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收获》选读 | 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收获》于2018年推出新专栏《行走的年代》，透过作家的生活与人生经历，揭示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余华的《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就是这个专栏的开篇之作。全文刊载于2018年第1期《收获》。1月15日出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从余华参观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谈起，有个波兰农民，在希特勒疯狂杀害犹太人时，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里，直到二战结束。他被人们当成拯救犹太人的英雄，但他却回答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余华由此进入了人是什么的思考。
人有许多的共性，包括愚蠢，也包括自尊和怜悯等等，不管是古代还是当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我们都从人身上看到这些东西。哪怕是精神失常的人，他仍然是个人，他有他的属于人的逻辑。余华引用了鲁迅和莎士比亚笔下精神失常的人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人性里面共通的内容。
尤其震撼的是余华自己的一次经历，他在意大利访问期间，被邀请方安排到精神病院去跟精神病人进行文学对话，精神病人确实表现出了精神障碍的问题，这令陪同访问的翻译也异常紧张，但最后，当余华他们告别出来，看见这些精神病人有男女搂在一起去食堂吃饭，他突然发现原来精神病院里也有爱情。
这就够了，余华写道：“我此前觉得精神病患者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无底洞里，但是那两对男女亲密走去的身影改变了我的想法，因为那里有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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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余华
行走的年代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余华
选读 1
2010年5月，我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去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筑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二战期间纳粹杀害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万，还有一百多万死难者没有确认。有一个巨大的圆锥状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死难者的遗像，令人震撼。死难儿童纪念馆也是圆形建筑，里面的墙是死难儿童的照片交替出现组成的，里面的光也是由这些交替出现的照片带来的，一个沉痛的母亲的声音周而复始呼唤一百多万个死难儿童的名字。纪念馆的希伯来文原名来自《圣经》：“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段话里的“有记念、有名号”。
泽哈瓦·米伦伯格捐赠的她姐姐吉特尔·朗德纳的毛衣、发带和照片。吉特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残忍杀害。摄影：张瑾
纪念馆还有一处纪念国际义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人，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也有非国际义人的话，有些已是名言，比如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那段著名的话：“当初他们屠杀工会人士，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人士；后来他们屠杀共产党，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后来他们杀犹太人，我还是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再接下来，他们杀天主教徒，我仍然保持沉默，因为我是基督教徒。最后他们要杀我了，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因为能够说话的人都被他们杀光了。”也有不知名的人的话也刻在那里，一个波兰人说下了一句让我难忘的话。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他把一个犹太人藏在家中的地窖里，直到二战结束，这个犹太人才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个波兰人被视为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你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句话说明了一切，我们可以在生活里，在文学和艺术里寻找出成千上万个例子来解释这句话，无论这些例子是优美的还是粗俗的；是友善和亲切的，还是骂人的脏话和嘲讽的笑话；是颂扬人的美德，还是揭露人的暴行——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无比强大。我在耶路撒冷期间，陪同我的一位以色列朋友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叔叔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他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还是一个孩子，父亲和他在一起。二战结束以后，他从未说起在集中营里的经历，这是很多集中营幸存者的共同选择，他们不愿意说，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记忆去面对那段痛苦往事。当他老了，身患绝症，他儿子是一个纪录片导演，鼓励他把那段经历说出来，他同意了，面对镜头老泪纵横说了起来，现场摄制的人哭成一片。他说有一天，几个纳粹军官让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排成长队，然后纳粹军官们玩起了游戏，一个拿着手枪的纳粹军官让另一个随便说出一个数字，这另一个说了一个七。拿手枪的纳粹军官就从第一个数，数到第七个时举起手枪对准这第七个的额头扣动扳机。拿手枪的纳粹军官逐渐接近他的时候，他感到父亲悄悄把他拉向旁边，与他换了一下位置，然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站在七的位置上。那个纳粹军官数着数字走过来，对准他父亲的额头开枪，父亲倒了下去，死在他面前，那时候他不到十岁。
选读 2
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知道人是什么，他在《雕刻时光》里谈到“影像思考”时，讲述曾经听来的两个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群叛军在执刑的队伍之前等待枪决，他们在医院墙外的洼坑之间等待，时序正好是秋天。他们被命令脱下外套和靴子。其中一名士兵，穿着满是破洞的袜子，在泥坑之间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只为寻找一片净土来放置他几分钟之后就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
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意味深长，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告别生命的仪式，也可以理解为这不再需要的外套和靴子是存在的延续。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这个最后时刻的行为，如果是在平常，外套和靴子对于这个士兵来说就是外套和靴子，但是行将被枪决之时，外套和靴子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个士兵在寻找一片净土放置它们时没有死亡恐惧了，他只想把外套和靴子安顿好，这是他无声无字的遗嘱。
塔可夫斯基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是：“一个人被电车碾过，压断了一条腿，他被扶到路旁房子的外面靠墙而坐，在睽睽众目的凝视下，他坐在那儿等待救护车来到。突然间，他再也忍不住了，从口袋里取出一条手帕，把它盖在被截断的腿上。”
塔可夫斯基讲述这两个故事是为了强调艺术影像应该“忠实于角色和情境，而非一味追求影像的表面诠释”。这第二个故事让我脑海里出现了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如此苍白的心》的开头部分，这是近年来我读到的小说里最让我吃惊的开头，马里亚斯也是一个知道人是什么的作家，《如此苍白的心》是一部杰作。马里亚斯的杰作是这样开始的：“我虽然无意探究事实，却还是知道了，两个女孩中的一人——其实她已经不再是所谓的女孩了——蜜月旅行回家之后没多久，便走进浴室，面对镜子，敞开衬衫，脱下胸罩，拿她父亲的手枪指着自己的心脏。事发当时，女孩的父亲正和部分家人及三位客人在餐厅里用餐。女孩离开饭桌约五分钟后，随即传来了巨响。”马里亚斯小说的第一部分用了不分段落的满满五页，精准描写了在场所有人对女孩突然自杀的反应。尤其是女孩的父亲，他和同行的人跑到浴室时嘴里含着一块还没有吞咽下去的肉，手里还拿着餐巾，看到躺在血泊里的女儿时他呆滞不动，“直到察觉有胸罩丢在浴缸里才松手把这块还攥在手里或是已经落到手边的餐巾覆盖在胸罩上面。他的嘴唇也沾上了血迹。仿佛目睹私密内衣远比看到那具躺卧着的半裸躯体更让他羞愧。”
同样都是遮盖，呈现出来的都是敞开，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遮盖的举动向我们敞开了一条通往最远最深的人性之路，而且是那么的直接有力。不同的是，塔可夫斯基讲述了影像中羞愧的力量，马里亚斯讲述了叙述里惊恐的力量。设想一下，如果那个等待救护车的人没有用手帕盖在被截断的腿上，而是用手指着断腿处以此博取路人同情，那么这个故事的讲述者不会是塔可夫斯基；如果那个父亲不是把餐巾覆盖在胸罩上面，而是试图盖住女儿半裸的躯体，那么这个细节的描写者不会是马里亚斯。
选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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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收获》
2018年第1期《收获》目录
长篇小说
外苏河之战 / 陈河
长篇连载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 黄永玉
中篇小说
琢光 / 计文君
基本美 / 周嘉宁
短篇小说
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 /弋舟
行走的年代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 余华
沧海文心 “寒夜”里的“清油灯” / 王尧
兴隆公社 知青档案追踪始末 / 袁敏
生活在别处 他人的历史，我的窥视 / 张翎
明亮的星 可能性的欧阳江河（上）/ 陈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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