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 FIRST | 独家!戈达尔直播全程熟肉
译者
Lusi，比较文学研究生，现居法国
译者按
准确地说，我所翻译的是一份直播笔记。这些内容最初是以课堂笔记的形式记录的，为了将笔记分享给几位没在场的朋友（其中就有FIRST的编辑）。我在整理和翻译时发挥了一些叙述者的积极性（比如密集添加括号补充背景信息）。
漫谈性质的直播放大了戈达尔旁逸斜出的特色（瑞士法语广播电视RTS报道：他什么都说了，也什么都没说）。为此，阅读去年十月《电影手册》刊登的戈达尔专访可能对理解他的一部分表达和他的日常生活情境有所帮助。
在这场直播中发问的是ECAL电影系的系主任Lionel Baier，以下简称贝尔。
关于媒体
- 电视新闻
戈达尔本人一般早晚各看一次电视新闻。电视和报纸的信息总是重复或不一致怎么办？他说他是当戏剧看的，信息不一致更好。
他也提到：无法写一个以“新闻播报”为主题的剧本，因为我们不可能找演员来扮演一个播音员，再播报经过挑选的新闻，同时，也很难找到一个愿意出镜的播音员。（根据《电影手册》的报道，他已经在最新剧本中准备了一组名为Fake news的镜头）这可以类比谷克多的《人类之声》中的情况。（这部戏呈现的是一对情侣通过电话进行的无效沟通）
- 名为Fake news的一组镜头
可能先是有一个女记者在采访，然后镜头切到她家，我们听到她在谈她的妈妈，她的女儿。观众很快会发现这里的差异：她在电视上谈的是关于病毒的消息，而在家是过她的生活(vivre sa vie)。
为什么要用Fake news这个词？因为这就是今天的公共领域。假新闻不完全是“假”的，因为它也是“新闻”。langue（语言）是不会给我们什么准确的词或句子的。
他说，说到疫情的“曲线”，我会认为是这样（比划上升），但他们（电视）说的“曲线”会是（比划波动），完全不是一个东西，langue混淆了一切。
- 新闻与语言
贝尔说，官员每天在媒体上告诉我们戴口罩之类的事情，但病毒呢？我们完全不了解这种病。戈达尔说，因为他们也不懂，他们也是人，和我们一样，并且他们爱我们。
“病毒”（并不是新冠病毒）就存在于信息往来之中，像一些鸟一样，它们会直接进入邻居家里。当我们给别人发信息，我们是在通过它请求进入别人家。
- 直播与社交网络
贝尔准备了一个很长的问题：现在人人都有可以直播的终端了，直播会以新颖的角度拍摄，比如镜头现在这样对着您，您有什么看法？
他说这问题超过了（他的回答能力）。
记者代网友提问：您使用社交网络吗？
他说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他也不用skype（在此插播了一个笑话，说他有一次在skype接了电话，接起来发现是妓女（？）——请自行解读，后来他就不用skype了），但手机自带的视频通话（Facetime）偶尔会用。
关于语言
戈达尔提到他十五六岁时看的一本书（他好像所有书都是十五六岁看的）：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fonctions du langage《语言的功能与本质探究》。（这可能是他思考语言问题的开始）后来他邀请这本书的作者Brice Parain出演了《随心所欲》（就是咖啡馆里和安娜谈人生那位）。
- langage & langue之分
（这一区别，以及这两者与parole之间的关系，可参考《电影手册》上的访谈）
在戈达尔的定义里，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langue指各种语言，如匈牙利语，芬兰语，而langage是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们（如贝克特、但丁）寻求的东西，是超越langue的。
科学家们处理的数字中也有字母，因为科学家们在探索，而当他们得出结论，他们就掉进langue了。没有掉进langue的人很少，他们或者不出名，或者疯掉了。
- 糟糕的langue
如何才能改变langue呢？
首先，字母太多了，需要删掉一些。然后，做些其他的事情，比如绘画。不过，我们难道没有试过吗？摄影术刚发明的时候（和在《电影手册》访谈中一样，他提到“在涅普斯的时代”），摄影师们不会认为他们做的只是一个copy，而塞尚和梵高们完全不会考虑copy的问题。印象派在摄影术之后出现，它是对（制造很多副本的）摄影的一个反应，这也是某种预言。
如今最可怕的就是法学家，他们只借助字母做决断，相比起来，某些悬疑小说更有趣（他提到的可能是David Goodis，特吕弗也以他的小说为蓝本改编过电影）。
- 这就是langue
当奥地利被德国攻克，患有口腔癌的弗洛伊德来到英国，他被定义为stranger（而不是奥地利人），这就是langue。
- “画一道直线”
他自己画画的时候总是画直线，而不是波浪线。（第二段视频拍到的他的画可以为证）拍《Comment ça va?》（1976）的时候，米耶维尔（他当时的秘书，现在的妻子）去观察人们手势的含义，她发现当人们做这一手势（比划“画一道直线”）的时候，他们不表达任何意思。他还说，打字机也是要一行一行地打字，而不是以曲线。
他自己画画时在意的不是精确，而是情绪和怀疑。“怀疑是我们的激情，激情是我们的任务”——来自《电影社会主义》的引文。
- parole
（它或许可以被翻译成“说话”）
“我的声音”不是我的parole，现在你听到的是我的声音，它说出的是langue。如果我想听到我的parole，我就要听我自己的喉咙深处，我不能运用 langue，也不能运用我的耳朵。
电影混合运用两种声音，一种是我们一般说的“声音”，另一种可能是街上的声音（对应于parole）。如果电影在这一点上向戏剧学习，它会学到过多的修辞，那就没有parole了。
- action
写字时，手在action，而打字，手没有action。（画画时，手在action）他本人坚持写字，写完自己会看不懂，只好重写一遍，当然重写的和最开始的也不一样。科学家/医生做的也是action。action的反例是播音员，他们没有parole，也没有action。
- 当你忘记“梨”怎么说
他说他过去留下的深层记忆比较清晰，而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比较模糊，很多词也想不起来了（我看是还好）。他去超市之前不写清单，因为很多词想不起来。他直接去看他要买的东西，等待着看到梨，想起“梨”这个词。不过有些词最后还是想不起来。
贝尔问你会因此而焦虑吗，他说完全不会。
关于电影
- Roxy（他的狗）
“说到那些我和Roxy一起拍的电影，我说Roxy，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别的演员是谁，或者说，是谁也不重要。现在演员们的表演方式完全是错的，他们对他们能演另一个人这件事过于自信。不过，还是有一些我喜欢的角色，因为有一些演员非常可爱，他们达不到那个统一标准。”
贝尔说，那Roxy究竟怎么演呢？戈达尔说它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做它平时做的事情，比如说吃。
- Auteur（作者）
“在此，我们谈论的auteur不是一种定性，而是描述一种地位，是吗？”
是的，戈达尔说，auteur 的地位是从博马舍那里来的，他认为剧作家应该获得跟演员同样的酬劳。
关于auteur我们常常忽略的一点是，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我们像赞许格里菲斯和希区柯克一样赞许让·鲁什，这是从Henri Langlois那里来的。
制片人们总是以为，导演作为电影的“作者”，就和小说的作者一样，但导演只是在排演（mis en scène）。对导演来说，排演者（metteur en scène）的称呼甚至比auteur更恰当。
《金钱不要碰》(Touchez pas au grisbi) 是雅克•贝克唯一一部是auteur作者的电影，《红手古比》(Goupi mains rouge) 和《大盗阿尔塞纳·吕潘》 (Les Aventures d'Arsène Lupin) 都不是。
- 电影教学
在新浪潮时期，我们认为大学应该教电影。但现在呢，在法国，要读电影本科，电影硕士……我想还是算了吧。
- 场地
贝尔问，在你家里放映《影像之书》，你觉得如何？
戈达尔说不，有很多能让人保持距离的场所，比如不去电影院放，而是去戏院放。（Nanterre南特尔剧院去年的戈达尔展览就完整利用了剧院里的一切空间播放戈达尔电影，包括剧场/后台）
- 定格
“定格”包含了两个过程，不只是“定住”，也是“定住一个copy”。电影是否是复制现实，将现实定格在纸上？我们将在柏拉图的“洞穴”里看到的东西都被定格在纸上。
- 导演们
Francis Reusser：
唯一一个即使不拿瑞士护照，也会被认为是瑞士导演的人。他拍水中的石头，山上的石头。戈达尔长期和他保持着联系。
米埃维尔：
“你好像在她的电影里出演了很多角色。”
“因为别人也不来演。”
“你好像很擅长演喜剧。”
“笑比哭容易。”
瓦尔达：
她早期的电影非常出色，那时她和我们都不太一样。
侯麦：
贝尔问，戈达尔对langue/langage的关心是否受到侯麦影响。
戈达尔说不。他在新浪潮之前已经认识侯麦，那时候侯麦是经常和他呆在一起的一位兄长，侯麦是“藏在自己家里的教授”，没有人知道他对电影感兴趣。后来，他们又成为了邻居。
“你想念和你一起工作过的人们吗？”
戈达尔说当然，因为我们常常一起聊天，并且我们（和特吕弗，里维特）基本不谈论各自的生活，我们学到了很多，但也就是这样了。
里维特：
贝尔问，你们后来还保持联系吗？
戈达尔说当然，他们会互相寄DVD。他后来还和里维特一起讨论过一部电影，那就是四……四什么？《四个女人的故事》（出品于八十年代末期）。
电影可以作为一种抗生素。那它在抵抗什么呢？贝尔问。
不一定是抵抗什么，而是在旁边，在下面，在上面，戈达尔说。