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傻伯夷都是自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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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都知道，《史记》开记传体史书的先河，分本纪、世家、列传。本纪按时间顺序，而世家、列传则按人物的重要程度序次。
《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分别就是世家跟列传的领衔者。
也就是说，吴太伯和伯夷，是司马迁心目中的道德完人。
吴太伯，吴国开国之君，也是得到孔子极高礼赞的人物。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第八》)
孔子说，泰(太)伯可以说已达到道德的至高境界了，他三次将天下让给别人，老百姓想歌颂他都无从下口。
换句话说，就是太伯实在是太太太伟大了，伟大到让人哑口无言。
泰伯原是周部落领袖周太王的长子。周太王很喜欢第三子季历(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很优秀)，想传位给他，又担心老大老二会有意见。泰伯看出父亲的心思，为了不让父亲为难，就跟二弟仲雍跑了，一路往东，跑到吴地去，筚路蓝缕，创建吴国，被尊称为吴太伯。
具体的，可参阅去年那篇【传送门】，今天我们重点讲伯夷。
伯夷跟太伯一样，也是让天下让出名的。但司马迁也许是搜集到的史料太少，在《伯夷列传》中只用两百多字写他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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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弒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伯夷，还有他弟叔齐，是殷商王朝一个小诸侯国——孤竹国国君的儿子，伯夷老大，叔齐老三。孤竹国，史家考证，大概在今天河北省迁安、迁西和滦县北部到卢龙县一带。孤竹君跟吴太伯的父亲周太王一样，相中了老三叔齐为继承人，并一早就官宣。可是，孤竹君死后，叔齐却不想继位，让位给大哥伯夷。伯夷说这是父命，违抗就是不孝，我不可能接这个位。于是就跑了。
叔齐是真不想上位，大哥前脚刚跑，他后脚也追随着大哥的足迹远离权力中心。孤竹国人没其他选择，只好立了老二。
那么，伯夷、叔齐兄弟俩跑到哪去了？
跟吴太伯相反，一路向西，到了西伯侯姬昌的地盘。
姬昌，也就是吴太伯的三弟季历的儿子，后来的周文王，传说中《周易》的版权拥有者。当时他还是殷商的西伯侯，就是西方部落联盟领导人，封地在周，即西歧一带。
为什么伯夷、叔齐要逃到西歧去？
因为他们听说，姬昌在领地上实行福利政策，允许提前退休，还有便利的养老签政策……对不起我扯多了，总之就是就是尊敬老人，适合养老，所以就用脚投票，逃往西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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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兄弟俩一路跋涉到了西歧的时候，姬昌已经死了，儿子姬发(武王)尊父亲为文王，把父亲牌位搭载在马车上，打着他的旗号，率领倒向周的诸侯，往东讨伐纣王。
武王伐纣，历朝历代都是作为正能量来宣传的，因为纣王昏庸无道，所以武王要推翻他。但伯夷、叔齐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再怎么不好，当臣子的，也不能推翻他。否则就是以暴易暴，会形成恶性循环。
所以，这哥俩到了西歧，得知武王大军要去伐纣，大失所望，拦在武王马前劝谏说：“你父亲死了，你不安葬他，却发动战争，这能说是孝顺吗？身为臣子，却兴师动众去讨伐君主，这能说是仁义吗？”
武王的亲兵把两人抓住，当场就要杀了祭旗，被武王身边的吕尚——也就是俗称的姜太公拦住了。姜太公说：“这两位都是有节义的人啊，放了他们吧。”说完亲自搀着他们离开，估计也会跟他俩说，这是天命，殷商气数已尽，谁也阻拦不了，老哥俩就在这里安心养老，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周武王杀了纣王，推翻了商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周朝。天下大势已定，伯夷、叔齐还是认为，这是为人臣者莫大的耻辱，周武王就是乱臣贼子的头儿，我们再呆在周地，吃周王朝的粮，也是一种耻辱，于是就隐居到首阳山上，靠采薇——即采摘野菜充饥。
饿到不行的时候，兄弟俩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采薇歌》：“登上那西山啊，采摘那里的野菜吃。他们以暴易暴啊，根本没认识到那是错误的。三皇五帝的太平盛世说没就没了，哪里才是我们的安身之地。没辙啊，死路一条了，为什么命运悲催如此！”
最后，兄弟俩饿死在首阳山上。
这就是著名的“不食周粟”，后来也成了政治洁癖的代名词。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在世人纷纷为权力、名利争破头的时候，伯夷、叔齐兄弟俩反其道而行之，把最高权力让给别人，自己选择了避世隐居，最后饿死，天下人都歌颂他们。这就是我把《伯夷列传》排第一的原因。
不难看出，太史公以“义”为准绳，让吴太伯和伯夷分别领衔世家和列传，要表达的，是他对古圣先贤的尊崇，以及对无底线争权夺利者的谴责。
不过他也承认，“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篇》)，仁人君子担心的是死后贤名没被人记住、称颂。所以“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伯夷兄弟俩虽然是贤人，但他们最终能扬名后世，主要还是孔子的功劳。
为了证明这一点，《伯夷列传》引用了《论语》中的两句：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前一句出自《公冶长篇》，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所以对人对事很少有怨恨。
后一句出自《述而篇》，全文如下：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何怨？”(《述而篇》)
子贡问孔子：“老师，您怎么看伯夷和叔齐？”孔子：“他们是古代贤人。”子贡：“那他们最后饿死了，你觉得他们会抱怨或者后悔吗？”孔子：“求仁得仁，怎么会抱怨。”
再说一遍，“求仁得仁”这成语就这么来的。
但司马迁对孔子的话也不是百分百赞同，他在引用了这两句之后，又说：“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我认为伯夷的意志可歌可泣，但从他那首《采薇》诗看来，也不全是无怨无悔。
的确，真正无怨无悔，怎么还会有“我适安归矣”以及“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这样的感叹。
这不满满的都是“怨”吗？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矛盾，迄《史记》以降，两千多年来，伯夷、叔齐的事迹引发无数争议。
争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这兄弟俩的事到底是真是假；第二，就算是真的，如何评价这兄弟俩的行为。
对《伯夷列传》质疑，是从宋代王安石的《伯夷论》开始的。他说孔子、孟子都认为伯夷是避纣而隐居山野、躲到西歧的，并不是司马迁说的因武王伐纣而“耻食周粟”。再说，“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既然因为纣王不仁而不吃他的饭，后来出了个很有“仁样”的武王，他又反对，那他到底是要闹哪样？事实很可能是，伯夷从东海之滨跑到西歧，跋涉数千里，身体可能被拖垮了，又过了至少十几二十年武王才伐纣，这时候伯夷很可能已经死了，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叩马而谏”的事。他要是不死，辅助武王，功劳说不定不在姜太公之下。
此后，自宋到清，陆续有史家提出质疑，最有力的，是清代史学家梁玉绳，他在《史记志疑》中认为，校诸其他史料，《伯夷列传》从时间线、逻辑上，呈现诸多互相矛盾之处，“所载俱非也”。归纳起来，有十大不可信。比如：
《孟子》载伯夷、叔齐至周时，在文王还是西伯侯时期，怎么可以说是在文王死后：
《尚书序》载武王伐纣是在他上位第十一年，《史记·周本纪》里也有武王上位第九年，在文王墓地举行祭礼之后再向商纣作军事试探的记载，怎么能说“父死不葬”？
《战国策》《汉书》皆记载伯夷只是“不受(武王)封侯”、“不食其禄”，很明显，只是不要你的编制、不领你的工资，即所谓“不吃你这口饭”而已，并不是真的一粒粟都不吃。
如此等等，其中打脸最严重的是第六点，梁玉绳说：“空山无食，采薇其常尔。独不思山亦周之山，薇亦周之薇，而但耻食周之粟，于义为不全。”
山上没东西吃，野外生存，挖野菜很正常。只是，他们为什么不想想，山是周的山，野菜也是周的野菜，只以吃周粟为耻，那就是选择性正义啊。
这应该就是鲁迅在《故事新编·采薇》中写伯夷被一个机会主义者和一位“阔人家的婢女”用同一句话打脸的灵感来源。那句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
的确，王权时代，阳光空气都是他们老姬家的，首阳山上的野菜当然也姓姬。按你们哥俩的逻辑，吃了怎么就不是耻辱呢？
所以，要不这哥俩的事迹是儒家为了弘扬主流价值观而炮制出来的，要不就是他们真做过这样的事，却陷进“选择性正义”的大坑里，以为只要“不食周粟”就能保持高洁，却没想到，你哪怕死后不埋在周地里，烧成灰，每一粒也都在周天里飘着。
你看，以史为鉴真好使。要不是有这么多的史家记载、考证、质疑，我怎么知道，原来，我也是一个傻伯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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