发的严重暴乱也波及到了这一带，当地一时盗匪四起，各村落不得不加强团结，成立了打鼓岭“六约”。
有了“六约”会不会打架更厉害呢？当时“六约”的领导人听谦虚，觉得自己六村的力量还不够抗衡黄贝岭，想拉着沙头角“十约”一起来参加对付张氏一族的斗争。但沙头角拒绝了打鼓岭“六约”的请求。
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有：沙头角全是客家，过去在经济上对黄贝岭张氏一族颇有仰仗，不敢断然反目；另外沙头角乡绅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建设了一个规模不小沙头角墟，他们对深圳墟的依赖逐步减少，觉得直接和张氏一族开战犯不着。此外，村庄之战非常残酷，耗费不少，至少需要至少3至5年时间才能到战前水平。
在停战的岁月里，双方展开了“公关”大战。打鼓岭村民指控张氏给当地官员行贿，导致地方官长期不回应他们要求建设桥梁的正当诉求；而客家人能将申诉状交到省最高行政长官手里，他们似乎也有自己的资源优势！
还有一座桥没有建起来
事情很快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切”，1861年春天，在反复商谈之后，官方下达了文件，箝口这个地方可以修一座桥！
打鼓岭村民奔走相告，欢欣雀跃一通之后，突然傻眼了！出啥事了呢？按照官员们的通告，打鼓岭村民可以在深圳河的主流上修建了一座桥。
但是跨过罗芳桥以后，如果要去到深圳墟，还有第二条河——沙湾河需要过。（如图）
沙湾河的控制权仍然在张氏的手上。这块土地靠近黄贝岭，是张氏家族的心脏地带。官员们没有同意打鼓岭在沙湾河上修建另一座桥。
黄贝岭张氏失去了在深圳河另一边的影响力，但是它守住了沙湾河。打鼓岭人貌似在这次战争中胜利了，实则输了。1860年的流血战争，换来的只是某种程度得妥协——一条河上修桥，另一条河则保留渡船的利益。
怎么破？中国的历史走得很慢，一切都急不得。
1860年后，箝口附近有些小的冲突，但是大规模的冲突少了。几十年漫长岁月里，打鼓岭的居民从深圳河上跨过桥，然后在沙湾河坐一回渡船，踏上往来的官道。
这些年里发生了很多闹心的大事，英国殖民者“租借”了新界，黄贝岭还属于大清，打鼓岭则归于港英政府。然后过了十年，清帝退位了，满人的势力离开了岭南，广东的最高长官开始叫“省长”。
这些年里也还有其他重要的小事，比如在1860年代不愿意并肩战斗的沙头角“十约”的村民兄弟，现在和打鼓岭“六约”关系好了很多。沙头角“十约”所建设的“东和墟市”，到1890年代也发展到将近200家店铺，他们热情邀请打鼓岭“六约”的兄弟姐妹来这里做生意和消费。还有，从粉岭经打鼓岭地区修建了一条铁路刚好达到沙头角的东和墟市。
时光荏苒，已经是1921年春天了。
这一天照例是东和墟市赶墟的日子。陈尚仁、李作新、吴维杰、王寸丹几位乡绅聚集在东和墟市的议事堂里，他们分别来自沙头角“十约”和打鼓岭“六约”。他们这回讨论的主要议题是什么？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座桥没有建起来！”
新任省长收到一封告状信
“我们现在连大米都没有办法卖出个价格，张家不准我们雇佣的苦力用渡船，吧苦力赶到河水中过河。结果，上一回至少有几十麻袋的粮食丢了。我们士绅怎么能看着苦力们忍受这样的痛苦！” 沙头角的商人说。
“是啊，去年，我们这边的富裕士绅张振泰和李仲庄，两次筹集了所需的建筑材料，想在河上造桥，结果两次都遭到了彻底破坏，我们居然一点办法都没有！”打鼓岭的士绅说。
“现在这天下也不是没有可以讲理的地方，听说陈炯明大人当上了广东的省长，他可是鼓励发展道路交通的啊！”一位士绅气愤填膺地说。
“我们就是来商量写诉状，直接交给陈大人！陈大人是惠阳人，我们可以……”另一位士绅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四个人同时把头凑在了一起。
当然以上对话都是虚构的。但是可以证实的是，一封以乡绅陈尚仁、李作新、吴维杰、王寸丹联名的申诉交给了陈炯明。陈炯明毕生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也很早开始地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因此，当时陈炯明是百姓心目中亲民、有能力的地方长官。
陈炯明打开告状信，发现里面先是对自己的一番恭维话：
“……令我们欣慰的是，当省长大人您来主政广东，您的政策是发展道路交通……我们的诉求就是在箝口建一座桥，我们认为建桥一事既可以给本土乡亲带来幸福，也能够保证本地的安全。然而，因为建桥会影响到这地方恶霸的经济利益……
“他们荒诞地要求我们可以在下游一里的竹壆下修建一座桥。我们建议地方军队、警察署和乡绅带着工程师去考察一下，到了竹壆下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的河流两岸，根本没有道路可通。这是一。这里地势低洼，河水上涨后经常发生洪灾。在这里建一座桥显然是不明智的。这是二。这里水很深，河面又宽，如果建桥工程量将翡翠巨大，这是三。这里河流两岸灌木丛生，荆棘密布，要清理掉这些灌木开辟出道路花费不少，这是四。此外，如果选择在这里建桥，就必须把改变已经修好的道路，根据我们的评估，我们必须要多修建三里多的到路，这是五。
“现在，上黄贝岭和下黄贝岭的村民都支持我们，并且乐意见到我们尽快开工。只有少数下黄贝岭的张氏族人为自己的私利找了一个借口，说修桥破坏他们的风水，用这个借口来煽动族人。这些情况，邱县长都是清清楚楚的。可是他要求我们停止桥梁施工，因为他受贿了。如果我们不能建桥，那张氏为什么有权在这里摆渡？要知道河流两岸都是公共土地，而深圳河是公共河流。
“我们只是想修一座桥，为什么三次都失败了呢？如果修桥的事再次被破坏，我们认为，不仅本地区的交通没有畅通的可能性，而且，我们认为几代人将受到这件事情的重创，其后果的严重性我们几乎无法想象。
……
我们只是想修一座桥
陈炯明过问了这一事件。他批示说，阻扰建桥“根本无关风水，只是担心失去渡船收入”。又说，既然这是公共领土，任何人无权反对修建桥梁取代渡船，更不可用暴力阻扰修建桥梁。他下令修建桥梁的工程继续。他也派人着手调查对邱县长的指控。很快，邱县长被免职了。
终于，跨过沙湾河上的桥修了。这真是一个“跨世纪工程”，最早的动议者和抗争者早已不在人世了，但是作为一个人生的和家族的目标，客家人一代一代都记住这座未完成的桥。没有历史资料记载这座新桥的建成经历，但是由英国国防部1924年拍摄的深港地区航空照片看，沙湾河河面上还没有桥的影子。但是很快，1925年的航拍照片上就有那座桥了。
从1860年代的肉搏，到1920年代寻求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打鼓岭地区为一座桥所付出的代价虽然十分巨大，但是仍然给予我们一个有趣的昭示：那就是乱世的日子跌宕起伏，但是深圳的家族与村落仍然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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