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从渤海到南海：高家人的迁徙故事
村里健在的“老革命”高伯棠（左）和高伯泉（右）。
坪山区的吓陂村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吓陂村为单姓村，村民全部姓高。出生于吓陂村，曾任龙岗公安分局副局长、大工业区公安分局局长的高远光告诉记者，他记忆中的吓陂村是一座小山村，四面环山，进出只有一条小路。
而在记者眼中，现在的吓陂村四面皆无山，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现代化工业厂房，一条宽阔的大道将吓陂村链接成城市鸿篇巨制中的一个逗点。
所幸，村中的一座古建筑——高家祠，已历经两个多世纪的风雨，作为历史的见证，仍在向人们诉说着这里发生的沧海桑田的故事。
渤海高氏 粤东开基
吓陂村在清代属惠阳（归善县），上世纪60年代划归宝安县，深圳特区成立以后，先后从属于龙岗区、坪山新区和坪山区。
“渤海家声远，龙陂世泽长”，高家祠的这副楹联道出了高氏的祖脉源头——山东。
楹联的书写者高传瑞曾任坑梓镇教委主任，出生于附近的大窝村，与吓陂村高氏同宗。
高传瑞介绍，高氏祖宗从山东辗转迁居广东潮州、兴宁、博罗等地。清康熙年间，高氏家庭开始从博罗往惠州、宝安交界处迁徙。乾隆十五年（1750），高东俊发现了群山环抱的这块宝地，于是携妻傅氏及三子居宽、屏宽、成宽在此安家，是为吓陂村开村始祖。
高东俊公父子白手起家，在现今祠堂左侧搭起四间茅屋安身，起初靠租种邻村土地，后来一边垦荒一边在山岭植松种树，在房前屋后龙淡河岸栽种翠竹，又在沥背岭下大窝肚里开垦果园。
高传瑞说，渤海高氏“勤俭兴家、仁爱接物”，高东俊及其后人经过数年辛苦耕种，使得吓陂村果木成林，翠竹成荫，高氏渐成富足之家。村中老人至今念念不忘，屋背山上曾有九棵古松，都是两人合抱不拢的参天大树。
村民们还回忆说，祠堂左面龙淡河畔曾有五里多长的竹园，种有黄竹、单竹、麻竹等，长年翠绿的竹园，也是吓陂高氏世代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
高家祠堂始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天，次年冬祠堂竣工，族人捧祖登龛。高家祠堂为土木结构，二井三进，在今天吓陂村人的记忆中，这座建筑历经风雨，曾于1985年、1997年、2008年三次修缮，至今基本保持原貌。祠堂的“高家祠”楷书横额是1985年修缮时由高传瑞书写的。
高氏家族崇文重教，祠堂落成后，先辈们请来先生，在祠堂门前禾坪北面办起私塾，教小童读书识字。当地村民回忆，上世纪中叶，吓陂村围绕着祠堂大约有四五十间房屋，至今大部分仍然保留着。
清朝中晚期，吓陂村民开始在龙岗等地开设木厂店、布衣商行等，有的外出从事建筑业，有的则在家就地取材编织竹器销售。该村以农业为本，多种经营，业兴财旺。
矢志抗日 保家卫国
高氏家族与东江纵队及抗日战争紧密相连的一段历史，是今天吓陂村人的光荣与骄傲。吓陂村因群山环抱，位置偏僻而成为东江纵队最早的根据地和堡垒村。
今年86岁的高伯棠老人是村里健在的“老革命”之一，他1944年参加东江纵队，任司令部情报交通员。1945年8月19日，他奉命与交通站长一起将曾生司令员签发的《限令日军解除武装，向东江纵队投降》的最后通牒送达在深圳的日军司令部。
高伯棠向记者介绍，当年游击队在吓陂村的高松家中建立指挥部、在高加家设交通站，而在自己家中设救护站，在祠堂的中厅、下厅设小军校，而村口的一片空地则是游击队操练场地，沥背岭上设立瞭望哨。
高伯棠介绍，最早来吓陂村做抗日宣传的是淡水高家村的宗亲高健，他是东江纵队惠阳大队大队长，经常与李东明政委到吓陂村活动。因部队在此结集，曾生司令员也多次到此，他还曾向村民宣传抗战，教育村民保守根据地和部队的军事秘密，支援抗战。高伯棠说，祠堂右侧的小屋曾是曾生住处，祠堂、屋背竹林是部队宿营地。
据该村村史记载，当时该村仅70多人口，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中就有14人参军入伍。仍然健在的除高伯棠外，还有他的兄弟高伯泉，高伯泉1948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
记者在吓陂村见到了高松的长子高英泉和次子高英源，高松1939年参加抗日组织，1943年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沙湾战斗中，英勇突袭炸毁日伪军碉堡，并负伤致残，其左眼失明。他曾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惠阳大队手枪队班长、东江纵队北江支队手枪队队长。
此外，老党员高加1939年参加抗日组织，早年在家乡宣传抗日并任抗日游击队交通员、交通站站长。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传送情报，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与敌人遭遇，被敌人开枪打飞帽子。吓陂村参加革命的14人中，有2名烈士，1人战场失踪。
高伯棠说，当年村民组成运输队给部队担粮、运物资、抬伤员，妇救会则为游击队放哨、筹粮、护理伤员。村民自己常以野菜充饥，省下的粮食留给游击队伤员吃。在艰难岁月，村民无一人向日伪告密的。
改革开放 山村巨变
吓陂村村长高远明言语不多但很实在，他向记者介绍该村现状：面积不到10万平方米，常住人口130多人，去年人均分红16800元。高远明坦言，收入主要来源于厂房的租金，而这个数字在几年前只有1万元。或许，与中心区域的某些原住民村庄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但对吓陂村人来说，他们已经感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喜悦。
2004年，深圳实现全面城市化，原宝安、龙岗两区的农业人口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吓陂村土地26.6万平方米转为国有，转地费800万元。村集体以此款建厂房出租，租金大多用于村民每年分红。
据了解，吓陂村前原来的羊肠小道1986年铺成3米宽的水泥路，1992年扩宽为5米，2007年再度扩宽为8米水泥路。1985年前，村民住房全是瓦屋，但较为逼仄，高远光带着记者参观他的祖屋，只有7平方米左右，那曾是他全家人居住生活的地方。这种情形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有根本改观，1992年至2004年，全村建私人住宅楼13栋；2010年，吓陂住宅新村建成，全村共有楼房93栋，全体居民住上了新楼房。
道路拓宽，山地铲除，建厂房和招商引资成了洗脚上田的村民们从事的主要工作。从1997年到2013年，吓陂村新建厂房8栋，建筑面积13600平方米，私人兴建厂房5栋，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村里新建商铺、超市13家。吓陂村除租出新建厂房外，还出租了4.5万平方米的土地。据介绍，吓陂村集体总资产近2000万元，年收入200多万元。
宗祠村史 珠联璧合
吓陂村村史馆是坪山第一个与宗祠合璧的村史馆，旨在挖掘本土文化、弘扬本姓家风家训，教育族人、传承后代。高家的“渤海家风”为：“忠诚仁义、勤政兴邦、崇文博学、笃孝传贤”，十六字家风被世世代代传颂。吓陂人才辈出，先祖披荆斩棘白手创业、战争年代共赴国难、改革开放创新进取。
高远光向记者介绍吓陂村时，称高氏族人仁厚、善良、淳朴、忠勇，为当地人所共识。这与高氏渤海家风息息相关。他认为，祖先建立祠堂，意在慎终追远，不忘根脉；村史进祠堂，只为承前启后，世代相传。
吓陂村史馆由民间自发，吓陂村与坪山区东江客家文化协会共同建立。策划、编辑、设计为坪山新区文化顾问叶凌，她告诉记者，祠堂是祭拜祖先、宗族议事、执行家法、主持庆节及婚丧嫁娶仪式的场所，祠堂不可随意动土，恐迁怒先人。做事开工必选吉日，秉烛上香，恭敬叩拜，如若不然，轻则怪事连连，重则不伤即亡。因为有此大忌，村史馆的项目数月不得推进。
后来在东纵老战士高松之子高英源等人的多次斡旋下，村长高远明组织村中族人反复讨论，最后确定，杀鸡宰鹅举办村宴，犹如节庆。表亲黄玉东做了前期最艰苦和琐碎的工作——资料收集。他挨门挨户采访老人、拍照摄像、打无数电话求证写稿、整理口述记录，常常忙到深夜。高传瑞撰稿、高远光把关。张卫东、刘丽川、彭全民为顾问。叶凌说，村史馆正式立项的那一天，村里除村民外，本村在外地工作者以及居住外埠的族人也被邀请参加。
2015年底，吓陂村村史馆开幕，开幕式隆重而热烈，村里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盛宴。记者在高家祠见到，除上堂即祖堂外，中堂和下堂均被利用，两边墙壁挂满了展板，内容包括吓陂村史、高氏源流、渤海家风、高姓家训、高家祠颂、吓陂村名贤等。
吓陂村现名深圳市坪山区龙田办吓陂居民小组。逝者不可追，来者尤可待。在疾速的城市更新中，吓陂宗祠曾一度被政府规划为绿地，高家祠和吓陂村史馆似乎更具有标本的意味。
（原载2017年4月25日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