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读这本书，我似乎明白了怎么看懂国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六禾致谦 Author 孟潇
择智慧雪道︱做财富的持守者
来源：六禾致谦（ID：liuhe-capital）
写在前面：
投资就是投国运——巴菲特的这个论断在投资圈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是，你真的知道怎么看懂国运吗？
或许在这个问题上，历史才是我们最好的案例集。
就像《穷查理宝典》里所引比尔•格罗斯的话：“就确定未来而言，没有比历史更好的老师……一本30美元的历史书里隐藏着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答案。”
本次推送源自六禾致谦读书会上一次经典的分享。作者孟潇运用自己反复阅读《资治通鉴》的思考，结合中外历史上的诸多案例，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看懂国运的方式。
做投资不能只读经管类书籍，而要像芒格一样，抓住各个重大学科的重大观念，泛读，深思，努力培养自己的多元思维模型。
希望这一次孟潇的解读，也能为你提供一些参考，找到如何把读书所得融入投资实践的道路。
以下为正文。
01
国运该如何预测？
对投资者来说，国运至关重要。毕竟投资根本上是由你脚下这块土地决定的，埃塞俄比亚恐怕很难出巴菲特这样的大师。那么问题来了，国运这么玄学的东西到底该怎么预测？
世界各国人们在预测、保持、改变国运方面都有很多历史积淀。
日本表示天皇可以保佑大日本帝国“武运长久”；西方国家则依靠上帝，英国连国歌都是God Save the Queen；中国人民历来自力更生，发明了易经八卦、推背图、风水术等一整套预测方法。
日本的“武运长久”图与中国的《推背图》
那么这些东西靠谱吗？当然不靠谱。但是有管用的预测分析方法吗？当然有。请听本文慢慢为您分解。
地图炮到底有没有道理？
在讨论如何预测国运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八卦问题—地图炮。
每个人对于特定地方的人都有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上海人精明、山东人豪迈；再比如日本人精益求精、法国人浪漫、美国人有创新精神等等。
笔者认为地图炮总体是有道理的，毕竟同一个地方的人在同一时期面对的社会环境差不多，容易产生相似的应对表现。
此外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影响的。例如我们喜欢给孩子找好学校，不就是为了能受到优良学风的熏陶。
但是，同一地区的人表现出的这种特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下一次有人告诉你德国人严谨可靠，你甩给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哪个时代的德国人？
先举一个例子。调侃法国人在二战中的表现是世界人民最喜闻乐见的段子。特朗普2019年与马克龙斗嘴时也曾表示，在美国人来拯救法国之前，巴黎人民竟然在热火朝天地学习德语。
前一阵子中国成功试射了DF-17高超音速导弹，采用钱学森水漂式弹道。键盘侠纷纷表示，钱学森在讲解弹道时之所以在目标处写“Paris”，就是因为DF-17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能够完成二战中难度最高的任务，即在法国人投降之前攻入巴黎。
钱学森在讲解弹道
段子归段子，法军在二战中的表现确实比较不堪，所以现在世界给法国人的地图炮是搞浪漫什么的还不错，但是缺乏拼死战斗的男子汉气概。
法国男人难道自带懦弱基因，天生就不适合上战场？当然不是。
大家都知道伟大的拿破仑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也很容易理解拿破仑即使再牛逼，也不可能靠自已一个人完成这项壮举。
站在拿破仑身后的，是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法兰西近卫军纪律严明、悍不畏死；法兰西胸甲骑兵骁勇善战，锐不可当。
事实上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之后、滑铁卢之前的两百年内，法国一直主导整个欧洲的秩序，当年的法国人也是以英勇尚武著称全欧洲的。
如果你穿越回1800年的欧洲，对当时任何一个人说法国男人都是“娘炮”，他一定会以为你是火星来的。只不过子孙不肖，法国人逐渐丧失了他们先辈所拥有的尚武精神和进取心。
再举一个灯塔国的例子。中国现在号称“基建狂魔”，但是和大美利坚相比，那还是差得太远。著名的纽约帝国大厦102层，高443米。1929年3月开工，1931年4月竣工。
当年我国最高的建筑恐怕还是大雁塔，美国人就已经能在2年内完成这样一座摩天大楼的建设。即使今天的中国，也需要6-8年才能建好同等的高楼。
再例如，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1942年被日军99式俯冲轰炸机投掷的炸弹重创，险些沉没。日本专家经过评估，即使“约克城”能够修复，也需要至少2个月。然而实际上美国人仅用48小时就修好了这艘航母，并重新投入中途岛战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日本海军看到这艘被炸出几个大窟窿的船2天以后再次完好并参战的时候，该有多么绝望！
美国“最伟大的一代人”（20后和30后）中流行的格言是“Can do，Get it done，Hard work，Sacrifice，own the future”。
当然，大美利坚的这种工作狂状态也没能保持几代人。波士顿中心隧道工程全长仅2.4公里，1990年开工，用了18年才完成，耗资220亿美元。
如果真的是慢工出细活，那也罢了。关键这条花了4条青藏铁路钱的隧道，通车第一个月即出了致命事故。隧道顶部掉下来四块水泥板并击中了一辆汽车，导致一死一伤。
波士顿市中心隧道挖掘
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过街天桥2018年完工一周后倒塌，10人死亡。该桥耗资约9000万人民币，国内同等天桥造价不到1000万。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过街天桥倒塌
美国的“千禧一代”（80-90后）和“最伟大的一代”（20-30后）理念、习惯、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别，让你很难相信这竟然是同一个国家的居民。
最后再举一个大天朝的例子。下图这位扎着辫子的男士号称我大清朝的“飞将军”，他创造了人类军事历史上急行军的记录，一日一夜强行军170公里。悲剧的地方在于行军的方向是从平壤逃回国内，因为清军在甲午战争中孱弱无比，一触即溃。上自将军，下到士卒，贪生怕死，毫无战斗决心。
清末将领叶志超（1838-1901）
不过“叶飞人”的记录很快就被麦大帅打破。朝鲜战争二次战役期间“联合国军”战线全面崩盘，麦克阿瑟一天一夜撤退230公里，转进如飞。
反观志愿军纪律严明、战术灵活、能够承受很大的伤亡率并保持战斗精神。1950年11月麦克阿瑟还大放豪言让士兵“回家过圣诞”，但他做梦也无法想到，60年前那个怯懦不堪、一触即溃的民族为何会蜕变成“人类轻步兵历史的巅峰”。
国运在于主体民族的进取精神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开始的问题了，到底如何预测国运？
我们认为，一国主体民族是否具有进取精神，是否具有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是判断国运的核心。
法国人英勇尚武的年代，他们可以主宰整个欧洲；法国人后来怯懦了，他们也就成了国际笑话。
美国人艰苦奋斗的年代，可以依靠英勇的美军和狂暴的工业产能征服世界；当他们懒惰傲慢、不思进取的时代，美利坚世界帝国开始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中国人麻木愚懦的时代，随便什么国家都敢来分一杯羹；中国人勤劳勇敢的年代，我们已经开始思考经济实力“问鼎中原”的问题。
因此想要预测一国的国运，完全不需要算命搞玄学。只需要去观察该国主体民族，特别是年轻一代是否具有进取心，是否愿意努力奋斗即可。
02
八王之乱
中华第一帝国的血色黄昏
中国拥有人类最漫长的历史，也完整地走完了几轮兴衰周期。回眸中国的历史，更容易看清人的进取心对国家发展方向的决定性意义。
如果使用文明史而非王朝史的角度来看，秦、汉、魏、晋、南朝可以归为中华第一帝国，北周、隋、唐、五代、宋可以归为中华第二帝国。
一个王朝的终结，可能由诸多因素导致。也许是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也许遇到了小冰河期，甚至就是出了一个脑残的皇帝。
但是一个文明的灭亡，核心原因在于其人民丧失了活力，失去了进取心，在于其文明气数已尽。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八王之乱，正是中华第一帝国结束的开始，是文明血色的黄昏。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什么是“西晋风骨”，什么是气数已尽。
东汉帝国在掉入马尔萨斯陷阱后开始了长期的分裂，即大家所熟知的“三国”。最终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司马炎征服了东吴，完成了统一。
长期的战乱将中国的人口从大约7000万消减到2000万，也使得人均土地资源大幅提升，带来的结果是统一后的西晋迅速进入了一个富裕的“大同”时代。
《文选•晋纪总论》对西晋的描述是：“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既然国家已经统一，又如此富足，那么大家除了享受生活好像也没什么好做的。于是皇帝首先做起了表率。
《资治通鉴•晋纪三》记载司马炎同学的后宫人数接近一万人，于是他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如何“万里挑一”选择当晚去临幸哪个妃子。最终伟大的晋武帝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个数学难题，他找来一架羊车，小羊走到哪里，他就去哪个妃子那里过夜。皇帝都这样了，那豪门也不能示弱啊。
石崇、王恺两大顶级豪门开始了土豪风浓郁的比富竞赛，王恺家里洗碗不再用水，而开始用酒；石崇家做饭不再烧木柴，开始烧蜡烛。
王恺向石崇炫耀自己刚从皇帝那里淘来的两尺高的珊瑚，就被石崇一锤砸碎，说这种垃圾货我家多的是，随便就拿出来六七个超过三尺高的珊瑚。
西晋时代的社会风气，一句话总结，就是以勤劳工作为耻，以懒散奢侈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耻，以任性放荡为荣。
八王之乱关系图
当然纵欲的司马炎最终的结果是“帝极意声色，遂至成疾”，拉开了八王之乱的序幕。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个直接导致中华第一帝国文明灭亡的重大历史性事件，竟然是由婆媳关系翻车引起的。拥有一万个老婆的司马炎死后选择了傻儿子司马衷接班，并将摄政权力给予了司马衷的继母杨太后家族。
太后家族摄政也是两汉的常规操作，但这次不同。司马衷的老婆贾南风对此非常不满，觉得自己老公已经成年了，凭什么还让婆婆出来指手画脚。与肥皂剧上的婆媳斗争套路截然不同，贾南风直接勾结小叔子楚王司马玮，带兵入宫杀了婆婆全家。
贾南风的骚操作还不止于此，在后续风波中她又设计干掉了和她勾搭在一起的小叔子楚王司马玮，又干掉了被众人选出来继任摄政的叔爷爷汝南王司马亮，终于将权力抓在了自己手里。
执政的贾南风并没有试图像历史上其它的女性摄政那样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贾南风选择学习她的公公晋武帝司马炎那样快意人生。
《资治通鉴•晋纪五》记载“贾后淫虐日甚，私于太医令程据等；又以簏箱载道上年少入宫，复恐其漏泄，往往杀之。”贾南风就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记载的那样，晚上临幸一个少年，第二天就把他杀死。这样一个恐怖分子最终还是把自己作死了，她竟然杀死了他老公的太子（非亲生）司马遹。
太子乃社稷之本，动摇国本这还得了。司马家族各地拥兵的藩王结成联盟并攻破洛阳，终结了贾南风疯狂的人生。
令西晋人民倍感悲伤的是，接替贾南风执政的赵王司马伦及其主要谋士孙秀上台后，和他的前任们似乎没什么区别。治国无能，内斗专业；勤奋上进一样没有，荒淫无度一样不少。
《资治通鉴•晋纪五》记载“伦及诸子皆顽鄙无识，秀狡黠贪淫，所与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志趣乖异，互相憎嫉。”当然，这样一个坑货最终也在西晋人民的唾弃声中被其它起兵的藩王干掉了。
悲剧的是，接替司马伦的新一任执政齐王司马冏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前任领导的恶习他一样不少，还多了一样，喜欢搞大基建。司马冏执政时国家已经战乱多年，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但是司马冏并不在乎，他的理想是住和皇帝一样大的house，然后享用美酒和美女。
《资治通鉴•晋纪六》记载“齐武闵王冏既得志，颇骄奢擅权，大起府第，坏公私庐舍以百数，制与西宫等，中外失望。冏耽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嬖宠用事。”
这样的领导在国家政局动荡的时代下场只能是死，后面接替他的成都王司马颖不用说也是一丘之貉。
八王之乱时期，西晋帝国的最后一任执政东海王司马越就像是他前任的复制黏贴。这个时候已然天下大乱，匈奴叛军就在洛阳城外。但司马越和他的团队依然“纵酒放诞”，大肆受贿揽财。
与前几次不同，司马越没有接班人了。匈奴老大刘聪攻破洛阳，在永嘉五年（311年）结束了这个腐烂的时代，史称“永嘉之乱”。
笔者第一次读这段灰暗的历史时，总是抱有一份期望，觉得也许下一个执政就不会这么傻X，也许就能挽狂澜于既倒，救万民于水火。但是西晋的历任执政们一次一次狠狠打脸，他们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最后的最后，笔者彻底绝望，意识到西晋的悲剧不是娶一万个老婆的司马炎的错，也不是睡一个男人杀一个男人的贾南风的错，更不是傻皇帝司马衷的错。西晋的悲剧是这个时代的错，是真正的气数已尽。正所谓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03
关陇贵族
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
讲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至暗时刻，让我们来看一下民族的高光时刻。八王之乱后大约300年，中国迎来了全面的复兴。
中华第二帝国在废墟上建立，并迅速将中国带入了古典时代的巅峰（隋唐）。
当然，这个中国已经不是秦汉魏晋的那个中国，那个中国已经灭亡。西晋的门阀贵族在永嘉之乱后南迁江南，在侯景之乱中几乎被从DNA层面全部抹除。
中华第二帝国建立者为关陇集团。这个以北魏武川镇戍卒为核心的集团，早期核心人数仅万余人，却建立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涌现出一批大家最熟知的帝王将相。
关陇集团从血统上看是鲜卑、汉、匈奴等多民族的融合，从文化上看虽然选择性的汲取了中华第一帝国的部分文化遗产，但已然是全新的民族，与中华第一帝国没有直接关系。
关陇贵族中出现一位“史上最牛岳父”独孤信，他的三个女儿分别成为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皇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三个朝代的关系，大家都是亲戚，都是关陇集团顶级门阀“八柱国”的家族成员。
关陇贵族关系图
为什么这么一小撮来自内蒙古的杂牌部队可以统治中国几百年，并创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古典帝国？
是因为这群人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进取心，前所未有的活力，前所未有的国运。
上一节已经讲述了气数将尽的文明所表现出的状态，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国运昌盛的群体是什么样的。
关陇贵族的第一任执政名叫宇文泰。这个人并不著名，但他对中国的意义大到无与伦比。没有宇文泰，也许中国就会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一样，始终无法统一。
宇文泰先祖出自南匈奴，后融入鲜卑部落，并世代替北魏政府戍边。宇文泰家族参与了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但最终被镇压，宇文泰的父兄皆战死。
宇文泰侥幸活了下来并被编入政府军，此后随贺拔岳入关镇压关陇起义。贺拔岳死后关陇集团举行民主选举，最终投票推举宇文泰为新统帅。
宇文泰与东魏统帅高欢多次交战且互有胜负，深深体会到关陇地区底子实在太薄，百姓生活实在太苦。
与中华第一帝国的创建者秦孝公嬴渠梁一样，宇文泰选择了变法。宇文泰的主要谋臣叫苏绰，两人合力推进了均田制和府兵制，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将陕西、甘肃地区的鲜卑人、汉人以及其它民族打造成一个紧密统一的集体，奠定了中华第二帝国的千秋基业。
宇文泰第一次独挡一面就表现出了与乱世军阀不同的气质。
《资治通鉴•梁纪十》记载“步兵校尉宇文泰从贺拔岳入关，以功迁征西将军，行原州事。时关、陇凋弊，泰抚以恩信，民皆感悦，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辈岂从乱乎！”
宇文泰的核心谋臣苏绰与他意气相投，都对肤浅的物质享受没有任何追求，唯一的理想是平定天下，让百姓得以修养生息。苏劳模工作起来“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最终过劳死。
宇文泰死后权力交接出现一点波折，最终幼子宇文邕接班，史称周武帝。宇文邕像他的父亲一样节俭勤奋，同时作战时英勇无畏。
《资治通鉴•陈纪七》记载宇文邕只穿布衣，盖布被子，后宫只有十几个人（对比前文娶了一万个老婆的司马炎）。行军的时候不骑马，和士兵一起徒步翻山越岭。治军恩威并用，将士“乐为之死”。
宇文邕还是一个非常”鸡娃”的父亲，要求儿子学习训练时“隆寒盛暑，不得休息”。
宇文家族第四代被隋文帝杨坚篡权。作为关陇集团的一员，杨坚的表现和宇文泰及宇文邕非常接近。
杨坚也是一个爱民如子的皇帝，他第一次取消了残酷的刑罚（剁手、割耳等），制定了打板子、流放等古典时代全球范围内最为仁慈的刑罚。
杨坚也是一个劳模皇帝，“勤于政事，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同时杨坚还是一个节俭的皇帝，年老前长期保持一夫一妻，每顿饭只吃一种肉菜。
我们都知道杨坚的儿子隋炀帝杨广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败家子，以一己之力作死了整个王朝。但是关陇集团的进取心依然没有改变，勤奋英勇的品质没有变。
李世民作为关陇集团八柱国李家的第四代传人，迅速平定了天下并开创“贞观之治”。
李世民是历史级的明君，并不是因为他的基因突变。他只是关陇集团这个牛逼群体中的一员，从小受父祖耳濡目染的影响，保持了关陇集团的传统和进取心。
民族的进取心来自何处？
上文已经论述，决定国运的是主体民族是否具有进取心。当国民勤劳且有进取心，勇敢且守纪律，国运就会向上。当国民沉溺于物欲享受，鄙视辛勤的工作时，气数就会衰竭。
无论是中华第一帝国、中华第二帝国、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大美利坚，全都经过这样的盛衰周期，无一例外。
那为什么一国的民众有的时候会昂扬向上，有的时候则相反呢？孟子的一句话对此进行了解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苦难是人性的磨刀石，当一个民族历经艰辛，就会砥砺出很多优秀的品质。当生活富裕又看不到威胁，就会堕落腐化。
这种民族品质的改变往往并不发生在一代人中，因为人的三观和习惯基本上二十岁就确立了。但是在代际间这种变化就会非常明显，正所谓“代沟”，所谓“富不过三代”。
历史的周期正来自于人的代际周期。
我们努力奋斗，就是想让子孙过上好日子。但是子孙真的过上好日子之后，就不会再像我们一样努力奋斗，最终他的子孙重新陷入困苦。
无论是家族还是国家，都无法逃脱这种周期和宿命。
而这种来源于人类基因最深处的周期，即是气数，即是国运。
05
历史有周期，也有成长
历史的周期给人一种宿命般的无奈，甚至让我们质疑努力奋斗的意义。
但我们人类并非只有周期，我们也有成长，而人类的成长来自于科学技术进步。
科技进步并非只发生在近代，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前进步伐都伴随着伟大的科技进步。人类开始使用火这项技术进步的意义，也许比发现牛顿三大定律要大得多。让我们一起看一看，科技进步对古代历史的影响。
06
大汉的荣耀来自哪里？
现在西方有一种普遍观念，中国人是和平民族（peaceful race），只擅长做题，不像他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样霸气有男子气概。
也许西方人在19世纪开始接触中国时的中国人确实如此，让西方人形成了刻板印象。
但是就像前文论述的那样，民族的性格是变化的，既没有一成不变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不存在所谓固有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让我们看一看不同的中国人，看一看汉朝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气质。
西汉帝国疆域的扩张
西汉是中华第一帝国的顶峰，是一个铁血雄心的大扩张时代。从汉武帝开始，西汉君臣都对远方的领土有着强烈的贪婪和渴望，保持着极强的进取心。
公元前110年西汉军队灭掉南越国之后，将南越国王赵建德的头颅高高地悬挂在了长安宫北面的城门楼上。
汉武帝刘彻又组织了18万骑兵，途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浩浩荡荡巡视北疆，以震慑匈奴。
刘彻给匈奴单于写了一封信，说南越王的头已经挂在我们这了。单于如果还能打，我俩亲自带部队干一场。如果不能打就赶紧来投降，躲在西伯利亚喝西北风有什么意思。当然单于没有上当，还是继续窝在漠北东躲西藏。
皇帝如此，臣子也差不多。大家都知道苏武牧羊的故事，总感觉苏武是一个可怜的知识分子形象，但这与真实的苏武相去甚远。苏武出使匈奴并“设法”让单于动了杀心。
这时苏武给单于这样说：“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结果单于真的被苏武的霸气威胁成功吓住，放弃了杀死苏武的计划，而将他流放到贝加尔湖畔。
大家可能很好奇，两国交兵尚且不斩来使，为何堂堂天朝的使者，走到哪都会被杀呢？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大汉使者傅介子的故事，就不难理解了。
傅介子出使楼兰国，国王请他吃饭喝酒。大家喝到兴起，傅介子直接召唤随行武士捅死了楼兰王。楼兰国人一看这还得了，上来就准备砍死傅介子。
于是这个汉使又开始了他的霸气威胁：“汉兵方至，勿敢动，动，灭国矣！”。这次的威胁很成功，楼兰人屈服了，并且将亲汉的王子立为新国王，楼兰从此归入了西汉帝国的势力范围。
傅介子本人因为这次冒险，受封义阳侯，赐给食邑七百户。士兵中参与刺杀楼兰王的都补官为侍郎。
西汉人民如此彪悍，东汉人民也不输。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领海军陆战队渡海剿灭越南叛乱以后，收缴了越南人的所有武器并铸成几根铜柱。
在即将撤军前马援召集了越南本地大佬开会，说如果哪一天你们敢把铜柱拆了，就是你们越南人灭族的日子。
中华第一帝国在统一的时候面对周边国家基本上是羞辱级虐待，即使国家分裂之后，依然可以强势碾压。大家都听说过诸葛亮七擒孟获，而这可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资治通鉴•魏纪二》记载：获素为夷、汉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陈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营陈，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枞七禽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打仗是最危险的事情，必须极度小心。而诸葛亮打孟获，就好像大人教育小朋友一般。
再举一个曹魏的例子。《资治通鉴•汉纪六十》记载曹彰攻击乌桓军队，亲自上阵厮杀，铠甲上中了很多箭，依然继续战斗，最终大破乌桓。鲜卑酋长轲比能带领数万骑兵在一旁观战，被曹彰军团的恐怖战力直接吓尿，当场决定投降。
我们现在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何汉帝国的实力如此爆表？无论统一还是分裂，为何都能如此轻松的欺压周边国家和民族？
我们不能仅仅用汉民族的进取心来解释，毕竟其它民族也不乏进取心。汉帝国的碾压力量实际上来自于技术代差。
就像美军可以轻松碾压伊拉克和阿富汗军队一样，汉帝国也是凭借领先时代的武器和组织体系。
西汉时期中国在东亚地区率先完成了铁器革命，在农业生产、物资供应、组织体系、武器装备等方面取得了代差级优势。
虽然铁器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普及度并不高，秦始皇的军队用的还是青铜武器。西汉初期全面普及铁器，无论是农具还是武器，全都铁器化。
汉军与胡人装备对比图
铁质武器和青铜武器的差距，就和火枪与冷兵器的差距一样大。
那个说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陈汤曾经向皇帝解释了汉军战斗力的来源，记载如下：“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
汉军身穿铁甲和铁质头盔，胡人的青铜马刀和弓箭都无法洞穿；汉军手持铁质环首刀，作战时如砍瓜切菜。
07
大唐的荣耀与泪水
下面我们来谈唐朝与周边国家的战事，进一步理解科技进步对古代帝国的深刻影响。
唐和汉分别为中华第一帝国和中华第二帝国的顶峰，两者的国民均拥有高到天上的进取心，但是在对周边民族的作战中表现却截然不同。
这里开一个玩笑，大唐最大的卖国贼可能就是天可汗李世民本人。在唐一代，最危险的外敌是吐蕃，而吐蕃之所以强大，与李世民的大规模技术援助密不可分。
唐太宗李世民
太宗时吐蕃曾经求婚于大唐，但态度不够诚恳没有获批。吐蕃试图动用军事力量，结果被唐军轻松击败。吐蕃酋长松赞干布意识到了吐蕃与大唐之间的巨大差距，上表愿意称臣纳贡，并且再次请求下嫁公主。
李世民和唐朝政府被松赞干布的甜言蜜语迷惑，同意了和亲要求。《吐蕃王朝世袭明鉴》记载，文成公主的陪嫁包括“经典360卷、卜筮经典300种、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治疗疾病的医方100种、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种等等。”
大家看看，这哪里是陪嫁，分明是援藏156个技术项目。得到甜头的吐蕃人在高宗即位后如法炮制，向唐皇室和执政的长孙无忌进贡大量珍宝，换取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的技术。
两轮技术援助使得吐蕃生产力得到飞跃式提升。《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
虽然唐军的装备相对汉朝有了明显的进步，也总体优于吐蕃，但已经失去了代差优势。吐蕃人民不仅为自己的部队更换先进技术装备，还将铁甲出口给阿拉伯帝国换取外汇，同时将东亚的铁器技术扩散到全世界。
吐蕃骑兵，Jack Huang绘制，ArtStation
虽然唐人的进取心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但吐蕃人也有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吐蕃人也向往关中沃野千里，也想要江南鸟语花香，吐蕃人也不愿意子子孙孙窝在西藏吃青稞。
当两个同样处在上升期，且装备水平差距不大的民族相遇时，等待他们的注定是血战。大唐初期对外无敌手，第一场惨败即来自吐蕃。
《资治通鉴•唐纪十七》记载“薛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将兵四十馀万就击之，唐兵大败，死伤略尽。”
这一场惨败唐朝不仅损失5-10万精锐军人，而且吐蕃彻底打破了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唐朝对外态势由攻转守。此后唐朝和吐蕃多次血战，双方损失极大。吐蕃甚至趁安史之乱短暂血洗过首都长安城。
大诗人杜甫对于两国主战场青海湖的描述是这样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前文已经论述，汉朝即使分裂，依然吊打周边国家。唐军强大如斯，却只能陷入与吐蕃、契丹等民族的苦战。
这中间的核心区别就在于汉朝拥有铁器的技术代差，而唐朝时冶铁技术已经在东亚普及，而唐朝没有开发出新一代的技术。
铁器不仅仅使得周边民族的武器装备大幅进步，更加提升了这些国家的整体生产力，也使得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可以由部落联盟升级至封建帝国，大大提升了动员能力。
对比汉唐对外战争的不同结果，我们就可以理解邓公的那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08
历史的成长来自何处？
历史的成长，正是来自人类科学与技术水平的提升。与民族进取心的周期性变化不同，科技是可积累的，是单边向上的。
虽然单个国家和民族的国运呈周期震荡，但是人类整体却取得了持续的成长。科技落后民族通过学习和汲取先发民族的成果，可以迅速提升自己的生产力水平，甚至可能进一步将人类文明带向新的高度。
人类自诞生以来历经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但人类整体始终保持成长。国运向上的民族肩负提升人类科技水平的责任，而这一千钧重担，即将落在中国肩上。
我们的民族只有为世界带来全新的科技革命，才会不辜负当前向上的国运，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9
意义之上的意义
每一个人在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后，总想要思考一些更本质的问题，总想要思考我们来这个世界走一圈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有的人追求物欲享受，觉得满足好自己的欲望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另外一些人脱离了基本物欲的桎梏，将自己事业的成功作为人生的意义。还有一些人追寻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我”，而是拓展到一定范围的“我们”。
但这些追求，不外乎只是历史周期的一部分。物欲只是基本的动物性，而无论是个人的事业、家族的兴旺、还是国家的强大，都注定不可能永恒，都注定要屈从历史的周期律。
对这些意义的追求，即使当下看起来再伟大，最终都将随风飘散。
人类中还有一些智者，他们追求超越周期的不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无论是东方人的“道”，还是西方人的“真理”，都代表一种对世间万物本源规律的探索与认知。
在科技水平低下的时代，这种探索注定只能浮在表面，陷入哲学或者理学之类的空对空讨论。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逐步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才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深入。
再伟大的圣人对道和真理的认知都无法超越他所处的时代，而大多数受过系统教育的现代人对世界的理解都远超孔子和亚里士多德。
这正是因为我们都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因为科学技术是超越周期的不朽。
科学技术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它不仅能根本上改善人类的生活水平，也能从根本上提升人对世界的认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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